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快速走過去，一把捂住女人的嘴，在她耳邊低聲說：“別喊。”同時往窗外看去，他正好看到最後的結局。鞋匠艱難但快速地把槍對準自己的頭部，毫不猶豫扣動了扳機，他甚至能看到一股血霧噴射出來。一切都結束了，一次不成功的暗殺就是這種結局，他歎了口氣。
女人一下攤倒在地上，黎世傑把她扶到椅子上，倒了杯水遞給她。
女人一口氣喝完水，掙紮著站起來，她鎮定了一下，努力控製著情緒，低聲說：“謝謝你，我——”
黎世傑點點頭，說：“你現在不能呆在這兒。”
女人疑惑地看著他。
“馬上會有搜查。”黎世傑快速地說，“你要馬上離開這屋子。”
女人無力地說：“我馬上走，這就走。”
黎世傑搖搖頭，說：“你出不去，跟我來。”說著他拉起女人的手，輕輕推開門，閃出房間。
黎世傑住的房子總共三層，他住最上層一間閣樓，房東住一樓，二樓還有三間房，空著兩間，一間住著一個裁縫，但他在靠近租界那邊上班，晚飯後才會回來。黎世傑輕巧地搬過一把梯子，對準樓頂某個角落放好，然後爬上去，在黑暗中摸索了一會，呼地推開一扇天窗。
他滿意地點點頭，下來，低聲對女人說：“你上去，小心別發出聲音，上麵有個煙囪，你轉到背後不要臨街，等我叫你。”
女人顯然不知道該如何應付這個場麵，但她已經決定照黎世傑說的做。她沒有猶豫也沒有說話，很小心地爬上去，然後費力地爬出那個天窗，這個過程即拖遝又漫長，黎世傑覺得很不耐煩。當她的腳終於離開梯子的時候，黎世傑快速地爬上去，拉下蓋子，同時低聲說：“你不要動，等我。”
女人說：“我怎麽知道是你？”
黎世傑沒吭氣，用力拉下蓋子。
黎世傑回到屋裏，他走到窗前往外看了看，天已經全黑，借著遠處一盞路燈擴散過來的微弱亮光，他發現鞋匠的屍體已被搬走，路口停著一輛車，兩個人站著抽煙，一個警察無所事事地在晃悠，仿佛在想什麽心事。很顯然，事情已經結束。在這個年代的上海，這個事情並不算很特殊，也改變不了什麽，一個人——也許不止一個人——死了，但上海這一年來已經死去了幾萬人。
黎世傑一時覺得沒什麽事做，他趟在床上，閉目養神，等著人敲門。這個時間並不太長，大約二十分鍾，他聽見淩亂的腳步聲，隨後是敲門聲，那是房東的門。隨後是上樓的聲音，又是敲門聲，又是上樓的聲音，然後腳步聲就停在門口。
黎世傑打開門，共四個人：一個穿製服的警察，兩個便衣，一高一矮——這種人黎世傑很熟悉，還有一個，黎世傑認為他是日本人，但他不能肯定。
兩個便衣顯然對這個任務很不感興趣而且很不高興，他們一邊抱怨沒有趕上晚上原定參加但顯然對於他們而言已經取消的飯局一邊對這間不大的屋子進行了快速查看，並問了黎世傑幾個他們認為應該問的問題，大體上是了解這幢房子和租客的狀況。警察百無聊賴地站在門口，麻木地看著。黎世傑認為的日本人則陰沉著臉坐著，他的眼珠隨著屋子裏人的走動來回地轉動，他好像對那兩個便衣——或者說對所有的人——非常不滿但又無可奈何。
搜查持續了十來分鍾，一切都是例行公事，顯然他們並不認為黎世傑和此事有任何關聯，事情基本結束後高個子便衣對矮個子說：“告訴日本人可以了。”——果然是日本人。
日本人很生氣地站起來，在屋子裏轉了一圈，走到窗前，往外看看，又走到黎世傑麵前，盯著他看了幾秒鍾。然後一言不發地出門，他的腳步很沉重，下樓引起的震動甚至街上的人都能感覺到。
兩個便衣和警察也出了門，黎世傑尾隨著，表達一下送意。下樓時高個子便衣看到了擺在暗處的梯子，他走過去，用手挪動了一下，回頭看著黎世傑。
“梯子。”黎世傑說。
“幹什麽的？”
“上屋頂用的。”
“哪兒可以上去？”
“這兒有天窗”黎世傑指著一個地方。
便衣過來看了看，說：“現在能上去麽？”
黎世傑說：“不能，天窗是鎖死的，隻有房東有鑰匙。”
“哦。”高個子便衣思索著，好像還想說點什麽。
這時警察跑上來，在樓梯口喊：“你們好沒有？日本人等不及了。”於是搜查結束。
兩個小時後，當黎世傑打開天窗的時候，一支手槍正對著他的腦袋。
賣花的女人在黎世傑的屋子裏呆了一夜，這一夜兩人之間充滿了不安、猜忌、戒備和無聊，對於她來說，也許還有死裏逃生的欣慰和同路人死亡的痛苦。黎世傑試探性地問了她幾個問題，其中某些問題很顯然隻要和他有相同的背景是不難猜到含義的，但他沒有得到任何回答，女人拒絕了所有的交流。
直到天大亮，女人開始不停地到窗口觀察街上的狀況，她顯然打算立刻從這裏出去。黎世傑也很疲憊，盡管他們之間缺乏起碼的交流，但他基本可以斷定這個女人和他想要尋找的組織毫無關係。這種直覺往往不需要什麽證據，他在這個行業呆了近五年，這個行當的一切即便不說洞若觀火，也能感知大概。眼前的這個女人太緊張、太不專業，這種人是不能直接執行任務的，她會害了所有的人，她甚至還不如處裏的打字員老練。他直觀地感覺到，他們之間毫無交集，沒有親近感和共同點，他放棄了她。
隻是在女人要出門的時候，黎世傑說：“再等等。”
“謝謝你”。女人低低的說，她轉過身，對著黎世傑勉強笑了笑，明顯帶著抱歉的表情，也表現出她其實並不明白黎世傑的意思。
“你現在最好別下去，等樓下的人上班後再走，可能還有十分鍾。”黎世傑看了看表，說，“另外，你的槍最好不要帶在身邊。”
“為什麽？”女人下意識地摸了摸藏在腰間的手槍。
“這把槍打不死人，會害了你。”
“謝謝你。”女人低聲說。
安靜了幾分鍾，他們聽見了樓下裁縫開門並下樓的聲音。
“我走了。”女人說。
黎世傑點點頭，他一時不知道該如何道別，或許不存在道別。道別是對於希望再見的人而言，他們再見的可能性很小，他們也無須再見，對雙方而言這僅僅隻是這場戰爭無數個類似的插曲中的一個。
女人打開門，黎世傑終於還是說：“小心點，下次你就沒這麽好運氣了。”
女人低低的聲音說：“我會的，謝謝你。”臨關門時，她大約覺得就這麽走了有些過意不去，又轉身說：“你一直都住在這兒麽？”說著她停住了，她本來還想說，我有機會會報答你的，但她不知道這麽說是不是妥當，他是不是接受，自己是不是顯得虛偽，於是就沒有說下去。
黎世傑笑笑說：“也許吧，希望你不會給我帶來什麽麻煩。”
“你放心。”女人不再說什麽，輕輕拉上門，黎世傑聽著她的腳步聲到了樓下，停頓一下，然後消失。
黎世傑其實並不擔心她會給自己帶來什麽麻煩，在這個有著幾百萬人口的混亂的城市，她會像一粒沙子進入沙漠一樣消失，她做的事情很快就會被人遺忘。雖然戰爭已經過去了一年多，但人們依舊習慣戰時的混亂，習慣於人的失蹤和死亡。
第二天後房東回來了，他聽說發生了槍戰不由得大驚小怪起來，跑去看了看差不多已經被衝洗幹淨的血跡，企圖在事發地撿幾顆彈頭之類的東西來炫耀或作為談資。黎世傑甚至沒去事發現場，他對此不是很感興趣，也不願意使人覺得他過於關心這件事。前次來的高個子便衣又來了，找到了房東，要了天窗的鑰匙，爬上去看了半天，然後下來敲開了黎世傑的門。
黎世傑對他的到訪很是驚奇，他不覺得他們之間有什麽交流的必要。高個子便衣很隨意地坐下來，把氈帽丟在桌子上，用眼神讓黎世傑給他倒了杯茶，抽出一支煙點上，喝了一口，然後皺起眉頭，用這種方式評價了黎世傑的茶葉，然後倒掉茶，自己倒了杯水。
他說：“那天跑掉一個人，是個女的，你是沒看見還是看見了沒說？”
“是嗎？”黎世傑不動聲色地說，“我沒看見。”
“那女的裝成個賣花的。”高個子便衣說。
“哦，是嗎。”黎世傑冷淡地說，表示自己對此不感興趣，事實上他也確實不感興趣，因此他的冷淡就顯得毫無破綻。
“那個人沒死，被救活了，他說的。”高個子便衣敲著桌子說。
“誰沒死？”
“他們要殺的人，中了兩槍，到醫院救活了，還好那女的槍壞了，撿了一條命。”
女人一下攤倒在地上，黎世傑把她扶到椅子上，倒了杯水遞給她。
女人一口氣喝完水，掙紮著站起來，她鎮定了一下，努力控製著情緒，低聲說：“謝謝你，我——”
黎世傑點點頭，說：“你現在不能呆在這兒。”
女人疑惑地看著他。
“馬上會有搜查。”黎世傑快速地說，“你要馬上離開這屋子。”
女人無力地說：“我馬上走，這就走。”
黎世傑搖搖頭，說：“你出不去，跟我來。”說著他拉起女人的手，輕輕推開門，閃出房間。
黎世傑住的房子總共三層，他住最上層一間閣樓，房東住一樓，二樓還有三間房，空著兩間，一間住著一個裁縫，但他在靠近租界那邊上班，晚飯後才會回來。黎世傑輕巧地搬過一把梯子，對準樓頂某個角落放好，然後爬上去，在黑暗中摸索了一會，呼地推開一扇天窗。
他滿意地點點頭，下來，低聲對女人說：“你上去，小心別發出聲音，上麵有個煙囪，你轉到背後不要臨街，等我叫你。”
女人顯然不知道該如何應付這個場麵，但她已經決定照黎世傑說的做。她沒有猶豫也沒有說話，很小心地爬上去，然後費力地爬出那個天窗，這個過程即拖遝又漫長，黎世傑覺得很不耐煩。當她的腳終於離開梯子的時候，黎世傑快速地爬上去，拉下蓋子，同時低聲說：“你不要動，等我。”
女人說：“我怎麽知道是你？”
黎世傑沒吭氣，用力拉下蓋子。
黎世傑回到屋裏，他走到窗前往外看了看，天已經全黑，借著遠處一盞路燈擴散過來的微弱亮光，他發現鞋匠的屍體已被搬走，路口停著一輛車，兩個人站著抽煙，一個警察無所事事地在晃悠，仿佛在想什麽心事。很顯然，事情已經結束。在這個年代的上海，這個事情並不算很特殊，也改變不了什麽，一個人——也許不止一個人——死了，但上海這一年來已經死去了幾萬人。
黎世傑一時覺得沒什麽事做，他趟在床上，閉目養神，等著人敲門。這個時間並不太長，大約二十分鍾，他聽見淩亂的腳步聲，隨後是敲門聲，那是房東的門。隨後是上樓的聲音，又是敲門聲，又是上樓的聲音，然後腳步聲就停在門口。
黎世傑打開門，共四個人：一個穿製服的警察，兩個便衣，一高一矮——這種人黎世傑很熟悉，還有一個，黎世傑認為他是日本人，但他不能肯定。
兩個便衣顯然對這個任務很不感興趣而且很不高興，他們一邊抱怨沒有趕上晚上原定參加但顯然對於他們而言已經取消的飯局一邊對這間不大的屋子進行了快速查看，並問了黎世傑幾個他們認為應該問的問題，大體上是了解這幢房子和租客的狀況。警察百無聊賴地站在門口，麻木地看著。黎世傑認為的日本人則陰沉著臉坐著，他的眼珠隨著屋子裏人的走動來回地轉動，他好像對那兩個便衣——或者說對所有的人——非常不滿但又無可奈何。
搜查持續了十來分鍾，一切都是例行公事，顯然他們並不認為黎世傑和此事有任何關聯，事情基本結束後高個子便衣對矮個子說：“告訴日本人可以了。”——果然是日本人。
日本人很生氣地站起來，在屋子裏轉了一圈，走到窗前，往外看看，又走到黎世傑麵前，盯著他看了幾秒鍾。然後一言不發地出門，他的腳步很沉重，下樓引起的震動甚至街上的人都能感覺到。
兩個便衣和警察也出了門，黎世傑尾隨著，表達一下送意。下樓時高個子便衣看到了擺在暗處的梯子，他走過去，用手挪動了一下，回頭看著黎世傑。
“梯子。”黎世傑說。
“幹什麽的？”
“上屋頂用的。”
“哪兒可以上去？”
“這兒有天窗”黎世傑指著一個地方。
便衣過來看了看，說：“現在能上去麽？”
黎世傑說：“不能，天窗是鎖死的，隻有房東有鑰匙。”
“哦。”高個子便衣思索著，好像還想說點什麽。
這時警察跑上來，在樓梯口喊：“你們好沒有？日本人等不及了。”於是搜查結束。
兩個小時後，當黎世傑打開天窗的時候，一支手槍正對著他的腦袋。
賣花的女人在黎世傑的屋子裏呆了一夜，這一夜兩人之間充滿了不安、猜忌、戒備和無聊，對於她來說，也許還有死裏逃生的欣慰和同路人死亡的痛苦。黎世傑試探性地問了她幾個問題，其中某些問題很顯然隻要和他有相同的背景是不難猜到含義的，但他沒有得到任何回答，女人拒絕了所有的交流。
直到天大亮，女人開始不停地到窗口觀察街上的狀況，她顯然打算立刻從這裏出去。黎世傑也很疲憊，盡管他們之間缺乏起碼的交流，但他基本可以斷定這個女人和他想要尋找的組織毫無關係。這種直覺往往不需要什麽證據，他在這個行業呆了近五年，這個行當的一切即便不說洞若觀火，也能感知大概。眼前的這個女人太緊張、太不專業，這種人是不能直接執行任務的，她會害了所有的人，她甚至還不如處裏的打字員老練。他直觀地感覺到，他們之間毫無交集，沒有親近感和共同點，他放棄了她。
隻是在女人要出門的時候，黎世傑說：“再等等。”
“謝謝你”。女人低低的說，她轉過身，對著黎世傑勉強笑了笑，明顯帶著抱歉的表情，也表現出她其實並不明白黎世傑的意思。
“你現在最好別下去，等樓下的人上班後再走，可能還有十分鍾。”黎世傑看了看表，說，“另外，你的槍最好不要帶在身邊。”
“為什麽？”女人下意識地摸了摸藏在腰間的手槍。
“這把槍打不死人，會害了你。”
“謝謝你。”女人低聲說。
安靜了幾分鍾，他們聽見了樓下裁縫開門並下樓的聲音。
“我走了。”女人說。
黎世傑點點頭，他一時不知道該如何道別，或許不存在道別。道別是對於希望再見的人而言，他們再見的可能性很小，他們也無須再見，對雙方而言這僅僅隻是這場戰爭無數個類似的插曲中的一個。
女人打開門，黎世傑終於還是說：“小心點，下次你就沒這麽好運氣了。”
女人低低的聲音說：“我會的，謝謝你。”臨關門時，她大約覺得就這麽走了有些過意不去，又轉身說：“你一直都住在這兒麽？”說著她停住了，她本來還想說，我有機會會報答你的，但她不知道這麽說是不是妥當，他是不是接受，自己是不是顯得虛偽，於是就沒有說下去。
黎世傑笑笑說：“也許吧，希望你不會給我帶來什麽麻煩。”
“你放心。”女人不再說什麽，輕輕拉上門，黎世傑聽著她的腳步聲到了樓下，停頓一下，然後消失。
黎世傑其實並不擔心她會給自己帶來什麽麻煩，在這個有著幾百萬人口的混亂的城市，她會像一粒沙子進入沙漠一樣消失，她做的事情很快就會被人遺忘。雖然戰爭已經過去了一年多，但人們依舊習慣戰時的混亂，習慣於人的失蹤和死亡。
第二天後房東回來了，他聽說發生了槍戰不由得大驚小怪起來，跑去看了看差不多已經被衝洗幹淨的血跡，企圖在事發地撿幾顆彈頭之類的東西來炫耀或作為談資。黎世傑甚至沒去事發現場，他對此不是很感興趣，也不願意使人覺得他過於關心這件事。前次來的高個子便衣又來了，找到了房東，要了天窗的鑰匙，爬上去看了半天，然後下來敲開了黎世傑的門。
黎世傑對他的到訪很是驚奇，他不覺得他們之間有什麽交流的必要。高個子便衣很隨意地坐下來，把氈帽丟在桌子上，用眼神讓黎世傑給他倒了杯茶，抽出一支煙點上，喝了一口，然後皺起眉頭，用這種方式評價了黎世傑的茶葉，然後倒掉茶，自己倒了杯水。
他說：“那天跑掉一個人，是個女的，你是沒看見還是看見了沒說？”
“是嗎？”黎世傑不動聲色地說，“我沒看見。”
“那女的裝成個賣花的。”高個子便衣說。
“哦，是嗎。”黎世傑冷淡地說，表示自己對此不感興趣，事實上他也確實不感興趣，因此他的冷淡就顯得毫無破綻。
“那個人沒死，被救活了，他說的。”高個子便衣敲著桌子說。
“誰沒死？”
“他們要殺的人，中了兩槍，到醫院救活了，還好那女的槍壞了，撿了一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