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已經決定，明天去天一閣。
沒有想到，這天晚上，台風襲來，暴雨如注，整個寧波城都在柔弱地顫抖。第二天上午來到天一閣時，隻見大門內的前後天井、整個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樹葉在水麵上翻卷，重重磚牆間透出濕冷冷的陰氣。
是寧波市文化局副局長裴明海先生陪我去的。看門的老人沒想到局長會在這樣的天氣陪著客人前來，慌忙從清潔工人那裏借來半高筒雨鞋要我們穿上，還遞來兩把雨傘。但是，院子裏積水太深，才下腳，鞋筒已經進水，唯一的辦法是幹脆脫掉鞋子，挽起褲管蹚水進去。
本來渾身早已被風雨攪得冷颼颼的了，赤腳進水立即通體一陣寒噤。就這樣，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腳低一腳地向藏書樓走去。
我知道天一閣的分量，因此願意接受上蒼的這種安排，剝除斯文，剝除悠閑，脫下鞋子，卑躬屈膝，哆哆嗦嗦，恭敬朝拜。今天這裏沒有其他參觀者，這個朝拜儀式顯得既安靜，又純粹。
二
作為一個藏書樓，天一閣的分量已經遠遠超過它的實際功能。它是一個象征，象征意義之大，不是幾句話所能說得清楚的。
人類成熟文明的傳承，主要是靠文字。文字的選擇和匯集，就成了書籍。如果沒有書籍，那麽，我們祖先再傑出的智慧、再動聽的聲音，也早已隨風飄散，杳無蹤影。大而言之，沒有書籍，曆史就失去了前後貫通的纜索，人群就失去了遠近會聚的理由；小而言之，沒有書籍，任何個體都很難超越庸常的五尺之軀，成為有視野、有見識、有智慧的人。
中國最早發明了紙和印刷術。書，已經具備了一切製作條件的書，照理應該大量出版、大量收藏、大量傳播。但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它遇到了太多太多的生死冤家。
例如，朝廷焚書。這是一些統治者為了實行思想專製而采取的野蠻手段。可歎的是，早在紙質書籍出現之前，焚書的傳統已經形成，那時焚的是竹簡、木牘、帛書。自秦始皇、李斯開頭，隋煬帝、蔡京、秦檜、明成祖都有焚書之舉，更不必說清代文字獄的毀書慘劇了。
又如，戰亂毀書。中國曆史上戰火頻頻，逃難的人要燒書，占領的人也要燒書。史籍上出現過這樣的記載：董卓之亂，毀書六千餘車；西魏軍攻破江陵時，一日之間焚書十四萬卷；隋朝末年農民起義，焚書三十七萬卷；唐朝末年農民起義，焚書八萬卷……
再如，水火吞書。古代運書多用船隻，漢末和唐初都發生過大批書籍傾覆在黃河中的事件。大水也一次次地淹沒過很多藏書樓。比水災更嚴重的是火災，宋代崇文院的火災，明代文淵閣的火災，把皇家藏書燒成灰燼。至於私家藏書毀於火災的，更是數不勝數。除水火之外，蟲蛀、黴爛也是難於抵抗的自然因素，成為書的克星。
凡此種種，說明一本書要留存下來，非常不易。它是那樣柔弱脆薄，而撲向它的災難，一個個都是那麽強大、那麽凶猛、那麽無可抵擋。
二百年的積存，可散之於一朝；三千裏的搜聚，可焚之於一夕。這種情景，實在是文明命運的縮影。在血火刀兵的曆史主題麵前，文明幾乎沒有地位。在大批難民和兵丁之間，書籍的功用常常被這樣描寫：“藉裂以為枕，爇火以為炊。”也就是說，書隻是露宿時的墊枕、做飯時的柴火。要讓它們保存於馬蹄烽煙之間，幾乎沒有可能，除非，有幾個堅毅文人的人格支撐。
說起來，皇家藏書比較容易，規模也大，但是，這種藏書除了明清時期編輯辭書時有用外，平日無法惠澤文人學士，幾乎沒有實際功能，又容易毀於改朝換代之際。因此，民間藏書就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化傳承方式。民間藏書，搜集十分艱難，又沒有足夠力量來抵擋多種災禍，因此注定是一種悲劇行為。明知悲劇還勇往直前，這便是民間藏書家的人格力量。這種人格力量又不僅僅是他們的，而是一種希冀中華文明長久延續的偉大意願，通過他們表現出來了。
天一閣，就是這種意願的物態造型。在現存的古代藏書樓中，論時間之長，它是中國第一，也是亞洲第一。由於意大利有兩座文藝複興時代的藏書樓也保存下來了，比它早一些，因此它居於世界第三。
三
天一閣的創始人範欽，誕生於十六世紀初期。
如果要在世界坐標中作比較，那麽，我們不妨知道：範欽出生的前兩年，米開朗琪羅剛剛完成了雕塑《大衛》；範欽出生的同一年，達·芬奇完成了油畫《蒙娜麗莎》。
範欽的一生，當然不可能像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那樣踏出新時代的步伐，而隻是展現了中國明代優秀文人的典型曆程。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通過一係列科舉考試而做官，很快嚐到了明代朝廷的詭譎風波。他是一個正直、負責、能幹的官員，到任何一個地方做官都能打開一個局麵，卻又總是被牽涉到高層的人事爭鬥。我曾試圖用最簡明的語言概述一下他的仕途升沉，最後卻隻能放棄，因為那一個接一個的政治旋渦太奇怪，又太沒有意義了。我感興趣的隻有這樣幾件事——
他曾經被誣告而“廷杖”入獄。廷杖是一種極度羞辱性的刑罰。在堂堂宮廷的午門之外，在眾多官員的參觀之下，他被麻布縛曳，脫去褲子，按在地上，滿嘴泥土，重打三十六棍。受過這種刑罰，再加上幾度受誣、幾度昭雪，一個人的“心理筋骨”就會出現另一種模樣。後來，他作為一個成功藏書家所表現出來的驚人意誌和毅力，都與此有關。
他的仕途，由於奸臣的捉弄和其他原因，一直在頻繁而遠距離地滑動。在我的印象中，他做官的地方，至少有湖北、江西、廣西、福建、雲南、陝西等地，當然還要到北京任職，還要到寧波養老。大半個中國，被他摸了個遍。
在風塵仆仆的奔波中，他已開始搜集書籍，尤其是以地方誌、政書、實錄、曆科試士錄為主。當時的中國，經曆過了文化上登峰造極的宋代，刻書、印書、藏書，在各地已經形成風氣，無論是朝廷和地方府衙的藏書，書院、寺院的藏書，還是私人藏書，都相當豐富。這種整體氣氛，使範欽有可能成為一個成熟的藏書家，而他的眼光和見識，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那就是，不必像別人藏書那樣唯宋是瞻、唯古是拜，而是著眼當代，著眼社會資料，著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會遺失的地方性文件。他的這種選擇，使他成了中國曆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書家。
一個傑出的藏書家不能隻是收藏古代，後代研究者更迫切需要的，是他生存的時代和腳踩的土地，以及他在自己最真切的生態環境裏做出的文化選擇。
官，還是認認真真地做。朝廷的事，還是小心翼翼地對付。但是，作為一名文官，每到一地他不能不了解這個地方的文物典章、曆史沿革、風土習俗，那就必須找書了。見到當地的官員縉紳，需要詢問的事情大多也離不開這些內容。談完正事，為了互表風雅，更會集中談書，尤其是當地的文風書訊。平時巡視察訪，又未免以斯文之地為重。這一切，大抵是古代文官的尋常生態，不同的是，範欽把書的事情做認真了。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問了一宗大案，也許是理清了幾筆財務，衙堂威儀，朝野禮數，不一而足。而他最感興趣的，是差役悄悄遞上的那個藍布包袱，是袖中輕輕拈著的那份待購書目。他心裏明白，這是公暇瑣事、私人愛好，不能妨礙了朝廷正事。但是當他曆盡宦海風浪終於退休之後就產生了疑惑：做官和藏書，究竟哪一項更重要？
我們站在幾百年後遠遠看去則已經毫無疑惑：對範欽來說，藏書是他的生平主業，做官則是業餘。
甚至可以說，曆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傑出的藏書家，於是把他放在一個顛覆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範欽給了我們一種啟發：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謂公務和事業，很可能不是你對這個世界最主要的貢獻；請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覺得是不務正業卻又很感興趣的那些小事。
四
範欽對書的興趣，顯然已到了癡迷的程度。癡迷，帶有一種非功利的盲目性。正是這種可愛的盲目性，使文化在應付實用之外還擁有大批忠誠的守護者，不倦地吟誦著。
癡迷是不講理由的。中國曆史上癡迷書籍的人很多，哪怕忍饑挨凍，也要在雪夜昏暗的燈光下手不釋卷。這中間，因為喜歡書中的詩文而癡迷，那還不算真正的癡迷；不問書中的內容而癡迷，那就又上了一個等級。在這個等級上，隻要聽說是書，隻要手指能觸摸到薄薄的宣紙，就興奮莫名、渾身舒暢。
我覺得範欽對書的癡迷，屬於後一種。他本人的詩文，我把能找到的都找來讀了，甚覺一般，因此不認為他會對書中的詩文有特殊的敏感。他所敏感的，隻是書本身。
於是，隻有他，而不是才情比他高的文學家，才有這麽一股粗拙強硬的勁頭，把藏書的事業做得那麽大、那麽好、那麽久。
他在仕途上的曆練，尤其是在工部具體負責各種宮府、器杖、城隍、壇廟的營造和修理的實踐，使他把藏書當作了一項工程，這又是其他藏書家做不到的了。
不講理由的癡迷，再加上工程師般的精細，這就使範欽成了範欽，天一閣成了天一閣。
五
藏書家遇到的真正麻煩大多是在身後。範欽麵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把自己的意誌行為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不妨說，天一閣真正堪稱悲壯的曆史，開始於範欽死後。我不知道保住這座樓的使命對範氏家族來說，算是一種光耀門庭的榮幸，還是一場綿延久遠的苦役。
範欽在退休歸裏之後，一方麵用比從前更大的勁頭搜集書籍，使藏書數量大大增加，一方麵則冷靜地觀察著自己的兒子能不能繼承這些藏書。
範欽有兩個兒子：範大衝和範大潛。他對這兩個兒子都不太滿意，但比較之下還是覺得範大衝要好得多。他早就暗下決心，自己死後，什麽財產都可以分，唯獨這一樓的藏書卻萬萬不可分。書一分，就不成氣候，很快就會耗散。但是，所有的親屬都知道，自己畢生最大的財富是書，如果隻給一個兒子，另一個兒子會怎麽想？
範欽決定由大兒子範大衝單獨繼承全部藏書，同時把萬兩白銀給予小兒子範大潛，作為他不分享藏書的代價。沒想到，範大潛在父親範欽去世前三個月先去世了，因此萬兩白銀就由他的妻子陸氏分得。陸氏受人挑撥還想分書，後來還造成了一些麻煩，但是，“書不可分”已成了範欽的不二家法。
範大衝得到一樓藏書，雖然是父親的畢生心血，江南的一大文書藪，但實際上既不能變賣，又不能開放，完全是把一項沉重的義務扛到了自己肩上。父親花費了萬兩白銀來保全他承擔這項義務的純粹性，餘下的錢財沒有了，隻能靠自己另行賺取，來苦苦支撐。
一五八五年的秋天，範欽在過完自己八十大壽後的第九天離開人世。藏書家在彌留之際一再打量著範大衝的眼睛，覺得自己實在是給兒子留下了一件駭人聽聞的苦差事。他不知道兒子能不能堅持到最後，如果能，那麽，孫子呢？孫子的後代呢？
他不敢想下去了。
一個再自信的人，也無法對自己的兒孫有過多的奢望。
他知道，自己沒有理由讓自己的後人一代代都做藏書家，但是如果他們不做，天一閣的命運將會如何？如果他們做了，其實也不是像自己一樣的藏書家，而隻是一個守樓人。
兒孫，書；書，兒孫……
範欽終於閉上了迷離的眼睛。
六
就這樣，一場沒完沒了的接力賽開始了：多少年後，範大衝也會有遺囑，範大衝的兒子又會有遺囑……
家族傳代，本身是一個不斷分裂、異化、自立的生命過程，讓後代接受一個需要終生投入的強硬指令，十分違背生命的自在狀態。讓幾百年之後的後裔不經自身體驗就來沿襲幾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衝動，也難免有許多憋氣的地方。不難想象，天一閣藏書樓對於許多範氏後代來說幾乎成了一個宗教式的朝拜對象，隻知要誠惶誠恐地維護和保存，卻不知是為什麽。
我可以肯定，此間埋藏著許多難以言狀的心理悲劇和家族紛爭。這個在藏書樓下生活了幾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後代子孫免不了會產生一種好奇，樓上究竟是什麽樣的呢？到底有哪些書，能不能借來看看？親戚朋友更會頻頻相問，作為你們家族世代供奉的這個秘府，能不能讓我們看上一眼呢？
範欽和他的繼承者們早就預料到這種可能，而且預料藏書樓就會因為這種點滴可能而崩塌，因而已經預防在先。他們給家族製定了一個嚴格的處罰規則，處罰內容是當時視為最大屈辱的不許參加祭祖大典。因為這種處罰意味著在家族血統關係上亮出了“黃牌”，比杖責鞭笞之類還要嚴重。
處罰規則標明：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
在這裏，不得不提到那個我每次想起都感到難過的故事了。據謝堃《春草堂集》記載，範欽去世後兩百多年，寧波知府丘鐵卿家裏發生了一件事情。他的內侄女是一個酷愛詩書的女子，聽說天一閣藏書宏富，兩百餘年不蛀，全靠夾在書頁中的芸草。她隻想做一枚芸草，夾在書本之間。於是，她天天用絲線繡刺芸草，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繡芸”。
父母看她如此著迷，就請知府做媒，把她嫁給了範家後人。她原想做了範家的媳婦總可以登上天一閣了，不讓看書也要看看芸草。但她哪裏想到，範家有規矩，嚴格禁止婦女登樓。
由此，她悲怨成疾，抑鬱而終。臨死前，她連一個“書”字也不敢提，隻對丈夫說：“連一枚芸草也見不著，活著做甚？你如果心疼我，就把我葬在天一閣附近，我也可瞑目了！”
今天，當我抬起頭來仰望天一閣這棟樓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錢繡芸那抑鬱的目光。在既缺少人文氣息又沒有婚姻自由的年代，一個女孩子想借著婚姻來多讀一點書，其實是在以自己的脆弱生命與自己的文化渴求斡旋。她失敗了，卻讓我非常感動。
七
從範氏家族的立場來看，不準登樓，不準看書，委實也出於無奈。隻要開放一條小縫，終會裂成大縫。但是，永遠地不準登樓、不準看書，這座藏書樓存在於世的意義又何在呢？這個問題，每每使範氏家族陷入困惑。
範氏家族規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開閣門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閣門的鑰匙和書櫥的鑰匙由各房分別掌管，組成一環也不可缺少的連環。如果有一房不到，就無法接觸到任何藏書。
就在這時，傳來消息，大學者黃宗羲先生想要登樓看書！這對範家各房無疑是一個震撼。
黃宗羲是“吾鄉”餘姚人，與範氏家族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照理是不能登樓的。但無論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氣節、學問而受到全國思想學術界深深欽佩的巨人，範氏家族也早有所聞。盡管當時的信息傳播手段非常落後，但由於黃宗羲的行為舉止實在是奇崛響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間造成非凡的轟動效應。他的父親本是明末東林黨重要人物，被魏忠賢宦官集團所殺，後來宦官集團受審，十九歲的黃宗羲在朝廷對質時，竟然義憤填膺地錐刺和痛毆漏網餘黨，後又追殺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時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時他與兩個弟弟在家鄉組織數百人的子弟兵“世忠營”英勇抗清，抗清失敗後便潛心學術，邊著述邊講學，把民族道義、人格力量融化在學問中啟世迪人，成為中國古代學術領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曆史學家。他在治學過程中已經到紹興鈕氏“世學樓”和祁氏“澹生堂”去讀過書，現在終於想來叩天一閣之門了。他深知範氏家族的森嚴規矩，但他還是來了，時間是康熙十二年，即一六七三年。
出乎意料，範氏家族竟一致同意黃宗羲登樓，而且允許他細細地閱讀樓上的全部藏書。黃宗羲長衣布鞋，悄然登樓了。銅鎖在一具具打開，一六七三年成為天一閣曆史上特別有光彩的一年。
黃宗羲在天一閣翻閱了全部藏書，把其中流通未廣者編為書目，並另撰《天一閣藏書記》留世。由此，這座藏書樓便與一位大學者的名字聯結起來，廣為傳播。
從此以後，天一閣有了一條可以向真正的大學者開放的新規矩，但這條規矩的執行還是十分苛嚴。在此後近兩百年的時間內，獲準登樓的大學者也僅有十餘名，其中有萬斯同、全祖望、錢大昕、袁枚、阮元、薛福成等。他們的名字，都上得了中國文化史。
這樣一來，天一閣終於顯現了本身的存在意義，盡管顯現的機會是那樣小。
直到乾隆決定編纂《四庫全書》，天一閣的命運發生了重大變化。
乾隆諭旨各省采訪遺書，要各藏書家，特別是江南的藏書家積極獻書。天一閣進呈珍貴古籍六百餘種，其中有九十六種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有三百七十餘種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謝天一閣的貢獻，多次褒揚獎賜，並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書樓都仿照天一閣的格局營建。
天一閣因此而大出其名，盡管上獻的書籍大多數沒有發還，但在國家級的“百科全書”中，在欽定的藏書樓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稱乾隆下令為《四庫全書》獻書是天一閣的一大浩劫，頗覺言之有過。連堂堂皇家編書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動用天一閣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變成了一種行政性的播揚，這證明天一閣獲得了大成功，範欽獲得了大成功。
八
天一閣終於走到了近代，這座古老的藏書樓開始了自己新的曆險。
先是太平軍進攻寧波時當地小偷趁亂拆牆偷書，然後當作廢紙論斤賣給造紙作坊。曾有一人高價從作坊買去一批，卻又遭大火焚毀。
這就成了天一閣此後命運的先兆，它現在遇到的問題已不是讓不讓某位學者上樓的問題了，竟然是竊賊和偷兒成了它最大的對手。
一九一四年，一個叫薛繼渭的偷兒奇跡般地潛入書樓，白天無聲無息，晚上動手偷書，每日隻以所帶棗子充饑，東牆外的河上有小船接運所偷書籍。這一次幾乎把天一閣的一半珍貴書籍給偷走了，它們漸漸出現在上海的書鋪裏。
薛繼渭的這次偷竊與太平天國時的那些小偷不同，不僅數量巨大、操作係統，而且最終與上海的書鋪掛上了鉤。近代都市的書商用這種辦法來侵吞一個古老的藏書樓，我總覺得其中蘊涵著某種象征意義。
一架架書櫥空了，錢繡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終身而未能上的樓板，黃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過的樓板，現在，隻留下偷兒吐出的一大堆棗核在上麵。
當時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先生聽說天一閣遭此浩劫，並得知有些書商正準備把天一閣藏本賣給外國人，便立即撥巨資搶救。他所購得的天一閣藏書，保存於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裏。涵芬樓因有天一閣藏書的潤澤而享譽文化界，當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裏汲取過營養。但是，眾所周知，它最終竟又全部焚毀於日本侵略軍的炸彈之下。
沒有焚毀的，是天一閣本身。這幢樓像一位見過世麵的老人，再大的災難也承受得住。但它又不僅僅是承受，而是以滿臉的哲思注視著一切後人，姓範的和不是姓範的，看得他們一次次低下頭去又仰起頭來。
隻要自認是中華文化的後裔，總想對這幢老樓做點什麽，而不忍讓它全然淪為廢墟。因此，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天一閣被一次次大規模地修繕和完善著。它，已經成為現代文化良知的見證。
登天一閣的樓梯時，我的腳步非常緩慢。我不斷地問自己：你來了嗎？你是哪一代的中國書生？
已經決定，明天去天一閣。
沒有想到，這天晚上，台風襲來，暴雨如注，整個寧波城都在柔弱地顫抖。第二天上午來到天一閣時，隻見大門內的前後天井、整個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樹葉在水麵上翻卷，重重磚牆間透出濕冷冷的陰氣。
是寧波市文化局副局長裴明海先生陪我去的。看門的老人沒想到局長會在這樣的天氣陪著客人前來，慌忙從清潔工人那裏借來半高筒雨鞋要我們穿上，還遞來兩把雨傘。但是，院子裏積水太深，才下腳，鞋筒已經進水，唯一的辦法是幹脆脫掉鞋子，挽起褲管蹚水進去。
本來渾身早已被風雨攪得冷颼颼的了，赤腳進水立即通體一陣寒噤。就這樣，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腳低一腳地向藏書樓走去。
我知道天一閣的分量，因此願意接受上蒼的這種安排，剝除斯文，剝除悠閑，脫下鞋子，卑躬屈膝，哆哆嗦嗦，恭敬朝拜。今天這裏沒有其他參觀者，這個朝拜儀式顯得既安靜，又純粹。
二
作為一個藏書樓，天一閣的分量已經遠遠超過它的實際功能。它是一個象征，象征意義之大，不是幾句話所能說得清楚的。
人類成熟文明的傳承，主要是靠文字。文字的選擇和匯集，就成了書籍。如果沒有書籍，那麽，我們祖先再傑出的智慧、再動聽的聲音，也早已隨風飄散，杳無蹤影。大而言之，沒有書籍，曆史就失去了前後貫通的纜索，人群就失去了遠近會聚的理由；小而言之，沒有書籍，任何個體都很難超越庸常的五尺之軀，成為有視野、有見識、有智慧的人。
中國最早發明了紙和印刷術。書，已經具備了一切製作條件的書，照理應該大量出版、大量收藏、大量傳播。但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它遇到了太多太多的生死冤家。
例如，朝廷焚書。這是一些統治者為了實行思想專製而采取的野蠻手段。可歎的是，早在紙質書籍出現之前，焚書的傳統已經形成，那時焚的是竹簡、木牘、帛書。自秦始皇、李斯開頭，隋煬帝、蔡京、秦檜、明成祖都有焚書之舉，更不必說清代文字獄的毀書慘劇了。
又如，戰亂毀書。中國曆史上戰火頻頻，逃難的人要燒書，占領的人也要燒書。史籍上出現過這樣的記載：董卓之亂，毀書六千餘車；西魏軍攻破江陵時，一日之間焚書十四萬卷；隋朝末年農民起義，焚書三十七萬卷；唐朝末年農民起義，焚書八萬卷……
再如，水火吞書。古代運書多用船隻，漢末和唐初都發生過大批書籍傾覆在黃河中的事件。大水也一次次地淹沒過很多藏書樓。比水災更嚴重的是火災，宋代崇文院的火災，明代文淵閣的火災，把皇家藏書燒成灰燼。至於私家藏書毀於火災的，更是數不勝數。除水火之外，蟲蛀、黴爛也是難於抵抗的自然因素，成為書的克星。
凡此種種，說明一本書要留存下來，非常不易。它是那樣柔弱脆薄，而撲向它的災難，一個個都是那麽強大、那麽凶猛、那麽無可抵擋。
二百年的積存，可散之於一朝；三千裏的搜聚，可焚之於一夕。這種情景，實在是文明命運的縮影。在血火刀兵的曆史主題麵前，文明幾乎沒有地位。在大批難民和兵丁之間，書籍的功用常常被這樣描寫：“藉裂以為枕，爇火以為炊。”也就是說，書隻是露宿時的墊枕、做飯時的柴火。要讓它們保存於馬蹄烽煙之間，幾乎沒有可能，除非，有幾個堅毅文人的人格支撐。
說起來，皇家藏書比較容易，規模也大，但是，這種藏書除了明清時期編輯辭書時有用外，平日無法惠澤文人學士，幾乎沒有實際功能，又容易毀於改朝換代之際。因此，民間藏書就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化傳承方式。民間藏書，搜集十分艱難，又沒有足夠力量來抵擋多種災禍，因此注定是一種悲劇行為。明知悲劇還勇往直前，這便是民間藏書家的人格力量。這種人格力量又不僅僅是他們的，而是一種希冀中華文明長久延續的偉大意願，通過他們表現出來了。
天一閣，就是這種意願的物態造型。在現存的古代藏書樓中，論時間之長，它是中國第一，也是亞洲第一。由於意大利有兩座文藝複興時代的藏書樓也保存下來了，比它早一些，因此它居於世界第三。
三
天一閣的創始人範欽，誕生於十六世紀初期。
如果要在世界坐標中作比較，那麽，我們不妨知道：範欽出生的前兩年，米開朗琪羅剛剛完成了雕塑《大衛》；範欽出生的同一年，達·芬奇完成了油畫《蒙娜麗莎》。
範欽的一生，當然不可能像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那樣踏出新時代的步伐，而隻是展現了中國明代優秀文人的典型曆程。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通過一係列科舉考試而做官，很快嚐到了明代朝廷的詭譎風波。他是一個正直、負責、能幹的官員，到任何一個地方做官都能打開一個局麵，卻又總是被牽涉到高層的人事爭鬥。我曾試圖用最簡明的語言概述一下他的仕途升沉，最後卻隻能放棄，因為那一個接一個的政治旋渦太奇怪，又太沒有意義了。我感興趣的隻有這樣幾件事——
他曾經被誣告而“廷杖”入獄。廷杖是一種極度羞辱性的刑罰。在堂堂宮廷的午門之外，在眾多官員的參觀之下，他被麻布縛曳，脫去褲子，按在地上，滿嘴泥土，重打三十六棍。受過這種刑罰，再加上幾度受誣、幾度昭雪，一個人的“心理筋骨”就會出現另一種模樣。後來，他作為一個成功藏書家所表現出來的驚人意誌和毅力，都與此有關。
他的仕途，由於奸臣的捉弄和其他原因，一直在頻繁而遠距離地滑動。在我的印象中，他做官的地方，至少有湖北、江西、廣西、福建、雲南、陝西等地，當然還要到北京任職，還要到寧波養老。大半個中國，被他摸了個遍。
在風塵仆仆的奔波中，他已開始搜集書籍，尤其是以地方誌、政書、實錄、曆科試士錄為主。當時的中國，經曆過了文化上登峰造極的宋代，刻書、印書、藏書，在各地已經形成風氣，無論是朝廷和地方府衙的藏書，書院、寺院的藏書，還是私人藏書，都相當豐富。這種整體氣氛，使範欽有可能成為一個成熟的藏書家，而他的眼光和見識，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那就是，不必像別人藏書那樣唯宋是瞻、唯古是拜，而是著眼當代，著眼社會資料，著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會遺失的地方性文件。他的這種選擇，使他成了中國曆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書家。
一個傑出的藏書家不能隻是收藏古代，後代研究者更迫切需要的，是他生存的時代和腳踩的土地，以及他在自己最真切的生態環境裏做出的文化選擇。
官，還是認認真真地做。朝廷的事，還是小心翼翼地對付。但是，作為一名文官，每到一地他不能不了解這個地方的文物典章、曆史沿革、風土習俗，那就必須找書了。見到當地的官員縉紳，需要詢問的事情大多也離不開這些內容。談完正事，為了互表風雅，更會集中談書，尤其是當地的文風書訊。平時巡視察訪，又未免以斯文之地為重。這一切，大抵是古代文官的尋常生態，不同的是，範欽把書的事情做認真了。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問了一宗大案，也許是理清了幾筆財務，衙堂威儀，朝野禮數，不一而足。而他最感興趣的，是差役悄悄遞上的那個藍布包袱，是袖中輕輕拈著的那份待購書目。他心裏明白，這是公暇瑣事、私人愛好，不能妨礙了朝廷正事。但是當他曆盡宦海風浪終於退休之後就產生了疑惑：做官和藏書，究竟哪一項更重要？
我們站在幾百年後遠遠看去則已經毫無疑惑：對範欽來說，藏書是他的生平主業，做官則是業餘。
甚至可以說，曆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傑出的藏書家，於是把他放在一個顛覆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範欽給了我們一種啟發：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謂公務和事業，很可能不是你對這個世界最主要的貢獻；請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覺得是不務正業卻又很感興趣的那些小事。
四
範欽對書的興趣，顯然已到了癡迷的程度。癡迷，帶有一種非功利的盲目性。正是這種可愛的盲目性，使文化在應付實用之外還擁有大批忠誠的守護者，不倦地吟誦著。
癡迷是不講理由的。中國曆史上癡迷書籍的人很多，哪怕忍饑挨凍，也要在雪夜昏暗的燈光下手不釋卷。這中間，因為喜歡書中的詩文而癡迷，那還不算真正的癡迷；不問書中的內容而癡迷，那就又上了一個等級。在這個等級上，隻要聽說是書，隻要手指能觸摸到薄薄的宣紙，就興奮莫名、渾身舒暢。
我覺得範欽對書的癡迷，屬於後一種。他本人的詩文，我把能找到的都找來讀了，甚覺一般，因此不認為他會對書中的詩文有特殊的敏感。他所敏感的，隻是書本身。
於是，隻有他，而不是才情比他高的文學家，才有這麽一股粗拙強硬的勁頭，把藏書的事業做得那麽大、那麽好、那麽久。
他在仕途上的曆練，尤其是在工部具體負責各種宮府、器杖、城隍、壇廟的營造和修理的實踐，使他把藏書當作了一項工程，這又是其他藏書家做不到的了。
不講理由的癡迷，再加上工程師般的精細，這就使範欽成了範欽，天一閣成了天一閣。
五
藏書家遇到的真正麻煩大多是在身後。範欽麵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把自己的意誌行為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不妨說，天一閣真正堪稱悲壯的曆史，開始於範欽死後。我不知道保住這座樓的使命對範氏家族來說，算是一種光耀門庭的榮幸，還是一場綿延久遠的苦役。
範欽在退休歸裏之後，一方麵用比從前更大的勁頭搜集書籍，使藏書數量大大增加，一方麵則冷靜地觀察著自己的兒子能不能繼承這些藏書。
範欽有兩個兒子：範大衝和範大潛。他對這兩個兒子都不太滿意，但比較之下還是覺得範大衝要好得多。他早就暗下決心，自己死後，什麽財產都可以分，唯獨這一樓的藏書卻萬萬不可分。書一分，就不成氣候，很快就會耗散。但是，所有的親屬都知道，自己畢生最大的財富是書，如果隻給一個兒子，另一個兒子會怎麽想？
範欽決定由大兒子範大衝單獨繼承全部藏書，同時把萬兩白銀給予小兒子範大潛，作為他不分享藏書的代價。沒想到，範大潛在父親範欽去世前三個月先去世了，因此萬兩白銀就由他的妻子陸氏分得。陸氏受人挑撥還想分書，後來還造成了一些麻煩，但是，“書不可分”已成了範欽的不二家法。
範大衝得到一樓藏書，雖然是父親的畢生心血，江南的一大文書藪，但實際上既不能變賣，又不能開放，完全是把一項沉重的義務扛到了自己肩上。父親花費了萬兩白銀來保全他承擔這項義務的純粹性，餘下的錢財沒有了，隻能靠自己另行賺取，來苦苦支撐。
一五八五年的秋天，範欽在過完自己八十大壽後的第九天離開人世。藏書家在彌留之際一再打量著範大衝的眼睛，覺得自己實在是給兒子留下了一件駭人聽聞的苦差事。他不知道兒子能不能堅持到最後，如果能，那麽，孫子呢？孫子的後代呢？
他不敢想下去了。
一個再自信的人，也無法對自己的兒孫有過多的奢望。
他知道，自己沒有理由讓自己的後人一代代都做藏書家，但是如果他們不做，天一閣的命運將會如何？如果他們做了，其實也不是像自己一樣的藏書家，而隻是一個守樓人。
兒孫，書；書，兒孫……
範欽終於閉上了迷離的眼睛。
六
就這樣，一場沒完沒了的接力賽開始了：多少年後，範大衝也會有遺囑，範大衝的兒子又會有遺囑……
家族傳代，本身是一個不斷分裂、異化、自立的生命過程，讓後代接受一個需要終生投入的強硬指令，十分違背生命的自在狀態。讓幾百年之後的後裔不經自身體驗就來沿襲幾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衝動，也難免有許多憋氣的地方。不難想象，天一閣藏書樓對於許多範氏後代來說幾乎成了一個宗教式的朝拜對象，隻知要誠惶誠恐地維護和保存，卻不知是為什麽。
我可以肯定，此間埋藏著許多難以言狀的心理悲劇和家族紛爭。這個在藏書樓下生活了幾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後代子孫免不了會產生一種好奇，樓上究竟是什麽樣的呢？到底有哪些書，能不能借來看看？親戚朋友更會頻頻相問，作為你們家族世代供奉的這個秘府，能不能讓我們看上一眼呢？
範欽和他的繼承者們早就預料到這種可能，而且預料藏書樓就會因為這種點滴可能而崩塌，因而已經預防在先。他們給家族製定了一個嚴格的處罰規則，處罰內容是當時視為最大屈辱的不許參加祭祖大典。因為這種處罰意味著在家族血統關係上亮出了“黃牌”，比杖責鞭笞之類還要嚴重。
處罰規則標明：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
在這裏，不得不提到那個我每次想起都感到難過的故事了。據謝堃《春草堂集》記載，範欽去世後兩百多年，寧波知府丘鐵卿家裏發生了一件事情。他的內侄女是一個酷愛詩書的女子，聽說天一閣藏書宏富，兩百餘年不蛀，全靠夾在書頁中的芸草。她隻想做一枚芸草，夾在書本之間。於是，她天天用絲線繡刺芸草，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繡芸”。
父母看她如此著迷，就請知府做媒，把她嫁給了範家後人。她原想做了範家的媳婦總可以登上天一閣了，不讓看書也要看看芸草。但她哪裏想到，範家有規矩，嚴格禁止婦女登樓。
由此，她悲怨成疾，抑鬱而終。臨死前，她連一個“書”字也不敢提，隻對丈夫說：“連一枚芸草也見不著，活著做甚？你如果心疼我，就把我葬在天一閣附近，我也可瞑目了！”
今天，當我抬起頭來仰望天一閣這棟樓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錢繡芸那抑鬱的目光。在既缺少人文氣息又沒有婚姻自由的年代，一個女孩子想借著婚姻來多讀一點書，其實是在以自己的脆弱生命與自己的文化渴求斡旋。她失敗了，卻讓我非常感動。
七
從範氏家族的立場來看，不準登樓，不準看書，委實也出於無奈。隻要開放一條小縫，終會裂成大縫。但是，永遠地不準登樓、不準看書，這座藏書樓存在於世的意義又何在呢？這個問題，每每使範氏家族陷入困惑。
範氏家族規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開閣門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閣門的鑰匙和書櫥的鑰匙由各房分別掌管，組成一環也不可缺少的連環。如果有一房不到，就無法接觸到任何藏書。
就在這時，傳來消息，大學者黃宗羲先生想要登樓看書！這對範家各房無疑是一個震撼。
黃宗羲是“吾鄉”餘姚人，與範氏家族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照理是不能登樓的。但無論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氣節、學問而受到全國思想學術界深深欽佩的巨人，範氏家族也早有所聞。盡管當時的信息傳播手段非常落後，但由於黃宗羲的行為舉止實在是奇崛響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間造成非凡的轟動效應。他的父親本是明末東林黨重要人物，被魏忠賢宦官集團所殺，後來宦官集團受審，十九歲的黃宗羲在朝廷對質時，竟然義憤填膺地錐刺和痛毆漏網餘黨，後又追殺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時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時他與兩個弟弟在家鄉組織數百人的子弟兵“世忠營”英勇抗清，抗清失敗後便潛心學術，邊著述邊講學，把民族道義、人格力量融化在學問中啟世迪人，成為中國古代學術領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曆史學家。他在治學過程中已經到紹興鈕氏“世學樓”和祁氏“澹生堂”去讀過書，現在終於想來叩天一閣之門了。他深知範氏家族的森嚴規矩，但他還是來了，時間是康熙十二年，即一六七三年。
出乎意料，範氏家族竟一致同意黃宗羲登樓，而且允許他細細地閱讀樓上的全部藏書。黃宗羲長衣布鞋，悄然登樓了。銅鎖在一具具打開，一六七三年成為天一閣曆史上特別有光彩的一年。
黃宗羲在天一閣翻閱了全部藏書，把其中流通未廣者編為書目，並另撰《天一閣藏書記》留世。由此，這座藏書樓便與一位大學者的名字聯結起來，廣為傳播。
從此以後，天一閣有了一條可以向真正的大學者開放的新規矩，但這條規矩的執行還是十分苛嚴。在此後近兩百年的時間內，獲準登樓的大學者也僅有十餘名，其中有萬斯同、全祖望、錢大昕、袁枚、阮元、薛福成等。他們的名字，都上得了中國文化史。
這樣一來，天一閣終於顯現了本身的存在意義，盡管顯現的機會是那樣小。
直到乾隆決定編纂《四庫全書》，天一閣的命運發生了重大變化。
乾隆諭旨各省采訪遺書，要各藏書家，特別是江南的藏書家積極獻書。天一閣進呈珍貴古籍六百餘種，其中有九十六種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有三百七十餘種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謝天一閣的貢獻，多次褒揚獎賜，並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書樓都仿照天一閣的格局營建。
天一閣因此而大出其名，盡管上獻的書籍大多數沒有發還，但在國家級的“百科全書”中，在欽定的藏書樓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稱乾隆下令為《四庫全書》獻書是天一閣的一大浩劫，頗覺言之有過。連堂堂皇家編書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動用天一閣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變成了一種行政性的播揚，這證明天一閣獲得了大成功，範欽獲得了大成功。
八
天一閣終於走到了近代，這座古老的藏書樓開始了自己新的曆險。
先是太平軍進攻寧波時當地小偷趁亂拆牆偷書，然後當作廢紙論斤賣給造紙作坊。曾有一人高價從作坊買去一批，卻又遭大火焚毀。
這就成了天一閣此後命運的先兆，它現在遇到的問題已不是讓不讓某位學者上樓的問題了，竟然是竊賊和偷兒成了它最大的對手。
一九一四年，一個叫薛繼渭的偷兒奇跡般地潛入書樓，白天無聲無息，晚上動手偷書，每日隻以所帶棗子充饑，東牆外的河上有小船接運所偷書籍。這一次幾乎把天一閣的一半珍貴書籍給偷走了，它們漸漸出現在上海的書鋪裏。
薛繼渭的這次偷竊與太平天國時的那些小偷不同，不僅數量巨大、操作係統，而且最終與上海的書鋪掛上了鉤。近代都市的書商用這種辦法來侵吞一個古老的藏書樓，我總覺得其中蘊涵著某種象征意義。
一架架書櫥空了，錢繡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終身而未能上的樓板，黃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過的樓板，現在，隻留下偷兒吐出的一大堆棗核在上麵。
當時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先生聽說天一閣遭此浩劫，並得知有些書商正準備把天一閣藏本賣給外國人，便立即撥巨資搶救。他所購得的天一閣藏書，保存於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裏。涵芬樓因有天一閣藏書的潤澤而享譽文化界，當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裏汲取過營養。但是，眾所周知，它最終竟又全部焚毀於日本侵略軍的炸彈之下。
沒有焚毀的，是天一閣本身。這幢樓像一位見過世麵的老人，再大的災難也承受得住。但它又不僅僅是承受，而是以滿臉的哲思注視著一切後人，姓範的和不是姓範的，看得他們一次次低下頭去又仰起頭來。
隻要自認是中華文化的後裔，總想對這幢老樓做點什麽，而不忍讓它全然淪為廢墟。因此，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天一閣被一次次大規模地修繕和完善著。它，已經成為現代文化良知的見證。
登天一閣的樓梯時，我的腳步非常緩慢。我不斷地問自己：你來了嗎？你是哪一代的中國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