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日本出兵侵略華北，在杭州經商的父親於返鄉途中突然失蹤，根據判斷，應該是在槍林彈雨中喪生了。我家本來貧窮，遭此變故，一門孤寡更是受盡鄰裏欺負。母親卻從來沒有自憐自艾，反而以堅強的語氣鼓勵我們四個稚齡的子女：
“孩子們，我們要爭氣，不要生氣！”
我聽了以後，下定決心要力爭上遊。
那時家鄉的經濟十分落後，往往要擺渡到運河對岸采購日常用品。然而自從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沒有人肯為了賺一兩毛錢而冒著生命的危險渡河。那年我才十歲，看到這種情形便自告奮勇，將衣服一脫，往頭上一紮，跳下湍急的河流裏，不一會兒的功夫，就將大家所需的用品買辦齊全。鄉人們常豎起大拇指稱讚道：“李家的二小子真不簡單！”看到母親綻開欣慰的笑容，我默默地告訴自己：“我還要更加爭氣！”
次年，我攙著病弱的母親離鄉尋父，路過棲霞山寺，在偶然的機緣下，我答應寺裏的大和尚披剃出家。母親知道我意向堅決，隻好含著眼淚，獨自回鄉。望著她孑然的身影漸漸消失在眼前，我在心中呐喊：“母親！您放心好了，我會爭氣的！”
剛到叢林參學時，由於年紀還很小，什麽都不懂，常常被同學取笑。這時，母親的話浮上心頭：“我們要爭氣！”於是，我加緊用功，發心工作，果然獲得了許多讚美。
初摸索寫作時，也有一段令人難忘的心路曆程。有一回，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是“以菩提無住直顯般若論”，雖然當時連題目都看不懂，還是非常用心地寫了好幾張作業紙。老師閱畢發回，評語欄中寫著一首詩：
兩隻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同學們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師的意思是不知所雲啊！”
下一次的作文課，題目是“故鄉”，我認真地構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覺是得意之作，數天後發回，老師的評語又是兩行詩句：
如人數他寶，
自無半毫分。
先前寫得不好，是不知所雲；這篇寫得好，卻被誤會有抄襲之嫌。雖然如此，我並沒有生氣，也沒有泄氣，反而更加細心地觀察事物，揣摩思考。經過一番努力之後，我的佳作頻出，老師漸漸對我刮目相看，有時還在課堂上予以褒獎。這時，我隨手塗鴉的小詩數篇也陸續在報端披露，更是受到矚目。我更加深信：受到挫折委屈時，隻有自己努力“爭氣”才有用處。
或許因為我是家師誌開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他對於我總是分外嚴厲。記得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師長的責罰，家師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問話。在一番開導之後，問起我的近況，我坦然告訴他，衣單不全，紙筆不周，他不但沒有給我絲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說道：“你以為沒有錢，我就會給你嗎？明白告訴你，我把喝茶的茶葉錢省下來給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給你。什麽道理，我現在不說，你將來自然會明白。”
另一次，我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時，全身生滿了膿瘡，無錢醫療，在等死的狀況下，我強耐病痛，寫了一封信給家師，報告我的近況，沒想到家師回信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那裝腔乞憐的信，我已收到。”
麵對這些事情的當下，心裏的確也感到有些委屈，但是事後仔細反省，我覺得家師是真正愛護我的，如果他對我和顏悅色，百般安慰，乃至給我錢用，讓我生活過得舒適一點，我會很歡喜，他看了也會很高興。然而，他卻故意反其道而行，為的就是要我學習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時候，能夠堅強忍耐，自我爭氣啊！
一九五五年，當我撰寫的《釋迦牟尼佛傳》出版時，浮現在心中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呈給家師指教。由於當時海峽兩岸來往困難，我隻有輾轉托人由**帶到大陸，直到家師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懸宕的石頭。我這樣煞費苦心，為的就是要讓他老人家知道：我是爭氣的弟子，我不會讓他失望！
一九四九年我初來台灣時，善導寺一張八人座的圓形飯桌，卻圍坐了十五六個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離去。
在走投無路之下，我想到或許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過去的同學。當我們一行三人拖著疲憊冰冷的身軀，冒著寒風細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達山門時，已是下午一點多鍾。寺裏的同學聽說我們粒米未進，已經一天，趕緊請我們去廚房吃飯。可是就在這時，另外一個人說話了：“某老法師交代，我們自身難保，還是請他們另外設法好了！”當我正想離開之際，同學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錢出來買了兩斤米，煮了一鍋稀飯給我們吃。記憶中最深刻的是，當時捧著飯碗的雙手已經餓得不停顫抖。吃完稀飯，向同學道謝以後，在淒風苦雨之中，我們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於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曆，我立下誓願：日後我一定要普門大開，廣接來者。結果，二十年以後我實現了願望，先後在台北設立“普門精舍”、“普門寺”。我教導所有的徒眾都必須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現在，佛光山的每個分院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須多設兩桌流水席，方便來者用齋。對於前來掛單的出家人，則一律供養五百元車資。在現代社會裏，雖然清茶淡飯、杯水車薪也許不算什麽，但是自信一顆誠摯的心意卻是無價的。
後來，我在佛光山開辦中學、幼稚園，乃至佛教雜誌，也都以“普門”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門示現”之意，希望徒眾都能效法“普門大士”的精神，接引廣大的眾生。
我常常在靜夜裏回憶往事，想到當年的一些同道們在生活的壓力和人情的難堪之下，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勝感慨！
（至此我堅信，所謂的“爭氣”，並不是爭一時的情緒，而是爭千秋大業；所謂的“爭氣”，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眾生之福祉。）
也就因為這一份為教為眾的認知，時時在心湖裏激蕩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從來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撓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縮。
過了兩年，我受聘擔任第一屆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當時民風保守，一些人又擔心我的觀念太新，會把學生“帶壞”，講習會從新竹搬到台北後，就不再請我教書。甚至後來圓融尼師創辦東山佛學院時請我教書，也終因道源長老的反對而作罷。
我想到與其和他們爭論，倒不如自己到別處去爭氣，所以，我決定暫時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麵對大眾，走上社會弘法的道路。
我並不為個人的榮辱得失感到生氣，隻是目睹教界的短視近利，不免感到遺憾。為了佛教的發展，為了眾生的福祉，我隻有另辟天地，自我爭氣。
“路遙知馬力，疾風知勁草。”當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間佛教”理念，如今已成為教界趨之若鶩的目標。這十年來，我馬不停蹄地應各地信眾請求，在五大洲巡回弘法，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團體也經常邀請我參加相關的活動。
我以自己的堅持與努力證明了：當我們遭逢橫逆時，既不需要哀求憐憫，更不需要憤怒抗爭。以願心為動能，我們一樣可以逆流而上；化悲憤為力量，我們依然能夠撥雲見日。
隻要自己肯爭氣，我們盡可以不卑不亢，擇善固執，因為自助而後人助，辛苦的血汗不會白流，大眾的肯定終將為我們的努力作最佳的證明。
政治的導向與觀念的偏差，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備增困難，最明顯的例子，如三十年前的台灣，隻準耶教人士四處傳教，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不予認同，即使自己出錢製作電視節目，也遭有關單位駁回，說和尚不可上電視。有一回，我問他們：“連續劇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現嗎？”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是假和尚，可以說法，真和尚不可以說法。”令人啼笑皆非。我告訴自己：“總有一天，我一定要扭轉這種不公平的待遇與似是而非的觀念！”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終於在一九七九年首開先例，製作台灣佛教史上第一個弘法節目。此後，由“甘露”到“信心門”，由佛經講座到“星雲禪話”，由“每日一偈”到“星雲法語”，我遊走三家電視台，非但邀約不斷，而且從過去自掏腰包的自製，到現在電視台自願出錢的內製。應觀眾要求而將節目內容付諸文字，所出版的書籍也受到外界出版商的喜好，紛紛前來洽商，希望我能給予他們出版的權利，想到佛法能借此普遍流傳，我也都欣然應允。
目睹社會人士對佛教的觀感，漸漸由排斥轉為接受，由肯定到進一步地讚許時，心中最欣喜的莫過於為佛教爭得了發展的空間。
我不但在弘法上努力開拓天地，還積極興辦文教事業、慈善事業，而且都先後獲得台灣當局的表揚和肯定。我之所以費盡心力擘畫各種佛教事業，固然主要是為了廣利眾生，另一方麵也是想替教界爭一口氣，改變大眾對佛教的誤解與否定。
建寺安僧本來是好事，但也麻煩。佛光山一九六七年開山，經過十年的申請，至一九七六年才拿到寺廟登記，福山寺也是曆經八年的奮鬥，才成為合法的道場；圓福寺則因為地方財稅單位主管的刁難，險些被充公拍賣，靠著慈惠過去同事的幫忙，暫緩查封的時間，才在千鈞一發中拯救出來。
披覽聖典，翻閱教史，諸佛菩薩的不為惡魔所擾，曆代祖師的不被亂世所惑，不也是“爭氣，而不生氣”的最佳例子嗎？他們基於“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慈心悲願，將全副身心拋灑於生命的時空裏，往往所爭回的，不僅僅是佛教事業的振興開展，更是千萬人法身慧命的亙古長新。我雖自愧有所不足，但常思追隨效法。
反觀今日的社會，心中不免感慨萬千！一些人為了爭取私利，而不惜爭狠鬥勝，他們即使贏得了一時的勝利，卻往往輸掉了一生的幸福；即使自己獲得了富貴榮華，卻危害社會，貽禍子孫。還有一些人在困境當頭的時候，不但一籌莫展，反而自暴自棄，徒然使親者恨仇者快，遑論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
“孩子們，我們要爭氣，不要生氣！”
我聽了以後，下定決心要力爭上遊。
那時家鄉的經濟十分落後，往往要擺渡到運河對岸采購日常用品。然而自從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沒有人肯為了賺一兩毛錢而冒著生命的危險渡河。那年我才十歲，看到這種情形便自告奮勇，將衣服一脫，往頭上一紮，跳下湍急的河流裏，不一會兒的功夫，就將大家所需的用品買辦齊全。鄉人們常豎起大拇指稱讚道：“李家的二小子真不簡單！”看到母親綻開欣慰的笑容，我默默地告訴自己：“我還要更加爭氣！”
次年，我攙著病弱的母親離鄉尋父，路過棲霞山寺，在偶然的機緣下，我答應寺裏的大和尚披剃出家。母親知道我意向堅決，隻好含著眼淚，獨自回鄉。望著她孑然的身影漸漸消失在眼前，我在心中呐喊：“母親！您放心好了，我會爭氣的！”
剛到叢林參學時，由於年紀還很小，什麽都不懂，常常被同學取笑。這時，母親的話浮上心頭：“我們要爭氣！”於是，我加緊用功，發心工作，果然獲得了許多讚美。
初摸索寫作時，也有一段令人難忘的心路曆程。有一回，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是“以菩提無住直顯般若論”，雖然當時連題目都看不懂，還是非常用心地寫了好幾張作業紙。老師閱畢發回，評語欄中寫著一首詩：
兩隻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同學們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師的意思是不知所雲啊！”
下一次的作文課，題目是“故鄉”，我認真地構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覺是得意之作，數天後發回，老師的評語又是兩行詩句：
如人數他寶，
自無半毫分。
先前寫得不好，是不知所雲；這篇寫得好，卻被誤會有抄襲之嫌。雖然如此，我並沒有生氣，也沒有泄氣，反而更加細心地觀察事物，揣摩思考。經過一番努力之後，我的佳作頻出，老師漸漸對我刮目相看，有時還在課堂上予以褒獎。這時，我隨手塗鴉的小詩數篇也陸續在報端披露，更是受到矚目。我更加深信：受到挫折委屈時，隻有自己努力“爭氣”才有用處。
或許因為我是家師誌開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他對於我總是分外嚴厲。記得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師長的責罰，家師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問話。在一番開導之後，問起我的近況，我坦然告訴他，衣單不全，紙筆不周，他不但沒有給我絲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說道：“你以為沒有錢，我就會給你嗎？明白告訴你，我把喝茶的茶葉錢省下來給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給你。什麽道理，我現在不說，你將來自然會明白。”
另一次，我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時，全身生滿了膿瘡，無錢醫療，在等死的狀況下，我強耐病痛，寫了一封信給家師，報告我的近況，沒想到家師回信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那裝腔乞憐的信，我已收到。”
麵對這些事情的當下，心裏的確也感到有些委屈，但是事後仔細反省，我覺得家師是真正愛護我的，如果他對我和顏悅色，百般安慰，乃至給我錢用，讓我生活過得舒適一點，我會很歡喜，他看了也會很高興。然而，他卻故意反其道而行，為的就是要我學習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時候，能夠堅強忍耐，自我爭氣啊！
一九五五年，當我撰寫的《釋迦牟尼佛傳》出版時，浮現在心中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呈給家師指教。由於當時海峽兩岸來往困難，我隻有輾轉托人由**帶到大陸，直到家師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懸宕的石頭。我這樣煞費苦心，為的就是要讓他老人家知道：我是爭氣的弟子，我不會讓他失望！
一九四九年我初來台灣時，善導寺一張八人座的圓形飯桌，卻圍坐了十五六個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離去。
在走投無路之下，我想到或許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過去的同學。當我們一行三人拖著疲憊冰冷的身軀，冒著寒風細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達山門時，已是下午一點多鍾。寺裏的同學聽說我們粒米未進，已經一天，趕緊請我們去廚房吃飯。可是就在這時，另外一個人說話了：“某老法師交代，我們自身難保，還是請他們另外設法好了！”當我正想離開之際，同學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錢出來買了兩斤米，煮了一鍋稀飯給我們吃。記憶中最深刻的是，當時捧著飯碗的雙手已經餓得不停顫抖。吃完稀飯，向同學道謝以後，在淒風苦雨之中，我們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於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曆，我立下誓願：日後我一定要普門大開，廣接來者。結果，二十年以後我實現了願望，先後在台北設立“普門精舍”、“普門寺”。我教導所有的徒眾都必須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現在，佛光山的每個分院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須多設兩桌流水席，方便來者用齋。對於前來掛單的出家人，則一律供養五百元車資。在現代社會裏，雖然清茶淡飯、杯水車薪也許不算什麽，但是自信一顆誠摯的心意卻是無價的。
後來，我在佛光山開辦中學、幼稚園，乃至佛教雜誌，也都以“普門”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門示現”之意，希望徒眾都能效法“普門大士”的精神，接引廣大的眾生。
我常常在靜夜裏回憶往事，想到當年的一些同道們在生活的壓力和人情的難堪之下，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勝感慨！
（至此我堅信，所謂的“爭氣”，並不是爭一時的情緒，而是爭千秋大業；所謂的“爭氣”，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眾生之福祉。）
也就因為這一份為教為眾的認知，時時在心湖裏激蕩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從來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撓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縮。
過了兩年，我受聘擔任第一屆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當時民風保守，一些人又擔心我的觀念太新，會把學生“帶壞”，講習會從新竹搬到台北後，就不再請我教書。甚至後來圓融尼師創辦東山佛學院時請我教書，也終因道源長老的反對而作罷。
我想到與其和他們爭論，倒不如自己到別處去爭氣，所以，我決定暫時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麵對大眾，走上社會弘法的道路。
我並不為個人的榮辱得失感到生氣，隻是目睹教界的短視近利，不免感到遺憾。為了佛教的發展，為了眾生的福祉，我隻有另辟天地，自我爭氣。
“路遙知馬力，疾風知勁草。”當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間佛教”理念，如今已成為教界趨之若鶩的目標。這十年來，我馬不停蹄地應各地信眾請求，在五大洲巡回弘法，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團體也經常邀請我參加相關的活動。
我以自己的堅持與努力證明了：當我們遭逢橫逆時，既不需要哀求憐憫，更不需要憤怒抗爭。以願心為動能，我們一樣可以逆流而上；化悲憤為力量，我們依然能夠撥雲見日。
隻要自己肯爭氣，我們盡可以不卑不亢，擇善固執，因為自助而後人助，辛苦的血汗不會白流，大眾的肯定終將為我們的努力作最佳的證明。
政治的導向與觀念的偏差，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備增困難，最明顯的例子，如三十年前的台灣，隻準耶教人士四處傳教，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不予認同，即使自己出錢製作電視節目，也遭有關單位駁回，說和尚不可上電視。有一回，我問他們：“連續劇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現嗎？”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是假和尚，可以說法，真和尚不可以說法。”令人啼笑皆非。我告訴自己：“總有一天，我一定要扭轉這種不公平的待遇與似是而非的觀念！”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終於在一九七九年首開先例，製作台灣佛教史上第一個弘法節目。此後，由“甘露”到“信心門”，由佛經講座到“星雲禪話”，由“每日一偈”到“星雲法語”，我遊走三家電視台，非但邀約不斷，而且從過去自掏腰包的自製，到現在電視台自願出錢的內製。應觀眾要求而將節目內容付諸文字，所出版的書籍也受到外界出版商的喜好，紛紛前來洽商，希望我能給予他們出版的權利，想到佛法能借此普遍流傳，我也都欣然應允。
目睹社會人士對佛教的觀感，漸漸由排斥轉為接受，由肯定到進一步地讚許時，心中最欣喜的莫過於為佛教爭得了發展的空間。
我不但在弘法上努力開拓天地，還積極興辦文教事業、慈善事業，而且都先後獲得台灣當局的表揚和肯定。我之所以費盡心力擘畫各種佛教事業，固然主要是為了廣利眾生，另一方麵也是想替教界爭一口氣，改變大眾對佛教的誤解與否定。
建寺安僧本來是好事，但也麻煩。佛光山一九六七年開山，經過十年的申請，至一九七六年才拿到寺廟登記，福山寺也是曆經八年的奮鬥，才成為合法的道場；圓福寺則因為地方財稅單位主管的刁難，險些被充公拍賣，靠著慈惠過去同事的幫忙，暫緩查封的時間，才在千鈞一發中拯救出來。
披覽聖典，翻閱教史，諸佛菩薩的不為惡魔所擾，曆代祖師的不被亂世所惑，不也是“爭氣，而不生氣”的最佳例子嗎？他們基於“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慈心悲願，將全副身心拋灑於生命的時空裏，往往所爭回的，不僅僅是佛教事業的振興開展，更是千萬人法身慧命的亙古長新。我雖自愧有所不足，但常思追隨效法。
反觀今日的社會，心中不免感慨萬千！一些人為了爭取私利，而不惜爭狠鬥勝，他們即使贏得了一時的勝利，卻往往輸掉了一生的幸福；即使自己獲得了富貴榮華，卻危害社會，貽禍子孫。還有一些人在困境當頭的時候，不但一籌莫展，反而自暴自棄，徒然使親者恨仇者快，遑論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