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理應有涼意了，但今年卻不，居然熱得一百多年所未有。這不能算秋天，而沒有一個像樣的秋天，整個一年都遺憾。
正這麽懊喪著，收到了當天出版的《文匯讀書周報》，看見我的忘年之交黃宗江先生有一篇文章在悼念一位今年剛剛亡故的女詩人。女詩人亡故時享年七十八周歲，但宗江先生一開筆就說：“你沒見過她，不知道她人有多美，詩有多美。”宗江先生還引了這位女詩人臨終前為自己寫的一篇訃告，訃告較長，大意是：我有一間小木屋，仿佛是童話裏的一朵鮮蘑菇，依附在百年老樹上，撐著一把小傘，為我遮擋深冬的寒流仲夏的雨。我在小木屋裏追憶、思考，假如人間的善惡愛憎無法分明，我寧願飄浮在永恒冷寂的太空。
讀完這篇自擬的訃告，我立即覺得煩熱全消，墮身於一種深秋的詩意裏。年邁的女詩人辭世前獨住在小木屋裏無疑是非常寂寞的，但她竟然寂寞得那麽美麗，歸去得那麽典雅。我隨即拿起電話筒，想把這篇訃告當作節日的禮物送給幾位朋友，讓他們在炎熱的中秋分享一份冷淒高遠的秋色。
我握著話筒慢悠悠地讀著，突然串進來一個國際長途。外國一家著名的華文報社打來的，編輯小姐劈頭就說：“餘先生，您知道了嗎，張愛玲死了。一個人死在美國寓所，好幾天了，剛發現，發現在中秋節前夕。我們報紙準備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對您的電話采訪。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為根基的，因此請不要推托。發稿時間很緊，您現在就開始講吧。”我說：“這事來得突然，請讓我想一想，半小時後再打來。”
在這半小時，我想了很多。按我的年歲，沒有資格悼念她，但我曾親眼看見，國際舞蹈大師林懷民先生一到上海就激動地宣稱：“我來尋找張愛玲的上海”，他的年歲也不大；林青霞也曾樂滋滋地告訴我，她對上海的了解和喜愛，大半來自張愛玲；今年上半年我獨自在馬來西亞一座座城市間漫遊，每個城市的報社都安排了我與當地的讀者見麵座談，讀者們所提的問題中頻頻出現張愛玲的名字，這些讀者就更年輕了；在國內，大家知道，北京一批剛剛學成歸來的文學博士們自發評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張愛玲的名字排在很前麵，評選這件事頗多是非，但張愛玲的排列卻很少有爭議……這一切說明，張愛玲享受著一種超越年歲的熱鬧，而她居然還悄悄地活著，與這種熱鬧隔得很遠。
在中外文學史上，身前寂寞、身後熱鬧的故事很多，卻很少有張愛玲那樣，滿世界在為她而熱鬧，她卻躲著，躲得誰也找不到她，連隔壁鄰居也不認識她。這種自我放逐、自我埋沒式的寂寞，並非外力所迫，而是一種深刻的故意。深刻到什麽程度，還需要憑借更多的材料來思索。
想到這裏，電話響了。我拿起話筒說了這樣一段話：“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學並不拒絕寂寞，是她告訴曆史，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還存在著不帶多少火焦氣的一角。正是在這一角中，一顆敏感的靈魂，一種精致的生態，風韻永存。我並不了解她，但敢於斷定，這些天她的靈魂飄浮太空的時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應該抬起頭來，迎送她。”我邊說邊聽著電話那頭操作電腦的聲音，說完又聽編輯小姐複誦了一遍。
掛斷電話後我想，上海人也許會覺得她死得淒楚，其實這一切都是她自己選擇和設定的，她的辭世方式，包括她的衣著姿態。她甚至會嘴角露笑，幽默地設想著拖延幾日而終被發現時，朋友們和讀者們的神情。她把一切都想過了，冥冥之中又有什麽力量在幫助她，使她把這個儀式擇定在秋天，又把尾聲伸延到中秋節前夕。“我欲乘風歸去”，這或許是她最終吟誦的詩句？就像黃宗江先生介紹的那位女詩人一樣，自認為是從童話般的小木屋飄浮到永恒的太空去了。
與她們相比，真正可憐的倒是文壇上那種浮淺的得意、瑣碎的企盼、無聊的激憤、頹喪的失落。可憐的人們一定還在倒過來可憐她們，在茶餘飯後討論著她們本該如何來改變這種可憐。也許，建議之一，是她們早就應該回歸文壇，有一個喜氣盈盈的晚年。但是，我們的老太太極有主見，不聽這些。她們雖然衰疲卻仍然高雅，心中隻有兩個點：要麽小木屋，要麽太空。其他地方，她們可以隨意看看，卻不會停駐。
此間情景，很像海明威《老人與海》中的老漁夫，要麽小木屋，要麽大海，其他場所與他無緣。
老太太的小木屋空了，不必在別處尋找，她們隻會去了太空。
正這麽想著，天卻驟然涼了下來，月亮也從濁黃變成冷白，不知名的秋蟲長叫一聲，像個秋天了。
正這麽懊喪著，收到了當天出版的《文匯讀書周報》，看見我的忘年之交黃宗江先生有一篇文章在悼念一位今年剛剛亡故的女詩人。女詩人亡故時享年七十八周歲，但宗江先生一開筆就說：“你沒見過她，不知道她人有多美，詩有多美。”宗江先生還引了這位女詩人臨終前為自己寫的一篇訃告，訃告較長，大意是：我有一間小木屋，仿佛是童話裏的一朵鮮蘑菇，依附在百年老樹上，撐著一把小傘，為我遮擋深冬的寒流仲夏的雨。我在小木屋裏追憶、思考，假如人間的善惡愛憎無法分明，我寧願飄浮在永恒冷寂的太空。
讀完這篇自擬的訃告，我立即覺得煩熱全消，墮身於一種深秋的詩意裏。年邁的女詩人辭世前獨住在小木屋裏無疑是非常寂寞的，但她竟然寂寞得那麽美麗，歸去得那麽典雅。我隨即拿起電話筒，想把這篇訃告當作節日的禮物送給幾位朋友，讓他們在炎熱的中秋分享一份冷淒高遠的秋色。
我握著話筒慢悠悠地讀著，突然串進來一個國際長途。外國一家著名的華文報社打來的，編輯小姐劈頭就說：“餘先生，您知道了嗎，張愛玲死了。一個人死在美國寓所，好幾天了，剛發現，發現在中秋節前夕。我們報紙準備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對您的電話采訪。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為根基的，因此請不要推托。發稿時間很緊，您現在就開始講吧。”我說：“這事來得突然，請讓我想一想，半小時後再打來。”
在這半小時，我想了很多。按我的年歲，沒有資格悼念她，但我曾親眼看見，國際舞蹈大師林懷民先生一到上海就激動地宣稱：“我來尋找張愛玲的上海”，他的年歲也不大；林青霞也曾樂滋滋地告訴我，她對上海的了解和喜愛，大半來自張愛玲；今年上半年我獨自在馬來西亞一座座城市間漫遊，每個城市的報社都安排了我與當地的讀者見麵座談，讀者們所提的問題中頻頻出現張愛玲的名字，這些讀者就更年輕了；在國內，大家知道，北京一批剛剛學成歸來的文學博士們自發評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張愛玲的名字排在很前麵，評選這件事頗多是非，但張愛玲的排列卻很少有爭議……這一切說明，張愛玲享受著一種超越年歲的熱鬧，而她居然還悄悄地活著，與這種熱鬧隔得很遠。
在中外文學史上，身前寂寞、身後熱鬧的故事很多，卻很少有張愛玲那樣，滿世界在為她而熱鬧，她卻躲著，躲得誰也找不到她，連隔壁鄰居也不認識她。這種自我放逐、自我埋沒式的寂寞，並非外力所迫，而是一種深刻的故意。深刻到什麽程度，還需要憑借更多的材料來思索。
想到這裏，電話響了。我拿起話筒說了這樣一段話：“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學並不拒絕寂寞，是她告訴曆史，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還存在著不帶多少火焦氣的一角。正是在這一角中，一顆敏感的靈魂，一種精致的生態，風韻永存。我並不了解她，但敢於斷定，這些天她的靈魂飄浮太空的時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應該抬起頭來，迎送她。”我邊說邊聽著電話那頭操作電腦的聲音，說完又聽編輯小姐複誦了一遍。
掛斷電話後我想，上海人也許會覺得她死得淒楚，其實這一切都是她自己選擇和設定的，她的辭世方式，包括她的衣著姿態。她甚至會嘴角露笑，幽默地設想著拖延幾日而終被發現時，朋友們和讀者們的神情。她把一切都想過了，冥冥之中又有什麽力量在幫助她，使她把這個儀式擇定在秋天，又把尾聲伸延到中秋節前夕。“我欲乘風歸去”，這或許是她最終吟誦的詩句？就像黃宗江先生介紹的那位女詩人一樣，自認為是從童話般的小木屋飄浮到永恒的太空去了。
與她們相比，真正可憐的倒是文壇上那種浮淺的得意、瑣碎的企盼、無聊的激憤、頹喪的失落。可憐的人們一定還在倒過來可憐她們，在茶餘飯後討論著她們本該如何來改變這種可憐。也許，建議之一，是她們早就應該回歸文壇，有一個喜氣盈盈的晚年。但是，我們的老太太極有主見，不聽這些。她們雖然衰疲卻仍然高雅，心中隻有兩個點：要麽小木屋，要麽太空。其他地方，她們可以隨意看看，卻不會停駐。
此間情景，很像海明威《老人與海》中的老漁夫，要麽小木屋，要麽大海，其他場所與他無緣。
老太太的小木屋空了，不必在別處尋找，她們隻會去了太空。
正這麽想著，天卻驟然涼了下來，月亮也從濁黃變成冷白，不知名的秋蟲長叫一聲，像個秋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