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須有四十多歲了。他在北京的“漂齡”已達十六年。他們前年在一個私人派對上邂逅，從此保持密切聯係。
羅須對熱衷在影視圈裏發展的“京漂”很不以為然。“電影是否算得藝術？這畢竟還可以當個學術問題來討論。電視絕對不是藝術，卻是毋庸討論的，這該是基本常識。‘肥皂劇’麽，這稱呼還算客氣，你看看我們電視上還有些什麽廣告？肥皂的數量沒有月經棉的數量多！電視機是‘文化垃圾箱’！坐在沙發上，手裏握個遙控器，點呀點呀點呀，換呀換呀換呀，閃呀閃呀閃呀……人自己也就被搓揉成廢物了！……”
她很喜歡羅須這些刻薄的議論。羅須稱一向懶得搭理影視圈的“廢物點心”，她就問羅須：“那你為什麽容納我？”羅須盯住她眼睛說：“你現在年輕，年輕時迷路並不可恥，也很無奈。可是我從你瞳仁裏看出來，有一天你會迷途知返，因為，現在，那裏麵，有一個，小小的，我，羅須。”她就仔細朝羅須瞳仁裏看，沒看見一個小小的自己，她更迷信羅須了。
很多年裏，羅須很窮。他在北京郊區，租農民的房子住，沒有抽水馬桶，沒有煤氣，沒有電視機，沒有電話，沒有像樣的家具，有的隻是一大堆別人看來絕對是莫名其妙的東西，比如不隻從哪兒弄來的破鉛絲、爛銅線、舊鋼筋。他用那些鉛絲、銅線和鋼筋，加上一些更莫名其妙的東西，用鉗子、點焊機什麽的，製作出一些自稱是藝術品的玩意。先是擺了一屋子，後來加租了一間屋，又塞滿了，再製作出來的就爽性放置在院子裏，風吹雨淋他並不心疼，撫摩著那些鐵鏽，他反而說是與天公在同一審美前提下合作創造藝術品。
羅須這一路的“京漂”，不求聞達，更不求金錢，要的隻是藝術；她這樣的“京漂”，要藝術，也要名利；在她以下的“京漂”，那就隻圖名利，根本無所謂藝術不藝術了。她佩服羅須，卻實在不想成為另一個羅須。也許，這確實是因為她還年輕，並且，是一個年輕的女性。
但是，“京漂”裏羅須那一流派，漸漸地，也出了名人，並且利隨名至。不過，一般來說，他們的名多半是出在國外，在國內一般俗眾當中，還是幾乎沒有什麽人知道他們。她曾在羅須住處，見到過一幅那樣的畫——畫上的光頭人像看上去很特別，似漫畫，卻又極為寫實；畫上的人表情怪怪的，那種表情隻在生命的瞬間出現，畫家愣給拎出來曝光，透著殘酷。羅須問她：“怎麽樣？”她說：“拍電影電視劇，導演最怕群眾演員亂看鏡頭，如果拍出那樣的畫麵，一定要剪掉。這畫家卻偏畫‘亂看鏡頭的人’。”羅須說：“你知道他叫什麽嗎？”她搖頭：“為什麽該知道他？”羅須說：“務必記住這個名字——方立鈞。他的畫現在進了西方主流畫廊。這是他一幅也賣不出的時候送給我的。現在這幅畫可以換一棟帶車庫花園的house。”
還有一天，她去羅須那裏，羅須正送一位男士出來。羅須送畢那位男士才來招呼她。她問：“方立鈞？”羅須說：“方立鈞跟他比就算不上什麽了。最近美國一本權威美術史，從古代一路數過來，近百年列出專節評述的，隻有梵高、畢加索、夏加爾、亨利·摩爾寥寥數人，像雷諾阿、蒙克、康定斯基什麽的，都隻在綜述裏提一下，可是最後一位列專節評述的，就是此人。”她吃驚：“何方神聖？”羅須告訴她：“他叫蔡國強。在威尼斯雙年展上，他搞的《收租院現場製作》，傾倒了許多西方美術界人士。”羅須拿出一些國外雜誌，指著那上麵的照片講給她聽：《收租院》是三十多年前，在四川所謂“地主莊園”裏製作陳列的一組泥塑，主題是揭露、控訴大地主劉文彩對貧苦雇農的殘酷剝削，“文革”裏這組泥塑又加改動，添上了奮起反抗、上山找黨的內容，成為那個時代青少年接受階級鬥爭和革命傳統教育的活教材；現在時過境遷，在西方的“後現代”理論影響下，這種東西被放在跨國資本為後盾的新審美語境裏加以現場克隆，反而成為了一種非常先鋒（又可以說成“前衛”）的藝術實踐。她聽了說模模糊糊能懂。羅須誇她：“你這個年紀，有這樣的教養、悟性不易。”她問羅須：“你為什麽還不能像他那樣有名？至少，你該跟方立鈞一樣有名才對啊！”羅須笑笑：“花開花落任由之。”停頓一下又說：“我現在混得也不錯。有自己的空間，可由著自己性子折騰。”
確實，羅須現在的空間相當開闊。他在農村買下了一個雖然很破敗，麵積卻很大的院落。他用了半年的時間，基本上是靠自己動手，把那院落修整、改造成了一個藝術樂園。除了生活住房，還搭出了很大的創作棚——不僅可以在裏麵畫架上畫、搞雕塑，更可以在裏頭搞裝置藝術、行為藝術，甚至可以當作小劇場，搞自娛性演出。那創作棚一麵木版牆是活動的，可以拉開與庭院相通，庭院裏有樹有花，有怪石有水池，有瓜棚菜畦，還有大片空曠處。他經常約些朋友在那裏肆意地發“藝術瘋”，不僅有“京漂”，也有屬於專業團體的人士。
她很喜歡到羅須那裏去。阿鏗原來也喜歡去，近來想法變了。阿鏗對她說：“去那裏我們能有什麽收獲？給他們當實驗品罷了。”看她聽了皺眉，便又說：“對不起，也許不該把你包括進去。單說我自己吧，越來越覺得是瞎耽誤工夫。”阿鏗的心思她能理解。比如，羅須和他的那些藝術家朋友，鼓動她和阿鏗，以及另外一些去玩的人，參與他們的行為藝術，有一回，是紛紛用各種方式去接近庭院裏那株老桑樹，爬上去、騎在大分權上，用繩子兜著胸部、吊在樹上打秋千，來一個倒立、身子貼緊樹幹，三個人疊羅漢、最上麵一位采桑葉，爬到屋頂、用竹竿敲打樹冠，從樹上掛下籮筐、自己坐到筐裏……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旁邊有人拍照、錄像，這個行為藝術的題目是《與蠶的食物發生關係》。又比如在那創作棚裏排演先鋒戲劇，劇本由某人剛在電腦上敲出提綱，導演便立即發動在場的人一起參與排演，參演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即興發揮，有一回她和阿鏗，還有另外三個人，頭上都被套上麻袋，表演蛆蟲的“優美律動”。她跟阿鏗爭論：“至少，這樣的參與可以提高我們的藝術悟性！”阿鏗說：“這樣的悟性是一種奢侈。市場不接納這樣的東西。他們搞得比城裏小劇場的演出還曲高和寡。有一天我功成名就了，我也許會再來參與這一套。但是我現在必須抓緊時間進入市場，必須趕快出名。生命脆弱，青春短暫，時不待人。你知道古人說過：年光慣會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她就拍著手笑：“咦，你最後這幾句，不都是在羅須那兒學來的嗎？”阿鏗還是說：“謝謝他們，但是，夠了，我不想再去羅須那兒了。”
前些時，羅須問起阿鏗，她就把阿鏗的想法告訴了羅須，替阿鏗解釋說：“他有自己的追求……”羅須說：“當然。生命是在追求裏消耗。隻是各人所追求的方向不同罷了。是呀，人除了欲望、行動，還有什麽呢？思想源於直覺。直覺出現，不想下去也罷，你就判斷、行動……”當時她吃不透那話的意蘊，可是，在經曆了香都飯店事件以後，在回家的出租車上，忽然接到了羅須“來來來”的召喚，她的直覺是，這正是她此刻所需要的！
她告訴羅須馬上過去。關閉電話，她讓司機改去遠郊。
羅須對熱衷在影視圈裏發展的“京漂”很不以為然。“電影是否算得藝術？這畢竟還可以當個學術問題來討論。電視絕對不是藝術，卻是毋庸討論的，這該是基本常識。‘肥皂劇’麽，這稱呼還算客氣，你看看我們電視上還有些什麽廣告？肥皂的數量沒有月經棉的數量多！電視機是‘文化垃圾箱’！坐在沙發上，手裏握個遙控器，點呀點呀點呀，換呀換呀換呀，閃呀閃呀閃呀……人自己也就被搓揉成廢物了！……”
她很喜歡羅須這些刻薄的議論。羅須稱一向懶得搭理影視圈的“廢物點心”，她就問羅須：“那你為什麽容納我？”羅須盯住她眼睛說：“你現在年輕，年輕時迷路並不可恥，也很無奈。可是我從你瞳仁裏看出來，有一天你會迷途知返，因為，現在，那裏麵，有一個，小小的，我，羅須。”她就仔細朝羅須瞳仁裏看，沒看見一個小小的自己，她更迷信羅須了。
很多年裏，羅須很窮。他在北京郊區，租農民的房子住，沒有抽水馬桶，沒有煤氣，沒有電視機，沒有電話，沒有像樣的家具，有的隻是一大堆別人看來絕對是莫名其妙的東西，比如不隻從哪兒弄來的破鉛絲、爛銅線、舊鋼筋。他用那些鉛絲、銅線和鋼筋，加上一些更莫名其妙的東西，用鉗子、點焊機什麽的，製作出一些自稱是藝術品的玩意。先是擺了一屋子，後來加租了一間屋，又塞滿了，再製作出來的就爽性放置在院子裏，風吹雨淋他並不心疼，撫摩著那些鐵鏽，他反而說是與天公在同一審美前提下合作創造藝術品。
羅須這一路的“京漂”，不求聞達，更不求金錢，要的隻是藝術；她這樣的“京漂”，要藝術，也要名利；在她以下的“京漂”，那就隻圖名利，根本無所謂藝術不藝術了。她佩服羅須，卻實在不想成為另一個羅須。也許，這確實是因為她還年輕，並且，是一個年輕的女性。
但是，“京漂”裏羅須那一流派，漸漸地，也出了名人，並且利隨名至。不過，一般來說，他們的名多半是出在國外，在國內一般俗眾當中，還是幾乎沒有什麽人知道他們。她曾在羅須住處，見到過一幅那樣的畫——畫上的光頭人像看上去很特別，似漫畫，卻又極為寫實；畫上的人表情怪怪的，那種表情隻在生命的瞬間出現，畫家愣給拎出來曝光，透著殘酷。羅須問她：“怎麽樣？”她說：“拍電影電視劇，導演最怕群眾演員亂看鏡頭，如果拍出那樣的畫麵，一定要剪掉。這畫家卻偏畫‘亂看鏡頭的人’。”羅須說：“你知道他叫什麽嗎？”她搖頭：“為什麽該知道他？”羅須說：“務必記住這個名字——方立鈞。他的畫現在進了西方主流畫廊。這是他一幅也賣不出的時候送給我的。現在這幅畫可以換一棟帶車庫花園的house。”
還有一天，她去羅須那裏，羅須正送一位男士出來。羅須送畢那位男士才來招呼她。她問：“方立鈞？”羅須說：“方立鈞跟他比就算不上什麽了。最近美國一本權威美術史，從古代一路數過來，近百年列出專節評述的，隻有梵高、畢加索、夏加爾、亨利·摩爾寥寥數人，像雷諾阿、蒙克、康定斯基什麽的，都隻在綜述裏提一下，可是最後一位列專節評述的，就是此人。”她吃驚：“何方神聖？”羅須告訴她：“他叫蔡國強。在威尼斯雙年展上，他搞的《收租院現場製作》，傾倒了許多西方美術界人士。”羅須拿出一些國外雜誌，指著那上麵的照片講給她聽：《收租院》是三十多年前，在四川所謂“地主莊園”裏製作陳列的一組泥塑，主題是揭露、控訴大地主劉文彩對貧苦雇農的殘酷剝削，“文革”裏這組泥塑又加改動，添上了奮起反抗、上山找黨的內容，成為那個時代青少年接受階級鬥爭和革命傳統教育的活教材；現在時過境遷，在西方的“後現代”理論影響下，這種東西被放在跨國資本為後盾的新審美語境裏加以現場克隆，反而成為了一種非常先鋒（又可以說成“前衛”）的藝術實踐。她聽了說模模糊糊能懂。羅須誇她：“你這個年紀，有這樣的教養、悟性不易。”她問羅須：“你為什麽還不能像他那樣有名？至少，你該跟方立鈞一樣有名才對啊！”羅須笑笑：“花開花落任由之。”停頓一下又說：“我現在混得也不錯。有自己的空間，可由著自己性子折騰。”
確實，羅須現在的空間相當開闊。他在農村買下了一個雖然很破敗，麵積卻很大的院落。他用了半年的時間，基本上是靠自己動手，把那院落修整、改造成了一個藝術樂園。除了生活住房，還搭出了很大的創作棚——不僅可以在裏麵畫架上畫、搞雕塑，更可以在裏頭搞裝置藝術、行為藝術，甚至可以當作小劇場，搞自娛性演出。那創作棚一麵木版牆是活動的，可以拉開與庭院相通，庭院裏有樹有花，有怪石有水池，有瓜棚菜畦，還有大片空曠處。他經常約些朋友在那裏肆意地發“藝術瘋”，不僅有“京漂”，也有屬於專業團體的人士。
她很喜歡到羅須那裏去。阿鏗原來也喜歡去，近來想法變了。阿鏗對她說：“去那裏我們能有什麽收獲？給他們當實驗品罷了。”看她聽了皺眉，便又說：“對不起，也許不該把你包括進去。單說我自己吧，越來越覺得是瞎耽誤工夫。”阿鏗的心思她能理解。比如，羅須和他的那些藝術家朋友，鼓動她和阿鏗，以及另外一些去玩的人，參與他們的行為藝術，有一回，是紛紛用各種方式去接近庭院裏那株老桑樹，爬上去、騎在大分權上，用繩子兜著胸部、吊在樹上打秋千，來一個倒立、身子貼緊樹幹，三個人疊羅漢、最上麵一位采桑葉，爬到屋頂、用竹竿敲打樹冠，從樹上掛下籮筐、自己坐到筐裏……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旁邊有人拍照、錄像，這個行為藝術的題目是《與蠶的食物發生關係》。又比如在那創作棚裏排演先鋒戲劇，劇本由某人剛在電腦上敲出提綱，導演便立即發動在場的人一起參與排演，參演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即興發揮，有一回她和阿鏗，還有另外三個人，頭上都被套上麻袋，表演蛆蟲的“優美律動”。她跟阿鏗爭論：“至少，這樣的參與可以提高我們的藝術悟性！”阿鏗說：“這樣的悟性是一種奢侈。市場不接納這樣的東西。他們搞得比城裏小劇場的演出還曲高和寡。有一天我功成名就了，我也許會再來參與這一套。但是我現在必須抓緊時間進入市場，必須趕快出名。生命脆弱，青春短暫，時不待人。你知道古人說過：年光慣會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她就拍著手笑：“咦，你最後這幾句，不都是在羅須那兒學來的嗎？”阿鏗還是說：“謝謝他們，但是，夠了，我不想再去羅須那兒了。”
前些時，羅須問起阿鏗，她就把阿鏗的想法告訴了羅須，替阿鏗解釋說：“他有自己的追求……”羅須說：“當然。生命是在追求裏消耗。隻是各人所追求的方向不同罷了。是呀，人除了欲望、行動，還有什麽呢？思想源於直覺。直覺出現，不想下去也罷，你就判斷、行動……”當時她吃不透那話的意蘊，可是，在經曆了香都飯店事件以後，在回家的出租車上，忽然接到了羅須“來來來”的召喚，她的直覺是，這正是她此刻所需要的！
她告訴羅須馬上過去。關閉電話，她讓司機改去遠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