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伊斯蘭堡，夜宿ma
iott旅館
在塔克西拉（tax）犍陀羅的故地尋找到法顯和玄奘的足跡，我之所以如此激動，還有一個更具體的原因：這是我們的考察旅行第一次在文化意義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經說過，古代中國走得比較遠的有四種人，一是商人，二是軍人，三是僧人，四是詩人。
商人謀利，軍人從命，他們的遠行雖然也會帶來文化成果，但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企圖卻屬於遠行的僧人和詩人。
這四種人走路的遠近也不一樣。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走得遠一點，而軍人卻走得不太遠，因為中國曆代皇帝雖然也自命不凡，卻很少像希臘、埃及、巴比倫、波斯的君主那樣長距離地去侵略別人。成吉思汗西進的路線很長，但他的王朝那時還沒有統治中國。與一些文明古國相比，中國確實是最“安分守己”的國度，我認為這也是中華文明能夠碩果僅存、長久延續的原因之一，以後有機會再慢慢細說。
那麽僧人與詩人呢？詩人，首先是那些邊塞詩人，也包括像李白這樣腳頭特別散的大詩人，一生走的路倒確實不少，但要他們當真翻越塔克拉瑪幹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這種願望，也沒有足夠的意誌、毅力和體能。好詩人都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潰。至於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麽萬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艱辛和危難大多逃之夭夭，然後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後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樣，宗教理念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能量，他們的使命就是穿越生命絕境，去獲取精神上的經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現驚天地、泣鬼神的腳步。
於是，能走遠路的其實隻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確文化意圖的隻有僧人。
我們這一路走來，曾在埃及的紅海邊想象古代中國商人有可能抵達的極限，而在巴比倫和波斯古道，則已經可以判斷他們明確無誤的腳印，哪怕是千年之前的舊旅程。
近代會有一些，但我們這次以千年為度，關注的重點是遙遠的古代。古代，尤其是千年之前，當其他古文明都此起彼伏地在用馬蹄刀劍作先導向外揮灑千裏萬裏的時候，中華文化還十分內向。終於有兩個僧人走出，確確實實抱著文化交流的目的，要用中國文字來吸納域外的智慧。我們在犍陀羅故地發現了他們的行蹤，怎能不激動？
我們與他們逆向遭遇，但接下來，卻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隨他們去考察印度，即他們所說的佛教聖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掐指估算，法顯和玄奘經曆千辛萬苦來到這裏，實際上是踏入了異國他鄉的曆史，那麽，踏入了人家的哪一段曆史呢？
法顯是五世紀初年到達的，離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已有九百年，離阿育王護法也有六百多年，已經進入大乘佛教時期的中期。大乘佛教經三百多年前的馬鳴和一百多年前的龍樹的整理闡揚，在理論上已蔚為大觀，在社會上則盛極一時。法顯在我現在站立的地方向西不遠處，當時叫弗樓沙的所在（今天的白沙瓦）曾見到過壯麗的“迦膩色迦大塔”，歎為觀止，而當時這樣的大塔比比皆是。這也就是說，他來對了時候。
玄奘比法顯晚到了二百多年，已是大乘佛教時期的後期。但他比法顯幸運的是遇到了古代印度史上最後一位偉大的君主戒日王。戒日王正在以極高的政治威望和文化才能重振已處衰勢的大乘佛教，對玄奘也優禮有加。那麽，玄奘來的也正是時候。在戒日王之後，佛教衰微，以後就進入了密教時代。
這也就是說，他們進入的是印度河一恒河流域宗教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片斷，但一旦進入，他們的目光就不會僅僅停留在這些片斷中了。他們取回了最主要的一些經典，但他們的腳步所至，帶來大量經文之外的感悟。他們在曆史的輝煌期到達，敏捷的求索目光不能不關注輝煌的來源和去處。因此他們實際取到的東西，要比帶回來的典籍多得多。
他們在研究佛教的時候不能不追溯佛教產生前的背景文化，例如吠陀文獻，以及其中的《奧義書》，還有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等等。這一來，就由宗教碰撞到了一種古文明源頭，既獨立又深厚，品咂不盡。我本人曾鑽研過一陣徐梵澄先生譯的《五十奧義書》，又為了探索古代東方藝術史而苦讀過婆羅多牟尼的《舞論》，已經深感這種文明的宏大和艱澀。因此，麵對一個古老文明，就像麵對一個深不可測的大海，光從書本裏讀讀對大海的描繪是遠遠不夠的，至少也應站到岸邊聞一聞海腥味。法顯、玄奘明白這一點，所以甘於曆盡艱苦而來，成了東亞文明與中亞文明之間深層溝通的首批使者。一切深層溝通都不能僅靠文字資料，而必須以腳步、目光，乃至整個血肉之軀作為船筏。
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種文明已經時間不夠，更何況是兩種甚至多種文明。於是大家都變得匆忙，而匆忙中又最容易受欺，信了一些幾經誤傳的信息作為判斷的基點，既傷害了自己又傷害了文明。因此，應該抓緊時間多走一些路，用步履的辛勞走出受欺的陷阱。法顯、玄奘在前，是一種永遠的燭照。
我們，別看車輪滾滾，其實也就是在追摹他們罷了。
iott旅館
在塔克西拉（tax）犍陀羅的故地尋找到法顯和玄奘的足跡，我之所以如此激動，還有一個更具體的原因：這是我們的考察旅行第一次在文化意義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經說過，古代中國走得比較遠的有四種人，一是商人，二是軍人，三是僧人，四是詩人。
商人謀利，軍人從命，他們的遠行雖然也會帶來文化成果，但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企圖卻屬於遠行的僧人和詩人。
這四種人走路的遠近也不一樣。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走得遠一點，而軍人卻走得不太遠，因為中國曆代皇帝雖然也自命不凡，卻很少像希臘、埃及、巴比倫、波斯的君主那樣長距離地去侵略別人。成吉思汗西進的路線很長，但他的王朝那時還沒有統治中國。與一些文明古國相比，中國確實是最“安分守己”的國度，我認為這也是中華文明能夠碩果僅存、長久延續的原因之一，以後有機會再慢慢細說。
那麽僧人與詩人呢？詩人，首先是那些邊塞詩人，也包括像李白這樣腳頭特別散的大詩人，一生走的路倒確實不少，但要他們當真翻越塔克拉瑪幹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這種願望，也沒有足夠的意誌、毅力和體能。好詩人都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潰。至於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麽萬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艱辛和危難大多逃之夭夭，然後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後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樣，宗教理念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能量，他們的使命就是穿越生命絕境，去獲取精神上的經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現驚天地、泣鬼神的腳步。
於是，能走遠路的其實隻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確文化意圖的隻有僧人。
我們這一路走來，曾在埃及的紅海邊想象古代中國商人有可能抵達的極限，而在巴比倫和波斯古道，則已經可以判斷他們明確無誤的腳印，哪怕是千年之前的舊旅程。
近代會有一些，但我們這次以千年為度，關注的重點是遙遠的古代。古代，尤其是千年之前，當其他古文明都此起彼伏地在用馬蹄刀劍作先導向外揮灑千裏萬裏的時候，中華文化還十分內向。終於有兩個僧人走出，確確實實抱著文化交流的目的，要用中國文字來吸納域外的智慧。我們在犍陀羅故地發現了他們的行蹤，怎能不激動？
我們與他們逆向遭遇，但接下來，卻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隨他們去考察印度，即他們所說的佛教聖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掐指估算，法顯和玄奘經曆千辛萬苦來到這裏，實際上是踏入了異國他鄉的曆史，那麽，踏入了人家的哪一段曆史呢？
法顯是五世紀初年到達的，離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已有九百年，離阿育王護法也有六百多年，已經進入大乘佛教時期的中期。大乘佛教經三百多年前的馬鳴和一百多年前的龍樹的整理闡揚，在理論上已蔚為大觀，在社會上則盛極一時。法顯在我現在站立的地方向西不遠處，當時叫弗樓沙的所在（今天的白沙瓦）曾見到過壯麗的“迦膩色迦大塔”，歎為觀止，而當時這樣的大塔比比皆是。這也就是說，他來對了時候。
玄奘比法顯晚到了二百多年，已是大乘佛教時期的後期。但他比法顯幸運的是遇到了古代印度史上最後一位偉大的君主戒日王。戒日王正在以極高的政治威望和文化才能重振已處衰勢的大乘佛教，對玄奘也優禮有加。那麽，玄奘來的也正是時候。在戒日王之後，佛教衰微，以後就進入了密教時代。
這也就是說，他們進入的是印度河一恒河流域宗教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片斷，但一旦進入，他們的目光就不會僅僅停留在這些片斷中了。他們取回了最主要的一些經典，但他們的腳步所至，帶來大量經文之外的感悟。他們在曆史的輝煌期到達，敏捷的求索目光不能不關注輝煌的來源和去處。因此他們實際取到的東西，要比帶回來的典籍多得多。
他們在研究佛教的時候不能不追溯佛教產生前的背景文化，例如吠陀文獻，以及其中的《奧義書》，還有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等等。這一來，就由宗教碰撞到了一種古文明源頭，既獨立又深厚，品咂不盡。我本人曾鑽研過一陣徐梵澄先生譯的《五十奧義書》，又為了探索古代東方藝術史而苦讀過婆羅多牟尼的《舞論》，已經深感這種文明的宏大和艱澀。因此，麵對一個古老文明，就像麵對一個深不可測的大海，光從書本裏讀讀對大海的描繪是遠遠不夠的，至少也應站到岸邊聞一聞海腥味。法顯、玄奘明白這一點，所以甘於曆盡艱苦而來，成了東亞文明與中亞文明之間深層溝通的首批使者。一切深層溝通都不能僅靠文字資料，而必須以腳步、目光，乃至整個血肉之軀作為船筏。
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種文明已經時間不夠，更何況是兩種甚至多種文明。於是大家都變得匆忙，而匆忙中又最容易受欺，信了一些幾經誤傳的信息作為判斷的基點，既傷害了自己又傷害了文明。因此，應該抓緊時間多走一些路，用步履的辛勞走出受欺的陷阱。法顯、玄奘在前，是一種永遠的燭照。
我們，別看車輪滾滾，其實也就是在追摹他們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