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代的仵作到現代的法醫,法醫學科已經走過了數千年的曆史,,把現場檢驗視作整個案件的“死生出入之權輿,直枉屈伸之機括”。宋慈博采眾家之長,又參考自己的實際經驗,在公元1247年撰寫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學專著《洗冤集錄》,以指導獄事的檢形成了完整的體係。柯南道爾的小說裏,福爾摩斯在實驗室中鞭打屍體,就是為了查明生前傷和死後傷有什麽區別。而這些在現代法醫學中被稱為“損傷分析”,對於人無論生前入水還是死後入水,是死於火災還是死後焚屍,都已經有了係統的判斷準則。但周起還是覺得不滿足,“我覺得隻是就法醫論法醫,很容易進入一個瓶頸,我一直在琢磨,怎樣才能給偵查提供更多、更具體的支持。”


    在一次公安部組織的法醫命案現場分析培訓中,周起聽到了兩位法醫界泰鬥陳世賢、閔建雄的講座。“當時的感覺真是茅塞頓開!我意識到,現在的法醫工作要想出彩,就不能隻是單純圍繞傳統法醫專業進行研究,必須換一種思維方式,要能提煉出更多的信息,在破案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周起把現場分析視作法醫的全新戰線,琢磨怎樣把案件偵查和法醫技術結合起來,拿出法醫的專業命案現場分析。提到這個,周起挺有信心,“法醫運用損傷特點、血跡分析這些專業優勢,和案件進行有機結合,以現場血跡和其他生物信息為線索,進行綜合分析,判斷死者的生活狀態、現場的衝突體態,甚至是摸清楚嫌疑人和死者的關係,比如他們是否熟悉,熟悉到什麽程度,等等。”而這些重要的信息,無異於給嫌犯的行為繪出了一幅模擬畫像。“這才是我們法醫的絕活。”


    隻是因為多琢磨了那一下


    有一次,雁塔區某城中村發生了一起命案,兩位年輕女子在自己的租住屋裏被人殺害。周起趕往現場進行查驗,看到兩名遇害女子一個躺在床上,一個倒在地上。接著,他很快意識到放在地上的褥子有些蹊蹺。“那時正是盛夏,地上幹嗎要鋪褥子呢?”周起說,“我馬上意識到,頭天晚上出租屋裏肯定有人留宿,所以才需要打地鋪。而這個留宿的人,就算不是嫌疑人,也應該知道些內情,我們得盡快找到這個人。”


    周起又查看了一下兩名受害人,立即做出了判斷,“留宿的人是一名男子,而且跟躺在地上的那名女子關係不一般。”現場的其他人納悶了,這又是怎麽判斷出來的呢?“其實也不難,”周起說,“兩名受害女子的穿著明顯不同,躺在床上的那個穿得很整齊,可躺在地上的那個卻隻穿著內衣。這說明打地鋪的留宿男子應該和躺在地上的這名女子是戀愛關係,所以穿著內衣也不會覺得難為情。”


    順著周起的思路,民警很快找到了本案的嫌疑人。不出周起所料,這名嫌疑人就是地上那名受害女子的丈夫。夫妻兩人同在西安打工,卻因工作地點相距太遠很少見麵,久而久之就有了矛盾。案發當晚,妻子擔心丈夫回來大鬧,就找來女友陪伴。不料晚上兩人還是爭吵起來,丈夫一氣之下殺害了妻子,又殺害了妻子的女友。


    放在地上的褥子、受害者的穿著,這兩個關鍵的線索其實沒有什麽高深之處,甚至都並非來自法醫的專業知識,而是出自生活常識,但如果隻單純地關注屍體、血跡這些生物信息,不多琢磨這一下,這些線索也許就被淹沒了。“法醫的知識完全可以和這些現場情況結合起來,為偵破提供更多思路。”周起說。現在再回想刑偵局民警們對周起命案現場分析那四個字的點評,你確實不得不佩服地豎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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