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中共“一大”代表的命運折射黨的艱難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命運充分折射出黨的艱難。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開了，13位代表，有多少人能夠想到這個黨28年以後能奪取全國政權？1921年建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恐怕當時沒有人能夠想到。如果有人能想到的話，後來還能出現這樣的問題嗎？
1923年，陳公博因投靠軍閥陳炯明被開除黨籍；
1923年，李達脫黨；
1924年，李漢俊脫黨；
1924年，周佛海脫黨；
1924年，包惠僧脫黨；
19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
19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
13位黨代表，脫黨的、被黨開除的達7位，超過半數。
周佛海、陳公博還當了臭名昭著的大漢奸，最後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1
11946年10月，周佛海被國民黨判處死刑，次年被改判無期徒刑，1948年2月卒於南京獄中。
張國燾叛黨，最後到戴笠手下當了一個主任，想辦法怎麽搞垮共產黨。
我們單從這裏麵就可以看到黨初建時的艱辛和曲折。可是還有，王盡美1925年犧牲，鄧恩銘1931年犧牲，何叔衡1935年犧牲，陳潭秋1943年犧牲。
13名黨代表中，脫黨的、被黨開除的7人，犧牲的4人，加起來是11人，最後黨內幸存者僅毛澤東、董必武二人。
從13位黨代表的命運中，你就能看到這個黨何其艱難，絕對不像我們今天有些描述——黨的“一大”在上海召開，剩下的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南湖的會議一開完，一輪紅日從南湖的紅船上冉冉升起，放射光芒，然後一條紅飄帶，直接從南湖飄到井岡山，飄到延安，飄到天安門，我們就勝利了。
那是很浪漫的文學式的表達，黨的這種艱難，這種艱辛，這種奮鬥，沒有一條坦途，是一步一步地摸過來、走過來、爬過來的，非常不容易。
6.陳獨秀為何沒找到革命的正確道路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先後有三個試圖使中國共產黨獨立於共產國際的領袖。這三個領袖人物，第一個是陳獨秀，第二個是李立三，第三個是毛澤東。三個人都試圖使中國共產黨獨立於共產國際，走一條中國革命自己的獨特道路，但是前兩個人沒有走成。
首先是陳獨秀。
我們經常講喜怒哀樂不形於色，陳獨秀不是不形於色，而是非常形於色，並且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屬於這樣的人。陳獨秀在大清王朝垮台之後，曾經與友人一起把別人按倒，強行剪人家的辮子，這種行為是很暴烈的。所以他不是很多人想當然描繪出來的——從書齋裏走出來，就文文靜靜，溫文爾雅，搞一些理論推演。陳獨秀不是這樣的，他是個行動派，而且他的個性裏理想主義色彩非常濃。
中共“一大”，陳獨秀雖然沒有參加，但是依然選他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當時黨的經費非常緊張，因此，馬林來華後，當這個共產國際代表提出共產國際將給予中共經濟援助，但中共中央必須先交出工作計劃和預算時，陳獨秀麵前的第一道難題立即就來了。
這時候中央內部也出現了兩種聲音。
一種是當時主持上海小組工作的李漢俊和李達麵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條件，當場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援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支配。否則，我們並不期望依靠共產國際的補貼來開展工作。
這無疑使李漢俊、李達二人和馬林的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
隨後馬林找到了張國燾，張國燾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態度。
張國燾是最先認為應該接受共產國際經濟援助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並以很快的速度向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報告，及工作計劃和每月需1000餘元的經費預算。
張國燾沒有獅子大開口，他提出的經費預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謹慎。
但陳獨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評張國燾。他說，這麽做等於雇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該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要堅持的立場。
據包惠僧回憶：“馬林按照第三國際當時的體製，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計劃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之下進行。”1
1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30
陳獨秀則認為中共“尚在幼年時期，一切工作尚未開展，似無必要戴上第三國際的帽子，中國的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特別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暫時保持中俄兩黨的兄弟關係，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後，必要時再請第三國際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國的無政府黨及其他方麵的流言蜚語，對我們無事生非的攻擊”2。
2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30
雙方爭論激烈，幾次會談都不成功。在一旁擔任馬林翻譯的張太雷著急了，提示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也不能例外。不料陳獨秀怒火中燒，猛一拍桌子，大聲說：“各國革命有各國國情，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作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3說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3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31
要不要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並接受其經費和受其領導，這是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要解決的第一個難題，也是中共中央出現的第一次爭吵。
陳獨秀個性極強，說一不二，向來不願俯首聽命。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製於人。
我們今天看陳獨秀講的話是很對的，但是問題就在於，一個剛剛成立的黨，沒有任何經濟支撐，要獨立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非常困難。黨創建之初，上海、北京、湖南、山東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就非常困難。你要辦各種刊物，你要搞工人夜校，你要出版各種革命理論書籍，還要翻譯，這都需要錢。還有各地的一些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堅持教書，還要做編輯，還要寫文章，你要他們拿什麽來生活，以什麽樣的資金來推動工人夜校、出版刊物等。當時上海小組派包惠僧南下到廣州向陳獨秀匯報工作，連區區15塊錢的路費都拿不出來，最後隻好從私人手裏借錢。
陳獨秀開始以革命為職業，便失去了固定職業和固定收入，經濟上很不寬裕。起初商務印書館聽說他回到上海，聘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月薪300元，他馬上接受，但這一固定收入持續時間很短。他大部分時間埋頭於黨務，已經沒有時間再為商務印書館寫稿、編稿了。
窘迫的陳獨秀開始經常出入亞東圖書館。
亞東圖書館的職員都是安徽人，與陳獨秀有同鄉之誼。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獨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稅。於是他沒錢了就來亞東，但又從不開口主動要錢。好在老板汪孟鄒心中有數，每當他坐的時間長了，便要問一句：“拿一點兒錢吧？”陳獨秀便點點頭，拿一點兒錢，再坐一會兒，就走了。
即便如此，陳獨秀也不肯鬆口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
有困難總要去解決，最早的中國共產黨人，包括陳獨秀，他們怎麽辦？怎麽為黨工作？怎麽認識這個黨？是不是接受外來的援助？陳獨秀的性格雖然非常剛烈，堅持中國革命的獨立性，但麵對如此窘境，他也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命運充分折射出黨的艱難。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開了，13位代表，有多少人能夠想到這個黨28年以後能奪取全國政權？1921年建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恐怕當時沒有人能夠想到。如果有人能想到的話，後來還能出現這樣的問題嗎？
1923年，陳公博因投靠軍閥陳炯明被開除黨籍；
1923年，李達脫黨；
1924年，李漢俊脫黨；
1924年，周佛海脫黨；
1924年，包惠僧脫黨；
19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
19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
13位黨代表，脫黨的、被黨開除的達7位，超過半數。
周佛海、陳公博還當了臭名昭著的大漢奸，最後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1
11946年10月，周佛海被國民黨判處死刑，次年被改判無期徒刑，1948年2月卒於南京獄中。
張國燾叛黨，最後到戴笠手下當了一個主任，想辦法怎麽搞垮共產黨。
我們單從這裏麵就可以看到黨初建時的艱辛和曲折。可是還有，王盡美1925年犧牲，鄧恩銘1931年犧牲，何叔衡1935年犧牲，陳潭秋1943年犧牲。
13名黨代表中，脫黨的、被黨開除的7人，犧牲的4人，加起來是11人，最後黨內幸存者僅毛澤東、董必武二人。
從13位黨代表的命運中，你就能看到這個黨何其艱難，絕對不像我們今天有些描述——黨的“一大”在上海召開，剩下的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南湖的會議一開完，一輪紅日從南湖的紅船上冉冉升起，放射光芒，然後一條紅飄帶，直接從南湖飄到井岡山，飄到延安，飄到天安門，我們就勝利了。
那是很浪漫的文學式的表達，黨的這種艱難，這種艱辛，這種奮鬥，沒有一條坦途，是一步一步地摸過來、走過來、爬過來的，非常不容易。
6.陳獨秀為何沒找到革命的正確道路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先後有三個試圖使中國共產黨獨立於共產國際的領袖。這三個領袖人物，第一個是陳獨秀，第二個是李立三，第三個是毛澤東。三個人都試圖使中國共產黨獨立於共產國際，走一條中國革命自己的獨特道路，但是前兩個人沒有走成。
首先是陳獨秀。
我們經常講喜怒哀樂不形於色，陳獨秀不是不形於色，而是非常形於色，並且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屬於這樣的人。陳獨秀在大清王朝垮台之後，曾經與友人一起把別人按倒，強行剪人家的辮子，這種行為是很暴烈的。所以他不是很多人想當然描繪出來的——從書齋裏走出來，就文文靜靜，溫文爾雅，搞一些理論推演。陳獨秀不是這樣的，他是個行動派，而且他的個性裏理想主義色彩非常濃。
中共“一大”，陳獨秀雖然沒有參加，但是依然選他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當時黨的經費非常緊張，因此，馬林來華後，當這個共產國際代表提出共產國際將給予中共經濟援助，但中共中央必須先交出工作計劃和預算時，陳獨秀麵前的第一道難題立即就來了。
這時候中央內部也出現了兩種聲音。
一種是當時主持上海小組工作的李漢俊和李達麵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條件，當場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援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支配。否則，我們並不期望依靠共產國際的補貼來開展工作。
這無疑使李漢俊、李達二人和馬林的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
隨後馬林找到了張國燾，張國燾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態度。
張國燾是最先認為應該接受共產國際經濟援助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並以很快的速度向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報告，及工作計劃和每月需1000餘元的經費預算。
張國燾沒有獅子大開口，他提出的經費預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謹慎。
但陳獨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評張國燾。他說，這麽做等於雇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該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要堅持的立場。
據包惠僧回憶：“馬林按照第三國際當時的體製，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計劃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之下進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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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30
陳獨秀則認為中共“尚在幼年時期，一切工作尚未開展，似無必要戴上第三國際的帽子，中國的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特別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暫時保持中俄兩黨的兄弟關係，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後，必要時再請第三國際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國的無政府黨及其他方麵的流言蜚語，對我們無事生非的攻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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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30
雙方爭論激烈，幾次會談都不成功。在一旁擔任馬林翻譯的張太雷著急了，提示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也不能例外。不料陳獨秀怒火中燒，猛一拍桌子，大聲說：“各國革命有各國國情，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作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3說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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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31
要不要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並接受其經費和受其領導，這是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要解決的第一個難題，也是中共中央出現的第一次爭吵。
陳獨秀個性極強，說一不二，向來不願俯首聽命。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製於人。
我們今天看陳獨秀講的話是很對的，但是問題就在於，一個剛剛成立的黨，沒有任何經濟支撐，要獨立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非常困難。黨創建之初，上海、北京、湖南、山東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就非常困難。你要辦各種刊物，你要搞工人夜校，你要出版各種革命理論書籍，還要翻譯，這都需要錢。還有各地的一些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堅持教書，還要做編輯，還要寫文章，你要他們拿什麽來生活，以什麽樣的資金來推動工人夜校、出版刊物等。當時上海小組派包惠僧南下到廣州向陳獨秀匯報工作，連區區15塊錢的路費都拿不出來，最後隻好從私人手裏借錢。
陳獨秀開始以革命為職業，便失去了固定職業和固定收入，經濟上很不寬裕。起初商務印書館聽說他回到上海，聘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月薪300元，他馬上接受，但這一固定收入持續時間很短。他大部分時間埋頭於黨務，已經沒有時間再為商務印書館寫稿、編稿了。
窘迫的陳獨秀開始經常出入亞東圖書館。
亞東圖書館的職員都是安徽人，與陳獨秀有同鄉之誼。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獨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稅。於是他沒錢了就來亞東，但又從不開口主動要錢。好在老板汪孟鄒心中有數，每當他坐的時間長了，便要問一句：“拿一點兒錢吧？”陳獨秀便點點頭，拿一點兒錢，再坐一會兒，就走了。
即便如此，陳獨秀也不肯鬆口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
有困難總要去解決，最早的中國共產黨人，包括陳獨秀，他們怎麽辦？怎麽為黨工作？怎麽認識這個黨？是不是接受外來的援助？陳獨秀的性格雖然非常剛烈，堅持中國革命的獨立性，但麵對如此窘境，他也找不到解決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