其實就是打了個時間差，利用的是楚清先一步猜出皇帝要重新規劃州府的心思。
楚清從皇帝那裏確認重新規劃的事實，也知道了自己封地被設在海州府，隻需在給各地去信中稍加透露此意，便成功大半。
因為這些當官的都是老油條，有門路的自會找京都的親朋去確認；就算沒門路的也會相互之間打聽。
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朝廷的賑濟糧在春節後就後繼無力，以至於各地災民最終淪為流民。
能到逃難的程度，說明官府基本失去能力，這時候是最容易丟官的時候，楚清的信等於給他們機會，因為他們終於有了借口——他們沒有看著百姓逃難束手無策，而是給予“定向安置”。
這樣一來，不但那些州府擺脫掉沒有生產資料的“劣質人口”，還能把賑災工作美化成“井然有序”。
而且，那些農戶為了活命而廉價賣掉的土地，也都掌控在官員手中。
每到大災之年，毀掉的通常是有土地的農戶和小地主，他們的下場是淪為佃戶、或直接成為災民。
土地資源逐漸被大地主、大官僚所掌控。
皇帝下旨讓佳興府遷出五千戶到永安府，佳興府的知府被下了大獄，等待過審，執行命令的自然是通判，因為隻要皇帝不給空降個新知府，自然會由他補缺。
所以佳興府的通判也是同樣的思路，把“劣質人口”給遷到永安府，留下“優質人口”，以備自己上任後能迅速做出政績。
這裏的“劣質人口”可不僅僅是指體質低下的老弱婦孺或個體生理缺陷人口，還包括家庭不完整的人戶。
災難之下，很多家庭因饑餓、疫病等問題支離破碎，沒有家庭作為依托的人，是社會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尤其是青壯，最容易落草為寇。
這個時代，獨自一人想正當的、從容的活著，幾乎沒有可能，個人對家族的依賴極強。
有家，就等於有工作、有土地、有房子，沒有家，就等於什麽都沒有。
哪怕是佃戶的兒子，家裏窮得叮當響，也不敢分家，至少有爹娘兄弟，捆綁在一起還能相互有個依靠，哪怕出門做工，別人也敢雇傭。
沒有家的流民，打工都沒地方打去——若給主家帶來什麽麻煩，直接逃逸了，主家的損失上哪兒找補去？
連黃忠的兒子都怕分家，就可想普通百姓家庭是什麽樣了。
所以楚清接收的人口中，青壯竟然占了大半，可把她高興壞了！
所謂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在她這裏就不是問題，因為有小寶呀。
小公爺現在可是大宣暗地裏最大的“黑幫頭子”，有不聽話的，揍也給揍聽話了。
揍也不聽話？那就消失！這些“消失”人口將被確定為災難損失人口，屬於“不可抗力因素”。
“佳興府通判送過來的，可不止五千戶，幾乎把他看上的地皮上的住戶都給清空了！”小寶說道：“以後那些好耕地，就可以重新分配了，別的府其實也一樣，除了災民，還清理出很多土地。”
“還有，”楚清補充道：“災情之下，相對於災區坐等朝廷援手，非災區州府才是最難的，因為他們麵臨的是流民安置問題；
百姓紛紛逃難，總要有落腳處，這就給非災區帶來極大麻煩，要提供糧食、衣物、醫藥，甚至還要提供住處；
不但給他們的州府帶來經濟負擔，也增加安全隱患；
所以非災區官府一聽說永安府可以解決流民安置問題，他們比災區還要積極，甚至會派差役專門遊說，說海州府如今是永安公的封地，永安公最善待流民，會讓他們吃飽穿暖；
所以啊，你嬸子我如今是香餑餑，流民眼裏的香餑餑！”
這些都是各地官員的手段，楚清和小寶講給秋生聽，算是給他長點經驗。
剛畢業的大學生，沒有從業經驗，哪就那麽好混出業績來？
而且，窮人家的孩子試錯成本太高，想通過自身努力去獲得工作經驗，很大可能就是沒等摸索出經驗，先被社會毒打致死。
秋生好不容易考取功名，有了官職，總不能讓他當不了幾個月的官，就遭擠兌、或是替別人背鍋，最後鋃鐺入獄，十幾年的寒窗變鐵窗吧？
秋生很是琢磨了一會兒，這些內容是他想不到更接觸不到的，需要消化消化。
“可為什麽說流民會帶來安全隱患？他們能有口吃的都很難，哪裏還敢作奸犯科？”秋生問道。
不過問得不太有底氣，因為流民確實鬧事，剛才差點就讓嬸子吃虧了，但還是補充了句：“那些打家劫舍的不算，那些本來就不是好人。”
楚清特別理解秋生，因為多數人都是好的，至少不會主動作惡，而且，好人的思路和壞人不一樣，對是非善惡的評價標準不一樣。
楚清說道：“仇富是種共性，表現得輕重不同、采取的做法不同而已；
比較輕的，看別人比自己過得好，最多羨慕一下，然後自憐一下；
比較重的，會仇恨比自己過得好的人，會想方設法進行掠奪，不管是欺詐還是殺戮，總之要把一切抓到自己手中；
從輕到重，沒有明確的分界線，很可能一句話、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就完成轉化；
打個比方說，你們在村學的時候，天天吃不飽飯，但是米糧卻不比別人交的少，你們是怎麽做的？
最多抱怨一下搶不過別的孩子、或是罵句誰誰家太不像話，也就作罷；
但是搶飯吃的孩子又是怎麽做的？他們的做法是能搶多少搶多少，生怕自家糧食白交不說，還怕占不到便宜；
災民也一樣，受災的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看到非災區百姓再窮也有個遮風避雨的屋簷，是什麽感受？
災民的孩子餓得直哭，眼睜睜看著非災區孩子嫌窩頭不好吃把碗打翻，你說他們是什麽感受？
他們不敢把這些怪罪在官府頭上，也不會怪自己命不好，而是會直接把仇恨建立在這些沒有受災的人民身上：憑什麽我們就要遭這份罪，你們卻太太平平的？
一個人如此想，翻不起浪，但很多人如此想，隻要有一個人煽動，就能形成打砸搶的浪潮；
放災民進自己的州府，如果出現商鋪被搶被砸、百姓生命受到威脅的狀況，遭罪的是百姓，可是官府會被問責；
一個知府是從五品，你想想，伱們這些新科進士，就算是狀元，留在翰林院，最高也才從六品，像你們這樣的，到地方是七品或從七品，想爬到從五品需要多少年？
哪個官員要冒著這麽大風險去接納流民？就算再有責任心，他還要麵臨經濟壓力吧？
各府衙的財政支出，每年都是有數的，他要拿什麽錢來安置流民？”
楚清從皇帝那裏確認重新規劃的事實，也知道了自己封地被設在海州府，隻需在給各地去信中稍加透露此意，便成功大半。
因為這些當官的都是老油條，有門路的自會找京都的親朋去確認；就算沒門路的也會相互之間打聽。
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朝廷的賑濟糧在春節後就後繼無力，以至於各地災民最終淪為流民。
能到逃難的程度，說明官府基本失去能力，這時候是最容易丟官的時候，楚清的信等於給他們機會，因為他們終於有了借口——他們沒有看著百姓逃難束手無策，而是給予“定向安置”。
這樣一來，不但那些州府擺脫掉沒有生產資料的“劣質人口”，還能把賑災工作美化成“井然有序”。
而且，那些農戶為了活命而廉價賣掉的土地，也都掌控在官員手中。
每到大災之年，毀掉的通常是有土地的農戶和小地主，他們的下場是淪為佃戶、或直接成為災民。
土地資源逐漸被大地主、大官僚所掌控。
皇帝下旨讓佳興府遷出五千戶到永安府，佳興府的知府被下了大獄，等待過審，執行命令的自然是通判，因為隻要皇帝不給空降個新知府，自然會由他補缺。
所以佳興府的通判也是同樣的思路，把“劣質人口”給遷到永安府，留下“優質人口”，以備自己上任後能迅速做出政績。
這裏的“劣質人口”可不僅僅是指體質低下的老弱婦孺或個體生理缺陷人口，還包括家庭不完整的人戶。
災難之下，很多家庭因饑餓、疫病等問題支離破碎，沒有家庭作為依托的人，是社會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尤其是青壯，最容易落草為寇。
這個時代，獨自一人想正當的、從容的活著，幾乎沒有可能，個人對家族的依賴極強。
有家，就等於有工作、有土地、有房子，沒有家，就等於什麽都沒有。
哪怕是佃戶的兒子，家裏窮得叮當響，也不敢分家，至少有爹娘兄弟，捆綁在一起還能相互有個依靠，哪怕出門做工，別人也敢雇傭。
沒有家的流民，打工都沒地方打去——若給主家帶來什麽麻煩，直接逃逸了，主家的損失上哪兒找補去？
連黃忠的兒子都怕分家，就可想普通百姓家庭是什麽樣了。
所以楚清接收的人口中，青壯竟然占了大半，可把她高興壞了！
所謂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在她這裏就不是問題，因為有小寶呀。
小公爺現在可是大宣暗地裏最大的“黑幫頭子”，有不聽話的，揍也給揍聽話了。
揍也不聽話？那就消失！這些“消失”人口將被確定為災難損失人口，屬於“不可抗力因素”。
“佳興府通判送過來的，可不止五千戶，幾乎把他看上的地皮上的住戶都給清空了！”小寶說道：“以後那些好耕地，就可以重新分配了，別的府其實也一樣，除了災民，還清理出很多土地。”
“還有，”楚清補充道：“災情之下，相對於災區坐等朝廷援手，非災區州府才是最難的，因為他們麵臨的是流民安置問題；
百姓紛紛逃難，總要有落腳處，這就給非災區帶來極大麻煩，要提供糧食、衣物、醫藥，甚至還要提供住處；
不但給他們的州府帶來經濟負擔，也增加安全隱患；
所以非災區官府一聽說永安府可以解決流民安置問題，他們比災區還要積極，甚至會派差役專門遊說，說海州府如今是永安公的封地，永安公最善待流民，會讓他們吃飽穿暖；
所以啊，你嬸子我如今是香餑餑，流民眼裏的香餑餑！”
這些都是各地官員的手段，楚清和小寶講給秋生聽，算是給他長點經驗。
剛畢業的大學生，沒有從業經驗，哪就那麽好混出業績來？
而且，窮人家的孩子試錯成本太高，想通過自身努力去獲得工作經驗，很大可能就是沒等摸索出經驗，先被社會毒打致死。
秋生好不容易考取功名，有了官職，總不能讓他當不了幾個月的官，就遭擠兌、或是替別人背鍋，最後鋃鐺入獄，十幾年的寒窗變鐵窗吧？
秋生很是琢磨了一會兒，這些內容是他想不到更接觸不到的，需要消化消化。
“可為什麽說流民會帶來安全隱患？他們能有口吃的都很難，哪裏還敢作奸犯科？”秋生問道。
不過問得不太有底氣，因為流民確實鬧事，剛才差點就讓嬸子吃虧了，但還是補充了句：“那些打家劫舍的不算，那些本來就不是好人。”
楚清特別理解秋生，因為多數人都是好的，至少不會主動作惡，而且，好人的思路和壞人不一樣，對是非善惡的評價標準不一樣。
楚清說道：“仇富是種共性，表現得輕重不同、采取的做法不同而已；
比較輕的，看別人比自己過得好，最多羨慕一下，然後自憐一下；
比較重的，會仇恨比自己過得好的人，會想方設法進行掠奪，不管是欺詐還是殺戮，總之要把一切抓到自己手中；
從輕到重，沒有明確的分界線，很可能一句話、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就完成轉化；
打個比方說，你們在村學的時候，天天吃不飽飯，但是米糧卻不比別人交的少，你們是怎麽做的？
最多抱怨一下搶不過別的孩子、或是罵句誰誰家太不像話，也就作罷；
但是搶飯吃的孩子又是怎麽做的？他們的做法是能搶多少搶多少，生怕自家糧食白交不說，還怕占不到便宜；
災民也一樣，受災的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看到非災區百姓再窮也有個遮風避雨的屋簷，是什麽感受？
災民的孩子餓得直哭，眼睜睜看著非災區孩子嫌窩頭不好吃把碗打翻，你說他們是什麽感受？
他們不敢把這些怪罪在官府頭上，也不會怪自己命不好，而是會直接把仇恨建立在這些沒有受災的人民身上：憑什麽我們就要遭這份罪，你們卻太太平平的？
一個人如此想，翻不起浪，但很多人如此想，隻要有一個人煽動，就能形成打砸搶的浪潮；
放災民進自己的州府，如果出現商鋪被搶被砸、百姓生命受到威脅的狀況，遭罪的是百姓，可是官府會被問責；
一個知府是從五品，你想想，伱們這些新科進士，就算是狀元，留在翰林院，最高也才從六品，像你們這樣的，到地方是七品或從七品，想爬到從五品需要多少年？
哪個官員要冒著這麽大風險去接納流民？就算再有責任心，他還要麵臨經濟壓力吧？
各府衙的財政支出，每年都是有數的，他要拿什麽錢來安置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