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世傑和周楓見麵後的第二天，憲兵司令部的一輛汽車在行駛中遭到炸彈襲擊，炸死了兩個人。盡管黎世傑得到這個消息時並沒有明確死者的身份，但判斷這種事情對他來說並不算難。他不但對他們的效率感到驚訝，對他們情報的準確性也非常意外，他現在很了解日本人，在類似這樣的事情上，他們幾乎不會出現疏漏。
事後黎世傑受到了常規的問詢，他也更多地了解了一些內情，事情基本和他的判斷吻合。那個人被搶救過來後，當天深夜裏再一次接受了審訊，並且再次說出了那天曾經對黎世傑說的那個地址，之後又被送往醫院搶救。三天後，在前往一家日本軍方醫院的路上遭到伏擊死亡，同時死亡的還有一名陪同他轉院的日本特高科少佐。
日本人並沒有懷疑黎世傑，他們隻是需要對此事做一個相應的檔案，對於黎世傑與這個案子的關係，日本人下的結論倒很符合某種真相：黎世傑隻是在純偶然的情況下被動地和這個案子產生了關聯，他自己沒有主動性，類似的結論總是意味著當事人的解脫。
他又恢複了照常的日子，日複一日地重複著，這種重複使他煩躁不安而又無可奈何。端午過後，特工總部變得繁忙起來，被抓到特工總部接受審訊的人越來越多。由於人手不足，黎世傑常常被叫去幫忙，鑒於他身體狀況很差，因此隻是做一些記錄之類的輔助工作。黎世傑對此並不特別抗拒，很多時候他內心更期望能從這個工作中獲得一些有價值的情報，盡管他自己也不是特別清楚假如真的獲取了有價值的情報該如何處理。
事實是他總是很失望，被抓來的人很多，來自各行各業，甚至偶爾還有從租界抓來的西方人——特工總部現在已經完全不忌諱從租界抓人，甚至不再忌諱被抓人的身份——但這些人很少有情報價值，所謂反日反汪行為也大多是捕風作影或誇大其詞。日本方麵現在很少參與對這些人的審訊，他們認為有價值的人或線索會在第一時間轉入日本人手中，不容許中國人插手。甚至李世群這樣的人也很難參與到敏感案件的審訊中，特工總部的行為更像是迎合上海的一種現實氣氛。
但對於被抓來的很多人而言顯然事情不那麽容易了結，至少有一次，黎世傑極偶然地推開曾石辦公室的門時看見曾石正接過一個中年女人遞給他的厚厚的一遝美鈔。曾石對黎世傑看見這一幕並不在意，等中年女人走後，曾石從中抽出幾張塞給黎世傑，並且不允許他哪怕是象征性地推辭，之後，黎世傑很快看見等候在曾石辦公室門口的中年女人帶走了一個年輕人。
這些事情差不多是半公開地在進行，這也意味著黎世傑幾乎不可能獲知什麽有價值的情報。即便他們抓來的人當中有真正的反日反汪分子或重慶延安方麵的人，他們也可以輕易地脫身。尤其當他們獲知這些抓捕幾乎都是盲目進行的時候，這種帶有恐嚇敲詐性質的審訊對於他們來說根本不可能獲得成果。
有幾次黎世傑看見趙子清來到特工總部，他一般是找童海或曾石，偶爾也會去李士群的辦公室。由於趙子清的身份和他在上海多年的複雜經曆，很多人都願意找他幫忙把被抓進去的人弄出來，他也很樂於在不把自己牽連進去的前提下做這些事。黎世傑對此並不覺得奇怪，趙子清是生意人，在他眼裏一切都可以交易，他確實是一個最適合不過的中間人。
辦完事趙子清也會來黎世傑這裏聊聊天，他對黎世傑保持著足夠的親熱，兩人之間的交談總是那種很隨意沒什麽顧忌的朋友式的。唯一的變化是，趙子清不再在黎世傑麵前談生意，當然也更不會提他們之間曾經存在的合作關係。黎世傑對趙子清的所作所為是不以為然的，但也談不上反感。在當前的局麵下，很難說他做的事情沒有一點積極意義，黎世傑從不在他麵前談論這類事情。
隻有一次例外，黎世傑跟他談起一個在法租界裏撒反日傳單的年輕人，不到十八歲，自己供認說是拿了錢替人做事。由於一直沒人來替他交涉，又是被抓進來的人當中少有的證據確鑿的，特工總部準備把他移交到日本人那邊。黎世傑曾經參與過兩次對他的審訊，他很難判斷他的身份，但並不認為他是什麽真正的反日分子，至少不是中堅分子，因為真正的組織者不會去做撒傳單之類的事情。黎世傑對這個年輕人沒有任何個人的感情，他隻是不願意他被送到日本人那邊，他對趙子清提到了這個人。
“世傑，何必呢，這關你什麽事？”
“是不關我的事，我也沒說要怎麽樣。”
趙子清看著黎世傑，仿佛在探詢他內心的真實想法。
“總得有那麽幾個人倒黴，對不對？你總得讓他們交差，對不對？要真是你的事，那沒什麽可說的，可你現在是在管閑事，沒這必要，何況抓他是有證據的，萬一真是什麽人，你——對不對？”
黎世傑不吭氣，隻是深深地吸著煙。
“你真是瘋了。”趙子清無奈地說。
兩天後，一個年輕人被抬出地下室，扔到一裏地外的一片荒草地上。
接到趙子清的電話，黎世傑去了那片荒草地，看見了被裹在一張破竹席裏的血肉模糊的那個年輕人，他放了五塊大洋在他手裏。
僅就這件事而言，黎世傑並不覺得欠趙子清什麽，當趙子清抱怨這件事給他造成的麻煩時，黎世傑隻是說：“子清，我並沒有要求你做什麽，如果你認為不該做，你就不會去做。”趙子清對黎世傑的態度無可奈何，當你有一個朋友的時候，你就會為此付出一些代價。
當然，這樣的事情不可能有第二次，更多的時候，黎世傑隻是對發生在眼前的一切保持沉默。在這一點上，他的態度倒是和日本人不謀而合，雖然這兩種沉默有著截然相反的含義。
民國三十年的夏天注定是個多事的季節，租界裏很多人都在公開談論德國和蘇聯之間即將爆發戰爭。特工總部也有很多這方麵的信息，不過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件事過於遙遠，人們無法將眼前的現實和萬裏之外的某兩個國家聯係起來。日本人倒是是顯得很在意，他們要求特工總部把與此相關的情報全部送到日本方麵。
黎世傑接到一封信，是公共租界的克林德醫生寄來的，信中說他馬上要回德國，如果需要的話，請曾經在他診所裏看過病的人去拿一下病曆。黎世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和克林德醫生來往，他差不多忘了這個人，對於德國人的嚴謹和負責，黎世傑是讚許的，但他認為這件事毫無必要，他不想再浪費時間。
他把信很隨意地丟在桌子上，被美惠子看見了。她堅持要他去取病曆，而且認為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黎世傑不想去的話，她很願意代勞，最終黎世傑答應她去把病曆拿回來，
克林德醫生大約五十歲，作為一個西方人尤其是德國人而言，他的個子顯得有些矮小。他已經在上海住了超過二十年，和租界裏的大部分歐洲來的醫生不一樣，他主要是為中國人看病，能說一口相當流利的中國話，並且具有很多和中國人相近的思維方式。當然，從根源上，他還是一個地道的德國人。黎世傑走進他的診所時，發現屋子已經被清理一空，所有的東西都已經被打好包，克林德醫生正蹲在地上仔細地翻看著一些材料。
黎世傑簡單地說了來意，並且對克林德醫生的信表示了感謝，克林德醫生立刻記起了他。
“當然，黎，我記得你，我寫了上百封信，你是第一個到這裏來的。”克林德醫生邊說邊走到一個書櫃前，書櫃上整齊地排放著病曆。他很快找出黎世傑的，取出來，又仔細檢查了一遍，然後交給黎世傑。
“黎，你的病怎麽樣？你已經很長時間沒有來過了。”
“我現在看一位日本醫生，他離我住的地方很近。”
克林德醫生點點頭，說：“你臉色不太好，多去看醫生，他會給你好的建議。”
黎世傑說：“我會的，謝謝您，您不打算回上海了麽？”
“這不取決於我，我接到國內的征兵通知，將作為醫務人員加入現役，我不知道戰爭什麽時候結束。”克林德醫生說完聳了聳肩。
這時電話鈴聲響起來，黎世傑禮貌地和克林德醫生握了握手，走出了房門。
事後黎世傑受到了常規的問詢，他也更多地了解了一些內情，事情基本和他的判斷吻合。那個人被搶救過來後，當天深夜裏再一次接受了審訊，並且再次說出了那天曾經對黎世傑說的那個地址，之後又被送往醫院搶救。三天後，在前往一家日本軍方醫院的路上遭到伏擊死亡，同時死亡的還有一名陪同他轉院的日本特高科少佐。
日本人並沒有懷疑黎世傑，他們隻是需要對此事做一個相應的檔案，對於黎世傑與這個案子的關係，日本人下的結論倒很符合某種真相：黎世傑隻是在純偶然的情況下被動地和這個案子產生了關聯，他自己沒有主動性，類似的結論總是意味著當事人的解脫。
他又恢複了照常的日子，日複一日地重複著，這種重複使他煩躁不安而又無可奈何。端午過後，特工總部變得繁忙起來，被抓到特工總部接受審訊的人越來越多。由於人手不足，黎世傑常常被叫去幫忙，鑒於他身體狀況很差，因此隻是做一些記錄之類的輔助工作。黎世傑對此並不特別抗拒，很多時候他內心更期望能從這個工作中獲得一些有價值的情報，盡管他自己也不是特別清楚假如真的獲取了有價值的情報該如何處理。
事實是他總是很失望，被抓來的人很多，來自各行各業，甚至偶爾還有從租界抓來的西方人——特工總部現在已經完全不忌諱從租界抓人，甚至不再忌諱被抓人的身份——但這些人很少有情報價值，所謂反日反汪行為也大多是捕風作影或誇大其詞。日本方麵現在很少參與對這些人的審訊，他們認為有價值的人或線索會在第一時間轉入日本人手中，不容許中國人插手。甚至李世群這樣的人也很難參與到敏感案件的審訊中，特工總部的行為更像是迎合上海的一種現實氣氛。
但對於被抓來的很多人而言顯然事情不那麽容易了結，至少有一次，黎世傑極偶然地推開曾石辦公室的門時看見曾石正接過一個中年女人遞給他的厚厚的一遝美鈔。曾石對黎世傑看見這一幕並不在意，等中年女人走後，曾石從中抽出幾張塞給黎世傑，並且不允許他哪怕是象征性地推辭，之後，黎世傑很快看見等候在曾石辦公室門口的中年女人帶走了一個年輕人。
這些事情差不多是半公開地在進行，這也意味著黎世傑幾乎不可能獲知什麽有價值的情報。即便他們抓來的人當中有真正的反日反汪分子或重慶延安方麵的人，他們也可以輕易地脫身。尤其當他們獲知這些抓捕幾乎都是盲目進行的時候，這種帶有恐嚇敲詐性質的審訊對於他們來說根本不可能獲得成果。
有幾次黎世傑看見趙子清來到特工總部，他一般是找童海或曾石，偶爾也會去李士群的辦公室。由於趙子清的身份和他在上海多年的複雜經曆，很多人都願意找他幫忙把被抓進去的人弄出來，他也很樂於在不把自己牽連進去的前提下做這些事。黎世傑對此並不覺得奇怪，趙子清是生意人，在他眼裏一切都可以交易，他確實是一個最適合不過的中間人。
辦完事趙子清也會來黎世傑這裏聊聊天，他對黎世傑保持著足夠的親熱，兩人之間的交談總是那種很隨意沒什麽顧忌的朋友式的。唯一的變化是，趙子清不再在黎世傑麵前談生意，當然也更不會提他們之間曾經存在的合作關係。黎世傑對趙子清的所作所為是不以為然的，但也談不上反感。在當前的局麵下，很難說他做的事情沒有一點積極意義，黎世傑從不在他麵前談論這類事情。
隻有一次例外，黎世傑跟他談起一個在法租界裏撒反日傳單的年輕人，不到十八歲，自己供認說是拿了錢替人做事。由於一直沒人來替他交涉，又是被抓進來的人當中少有的證據確鑿的，特工總部準備把他移交到日本人那邊。黎世傑曾經參與過兩次對他的審訊，他很難判斷他的身份，但並不認為他是什麽真正的反日分子，至少不是中堅分子，因為真正的組織者不會去做撒傳單之類的事情。黎世傑對這個年輕人沒有任何個人的感情，他隻是不願意他被送到日本人那邊，他對趙子清提到了這個人。
“世傑，何必呢，這關你什麽事？”
“是不關我的事，我也沒說要怎麽樣。”
趙子清看著黎世傑，仿佛在探詢他內心的真實想法。
“總得有那麽幾個人倒黴，對不對？你總得讓他們交差，對不對？要真是你的事，那沒什麽可說的，可你現在是在管閑事，沒這必要，何況抓他是有證據的，萬一真是什麽人，你——對不對？”
黎世傑不吭氣，隻是深深地吸著煙。
“你真是瘋了。”趙子清無奈地說。
兩天後，一個年輕人被抬出地下室，扔到一裏地外的一片荒草地上。
接到趙子清的電話，黎世傑去了那片荒草地，看見了被裹在一張破竹席裏的血肉模糊的那個年輕人，他放了五塊大洋在他手裏。
僅就這件事而言，黎世傑並不覺得欠趙子清什麽，當趙子清抱怨這件事給他造成的麻煩時，黎世傑隻是說：“子清，我並沒有要求你做什麽，如果你認為不該做，你就不會去做。”趙子清對黎世傑的態度無可奈何，當你有一個朋友的時候，你就會為此付出一些代價。
當然，這樣的事情不可能有第二次，更多的時候，黎世傑隻是對發生在眼前的一切保持沉默。在這一點上，他的態度倒是和日本人不謀而合，雖然這兩種沉默有著截然相反的含義。
民國三十年的夏天注定是個多事的季節，租界裏很多人都在公開談論德國和蘇聯之間即將爆發戰爭。特工總部也有很多這方麵的信息，不過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件事過於遙遠，人們無法將眼前的現實和萬裏之外的某兩個國家聯係起來。日本人倒是是顯得很在意，他們要求特工總部把與此相關的情報全部送到日本方麵。
黎世傑接到一封信，是公共租界的克林德醫生寄來的，信中說他馬上要回德國，如果需要的話，請曾經在他診所裏看過病的人去拿一下病曆。黎世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和克林德醫生來往，他差不多忘了這個人，對於德國人的嚴謹和負責，黎世傑是讚許的，但他認為這件事毫無必要，他不想再浪費時間。
他把信很隨意地丟在桌子上，被美惠子看見了。她堅持要他去取病曆，而且認為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黎世傑不想去的話，她很願意代勞，最終黎世傑答應她去把病曆拿回來，
克林德醫生大約五十歲，作為一個西方人尤其是德國人而言，他的個子顯得有些矮小。他已經在上海住了超過二十年，和租界裏的大部分歐洲來的醫生不一樣，他主要是為中國人看病，能說一口相當流利的中國話，並且具有很多和中國人相近的思維方式。當然，從根源上，他還是一個地道的德國人。黎世傑走進他的診所時，發現屋子已經被清理一空，所有的東西都已經被打好包，克林德醫生正蹲在地上仔細地翻看著一些材料。
黎世傑簡單地說了來意，並且對克林德醫生的信表示了感謝，克林德醫生立刻記起了他。
“當然，黎，我記得你，我寫了上百封信，你是第一個到這裏來的。”克林德醫生邊說邊走到一個書櫃前，書櫃上整齊地排放著病曆。他很快找出黎世傑的，取出來，又仔細檢查了一遍，然後交給黎世傑。
“黎，你的病怎麽樣？你已經很長時間沒有來過了。”
“我現在看一位日本醫生，他離我住的地方很近。”
克林德醫生點點頭，說：“你臉色不太好，多去看醫生，他會給你好的建議。”
黎世傑說：“我會的，謝謝您，您不打算回上海了麽？”
“這不取決於我，我接到國內的征兵通知，將作為醫務人員加入現役，我不知道戰爭什麽時候結束。”克林德醫生說完聳了聳肩。
這時電話鈴聲響起來，黎世傑禮貌地和克林德醫生握了握手，走出了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