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送款員如何曲折變身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下）
當時博古最大的軟肋就是軍事知識、軍事能力不行，沒有這方麵經驗。奧托?布勞恩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優等生，而且他在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之前，還在德國搞過武裝起義，頗有軍事經驗，這些理由使博古與奧托?布勞恩的關係迅速拉近。
1933年春天，中共中央在上海是明顯待不住了，必須撤到蘇區去。博古就撤到蘇區去了。博古動身之前想帶奧托?布勞恩一起去，奧托?布勞恩其實也想去，但他當時有自己的考慮。
到中國來，他不是軍事顧問，他是一個送款員，為解救牛蘭夫婦，送2萬美元是他的任務。博古想把他拉去，是作為私人顧問，還是作為共產國際的顧問，當時沒有明確，所以他就不願意去。他希望什麽呢？就像中國人講的，你要給我正名，給我正式的名分，我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名分？
奧托?布勞恩當時如果跟博古一起去蘇區，在身份認同上有個非常明顯的缺陷，他是蘇軍總參謀部的人，不是共產國際的人，他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的送款員，不是共產國際指定到這兒來當軍事顧問的。所以，當博古想把奧托?布勞恩帶到蘇區去的時候，他就提出一個條件，要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的相應指示。意思很明顯：你博古說了不行，得共產國際說了才算，我去是以什麽樣的身份去？這是關鍵。
奧托?布勞恩心裏很清楚，他想憑借這個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轉換。
情況並不像他想象的那麽簡單。博古連續向莫斯科發了幾封電報，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上海的負責人約爾特也發了幾封電報，但是共產國際的答複遲遲不來。
共產國際的答複為什麽遲遲沒有來？
共產國際有自己的經驗。
共產國際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對中國革命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先後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國來指導革命，這些來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麽成功的，也有失敗的。
不管怎麽說，每一位被派遣的人，都是經過共產國際慎重考慮的。
維金斯基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第一個代表。他當時在“南陳北李”之間穿針引線，推動了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從這個意義上講，共產國際代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馬林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第二個代表。馬林參加了中共“一大”，而且在當時會上出現意外，有陌生人進來的時候，馬林及時警告全體會議代表，說地點已經暴露立即轉移。大家當時還不太情願，被迫聽取了馬林的意見轉移了，結果當法國巡捕衝進來抓人的時候，已經人去屋空。馬林要求提前轉移，這個建議是以他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總結出來的，使中國共產黨避免了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到的一次重大打擊。
所以說，共產國際代表派駐中國，不能一概說都是來犯錯誤的，指導都是不對的。依照曆史唯物主義觀，他們有不對的地方，但是他們也有為中國革命作出貢獻的地方。維金斯基和馬林都是這樣，而且作出貢獻的，並不止他們倆人。
70.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國革命的洪流中如何從神變回人
鮑羅廷是第三個共產國際派駐中國革命的顧問。
鮑羅廷來華5年，大革命時期在中國政壇上舉足輕重、影響深遠，曾經被稱為“廣州的列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鮑羅廷在指導中國革命時過於相信蔣介石，使中國革命吃了很大的虧，也使中國共產黨最終沒有武裝起來，吃了非常大的虧。後來，他犯了錯誤被調回到蘇聯去了。
鮑羅廷之後還有米夫。米夫當時是布爾什維克黨內著名的中國通，他最早提出了在中國農村可以建立農民蘇維埃，他還最早提出了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等這些提法。今天看來，米夫當時也就是一個20多歲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米夫提拔王明等犯了很大的錯誤，但是米夫認識到在中國農村成立蘇維埃、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等，這是他對中國革命作出的一些力所能及的貢獻。
還有另外一個代表羅米那茲。羅米那茲後來提議撤銷毛澤東同誌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毛澤東同誌在八七會議剛剛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個半月後就被撤職了。羅米那茲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他指責毛澤東，讓你帶部隊打長沙你沒有打，你把部隊拉到井岡山去了，是右傾逃跑。他以這個理由把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職了。
羅米那茲在中國革命指導中當然是犯了很大錯誤，但是這個共產國際的代表對其指導的八七會議，還是有一定貢獻的，可以說有不小的貢獻。八七會議的政治報告就提出來，武裝暴動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對中共中央轉變方針起到了特定的積極作用。
從維金斯基開始，馬林、鮑羅廷、米夫、羅米那茲這些人都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老資格的革命者。連老資格的革命者在中國都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所以從羅米那茲之後，派駐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被共產國際規定，隻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不再享有決定權了。
像鮑羅廷那樣目空一切的決定權不複存在，實際上從1927年之後共產國際再也沒有派所謂的全權代表來到中國。那麽為什麽又突然之間蹦出了這麽一個沒有經過共產國際特別訓練，甚至對東方革命連一個粗淺的了解都沒有的蘇軍總參謀部軍事學院的畢業生？
這個畢業生在畢業當年就來到中國充當軍事顧問，怎麽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他當年來中國是幹什麽的？為了解救牛蘭夫婦送錢來的。當時連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正式代表都不具有決定權了，又從哪裏冒出來這麽一個能夠直接指揮、全權指揮蘇區紅軍的顧問呢？問題到底出在哪兒？我們說，最終我們誰也怪不了，問題還是出在中國人身上。
71.博古助推奧托?布勞恩變身李德
李德之所以能夠成為所謂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代表，從反映出的總體情況來看，是個騙局。
李德不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那麽他怎樣完成這個身份的轉換呢？
1933年春，博古去了中央蘇區，他比奧托?布勞恩去得要早。他本身想動員奧托?布勞恩跟他一起去。奧托?布勞恩並不缺乏去蘇區的勇氣，他也有自己的決心，冒著生命危險也可以。作為德國共產黨黨員，曾經多次從危險中脫身的國際革命者，他是不害怕冒險的，但是就像我們前麵講過的，他主要擔心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向博古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
奧托?布勞恩的這個要求還是很巧妙的，要求共產國際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就是要憑這個指示完成他的身份轉換，但是事情並沒有想象的那麽順利。
奧托?布勞恩後來寫的回憶錄裏講，約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具體發出了幾封他也說不清楚。隔了一段時間，一直到博古臨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之前，才收到共產國際一個正式的，但是帶點兒含糊意義的電報。
這個電報的全文就這麽一句話：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就這麽一句話。
這句話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奧托?布勞恩想憑借共產國際的指示給他完成身份轉換，但是這封唯一指明奧托?布勞恩身份的電報，並沒有幫助他完成身份轉換。
它裏麵強調的是什麽？是第一句話，“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共產國際說，請顧問可以，他可以顧問，但是他是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第二句話含義更深，“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產國際的態度很清楚：中國共產黨的同誌你們要注意，奧托?布勞恩是你們請的，他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此前此後，共產國際派駐上海都有軍事顧問，但他們都是受支配於共產國際，而不是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產國際在電報上特別指出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是要講清楚，這個人是你們請的，你們自己要負責，他跟共產國際沒有那麽多的關係。
共產國際發出的有關奧托?布勞恩的電報就這麽一封，而且以後共產國際也從來不曾給他發過任何指示電報。如果他真是共產國際指派的顧問的話，共產國際為何不直接電示他呢？所以奧托?布勞恩從來沒有與共產國際建立直接的關係。
共產國際隨後派到上海有個軍事顧問叫弗雷德。弗雷德抵達上海以後，給奧托?布勞恩（當時已經改名叫李德了）發電報，弗雷德的理解很簡單：他就是我的一個臨時工具，他到前線去了解有什麽情況，有我在這裏決策，他是沒有什麽決策權力的。
這就是李德的真實身份。
實際上李德也知道他與共產國際的微妙關係。所以在進入蘇區的軍事會議上，他向中共中央的其他領導人反複強調這個觀點，他的職務隻是一個顧問，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
但是，當時中共中央臨時負總責的博古不許他這樣講。
在第一次介紹他的歡迎會上，博古熱情洋溢地向大家介紹：我們歡迎盼望已久的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同誌，而為了保密和奧托?布勞恩同誌的安全，會後對他的稱呼一律用李德，而不能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
在這次會上，博古還專門講了，李德同誌是一位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是一位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共產主義戰士。
這個稱呼太過了。我們可以說李德是一位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但是無法說他是一位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他是伏龍芝軍事學院剛剛畢業的學生，沒有指揮過什麽成功的軍事行動，不可能是什麽軍事家。
當時在會上，博古還說，李德同誌作為顧問來到我黨，體現了共產國際對我黨和紅軍以及中國革命深切的關懷和巨大的援助，也體現了這位老革命家和軍事家的國際主義精神和獻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這些就更過了。李德怎麽可能成為老革命家和軍事家呢？他遠沒有達到這一步，而且他本身就不是共產國際委派的，是中共自己任命的。這些都給後來出現的問題埋下了很大的隱患。
當然，這問題還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博古為什麽把李德捧到這麽高的位子？
當時博古最大的軟肋就是軍事知識、軍事能力不行，沒有這方麵經驗。奧托?布勞恩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優等生，而且他在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之前，還在德國搞過武裝起義，頗有軍事經驗，這些理由使博古與奧托?布勞恩的關係迅速拉近。
1933年春天，中共中央在上海是明顯待不住了，必須撤到蘇區去。博古就撤到蘇區去了。博古動身之前想帶奧托?布勞恩一起去，奧托?布勞恩其實也想去，但他當時有自己的考慮。
到中國來，他不是軍事顧問，他是一個送款員，為解救牛蘭夫婦，送2萬美元是他的任務。博古想把他拉去，是作為私人顧問，還是作為共產國際的顧問，當時沒有明確，所以他就不願意去。他希望什麽呢？就像中國人講的，你要給我正名，給我正式的名分，我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名分？
奧托?布勞恩當時如果跟博古一起去蘇區，在身份認同上有個非常明顯的缺陷，他是蘇軍總參謀部的人，不是共產國際的人，他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的送款員，不是共產國際指定到這兒來當軍事顧問的。所以，當博古想把奧托?布勞恩帶到蘇區去的時候，他就提出一個條件，要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的相應指示。意思很明顯：你博古說了不行，得共產國際說了才算，我去是以什麽樣的身份去？這是關鍵。
奧托?布勞恩心裏很清楚，他想憑借這個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轉換。
情況並不像他想象的那麽簡單。博古連續向莫斯科發了幾封電報，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上海的負責人約爾特也發了幾封電報，但是共產國際的答複遲遲不來。
共產國際的答複為什麽遲遲沒有來？
共產國際有自己的經驗。
共產國際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對中國革命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先後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國來指導革命，這些來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麽成功的，也有失敗的。
不管怎麽說，每一位被派遣的人，都是經過共產國際慎重考慮的。
維金斯基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第一個代表。他當時在“南陳北李”之間穿針引線，推動了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從這個意義上講，共產國際代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馬林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第二個代表。馬林參加了中共“一大”，而且在當時會上出現意外，有陌生人進來的時候，馬林及時警告全體會議代表，說地點已經暴露立即轉移。大家當時還不太情願，被迫聽取了馬林的意見轉移了，結果當法國巡捕衝進來抓人的時候，已經人去屋空。馬林要求提前轉移，這個建議是以他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總結出來的，使中國共產黨避免了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到的一次重大打擊。
所以說，共產國際代表派駐中國，不能一概說都是來犯錯誤的，指導都是不對的。依照曆史唯物主義觀，他們有不對的地方，但是他們也有為中國革命作出貢獻的地方。維金斯基和馬林都是這樣，而且作出貢獻的，並不止他們倆人。
70.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國革命的洪流中如何從神變回人
鮑羅廷是第三個共產國際派駐中國革命的顧問。
鮑羅廷來華5年，大革命時期在中國政壇上舉足輕重、影響深遠，曾經被稱為“廣州的列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鮑羅廷在指導中國革命時過於相信蔣介石，使中國革命吃了很大的虧，也使中國共產黨最終沒有武裝起來，吃了非常大的虧。後來，他犯了錯誤被調回到蘇聯去了。
鮑羅廷之後還有米夫。米夫當時是布爾什維克黨內著名的中國通，他最早提出了在中國農村可以建立農民蘇維埃，他還最早提出了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等這些提法。今天看來，米夫當時也就是一個20多歲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米夫提拔王明等犯了很大的錯誤，但是米夫認識到在中國農村成立蘇維埃、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等，這是他對中國革命作出的一些力所能及的貢獻。
還有另外一個代表羅米那茲。羅米那茲後來提議撤銷毛澤東同誌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毛澤東同誌在八七會議剛剛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個半月後就被撤職了。羅米那茲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他指責毛澤東，讓你帶部隊打長沙你沒有打，你把部隊拉到井岡山去了，是右傾逃跑。他以這個理由把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職了。
羅米那茲在中國革命指導中當然是犯了很大錯誤，但是這個共產國際的代表對其指導的八七會議，還是有一定貢獻的，可以說有不小的貢獻。八七會議的政治報告就提出來，武裝暴動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對中共中央轉變方針起到了特定的積極作用。
從維金斯基開始，馬林、鮑羅廷、米夫、羅米那茲這些人都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老資格的革命者。連老資格的革命者在中國都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所以從羅米那茲之後，派駐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被共產國際規定，隻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不再享有決定權了。
像鮑羅廷那樣目空一切的決定權不複存在，實際上從1927年之後共產國際再也沒有派所謂的全權代表來到中國。那麽為什麽又突然之間蹦出了這麽一個沒有經過共產國際特別訓練，甚至對東方革命連一個粗淺的了解都沒有的蘇軍總參謀部軍事學院的畢業生？
這個畢業生在畢業當年就來到中國充當軍事顧問，怎麽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他當年來中國是幹什麽的？為了解救牛蘭夫婦送錢來的。當時連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正式代表都不具有決定權了，又從哪裏冒出來這麽一個能夠直接指揮、全權指揮蘇區紅軍的顧問呢？問題到底出在哪兒？我們說，最終我們誰也怪不了，問題還是出在中國人身上。
71.博古助推奧托?布勞恩變身李德
李德之所以能夠成為所謂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代表，從反映出的總體情況來看，是個騙局。
李德不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那麽他怎樣完成這個身份的轉換呢？
1933年春，博古去了中央蘇區，他比奧托?布勞恩去得要早。他本身想動員奧托?布勞恩跟他一起去。奧托?布勞恩並不缺乏去蘇區的勇氣，他也有自己的決心，冒著生命危險也可以。作為德國共產黨黨員，曾經多次從危險中脫身的國際革命者，他是不害怕冒險的，但是就像我們前麵講過的，他主要擔心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向博古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
奧托?布勞恩的這個要求還是很巧妙的，要求共產國際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就是要憑這個指示完成他的身份轉換，但是事情並沒有想象的那麽順利。
奧托?布勞恩後來寫的回憶錄裏講，約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具體發出了幾封他也說不清楚。隔了一段時間，一直到博古臨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之前，才收到共產國際一個正式的，但是帶點兒含糊意義的電報。
這個電報的全文就這麽一句話：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就這麽一句話。
這句話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奧托?布勞恩想憑借共產國際的指示給他完成身份轉換，但是這封唯一指明奧托?布勞恩身份的電報，並沒有幫助他完成身份轉換。
它裏麵強調的是什麽？是第一句話，“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共產國際說，請顧問可以，他可以顧問，但是他是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第二句話含義更深，“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產國際的態度很清楚：中國共產黨的同誌你們要注意，奧托?布勞恩是你們請的，他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此前此後，共產國際派駐上海都有軍事顧問，但他們都是受支配於共產國際，而不是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產國際在電報上特別指出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是要講清楚，這個人是你們請的，你們自己要負責，他跟共產國際沒有那麽多的關係。
共產國際發出的有關奧托?布勞恩的電報就這麽一封，而且以後共產國際也從來不曾給他發過任何指示電報。如果他真是共產國際指派的顧問的話，共產國際為何不直接電示他呢？所以奧托?布勞恩從來沒有與共產國際建立直接的關係。
共產國際隨後派到上海有個軍事顧問叫弗雷德。弗雷德抵達上海以後，給奧托?布勞恩（當時已經改名叫李德了）發電報，弗雷德的理解很簡單：他就是我的一個臨時工具，他到前線去了解有什麽情況，有我在這裏決策，他是沒有什麽決策權力的。
這就是李德的真實身份。
實際上李德也知道他與共產國際的微妙關係。所以在進入蘇區的軍事會議上，他向中共中央的其他領導人反複強調這個觀點，他的職務隻是一個顧問，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
但是，當時中共中央臨時負總責的博古不許他這樣講。
在第一次介紹他的歡迎會上，博古熱情洋溢地向大家介紹：我們歡迎盼望已久的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同誌，而為了保密和奧托?布勞恩同誌的安全，會後對他的稱呼一律用李德，而不能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
在這次會上，博古還專門講了，李德同誌是一位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是一位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共產主義戰士。
這個稱呼太過了。我們可以說李德是一位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但是無法說他是一位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他是伏龍芝軍事學院剛剛畢業的學生，沒有指揮過什麽成功的軍事行動，不可能是什麽軍事家。
當時在會上，博古還說，李德同誌作為顧問來到我黨，體現了共產國際對我黨和紅軍以及中國革命深切的關懷和巨大的援助，也體現了這位老革命家和軍事家的國際主義精神和獻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這些就更過了。李德怎麽可能成為老革命家和軍事家呢？他遠沒有達到這一步，而且他本身就不是共產國際委派的，是中共自己任命的。這些都給後來出現的問題埋下了很大的隱患。
當然，這問題還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博古為什麽把李德捧到這麽高的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