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幻象,我並沒看見什麽綠臉紅舌頭的。是些形象。也還不是形象;是一股神氣。舉個例說,你就明白了,你記得咱們小時候那位老師?很好的一個人,是不是?可是我一犯病,他就非常地可惡,我所以跟他橫著來了。過了一會兒,我的病犯過去,他還是他,我白挨一頓打。隻是一股神氣,可惡的神氣。”


    我沒等他說完就問:“有時候你也看見我有那股神氣吧?”


    他微笑了一下:“大概是,我記不甚清了。反正咱倆吵過架,總有一回是因為我看你可惡。萬幸,我們一入中學就不在一處了。不然……你知道,我的病越來越深。小的時候,我還沒覺出這個來,看見那股神氣隻鬧一陣氣就完了;後來,我管不住自己了,一旦看出誰可惡來,就是不打架,也不能再和他交往,連一句話也不肯放過。現在,在我的記憶中隻有幼年的一切是甜蜜的,因為那時病還不深。過了二十,凡是可惡的都記在心裏!我的記憶是一堆醜惡相片。”他愣起來了。


    “人人都可惡?”我問。


    “在我犯病的時節,沒有例外。父母兄弟全可惡。要是敷衍,得敷衍一切,生命那才難堪。要打算不敷衍,得見一個打一個,辦不到。慢慢地,我成了個無家無小沒有一個朋友的人。幹嗎再交朋友呢?怎能交朋友呢?明知有朝一日便看出他可惡!”


    我插了一句:“你所謂的可惡或者應當改為軟弱,人人有個弱點,不見得就可惡。”


    “不是弱點。弱點足以使人生厭,可也能使人憐憫。譬如對一個愛喝醉了的人,我看見的不是這個。其實不用我這對眼也能看出點來,你不信這麽試試,你也能看出一些,不過不如我的眼那麽強就是了。你不用看人臉的全部,而單看他的眼,鼻子,或是嘴,你就看出點可惡來。特別是眼與嘴,有時一個人正和你講道德說仁義,你能看見他的眼中有張活的春畫正在動。那嘴,露著牙噴糞的時節單要笑一笑!越是上等人越可惡。沒受過教育的好些,也可惡,可是可惡得明顯一些;上等人會遮掩。假如我沒有這麽一對眼,生命豈不是個大騙局?還舉個例說吧,有一回我去看戲,旁邊來了個三十多歲的人,很體麵,穿得也講究。我的眼一斜,看出來,他可惡。我的心中冒了火。不幹我的事,誠然;可是,為什麽可惡的人單要一張體麵的臉呢?這是人生的羞恥與錯處。正在這麽個當兒,查票了。這位先生沒有票,瞪圓了眼向查票員說:‘我姓王,沒買過票,就是日本人查票,我姓王的還是不買!’我沒法兒管束自己了。我並不是要懲罰他,是要把他的原形真麵目打出來。我給了他一個頂有力的嘴巴。你猜他怎樣?他嘴裏嚷著,走了。要不怎說他可惡呢?這不是弱點,是故意地找打——隻可惜沒人常打他。他的原形是追著叫花子亂咬的母狗。幸而我那時節犯了病,不然,他在我眼中也是個體麵的雄狗了。”


    “那麽你很願意犯病!”我故意地問。


    他似乎沒聽見,我又重了一句,他又微笑了笑。“我不能說我以這個為一種享受;不過,不犯病的時候更難堪——明知人們可惡而看不出,明知是夢而醒不了。病來了,無論怎樣吧,我不至於無聊。你看,說打就打,多少有點意思。最有趣的是打完了人,人們還不敢當麵說我什麽,隻在背後低聲地說,這是個瘋子。我沒遇上一個可惡而硬正的人;都是些虛偽的軟蛋。有一回我指著個軍人的臉說他可惡,他急了,把槍掏出來,我很喜歡。我問他:‘你幹什麽?’哼,他把槍收回去了,走出老遠才敢回頭看我一眼;可惡而沒骨頭的東西!”他又愣了一會兒,“當初,我是怕犯病。一犯病就吵架,事情怎會做得長遠?久而久之,我怕不犯病了。不犯病就得找事去做,閑著是難堪的事。可是有事便有人,有人就可惡。一來二去,我立在了十字路口:長期地抵抗呢?還是敷衍一下?不能決定。病犯了不由得便惹是非,可是也有一月兩月不犯的時候。我能專等著犯病,什麽也不幹?不能!剛要幹點什麽,病又來了。生命仿佛是拉鋸玩呢。有一回,半年多沒犯病。好了,我心裏說,再找回人生的舊轍吧;既然不願放火,煙還是由煙筒出去好。我回了家,老老實實去做孝子賢孫。臉也常刮一刮,表示出誠意的敷衍。既然看不見人中的狗臉,我假裝看見狗中的人臉,對小貓小狗都很和氣,閑著也給小貓梳梳毛,帶著狗去遛個圈。我與世界複和了。人家世界本是熱熱鬧鬧地混,咱幹嗎非硬拐硬碰不可呢?這時候,我的文章做多了。第一,我想組織家庭,把油鹽柴米的責任加在身上也許會治好了病。況且,我對婦人的印象比較地好。在我的病眼中經過的多數是男人。雖然這也許是機會不平的關係,可是我硬認定女子比男子好一些。做文章嗎?人們大概都很會替生命做文章。我想,自要找到個理想的女子,大概能馬馬虎虎地混幾十年。文章還不盡於此,原先我不是以眼的經驗斷定人人可惡嗎?現在改了。我這麽想了:人人可惡是個推論,我並沒親眼看見人人可惡呀。也許人人可惡,而我不永遠是犯著病,所以看不出。可也許世上確有好人,完全人,就是立在我的病眼前麵,我也看不出他可惡來。我並不曉得哪時犯病;看見麵前的人變了樣,我才曉得我是犯了病?焉知沒有我已犯病而看不出人家可惡的時候呢?假如那是個根本不可惡的人。這麽一做文章,我的希望更大了。我決定不再硬了,結婚,組織家庭。生胖小子;人家都快活地過日子,我幹嗎放著熟葡萄不吃,單撿酸的吃呢?文章做得不錯。”


    他休息了一會兒,我沒敢催促他。給他滿上了酒。


    “還記得我的表妹?”他突然地問,“咱們小時候和她一塊兒玩耍過。”


    “小名叫招弟兒?”我想起來,那時候她耳上戴著倆小綠玉艾葉兒。


    “就是。她比我小兩歲,還沒出嫁;等著我呢,好像是。想做文章就有材料,你看她等著我呢。我對她說了一切,她願意跟我。我倆定了婚。”他又半天沒言語,連喝了兩三口酒。“有一天,我去找她,在路上我又犯了病。一個七八歲小女孩,拿著個粗碗,正在路中走。來了輛汽車。聽見喇叭響,她本想往前跑,可是跑了一步,她又退回來了。車到了跟前,她蹲下了。車幸而猛地收住。在這個工夫,我看見車夫的臉,非常地可惡。在事實上他停住了車;心裏很願意把那個小女孩軋死,軋,來回地軋,軋碎了。做文章才無聊呢。我不能再找表妹去了。我的世界是個醜惡的,我不能把她也拉進來。我又跑了出來;給她一封極簡短的信——不必再等我了。有過希望以後,我硬不起來了。我忽然地覺到,焉知我自己不可惡呢,不更可惡呢?這一疑慮,把硬氣都跑了。以前,我見著可惡的便打,至少是瞪他那麽一眼,使他哆嗦半天。我雖不因此得意,可是非常地自信——信我比別人強。及至一想結婚,與世界共同敷衍,壞了;我原來不比別人強,不過隻多著雙病眼罷了。我再沒有勇氣去打人了,隻能消極地看誰可惡就躲開他。很希望別人指著臉子說我可惡,可是沒人肯那麽辦。”他又愣了一會兒。“生命的真文章比人做得更周到?你看,我是剛從獄裏出來。是這麽回事,我和土匪們一塊混來著。我既是也可惡,跟誰在一塊不可以呢?我們的首領總算可惡得到家,接了贖款還把票兒撕了。綁來票砌在炕洞裏。我沒打他,我把他賣了,前幾天他被槍斃了。在公堂上,我把他的罪惡都抖出來。他呢,一句也沒扳我,反倒替我解脫。所以我隻住了幾天獄,沒定罪。頂可惡的人原來也有點好心:撕票兒的惡魔不賣朋友!我以前沒想到過這個。耶穌為仇人,為土匪禱告:他是個人物。他的眼或者就和我這對一樣,可是他能始終是硬的,因為他始終是軟的。普通人隻能軟,不能硬,所以世界沒有骨氣。我隻能硬,不能軟,現在沒法兒安置我自己。人生真不是個好玩意兒。”


    他把酒喝淨,立起來。


    “飯就好。”我也立起來。


    “不吃!”他很堅決。


    “你走不了,仁祿!”我有點急了,“這兒就是你的家!”


    “我改天再來,一定來!”他過去拿那幾本書。


    “一定得走?連飯也不吃?”我緊跟著問。


    “一定得走!我的世界沒有友誼。我既不認識自己,又好管教別人。我不能享受有秩序的一個家庭,像你這個樣。隻有瞎走亂撞還舒服一些。”


    我知道,無須再留他了。愣了一會兒,我掏出點錢來。


    “我不要!”他笑了笑,“餓不死。餓死也不壞。”


    “送你件衣裳橫是行了吧?”我真沒法兒了。


    他愣了會兒。“好吧,誰叫咱們是幼時同學呢。你準是以為我很奇怪,其實我已經不硬了。對別人不硬了。對自己是沒法兒不硬的,你看那個最可惡的土匪也還有點骨氣。好吧,給我件你自己身上穿著的吧。那件毛衣便好。有你身上的一些熱氣便不完全像禮物了。我太好做文章!”


    我把毛衣脫給他。他穿在棉袍外邊,沒顧得扣上紐子。


    空中飛著些雪片,天已遮滿了黑雲。我送他出去,誰也沒說什麽,一個陰慘的世界,好像隻有我們倆的腳步聲兒。到了門口,他連頭也沒回,探著點身在雪花中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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