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便是黃州赤壁，或者說是東坡赤壁。赭紅色的陡坡直逼著浩蕩大江，坡上有險道可供俯瞰，江麵有小船可供仰望。
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間就有了氣勢，有了偉大與渺小的比照，有了時間和空間的倒錯，因此也就有了冥思的價值。
蘇東坡走過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遠比黃州美麗。但是，這個僻遠的黃州卻給了他巨大的驚喜和震動，他甚至把黃州當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驛站。這一切，決定於他來黃州的原因和心態。
他從監獄裏走來，帶著一個極小的官職，實際上以一個流放罪犯的身份走來。他帶著官場和文壇潑給他的渾身髒水走來，他滿心僥幸又滿心絕望地走來。他被人押著，遠離自己的家眷，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朝著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走來。
他很疲倦，他很狼狽。出汴梁，過河南，渡淮河，進湖北，抵黃州。蕭條的黃州沒有給他預備任何住所，他隻得在一所寺廟中住下。他擦一把臉，喘一口氣，四周一片靜寂，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閉上眼睛搖了搖頭。
二
人們有時也許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一定會小心地珍惜他，虔誠地仰望他，總不願意去找他的麻煩吧？
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中國世俗社會的機製非常奇特，它一方麵願意播揚和哄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利用他、榨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麵從本質上卻把他視為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踐他、毀壞他。起哄式的傳揚，轉化為起哄式的貶損，兩種起哄都起源於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兩種起哄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
蘇東坡到黃州來之前正陷於一個被文學史家稱為“烏台詩案”的案件中。這個案件的具體內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國社會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說一說。
為了不使讀者把注意力耗費在案件的具體內容上，我們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來。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場上，這也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說蘇東坡在很多詩中流露了對政府的不滿和不敬，方法是對他詩中的詞句作上綱上線的詮釋，搞了半天連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他在將信將疑之間，幾乎不得已地判了蘇東坡的罪。
在中國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確實是不算壞的。在他內心並沒有迫害蘇東坡的任何企圖，他深知蘇東坡的才華。他的祖母光獻太皇太後甚至竭力要保護蘇東坡，而他又是尊重祖母的。在這種情況下，蘇東坡不是非常安全嗎？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後的意誌為轉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蘇東坡還是下了大獄。這一股強大而邪惡的力量，很值得研究。
使神宗皇帝動搖的，是突然之間批評蘇東坡的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聚合到了一起。他為了維護自己尊重輿論的形象，不能為蘇東坡說話了。
那麽，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麽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說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磣，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兒狼狽，於是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後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
例如，舒亶。
這人可稱為“檢舉揭發專業戶”，在揭發蘇東坡的同時他還揭發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薦他做官的大恩人。這位大恩人給他寫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課業請他提意見、加以輔導。這本是朋友間正常的小事往來，沒想到他竟然忘恩負義，給皇帝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檢舉揭發信，說我們兩人都是官員，我又在輿論領域，他讓我輔導他女婿總不大妥當。皇帝看了他的檢舉揭發信，也就降了那個人的職。這簡直是翻版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就是這麽一個讓人惡心的人，與何正臣等人相呼應，寫文章告訴皇帝，蘇東坡到湖州上任後寫給皇帝的感謝信中“有譏切時事之言”。蘇東坡的這封感謝信皇帝早已看過，沒發現問題；舒亶卻“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蘇東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經反到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的程度！“憤”是憤蘇東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義之士在“憤惋”呢？他說是“無不”，也就是百分之百，無一遺漏。這種數量統計完全無法驗證，卻能使注重社會名聲的神宗皇帝心頭一咯噔。
又如，李定。
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後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他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凶。他歸納了蘇東坡的許多罪名，但我仔細鑒別後發現，他特別關注的是蘇東坡早年的貧寒出身、現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會名聲。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範疇，但他似乎壓抑不住地對這幾點表示出最大的憤慨。
他說蘇東坡“起於草野垢賤之餘”，“初無學術，濫得時名”，“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如此等等。蘇東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說它，硬說蘇東坡不學無術、文辭不好，實在使我驚訝不已。但他如果不這麽說，也就無法斷言蘇東坡的社會名聲是“濫得”。總而言之，李定的攻擊在種種表層理由裏邊顯然埋藏著一個最神秘的元素：妒忌。
無論如何，詆毀蘇東坡的學問和文采畢竟是太愚蠢了，這在當時加不了蘇東坡的罪，而在以後卻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會失控，他隻會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來攻擊，已顧不得哪怕是裝裝樣子的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
這是一個跋扈和虛偽的老人。他憑著資格和地位自認為文章天下第一，實際上他寫詩作文繞來繞去都離不開“金玉錦繡”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還自我感覺良好。現在，一個後起之秀蘇東坡名震文壇，他當然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
有一次他對皇帝說：“蘇東坡對皇上確實有二心。”皇帝問：“何以見得？”他舉出蘇東坡一首寫檜樹的詩中有“蟄龍”二字為證。皇帝不解，說：“詩人寫檜樹，和我有什麽關係？”他說：“寫到了龍還不是寫皇帝嗎？”皇帝倒是頭腦清醒，反駁道：“未必，人家叫諸葛亮還叫臥龍呢！”
這個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兒去呢？更不必說與蘇東坡來較量了。幾縷白發有時能夠冒充師長、掩飾邪惡，卻欺騙不了曆史。曆史最終也沒有因為年齡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蘇東坡的前麵。
又如，李宜之。
這又是另一種特例。做著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在安徽靈璧縣聽說蘇東坡以前為當地一個園林寫的一篇園記中有勸人不必熱衷於做官的詞句，竟也寫信向皇帝檢舉揭發。他在信中分析說，這種思想會使人們缺少進取心，也會影響取士。看來這位李宜之除了心術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問題，你看他連誣陷的口子都找得不倫不類。但是，在沒有理性法庭的情況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這對散落全國各地的“李宜之”們構成了一個鼓勵。
為什麽檔次這樣低下的人也會擠進來圍攻蘇東坡？當代蘇東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說得很好：“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這種目的確實也部分地達到了。例如，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竟然還會寫到李宜之這個名字，便完全是因為他參與了對蘇東坡的圍攻，否則他沒有任何理由哪怕是被同一時代的人印寫在印刷品裏。
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據他們對當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體察，覺得李宜之這樣的人未必是為了留名於曆史，而是出於一種可稱作“砸窗子”的惡作劇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樓前指指點點，看誰家的窗子亮就撿一塊石子扔過去，談不上什麽目的，隻圖在幾個小朋友中間出點兒風頭而已。
我覺得我的青年朋友們把李宜之看得過於現代派，也過於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為主要出於一種政治投機，聽說蘇東坡有點兒麻煩，就把麻煩鬧得大一點兒，反正對內不會負道義責任，對外不會負法律責任，樂得投井下石、撐順風船。這樣的人倒是沒有膽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樣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發難，說不定前兩天還在到處吹噓在什麽地方有幸見過蘇東坡，硬把蘇東坡說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師呢。
又如——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理由，還是寫出來吧——沈括。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嫉妒而傷害過蘇東坡，批評蘇東坡的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提到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別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這實在有點兒不是味道了。曆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麵前說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站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覺得沈括不可親近。當然，不可親近並不影響我們對沈括科學成就的肯定。
圍攻者還有一些，我想，舉出這幾個也就差不多了，蘇東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經可以大致看清，我們也領略了一組超越時空的中國式批評者的典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要單獨搞倒蘇東坡都是很難的，但是在社會上沒有一種強大的反誹謗、反誣陷機製的情況下，一個人探頭探腦的冒險會很容易地招來一堆湊熱鬧的人，於是七嘴八舌地組合成一種輿論。
蘇東坡開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訴他，他的詩被檢舉揭發了，他先是一怔，後來還幽默地說：“今後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態的發展卻越來越不幽默，一〇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來逮捕蘇東坡。蘇東坡事先得知風聲，然而不知所措。
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罪，從來者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被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後屋裏不敢出來。朋友說，躲著不是辦法，人家已在前麵等著了，要躲也躲不過。
正要出來，他又猶豫了：出來該穿什麽服裝呢？已經犯了罪，還能穿官服嗎？朋友說，什麽罪還不知道，還是穿官服吧。
蘇東坡終於穿著官服出來了，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的場麵出來。蘇東坡越來越慌張，說：“我大概把朝廷惹惱了，看來總得死，請允許我回家與家人告別。”
差官說：“還不至於這樣。”便叫兩個差人用繩子捆紮了蘇東坡，像驅趕雞犬一樣上路了。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邊流淚。
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可惜當時幾乎沒有什麽傳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認識這就是蘇東坡。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紮著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
全部遭遇還不知道半點兒起因。蘇東坡隻怕株連親朋好友，在途經太湖和長江時幾度想投水自殺，由於看守嚴密而未成。
當然也很可能成，那麽，江湖淹沒的將是一大截特別明麗的中華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這裏，一步之差就會全盤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這一步之差境地的則是一群小人。
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隻能歸功於中國的獨特國情。
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曆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把諸多文化大師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擠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麽罪？審起來看！
怎麽審？打！
一位官員曾關在同一監獄裏，與蘇東坡的牢房隻有一牆之隔，他寫詩道：
遙憐北戶吳興守，
詬辱通宵不忍聞。
通宵侮辱到了其他犯人也聽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的對象竟然就是蘇東坡！
請允許我在這裏把筆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會在這裏戰栗。中國幾千年間有幾個像蘇東坡那樣可愛、高貴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愛、高貴、魅力之類往往既構不成社會號召力也構不成自我衛護力，真正厲害的是邪惡、低賤、粗暴，它們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無敵。現在，蘇東坡被它們抓在手裏搓捏著——越是可愛、高貴、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勁。
溫和柔雅如林間清風、深穀白雲的大文豪，麵對這徹底陌生的語言係統和行為係統，不可能做任何像樣的辯駁。他一定變得非常笨拙，無法調動起碼的言辭，無法完成簡單的邏輯推斷。他在牢房裏的應對，絕對比不過一個普通的盜賊。
因此，審問者們憤怒了，也高興了：原來這麽個大名人竟是草包一個！你平日的滔滔文辭被狗吃掉了？看你這副熊樣還能寫詩作詞？純粹是抄人家的吧！
接著就是輪番撲打，詩人用純銀般的嗓子哀號著，哀號到嘶啞。這本是一個隻需要哀號的地方，你寫那麽美麗的詩就已荒唐透頂了，還不該打？打，打得你“淡妝濃抹”，打得你“乘風歸去”，打得你“密州出獵”！
開始，蘇東坡還試圖拿點兒正常邏輯頂幾句嘴。審問者咬定他的詩裏有譏諷朝廷的意思，他說：“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麽人有此心，造出這種意思來。”一切誣陷者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某種“險惡用心”的發現者，蘇東坡指出，他們不是發現者而是製造者，應該由他們自己來承擔。
但是，蘇東坡的這一思路招來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當誣陷者和辦案人完全合成一體、串成一氣時，隻能這樣。
終於，蘇東坡經受不住了，經受不住日複一日、通宵達旦的連續逼供。他想閉閉眼、喘口氣，唯一的辦法就是承認。於是，他以前的詩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說自己不被朝廷重視；詩中有“小人”字樣，是譏刺當朝大人。特別是蘇東坡在杭州做官時興衝衝去看錢塘潮，回來寫了詠弄潮兒的詩“吳兒生長狎濤淵”，據說竟是在影射皇帝興修水利！
這種大膽聯想，連蘇東坡這位浪漫詩人都覺得實在不容易跳躍過去，因此在承認時還不容易“一步到位”。審問者有本事耗時間一點點兒逼過去，案卷記錄上經常出現的句子是：“逐次隱諱，不說情實，再勘方招。”蘇東坡全招了，同時他也就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了。
他一心想著死。他覺得連累了家人，對不起老妻，又特別想念弟弟。他請一位善良的獄卒帶了兩首詩給蘇轍，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埋骨的地點，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別的，是詩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鐵窗裏是否痛恨詩文。沒想到，就在這時，隱隱約約地，一種散落四處的文化良知開始匯集起來了——他的讀者們慢慢抬起了頭，要說幾句對得起自己內心的話了。
很多人不敢說，但畢竟還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了，但畢竟還有俠義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當地做官時的種種美好行跡，在他入獄後公開做了解厄道場，求告神明保佑他。
獄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審問人員離開時盡力照顧他的生活，連每天晚上的洗腳熱水都準備了。
他在朝中的朋友範鎮、張方平不怕受到牽連，寫信給皇帝，說他在文學上“實天下之奇才”，希望寬大。
他的政敵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也仗義執言，對皇帝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如果嚴厲處罰了蘇東坡，“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
最動情的是那位我們前文提到過的太皇太後，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來為她求壽，她竟說：“用不著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蘇東坡一人就夠了！”
最直截了當的是當朝左相吳充，有次他與皇帝談起曹操，皇帝對曹操評價不高。吳充立即接口說：“曹操猜忌心那麽重還容得下禰衡，陛下怎麽容不下一個蘇東坡呢？”
對這些人，不管是獄卒還是太皇太後，我們都要深深感謝。他們有意無意地在驗證著文化的感召力。就連那盆洗腳水，也充滿了文化的熱度。
據王鞏《甲申雜記》記載，那個帶頭誣陷、調查、審問蘇東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揚揚。有一天他與滿朝官員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門外等候早朝時，向大家敘述審問蘇東坡的情況。他說：“蘇東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詩文，審問起來都記得清清楚楚！”
他以為，對這麽一個哄傳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會有不少官員感興趣。但奇怪的是，他說了這番引逗別人提問的話之後，沒有一個人搭腔，沒有一個人提問，崇政殿外一片靜默。
他有點兒慌神，故作感慨狀，歎息幾聲，回應他的仍是一片靜默。
這靜默算不得抗爭，也算不得輿論，但著實透著點兒高貴。相比之下，曆來許多誣陷者周圍常常會出現一些不負責任的熱鬧，以嘈雜助長了誣陷。
就在這種情勢下，皇帝釋放了蘇東坡，將其貶謫黃州。黃州對蘇東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很喜歡讀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但又覺得他把蘇東坡在黃州的境遇和心態寫得太理想了。其實，就我所知，蘇東坡在黃州還是很淒苦的，優美的詩文是一種掙紮和超越。
蘇東坡在黃州的生活狀態，已在他自己寫給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
信中說：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我初讀這段話時十分震動，因為誰都知道蘇東坡這個平素樂嗬嗬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複一日的應酬，連篇累牘的唱和，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內容，他一半是為朋友們活著。但是，一旦出事，朋友們不僅不來信，而且也不回信了。
他們都知道蘇東坡是被冤屈的，現在事情大體已經過去，卻仍然不願意寫一兩句哪怕是問候起居的安慰話。蘇東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絕倫、光照中國書法史的筆墨寫成的信，千辛萬苦地從黃州帶出去，卻換不回一丁點兒友誼的信息。
我相信這些朋友都不是壞人，但正因為不是壞人，更讓我深長地歎息。
總而言之，原來的世界已在身邊轟然消失，於是一代名士也就混跡於樵夫漁民間不被人認識。原本這很可能換來輕鬆，但他又覺得遠處仍有無數雙眼睛注視著自己，隻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使這封無關宏旨的信，他也特別注明不要給別人看。
日常生活，在家人接來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覺，晚上一個人出去溜達；見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絕不喝多，怕醉後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嗎？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煩，而絕不怕大義凜然地為道義、為百姓，甚至為朝廷、為皇帝捐軀。他經過“烏台詩案”已經明白，一個人蒙受了誣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個道理來。
你找不到慷慨陳詞的目標，你抓不住從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個義無反顧的英雄，不知怎麽一來把你打扮成了小醜；你想做個堅貞不屈的烈士，鬧來鬧去卻成了一個深深懺悔的俘虜。
無法洗刷，無處辯解，更不知如何來提出自己的抗議，發表自己的宣言。這確實很接近柏楊先生提出的“醬缸文化”，一旦跳在裏邊，怎麽也抹不幹淨。
蘇東坡怕的是這個，沒有哪個高品位的文化人會不怕。但他的內心仍有無畏的一麵，或者說災難使他更無畏了。
他給李常的信中說：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這麽真誠的勇敢，這麽灑脫的情懷，出自天真了大半輩子的蘇東坡筆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讓他在何處做這篇人生道義的大文章呢？沒有地方，沒有機會，沒有觀看者，也沒有裁決者，隻有一個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惡染成一色的大醬缸。於是，蘇東坡剛剛寫了上麵這幾句，支頤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後燒毀。”
這是一種真正精神上的孤獨無告。對於一個文化人，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那闋著名的《卜算子》，用極美的意境道盡了這種精神遭遇：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正是這種難言的孤獨，使他徹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鬧，去尋找無言的山水，去尋找遠逝的古人。在無法對話的地方尋找對話，於是對話也一定會變得異乎尋常。
像蘇東坡這樣的靈魂竟然寂靜無聲，那麽，遲早會突然冒出一種宏大的奇跡，讓這個世界大吃一驚。
然而，現在他即便寫詩作文，也不會追求社會轟動了。他在寂寞中反省過去，覺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華外露、缺少自知之明。
他想，一段樹木靠著癭瘤取悅於人，一塊石頭靠著暈紋取悅於人，其實能拿來取悅於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們的毛病所在，它們的正當用途絕不在這裏。我蘇東坡三十餘年來想博得別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項所在。例如，從小為考科舉學寫政論、策論，後來更是津津樂道於考論曆史是非、直言陳諫曲直。做了官以為自己真的很懂得這一套了，揚揚自得地炫耀，其實我又何嚐懂呢？直到一下子麵臨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無知。三十多年來最大的弊病就在這裏。現在終於明白了，到黃州的我是覺悟了的我，與以前的蘇東坡是兩個人。（參見《答李端叔書》
）
蘇東坡的這種自省，不是一種走向乖巧的心理調整，而是一種極其誠懇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他在無情地剝除自己身上每一點異己的成分，哪怕這些成分曾為他帶來過官職、榮譽和名聲。
他漸漸回歸於清純和空靈。在這一過程中，佛教幫了他大忙，使他習慣於淡泊和靜定。艱苦的物質生活，又使他不得不親自墾荒種地，體味著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這一切，使蘇東坡經曆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脫胎換骨，也使他的藝術才情獲得了一次蒸餾和升華。他，真正地成熟了——與古往今來許多大家一樣，成熟於一場災難之後，成熟於滅寂後的再生，成熟於窮鄉僻壤，成熟於幾乎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刻。
幸好，他還不年老，他在黃州期間是四十四歲至四十八歲，對一個男人來說，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後還大有可為。中國曆史上，許多人覺悟在過於蒼老的暮年，剛要享用成熟所帶來的恩惠，腳步卻已踉蹌蹣跚。與他們相比，蘇東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述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勃鬱的豪情發過了酵，尖利的山風收住了勁，湍急的溪流匯成了湖，結果——
引導千古傑作的前奏已經鳴響，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黃州，《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馬上就要產生。
這便是黃州赤壁，或者說是東坡赤壁。赭紅色的陡坡直逼著浩蕩大江，坡上有險道可供俯瞰，江麵有小船可供仰望。
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間就有了氣勢，有了偉大與渺小的比照，有了時間和空間的倒錯，因此也就有了冥思的價值。
蘇東坡走過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遠比黃州美麗。但是，這個僻遠的黃州卻給了他巨大的驚喜和震動，他甚至把黃州當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驛站。這一切，決定於他來黃州的原因和心態。
他從監獄裏走來，帶著一個極小的官職，實際上以一個流放罪犯的身份走來。他帶著官場和文壇潑給他的渾身髒水走來，他滿心僥幸又滿心絕望地走來。他被人押著，遠離自己的家眷，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朝著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走來。
他很疲倦，他很狼狽。出汴梁，過河南，渡淮河，進湖北，抵黃州。蕭條的黃州沒有給他預備任何住所，他隻得在一所寺廟中住下。他擦一把臉，喘一口氣，四周一片靜寂，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閉上眼睛搖了搖頭。
二
人們有時也許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一定會小心地珍惜他，虔誠地仰望他，總不願意去找他的麻煩吧？
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中國世俗社會的機製非常奇特，它一方麵願意播揚和哄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利用他、榨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麵從本質上卻把他視為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踐他、毀壞他。起哄式的傳揚，轉化為起哄式的貶損，兩種起哄都起源於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兩種起哄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
蘇東坡到黃州來之前正陷於一個被文學史家稱為“烏台詩案”的案件中。這個案件的具體內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國社會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說一說。
為了不使讀者把注意力耗費在案件的具體內容上，我們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來。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場上，這也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說蘇東坡在很多詩中流露了對政府的不滿和不敬，方法是對他詩中的詞句作上綱上線的詮釋，搞了半天連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他在將信將疑之間，幾乎不得已地判了蘇東坡的罪。
在中國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確實是不算壞的。在他內心並沒有迫害蘇東坡的任何企圖，他深知蘇東坡的才華。他的祖母光獻太皇太後甚至竭力要保護蘇東坡，而他又是尊重祖母的。在這種情況下，蘇東坡不是非常安全嗎？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後的意誌為轉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蘇東坡還是下了大獄。這一股強大而邪惡的力量，很值得研究。
使神宗皇帝動搖的，是突然之間批評蘇東坡的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聚合到了一起。他為了維護自己尊重輿論的形象，不能為蘇東坡說話了。
那麽，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麽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說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磣，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兒狼狽，於是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後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
例如，舒亶。
這人可稱為“檢舉揭發專業戶”，在揭發蘇東坡的同時他還揭發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薦他做官的大恩人。這位大恩人給他寫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課業請他提意見、加以輔導。這本是朋友間正常的小事往來，沒想到他竟然忘恩負義，給皇帝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檢舉揭發信，說我們兩人都是官員，我又在輿論領域，他讓我輔導他女婿總不大妥當。皇帝看了他的檢舉揭發信，也就降了那個人的職。這簡直是翻版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就是這麽一個讓人惡心的人，與何正臣等人相呼應，寫文章告訴皇帝，蘇東坡到湖州上任後寫給皇帝的感謝信中“有譏切時事之言”。蘇東坡的這封感謝信皇帝早已看過，沒發現問題；舒亶卻“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蘇東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經反到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的程度！“憤”是憤蘇東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義之士在“憤惋”呢？他說是“無不”，也就是百分之百，無一遺漏。這種數量統計完全無法驗證，卻能使注重社會名聲的神宗皇帝心頭一咯噔。
又如，李定。
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後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他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凶。他歸納了蘇東坡的許多罪名，但我仔細鑒別後發現，他特別關注的是蘇東坡早年的貧寒出身、現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會名聲。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範疇，但他似乎壓抑不住地對這幾點表示出最大的憤慨。
他說蘇東坡“起於草野垢賤之餘”，“初無學術，濫得時名”，“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如此等等。蘇東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說它，硬說蘇東坡不學無術、文辭不好，實在使我驚訝不已。但他如果不這麽說，也就無法斷言蘇東坡的社會名聲是“濫得”。總而言之，李定的攻擊在種種表層理由裏邊顯然埋藏著一個最神秘的元素：妒忌。
無論如何，詆毀蘇東坡的學問和文采畢竟是太愚蠢了，這在當時加不了蘇東坡的罪，而在以後卻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會失控，他隻會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來攻擊，已顧不得哪怕是裝裝樣子的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
這是一個跋扈和虛偽的老人。他憑著資格和地位自認為文章天下第一，實際上他寫詩作文繞來繞去都離不開“金玉錦繡”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還自我感覺良好。現在，一個後起之秀蘇東坡名震文壇，他當然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
有一次他對皇帝說：“蘇東坡對皇上確實有二心。”皇帝問：“何以見得？”他舉出蘇東坡一首寫檜樹的詩中有“蟄龍”二字為證。皇帝不解，說：“詩人寫檜樹，和我有什麽關係？”他說：“寫到了龍還不是寫皇帝嗎？”皇帝倒是頭腦清醒，反駁道：“未必，人家叫諸葛亮還叫臥龍呢！”
這個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兒去呢？更不必說與蘇東坡來較量了。幾縷白發有時能夠冒充師長、掩飾邪惡，卻欺騙不了曆史。曆史最終也沒有因為年齡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蘇東坡的前麵。
又如，李宜之。
這又是另一種特例。做著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在安徽靈璧縣聽說蘇東坡以前為當地一個園林寫的一篇園記中有勸人不必熱衷於做官的詞句，竟也寫信向皇帝檢舉揭發。他在信中分析說，這種思想會使人們缺少進取心，也會影響取士。看來這位李宜之除了心術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問題，你看他連誣陷的口子都找得不倫不類。但是，在沒有理性法庭的情況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這對散落全國各地的“李宜之”們構成了一個鼓勵。
為什麽檔次這樣低下的人也會擠進來圍攻蘇東坡？當代蘇東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說得很好：“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這種目的確實也部分地達到了。例如，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竟然還會寫到李宜之這個名字，便完全是因為他參與了對蘇東坡的圍攻，否則他沒有任何理由哪怕是被同一時代的人印寫在印刷品裏。
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據他們對當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體察，覺得李宜之這樣的人未必是為了留名於曆史，而是出於一種可稱作“砸窗子”的惡作劇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樓前指指點點，看誰家的窗子亮就撿一塊石子扔過去，談不上什麽目的，隻圖在幾個小朋友中間出點兒風頭而已。
我覺得我的青年朋友們把李宜之看得過於現代派，也過於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為主要出於一種政治投機，聽說蘇東坡有點兒麻煩，就把麻煩鬧得大一點兒，反正對內不會負道義責任，對外不會負法律責任，樂得投井下石、撐順風船。這樣的人倒是沒有膽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樣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發難，說不定前兩天還在到處吹噓在什麽地方有幸見過蘇東坡，硬把蘇東坡說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師呢。
又如——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理由，還是寫出來吧——沈括。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嫉妒而傷害過蘇東坡，批評蘇東坡的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提到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別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這實在有點兒不是味道了。曆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麵前說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站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覺得沈括不可親近。當然，不可親近並不影響我們對沈括科學成就的肯定。
圍攻者還有一些，我想，舉出這幾個也就差不多了，蘇東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經可以大致看清，我們也領略了一組超越時空的中國式批評者的典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要單獨搞倒蘇東坡都是很難的，但是在社會上沒有一種強大的反誹謗、反誣陷機製的情況下，一個人探頭探腦的冒險會很容易地招來一堆湊熱鬧的人，於是七嘴八舌地組合成一種輿論。
蘇東坡開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訴他，他的詩被檢舉揭發了，他先是一怔，後來還幽默地說：“今後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態的發展卻越來越不幽默，一〇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來逮捕蘇東坡。蘇東坡事先得知風聲，然而不知所措。
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罪，從來者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被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後屋裏不敢出來。朋友說，躲著不是辦法，人家已在前麵等著了，要躲也躲不過。
正要出來，他又猶豫了：出來該穿什麽服裝呢？已經犯了罪，還能穿官服嗎？朋友說，什麽罪還不知道，還是穿官服吧。
蘇東坡終於穿著官服出來了，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的場麵出來。蘇東坡越來越慌張，說：“我大概把朝廷惹惱了，看來總得死，請允許我回家與家人告別。”
差官說：“還不至於這樣。”便叫兩個差人用繩子捆紮了蘇東坡，像驅趕雞犬一樣上路了。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邊流淚。
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可惜當時幾乎沒有什麽傳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認識這就是蘇東坡。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紮著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
全部遭遇還不知道半點兒起因。蘇東坡隻怕株連親朋好友，在途經太湖和長江時幾度想投水自殺，由於看守嚴密而未成。
當然也很可能成，那麽，江湖淹沒的將是一大截特別明麗的中華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這裏，一步之差就會全盤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這一步之差境地的則是一群小人。
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隻能歸功於中國的獨特國情。
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曆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把諸多文化大師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擠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麽罪？審起來看！
怎麽審？打！
一位官員曾關在同一監獄裏，與蘇東坡的牢房隻有一牆之隔，他寫詩道：
遙憐北戶吳興守，
詬辱通宵不忍聞。
通宵侮辱到了其他犯人也聽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的對象竟然就是蘇東坡！
請允許我在這裏把筆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會在這裏戰栗。中國幾千年間有幾個像蘇東坡那樣可愛、高貴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愛、高貴、魅力之類往往既構不成社會號召力也構不成自我衛護力，真正厲害的是邪惡、低賤、粗暴，它們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無敵。現在，蘇東坡被它們抓在手裏搓捏著——越是可愛、高貴、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勁。
溫和柔雅如林間清風、深穀白雲的大文豪，麵對這徹底陌生的語言係統和行為係統，不可能做任何像樣的辯駁。他一定變得非常笨拙，無法調動起碼的言辭，無法完成簡單的邏輯推斷。他在牢房裏的應對，絕對比不過一個普通的盜賊。
因此，審問者們憤怒了，也高興了：原來這麽個大名人竟是草包一個！你平日的滔滔文辭被狗吃掉了？看你這副熊樣還能寫詩作詞？純粹是抄人家的吧！
接著就是輪番撲打，詩人用純銀般的嗓子哀號著，哀號到嘶啞。這本是一個隻需要哀號的地方，你寫那麽美麗的詩就已荒唐透頂了，還不該打？打，打得你“淡妝濃抹”，打得你“乘風歸去”，打得你“密州出獵”！
開始，蘇東坡還試圖拿點兒正常邏輯頂幾句嘴。審問者咬定他的詩裏有譏諷朝廷的意思，他說：“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麽人有此心，造出這種意思來。”一切誣陷者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某種“險惡用心”的發現者，蘇東坡指出，他們不是發現者而是製造者，應該由他們自己來承擔。
但是，蘇東坡的這一思路招來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當誣陷者和辦案人完全合成一體、串成一氣時，隻能這樣。
終於，蘇東坡經受不住了，經受不住日複一日、通宵達旦的連續逼供。他想閉閉眼、喘口氣，唯一的辦法就是承認。於是，他以前的詩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說自己不被朝廷重視；詩中有“小人”字樣，是譏刺當朝大人。特別是蘇東坡在杭州做官時興衝衝去看錢塘潮，回來寫了詠弄潮兒的詩“吳兒生長狎濤淵”，據說竟是在影射皇帝興修水利！
這種大膽聯想，連蘇東坡這位浪漫詩人都覺得實在不容易跳躍過去，因此在承認時還不容易“一步到位”。審問者有本事耗時間一點點兒逼過去，案卷記錄上經常出現的句子是：“逐次隱諱，不說情實，再勘方招。”蘇東坡全招了，同時他也就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了。
他一心想著死。他覺得連累了家人，對不起老妻，又特別想念弟弟。他請一位善良的獄卒帶了兩首詩給蘇轍，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埋骨的地點，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別的，是詩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鐵窗裏是否痛恨詩文。沒想到，就在這時，隱隱約約地，一種散落四處的文化良知開始匯集起來了——他的讀者們慢慢抬起了頭，要說幾句對得起自己內心的話了。
很多人不敢說，但畢竟還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了，但畢竟還有俠義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當地做官時的種種美好行跡，在他入獄後公開做了解厄道場，求告神明保佑他。
獄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審問人員離開時盡力照顧他的生活，連每天晚上的洗腳熱水都準備了。
他在朝中的朋友範鎮、張方平不怕受到牽連，寫信給皇帝，說他在文學上“實天下之奇才”，希望寬大。
他的政敵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也仗義執言，對皇帝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如果嚴厲處罰了蘇東坡，“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
最動情的是那位我們前文提到過的太皇太後，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來為她求壽，她竟說：“用不著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蘇東坡一人就夠了！”
最直截了當的是當朝左相吳充，有次他與皇帝談起曹操，皇帝對曹操評價不高。吳充立即接口說：“曹操猜忌心那麽重還容得下禰衡，陛下怎麽容不下一個蘇東坡呢？”
對這些人，不管是獄卒還是太皇太後，我們都要深深感謝。他們有意無意地在驗證著文化的感召力。就連那盆洗腳水，也充滿了文化的熱度。
據王鞏《甲申雜記》記載，那個帶頭誣陷、調查、審問蘇東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揚揚。有一天他與滿朝官員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門外等候早朝時，向大家敘述審問蘇東坡的情況。他說：“蘇東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詩文，審問起來都記得清清楚楚！”
他以為，對這麽一個哄傳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會有不少官員感興趣。但奇怪的是，他說了這番引逗別人提問的話之後，沒有一個人搭腔，沒有一個人提問，崇政殿外一片靜默。
他有點兒慌神，故作感慨狀，歎息幾聲，回應他的仍是一片靜默。
這靜默算不得抗爭，也算不得輿論，但著實透著點兒高貴。相比之下，曆來許多誣陷者周圍常常會出現一些不負責任的熱鬧，以嘈雜助長了誣陷。
就在這種情勢下，皇帝釋放了蘇東坡，將其貶謫黃州。黃州對蘇東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很喜歡讀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但又覺得他把蘇東坡在黃州的境遇和心態寫得太理想了。其實，就我所知，蘇東坡在黃州還是很淒苦的，優美的詩文是一種掙紮和超越。
蘇東坡在黃州的生活狀態，已在他自己寫給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
信中說：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我初讀這段話時十分震動，因為誰都知道蘇東坡這個平素樂嗬嗬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複一日的應酬，連篇累牘的唱和，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內容，他一半是為朋友們活著。但是，一旦出事，朋友們不僅不來信，而且也不回信了。
他們都知道蘇東坡是被冤屈的，現在事情大體已經過去，卻仍然不願意寫一兩句哪怕是問候起居的安慰話。蘇東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絕倫、光照中國書法史的筆墨寫成的信，千辛萬苦地從黃州帶出去，卻換不回一丁點兒友誼的信息。
我相信這些朋友都不是壞人，但正因為不是壞人，更讓我深長地歎息。
總而言之，原來的世界已在身邊轟然消失，於是一代名士也就混跡於樵夫漁民間不被人認識。原本這很可能換來輕鬆，但他又覺得遠處仍有無數雙眼睛注視著自己，隻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使這封無關宏旨的信，他也特別注明不要給別人看。
日常生活，在家人接來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覺，晚上一個人出去溜達；見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絕不喝多，怕醉後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嗎？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煩，而絕不怕大義凜然地為道義、為百姓，甚至為朝廷、為皇帝捐軀。他經過“烏台詩案”已經明白，一個人蒙受了誣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個道理來。
你找不到慷慨陳詞的目標，你抓不住從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個義無反顧的英雄，不知怎麽一來把你打扮成了小醜；你想做個堅貞不屈的烈士，鬧來鬧去卻成了一個深深懺悔的俘虜。
無法洗刷，無處辯解，更不知如何來提出自己的抗議，發表自己的宣言。這確實很接近柏楊先生提出的“醬缸文化”，一旦跳在裏邊，怎麽也抹不幹淨。
蘇東坡怕的是這個，沒有哪個高品位的文化人會不怕。但他的內心仍有無畏的一麵，或者說災難使他更無畏了。
他給李常的信中說：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這麽真誠的勇敢，這麽灑脫的情懷，出自天真了大半輩子的蘇東坡筆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讓他在何處做這篇人生道義的大文章呢？沒有地方，沒有機會，沒有觀看者，也沒有裁決者，隻有一個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惡染成一色的大醬缸。於是，蘇東坡剛剛寫了上麵這幾句，支頤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後燒毀。”
這是一種真正精神上的孤獨無告。對於一個文化人，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那闋著名的《卜算子》，用極美的意境道盡了這種精神遭遇：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正是這種難言的孤獨，使他徹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鬧，去尋找無言的山水，去尋找遠逝的古人。在無法對話的地方尋找對話，於是對話也一定會變得異乎尋常。
像蘇東坡這樣的靈魂竟然寂靜無聲，那麽，遲早會突然冒出一種宏大的奇跡，讓這個世界大吃一驚。
然而，現在他即便寫詩作文，也不會追求社會轟動了。他在寂寞中反省過去，覺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華外露、缺少自知之明。
他想，一段樹木靠著癭瘤取悅於人，一塊石頭靠著暈紋取悅於人，其實能拿來取悅於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們的毛病所在，它們的正當用途絕不在這裏。我蘇東坡三十餘年來想博得別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項所在。例如，從小為考科舉學寫政論、策論，後來更是津津樂道於考論曆史是非、直言陳諫曲直。做了官以為自己真的很懂得這一套了，揚揚自得地炫耀，其實我又何嚐懂呢？直到一下子麵臨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無知。三十多年來最大的弊病就在這裏。現在終於明白了，到黃州的我是覺悟了的我，與以前的蘇東坡是兩個人。（參見《答李端叔書》
）
蘇東坡的這種自省，不是一種走向乖巧的心理調整，而是一種極其誠懇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他在無情地剝除自己身上每一點異己的成分，哪怕這些成分曾為他帶來過官職、榮譽和名聲。
他漸漸回歸於清純和空靈。在這一過程中，佛教幫了他大忙，使他習慣於淡泊和靜定。艱苦的物質生活，又使他不得不親自墾荒種地，體味著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這一切，使蘇東坡經曆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脫胎換骨，也使他的藝術才情獲得了一次蒸餾和升華。他，真正地成熟了——與古往今來許多大家一樣，成熟於一場災難之後，成熟於滅寂後的再生，成熟於窮鄉僻壤，成熟於幾乎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刻。
幸好，他還不年老，他在黃州期間是四十四歲至四十八歲，對一個男人來說，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後還大有可為。中國曆史上，許多人覺悟在過於蒼老的暮年，剛要享用成熟所帶來的恩惠，腳步卻已踉蹌蹣跚。與他們相比，蘇東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述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勃鬱的豪情發過了酵，尖利的山風收住了勁，湍急的溪流匯成了湖，結果——
引導千古傑作的前奏已經鳴響，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黃州，《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馬上就要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