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寫《釋迦牟尼佛傳》時，常常被佛陀大公無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動而熱淚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誼之後，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個教育家、宗教家，還是一個革命家。不過佛陀的革命不同於世間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稱之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內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貪嗔愚癡的煩惱。“向自己革命”這句話從此就成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上的革命有很多種，有政治上的革命、社會上的革命、經濟上的革命、習俗上的革命、種族上的革命等等。一個新朝代的誕生、一個新國家的成立、一個新主張的宣誓、一個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經過一番革命而產生的。但人事無常，法久生弊，等到時間一久，理想變質了，主義不實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謂“窮則變，變則通”，佛教也說“法無定法”，一切都是應時應機。世間法沒有一成不變的，有形的革命與無形的革命在世上也就不斷發生，從而促使了文明的進步。
政治製度由君權時代進步到民權時代固然需要革命，社會形態由家族社會進步到宗族社會，經濟體製由農牧經濟進步到工業經濟，也都需要經過革命的曆程。革命本來是把一些遷腐、陳舊、罪惡、保守的思想、行為或體製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國武王伐紂的革命、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的革命、歐洲的新教革命、法國大革命、文藝複興革命、美國獨立革命等等，不但為人民帶來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將國家社會，乃至思想信仰帶入嶄新的階段，為人類曆史寫下輝煌燦爛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許多人以革命為借口，逞一己之私欲，以眾欺寡，以強淩弱，結果使得萬千生靈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這是因為人們的心中有貪欲、嗔恚、愚癡、嫉妒、邪見等許多不好的念頭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當境界來臨的時候，就很容易被牽著鼻子走。因此，革命應該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們翻閱史冊，將會發現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樂，進而聯想到別人的不自由、不安樂，才起來推翻不合理的勢力，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別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來貴為王子，過著優裕的生活，照理說是用不著革命的，但他看到許多遭受壓迫的民眾，為了公理和正義，便勇敢地擺脫王子的虛榮，用一切眾生平等的真理來為那些被壓迫的階級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個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煩惱痛苦及世間鬥亂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榮華富貴革命”，舍離一切愛染執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脫。
由於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傳到世界各地，不但沒有發生過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還能夠融入各種習俗，豐富當地的文化；佛教曆經不同的時空，不但未被時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還能夠因時製宜，破除妄執，繼續為每一世代的眾生做出最大的貢獻。
然而卻有許多人隻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帶來的發展，卻沒有看到祖師大德“向自己革命”的過程，像龍樹、提婆都有過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時期，但他們經過法水的洗禮之後，翻然悔悟，精進道業，學有所成，因此能在眾說紛紜之際，發出獅子般的吼聲，威服群倫；無著、世親本來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論師，但他們在聽聞大乘佛法之後，覺昨日之非，而虛心學習，所以能進步神速，一日千裏，對佛教做出卓越的貢獻；百丈懷海參學多日，被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後，才開悟見性，及至晚年，仍勤勞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與擔當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擬；南泉普願用心習律、學教、參禪，而後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進京趕考，在聽聞“選官不如選佛”一語後，及時覺醒，拜師學佛，終成一代大師；太虛大師曾掩關閱藏，而有悟境，又廣讀世間書籍，學通內外，而有改革佛教積弊的主張；仁山法師曾在金山寺窮研經典六載，並屢遊諸方，遍禮名山，而有拓落恢宏的思想。古聖先賢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氣，放棄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無畏、大精進、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蕩蕩地麵對威勢利誘？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覺得別人都不好，隻有自己才對。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閱過去的日記，發現都是在嫌別人如何不好不對，突然對於自己醜陋的心態感到慚愧。“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戰”，我不惜將數十本從大陸帶來台灣，寫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記付之一炬，經過這麽一燒，對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點點覺醒，不禁回想起自己過去所從事過的“革命”事跡。
二十歲那年，我踏出佛教學院大門，身處局勢動蕩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裏，眼見社會種種的危難，耳聞眾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許多熱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樣，擁有滿腔改革佛教的抱負，有鑒於太虛大師的教產、教義、教理“革命”，因為沒有自己的地盤，以致功敗垂成。所以我與同道們欣然接受南京華藏寺，並且訂定新生活規約，試圖借此恢複叢林學團的道風，然而這豈是一個經懺道場所能做到的？失敗自是在意料之中，這是我生平以來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許多佛寺被軍營軍眷所占住；耶教可以公然到寺院傳教，散發傳單，但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多所限製；至於社會人士謗佛毀僧的言行更是不勝枚舉，報紙、電台、電影、小說，甚至教科書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當時的佛教徒們大多像驚弓之鳥，連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認，遑論挺身而出，護法衛教。許多人說這是因為民眾多隨政商人士信仰耶教有以致之，我卻認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決心，將本身的思想、行為健全起來，積極弘法利生，努力為民謀福，才是振興之道。
一九五二年，當我以二十六歲之齡，當選為台灣佛教會常務理事時，為了替有為的僧青年在教會中爭取一席，以期會務更有朝氣，進而促使佛教的迅速發展，我多次直言不諱，抨擊長老把持教權，應及早退休。自己一無建樹，卻想先反對別人，這樣的“革命”當然注定是要失敗的。
是年五月，我應邀駐錫宜蘭雷音寺。由於來台數年之間，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隻知趕赴齋會，祈求福壽，卻不知佛法真義，遑論內修外弘，對此我早已感慨幹心。這時又見到寺院佛殿內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借此教育信徒，遂將其全部收藏起來，隻供佛像，以正視聽。此舉雖然觸犯部分地方人士的習慣，幸好我也另有基礎，所以才沒有被人打倒。這一次“革命”的小小勝利對我不無鼓舞之效。
後來，為了出外布教，屢被幹涉，我前往治安部門據理力爭；為了運用現代聲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締，我也與有關單位周旋到底；對於名伶顧正秋在永樂戲院唱戲誣蔑佛教，我致信抗議。盡管長老、信徒反對我提倡以歌聲弘法，並且以殺害為恐嚇，我仍然義無反顧，不為所動。在親身經曆了這許多佛教製度思想的革命之後，我慢慢地發現自己也和世上的政治家、社會家一樣，向別人“革命”總不可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執、法執，方足以自利利人，廣度眾生。
像我初來台灣弘法時，對於當地迷信的習俗深不以為然。但是後來漸漸發覺，信仰是有層次的，就好比學校分有小學、中學、大學，我何必對每一位初入學的人要求如此嚴厲呢？其實，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過去大陸鄉村方圓幾十裏沒有一間派出所，維係治安的也往往隻是一間寺廟，任何人有了紛爭，隻要雙方當事人在神佛麵前發誓，就得到解決。由於大家具有“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觀念，不敢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無事。這說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麽都不信，或誤信邪教，迷信至少還有維護善良習俗的貢獻。更何況在佛教的曆史上，玉皇大帝、財神爺、城隍爺、關雲長等都是護法神；大陸上的佛教學院也經常收留道士就讀，我何不效法古聖先賢，秉持包容與尊重的理念呢？經過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後，我一改過去二分是非的看法，進而從內到外開拓了更寬廣的空間。所以早年我設立的念佛會，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愛協助，為宗教融和添增佳話。我也曾到指南宮參觀掛單，並在祈夢室上睡過一宿，甚至我創立的南華大學所聘請的首任校長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學院院長的龔鵬程先生。自弘法以來，我曾到新竹城隍廟多次講經開示，也曾遠赴馬來西亞天後宮多次主持法會。我不但到過北港媽祖宗聖台弘揚佛法，而且幾十年來，我一直想寫一首讚頌媽祖的歌詞，雖已醞釀多時，可惜尚未完成。
過去在大陸參學時，雖然生活貧困，經常穿著滿是補丁的衣襪，但保持整潔威儀始終是寺院叢林的法師們對自己最起碼的要求。來到台灣，我卻看到僧侶們足穿木屐，頭戴鬥笠，身著短衫，手撐雨傘，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師表，不但手拿包袱，滿街奔走，而且購物還價，爭先恐後。目睹於此，更是痛心疾首。為了向生活的陋習挑戰，我不但在佛教雜誌上多次撰寫有關四威儀的文章以資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學院之後，便訂立規約：不穿長衫，鞋襪不整齊，不可以出門；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當空，也不準攜帶雨具。現今各個佛寺道場對於叢林生活禮儀逐漸講究重視，我雖不敢居功，但起碼證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別人，從“自己”先做起，會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經有一段時期，我常到富家信徒應供。有一次，台灣警務處處長陶一刪先生曾辦一桌素齋，與我對談，餐畢之後，又用豪華轎車送我坐頭等火車。到了高雄下車的時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對於自己這種貪慕虛榮的心理感到極為僧惡，為了徹底地“向自己的貪念革命”，從此我經常到鄉間小徑，偏僻村莊布教，像旗山、美濃那一帶的山地，我不知來回多少次；東勢、後裏、銅鑼、火炎山，也是我經常路經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腳的足跡。就這樣，我終於逐漸走出我心內的佛光山來。
我年輕時，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後兩麵不一的假道學、掛羊頭賣狗肉的偽君子。尤其事關佛教時，我往往不惜與人抗爭。例如，為了智光商職，我曾和南亭長老爭執；為了《人生雜誌》，我曾和東初法師辯論；為了教會製度，我也曾和白聖法師多次議論，常常都是弄得不歡而散。後來我自覺雖是理直氣壯，但也未免過於剛直。有感於此，我到處設立托兒所、幼稚園、兒童班、星期學校，希望從幼兒的慈愛做起。我也走遍城市鄉野、神廟廣場，給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遍台灣全省的大小監獄及離島的看守所，期能借此讓不幸誤入歧途的人獲得重生。現在我經常自豪地向徒眾們說：“我在台灣五十年，從來沒有對信徒動過嗔心，從來沒有罵過一個信徒。”想當初如果不“向自己的嗔心革命”，何能致此呢？
我的朋友當中，煮雲法師最沒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範。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好處，都讚歎隨喜；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成就，都恭維羨慕。每當受到嫉妒我的人給予我無情的傷害時，想到他的寬容無爭，總是令我慚愧不已，既而捫心自問：“難道我不曾嫉妒過別人？難道我不曾在無意中傷害過別人？”從而砥礪自己“爭氣，不要生氣；好強，但不逞強。”後來，我不斷提倡“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精神，並且身體力行，不曾間輟。多年來，雖譏毀不斷，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計較，甚至因此而化敵為友，轉危為安，當初能“向自己革命”，誠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來時路，無時無刻不是在兢兢業業中防範身口意業的過失，深深感到心中八萬四千種煩惱猶如八萬四千個盜賊，一不小心，便會落入它們的牢籠之中，難於出離。所謂“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將軍主帥能行令，不用幹戈定太平。”我們唯有自己不斷地提起正知正見，不斷地“向自己內心的煩惱盜賊革命”，不斷地改心、換性、回頭、轉身，不斷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雲：
幾年鏖戰曆沙場，汗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煙今已熄，踏花歸去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夠勝利，是多麽美妙的世界啊！
（一九九九年七月）
世上的革命有很多種，有政治上的革命、社會上的革命、經濟上的革命、習俗上的革命、種族上的革命等等。一個新朝代的誕生、一個新國家的成立、一個新主張的宣誓、一個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經過一番革命而產生的。但人事無常，法久生弊，等到時間一久，理想變質了，主義不實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謂“窮則變，變則通”，佛教也說“法無定法”，一切都是應時應機。世間法沒有一成不變的，有形的革命與無形的革命在世上也就不斷發生，從而促使了文明的進步。
政治製度由君權時代進步到民權時代固然需要革命，社會形態由家族社會進步到宗族社會，經濟體製由農牧經濟進步到工業經濟，也都需要經過革命的曆程。革命本來是把一些遷腐、陳舊、罪惡、保守的思想、行為或體製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國武王伐紂的革命、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的革命、歐洲的新教革命、法國大革命、文藝複興革命、美國獨立革命等等，不但為人民帶來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將國家社會，乃至思想信仰帶入嶄新的階段，為人類曆史寫下輝煌燦爛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許多人以革命為借口，逞一己之私欲，以眾欺寡，以強淩弱，結果使得萬千生靈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這是因為人們的心中有貪欲、嗔恚、愚癡、嫉妒、邪見等許多不好的念頭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當境界來臨的時候，就很容易被牽著鼻子走。因此，革命應該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們翻閱史冊，將會發現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樂，進而聯想到別人的不自由、不安樂，才起來推翻不合理的勢力，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別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來貴為王子，過著優裕的生活，照理說是用不著革命的，但他看到許多遭受壓迫的民眾，為了公理和正義，便勇敢地擺脫王子的虛榮，用一切眾生平等的真理來為那些被壓迫的階級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個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煩惱痛苦及世間鬥亂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榮華富貴革命”，舍離一切愛染執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脫。
由於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傳到世界各地，不但沒有發生過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還能夠融入各種習俗，豐富當地的文化；佛教曆經不同的時空，不但未被時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還能夠因時製宜，破除妄執，繼續為每一世代的眾生做出最大的貢獻。
然而卻有許多人隻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帶來的發展，卻沒有看到祖師大德“向自己革命”的過程，像龍樹、提婆都有過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時期，但他們經過法水的洗禮之後，翻然悔悟，精進道業，學有所成，因此能在眾說紛紜之際，發出獅子般的吼聲，威服群倫；無著、世親本來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論師，但他們在聽聞大乘佛法之後，覺昨日之非，而虛心學習，所以能進步神速，一日千裏，對佛教做出卓越的貢獻；百丈懷海參學多日，被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後，才開悟見性，及至晚年，仍勤勞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與擔當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擬；南泉普願用心習律、學教、參禪，而後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進京趕考，在聽聞“選官不如選佛”一語後，及時覺醒，拜師學佛，終成一代大師；太虛大師曾掩關閱藏，而有悟境，又廣讀世間書籍，學通內外，而有改革佛教積弊的主張；仁山法師曾在金山寺窮研經典六載，並屢遊諸方，遍禮名山，而有拓落恢宏的思想。古聖先賢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氣，放棄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無畏、大精進、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蕩蕩地麵對威勢利誘？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覺得別人都不好，隻有自己才對。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閱過去的日記，發現都是在嫌別人如何不好不對，突然對於自己醜陋的心態感到慚愧。“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戰”，我不惜將數十本從大陸帶來台灣，寫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記付之一炬，經過這麽一燒，對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點點覺醒，不禁回想起自己過去所從事過的“革命”事跡。
二十歲那年，我踏出佛教學院大門，身處局勢動蕩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裏，眼見社會種種的危難，耳聞眾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許多熱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樣，擁有滿腔改革佛教的抱負，有鑒於太虛大師的教產、教義、教理“革命”，因為沒有自己的地盤，以致功敗垂成。所以我與同道們欣然接受南京華藏寺，並且訂定新生活規約，試圖借此恢複叢林學團的道風，然而這豈是一個經懺道場所能做到的？失敗自是在意料之中，這是我生平以來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許多佛寺被軍營軍眷所占住；耶教可以公然到寺院傳教，散發傳單，但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多所限製；至於社會人士謗佛毀僧的言行更是不勝枚舉，報紙、電台、電影、小說，甚至教科書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當時的佛教徒們大多像驚弓之鳥，連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認，遑論挺身而出，護法衛教。許多人說這是因為民眾多隨政商人士信仰耶教有以致之，我卻認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決心，將本身的思想、行為健全起來，積極弘法利生，努力為民謀福，才是振興之道。
一九五二年，當我以二十六歲之齡，當選為台灣佛教會常務理事時，為了替有為的僧青年在教會中爭取一席，以期會務更有朝氣，進而促使佛教的迅速發展，我多次直言不諱，抨擊長老把持教權，應及早退休。自己一無建樹，卻想先反對別人，這樣的“革命”當然注定是要失敗的。
是年五月，我應邀駐錫宜蘭雷音寺。由於來台數年之間，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隻知趕赴齋會，祈求福壽，卻不知佛法真義，遑論內修外弘，對此我早已感慨幹心。這時又見到寺院佛殿內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借此教育信徒，遂將其全部收藏起來，隻供佛像，以正視聽。此舉雖然觸犯部分地方人士的習慣，幸好我也另有基礎，所以才沒有被人打倒。這一次“革命”的小小勝利對我不無鼓舞之效。
後來，為了出外布教，屢被幹涉，我前往治安部門據理力爭；為了運用現代聲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締，我也與有關單位周旋到底；對於名伶顧正秋在永樂戲院唱戲誣蔑佛教，我致信抗議。盡管長老、信徒反對我提倡以歌聲弘法，並且以殺害為恐嚇，我仍然義無反顧，不為所動。在親身經曆了這許多佛教製度思想的革命之後，我慢慢地發現自己也和世上的政治家、社會家一樣，向別人“革命”總不可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執、法執，方足以自利利人，廣度眾生。
像我初來台灣弘法時，對於當地迷信的習俗深不以為然。但是後來漸漸發覺，信仰是有層次的，就好比學校分有小學、中學、大學，我何必對每一位初入學的人要求如此嚴厲呢？其實，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過去大陸鄉村方圓幾十裏沒有一間派出所，維係治安的也往往隻是一間寺廟，任何人有了紛爭，隻要雙方當事人在神佛麵前發誓，就得到解決。由於大家具有“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觀念，不敢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無事。這說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麽都不信，或誤信邪教，迷信至少還有維護善良習俗的貢獻。更何況在佛教的曆史上，玉皇大帝、財神爺、城隍爺、關雲長等都是護法神；大陸上的佛教學院也經常收留道士就讀，我何不效法古聖先賢，秉持包容與尊重的理念呢？經過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後，我一改過去二分是非的看法，進而從內到外開拓了更寬廣的空間。所以早年我設立的念佛會，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愛協助，為宗教融和添增佳話。我也曾到指南宮參觀掛單，並在祈夢室上睡過一宿，甚至我創立的南華大學所聘請的首任校長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學院院長的龔鵬程先生。自弘法以來，我曾到新竹城隍廟多次講經開示，也曾遠赴馬來西亞天後宮多次主持法會。我不但到過北港媽祖宗聖台弘揚佛法，而且幾十年來，我一直想寫一首讚頌媽祖的歌詞，雖已醞釀多時，可惜尚未完成。
過去在大陸參學時，雖然生活貧困，經常穿著滿是補丁的衣襪，但保持整潔威儀始終是寺院叢林的法師們對自己最起碼的要求。來到台灣，我卻看到僧侶們足穿木屐，頭戴鬥笠，身著短衫，手撐雨傘，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師表，不但手拿包袱，滿街奔走，而且購物還價，爭先恐後。目睹於此，更是痛心疾首。為了向生活的陋習挑戰，我不但在佛教雜誌上多次撰寫有關四威儀的文章以資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學院之後，便訂立規約：不穿長衫，鞋襪不整齊，不可以出門；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當空，也不準攜帶雨具。現今各個佛寺道場對於叢林生活禮儀逐漸講究重視，我雖不敢居功，但起碼證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別人，從“自己”先做起，會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經有一段時期，我常到富家信徒應供。有一次，台灣警務處處長陶一刪先生曾辦一桌素齋，與我對談，餐畢之後，又用豪華轎車送我坐頭等火車。到了高雄下車的時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對於自己這種貪慕虛榮的心理感到極為僧惡，為了徹底地“向自己的貪念革命”，從此我經常到鄉間小徑，偏僻村莊布教，像旗山、美濃那一帶的山地，我不知來回多少次；東勢、後裏、銅鑼、火炎山，也是我經常路經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腳的足跡。就這樣，我終於逐漸走出我心內的佛光山來。
我年輕時，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後兩麵不一的假道學、掛羊頭賣狗肉的偽君子。尤其事關佛教時，我往往不惜與人抗爭。例如，為了智光商職，我曾和南亭長老爭執；為了《人生雜誌》，我曾和東初法師辯論；為了教會製度，我也曾和白聖法師多次議論，常常都是弄得不歡而散。後來我自覺雖是理直氣壯，但也未免過於剛直。有感於此，我到處設立托兒所、幼稚園、兒童班、星期學校，希望從幼兒的慈愛做起。我也走遍城市鄉野、神廟廣場，給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遍台灣全省的大小監獄及離島的看守所，期能借此讓不幸誤入歧途的人獲得重生。現在我經常自豪地向徒眾們說：“我在台灣五十年，從來沒有對信徒動過嗔心，從來沒有罵過一個信徒。”想當初如果不“向自己的嗔心革命”，何能致此呢？
我的朋友當中，煮雲法師最沒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範。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好處，都讚歎隨喜；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成就，都恭維羨慕。每當受到嫉妒我的人給予我無情的傷害時，想到他的寬容無爭，總是令我慚愧不已，既而捫心自問：“難道我不曾嫉妒過別人？難道我不曾在無意中傷害過別人？”從而砥礪自己“爭氣，不要生氣；好強，但不逞強。”後來，我不斷提倡“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精神，並且身體力行，不曾間輟。多年來，雖譏毀不斷，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計較，甚至因此而化敵為友，轉危為安，當初能“向自己革命”，誠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來時路，無時無刻不是在兢兢業業中防範身口意業的過失，深深感到心中八萬四千種煩惱猶如八萬四千個盜賊，一不小心，便會落入它們的牢籠之中，難於出離。所謂“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將軍主帥能行令，不用幹戈定太平。”我們唯有自己不斷地提起正知正見，不斷地“向自己內心的煩惱盜賊革命”，不斷地改心、換性、回頭、轉身，不斷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雲：
幾年鏖戰曆沙場，汗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煙今已熄，踏花歸去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夠勝利，是多麽美妙的世界啊！
（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