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好人，應該有好報才對。”
這是被文壇列入“朦朧派”詩群的女詩人謝燁於公元一九九三年八月十日寫給她母親的最後一封家信中的最後一句話。
是一種預感？是一份讖語？
五十八天後，公元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她被自己的丈夫，另一位也是寫詩的，一度被尊為朦朧派幫主的，姓顧名城的男子，以利斧從背後砍中頭部，血流如注地倒在新西蘭威西克島的林間小路上，在大聲地**和大聲地呼吸中，痛苦掙紮了兩個小時，終告不治，死於醫院，終年三十六歲。
三十六歲時的她，渾身洋溢著一個成熟的知識女性的智慧、才氣、活力和魅力。她不但可以熟練地使用英語進行交際，而且已經初通了德文；她不但持有汽車駕駛執照，而且學會了以電腦進行寫作；她不但有詩作，而且以其清麗委婉的文筆和率直細膩的情感色彩顯示出了她在散文寫作方麵的能力。她已經是一個母親。她深愛她的兒子，給她那大名為“木耳”的兒子起了個小名——“媽寶”。兒子和她單獨在一起的時候，常常會在滿口的英語中，夾雜了“媽寶”、“媽寶”這一絕對是中文發音的呼喚聲，這使她欣喜萬分，在給孩子的外婆寫信寄相片時，她欣欣然地報告了這個隻有在母性的靈敏的心中方能激起大波大瀾的大發現。她頎長的身材豐滿了起來，厚實的肩膀記載著她自1987年出國至1993年被殺的六年間，開墾荒島、養雞伐木、學習陌生的異邦語言和各種生活的技能、打工做買賣以養活自己以及要吃要喝卻又作不屑狀的丈夫、幫助夫姐、兄弟、乃至於情敵出國、相夫教子在異域立足圖發展的數年如一日的千辛萬苦。她雖然備嚐來自於物質世界的艱辛和來自於那位自私男子給予她的精神上的折磨，但她依然年青而美麗。那張攝於她已過而立之年的相片，足以顯示出她端莊卻又不失其嫵媚的風姿。
她的生命之花才剛開足，果實尚在孕育。她才剛經過人事世事的洗禮，在生活的操練場上眼看已近成熟。她的生活曆程才剛行去一半，披荊斬棘之途已過，後麵的路勢必會好走得多。她已經發育修煉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社會人，如能享其天年，必能更作一番事業。她終於不再相信那些心造的虛象和幻影，不再迷戀人工編織的“天才”桂冠，在寄給母親的那最後一封家信中，她用了毫不朦朧的大白話為自己下了定論：
“其實我是個俗人，一個女人而已。”
可是，一旦她力圖從那牢牢地包裹著她的所謂“顧城是個天才”的神話中掙紮出來，她就不再見容於那位神話的主人公了。號稱“童話詩人”的顧城，以最不童話的方式，毋庸置疑地砍殺了她，剝奪了她生的權利。
謝燁的悲劇，在於她過深地陷入那種人為的“天才”之說了。她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真心實意地相信自己結識的顧城真的是一名千載難逢的“天才”，因而自己為“天才”所愛，最後還成了“天才”之妻，在她乃是一件幸事、一種榮耀。她被世人、特別是文人所營造的、由顧城所默認的、由顧城的家人尤其是其父顧工所傾力熱炒的、因了輿論傳媒的出於各種目的之鼓吹而格外五彩繽紛的海市蜃樓所迷惑、所誘導、所裹挾，到後來，連她自己也參與到了編織那太上虛境的行列之中去了。作為一個作家，兼之是顧城之妻，她寫過一些文筆清麗的散文，有意無意地在顧城的所謂“天才”的光環上再添了幾筆重彩。她雖然有時也不免對那位她已日深了解的男人究竟為何物發生懷疑，但樹立一個信念難，推翻一個曾經深信不疑的信念有時更難，人們往往隻能以寧可信其有、不必信其無的方法來得過且過，謝燁也不能免此俗。她在一封家信中曾這樣說：
“顧城的怪，就是他的天才，他的天才，就是他的怪。”
以這樣的思維方式，她一年又一年地努力理解和勉力承受著顧城之怪，排解著來自於她的親人、來自於她的友人、也來自於她自己心頭的不認為怪即“天才”的種種懷疑、不滿和責難。也正是依據了這樣的思維方式，她對顧城的遷就和忍讓，到了常人、尤其是女人所難以做到，甚至可以說是難以想象的地步——且不說顧城可以當了她的麵把一大碗麵條砸到她的母親頭上，也不說她為顧城開車、翻譯、打字、操持家務、掙錢糊口，卻會因這“天才”的一時性起而遭到掐脖子吃耳光的折磨，更不論這“天才”從北京引了個小女子來做妾，讓她“和睦親愛”地一男二女的同吃同住同床，就說生了個顧家親骨肉罷，這位“天才”竟會“怪”到連自己的兒子都容納不了，直言不諱地說什麽“木耳跟我無緣”，非將他逐出不可，還白紙黑字地立了文書將他劃歸到了毛利酋長的名下。報載，可憐的小母親謝燁，為了與跟著毛利人住於山上的兒子說幾句話，竟憑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學會了打旗語，母子兩人，好似特務秘密接頭般，隔山隔水地遙遙相望，揮著手中的小旗作情感交流，而阻隔他們的，不是別人，竟是那位號稱“童話詩人”的他們的親夫親爸！
怪到如此地步，還要把份怪闡釋為“天才”，即便是謝燁，也終於到了實在想不通、實在不能再寬宏大量下去、實在無以忍受的極限了。她終於難以自製地向友人傾訴了自己的怨懟，說最好是飛機失事，一了百了；她終於不再竭力為那位“天才”辯解，不再煞費苦心地消解母親對那位她從來也沒滿意過的女婿的反感，而是在家信中老老實實地承認她的夫家“思想方式是比較奇怪的”，“太奇怪”，反過來告誡母親“盡量少（別）和顧家聯係”；她終於從那個“天才”夢中蘇醒了過來，不再以身為天才妻而榮而樂而任勞任怨，認識到了“其實我是個俗人，一個女人而已”，而且萌生了離開那心造的幻影過踏踏實實的現實生活的願望。她還終於將自己的願望化為了行動，與顧城分居，並且開始協議離婚。這一切，都是她覺醒的開端，她眼看著就可以擺脫了那纏繞了她十多年的噩夢，走向一片開闊的新天地了。
她的覺醒晚了一步。她不如那位當過一陣子妾（或者稱“情人”也罷）的“英兒”，不如她果斷，不如她有心計，不如她善於抓住時機，及時出逃，不如那徹底現代的女性為生存的需要可以當機立斷地恩斷義絕。她一接到那“天才”打來的電話，就會如約前去會麵，心不存一絲疑竇。做了那麽些年的夫妻，她竟還不能料到這“天才”是如此周密地布下了殺場，會候在她的來路上，憑藉著花草樹木的遮掩，從背後向她的頭部揮起鋒利的斧頭。她縱有豐富的文學想象力，卻至死都沒預見到自己的悲劇。她的悲劇，竟在於她的善良！
她生於公元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原名張紅，因為母親謝文娥與她的父親離異，她由母親撫養而改姓謝，更名為燁。一九七七年她步入社會，在上海無線電11廠工作。七九年在火車上與顧城相識，八三年於上海長寧區登記結婚。她出國後一心扶助顧城，按顧城自己的說法，充當了他的“拐杖”和“眼睛”，“付出了精神上、情感上及文學創作上的巨大犧牲”（見犁青所撰《一個朦朧派詩人的沉淪與毀滅》），留下的遺作多為散文，部分收於日前暢銷的《英兒》中。她寫有並不很多的抒情詩，有三首被收入由天津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朦朧詩選》，其中的《我相信，我不相信》可稱代表作。時至今日，我們讀這三首詩，還是可以感受到這位女詩人的盈盈才氣，而其中的有些詩句，簡直成了她自身的寫照：
我將屬於海洋
屬於那些純潔的生命
我和浪花一起去奉獻花采
去熱愛犧牲的珊瑚
嗚呼謝燁，你的悲劇，留給了後人太多太多思考的空間！
1994，3
這是被文壇列入“朦朧派”詩群的女詩人謝燁於公元一九九三年八月十日寫給她母親的最後一封家信中的最後一句話。
是一種預感？是一份讖語？
五十八天後，公元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她被自己的丈夫，另一位也是寫詩的，一度被尊為朦朧派幫主的，姓顧名城的男子，以利斧從背後砍中頭部，血流如注地倒在新西蘭威西克島的林間小路上，在大聲地**和大聲地呼吸中，痛苦掙紮了兩個小時，終告不治，死於醫院，終年三十六歲。
三十六歲時的她，渾身洋溢著一個成熟的知識女性的智慧、才氣、活力和魅力。她不但可以熟練地使用英語進行交際，而且已經初通了德文；她不但持有汽車駕駛執照，而且學會了以電腦進行寫作；她不但有詩作，而且以其清麗委婉的文筆和率直細膩的情感色彩顯示出了她在散文寫作方麵的能力。她已經是一個母親。她深愛她的兒子，給她那大名為“木耳”的兒子起了個小名——“媽寶”。兒子和她單獨在一起的時候，常常會在滿口的英語中，夾雜了“媽寶”、“媽寶”這一絕對是中文發音的呼喚聲，這使她欣喜萬分，在給孩子的外婆寫信寄相片時，她欣欣然地報告了這個隻有在母性的靈敏的心中方能激起大波大瀾的大發現。她頎長的身材豐滿了起來，厚實的肩膀記載著她自1987年出國至1993年被殺的六年間，開墾荒島、養雞伐木、學習陌生的異邦語言和各種生活的技能、打工做買賣以養活自己以及要吃要喝卻又作不屑狀的丈夫、幫助夫姐、兄弟、乃至於情敵出國、相夫教子在異域立足圖發展的數年如一日的千辛萬苦。她雖然備嚐來自於物質世界的艱辛和來自於那位自私男子給予她的精神上的折磨，但她依然年青而美麗。那張攝於她已過而立之年的相片，足以顯示出她端莊卻又不失其嫵媚的風姿。
她的生命之花才剛開足，果實尚在孕育。她才剛經過人事世事的洗禮，在生活的操練場上眼看已近成熟。她的生活曆程才剛行去一半，披荊斬棘之途已過，後麵的路勢必會好走得多。她已經發育修煉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社會人，如能享其天年，必能更作一番事業。她終於不再相信那些心造的虛象和幻影，不再迷戀人工編織的“天才”桂冠，在寄給母親的那最後一封家信中，她用了毫不朦朧的大白話為自己下了定論：
“其實我是個俗人，一個女人而已。”
可是，一旦她力圖從那牢牢地包裹著她的所謂“顧城是個天才”的神話中掙紮出來，她就不再見容於那位神話的主人公了。號稱“童話詩人”的顧城，以最不童話的方式，毋庸置疑地砍殺了她，剝奪了她生的權利。
謝燁的悲劇，在於她過深地陷入那種人為的“天才”之說了。她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真心實意地相信自己結識的顧城真的是一名千載難逢的“天才”，因而自己為“天才”所愛，最後還成了“天才”之妻，在她乃是一件幸事、一種榮耀。她被世人、特別是文人所營造的、由顧城所默認的、由顧城的家人尤其是其父顧工所傾力熱炒的、因了輿論傳媒的出於各種目的之鼓吹而格外五彩繽紛的海市蜃樓所迷惑、所誘導、所裹挾，到後來，連她自己也參與到了編織那太上虛境的行列之中去了。作為一個作家，兼之是顧城之妻，她寫過一些文筆清麗的散文，有意無意地在顧城的所謂“天才”的光環上再添了幾筆重彩。她雖然有時也不免對那位她已日深了解的男人究竟為何物發生懷疑，但樹立一個信念難，推翻一個曾經深信不疑的信念有時更難，人們往往隻能以寧可信其有、不必信其無的方法來得過且過，謝燁也不能免此俗。她在一封家信中曾這樣說：
“顧城的怪，就是他的天才，他的天才，就是他的怪。”
以這樣的思維方式，她一年又一年地努力理解和勉力承受著顧城之怪，排解著來自於她的親人、來自於她的友人、也來自於她自己心頭的不認為怪即“天才”的種種懷疑、不滿和責難。也正是依據了這樣的思維方式，她對顧城的遷就和忍讓，到了常人、尤其是女人所難以做到，甚至可以說是難以想象的地步——且不說顧城可以當了她的麵把一大碗麵條砸到她的母親頭上，也不說她為顧城開車、翻譯、打字、操持家務、掙錢糊口，卻會因這“天才”的一時性起而遭到掐脖子吃耳光的折磨，更不論這“天才”從北京引了個小女子來做妾，讓她“和睦親愛”地一男二女的同吃同住同床，就說生了個顧家親骨肉罷，這位“天才”竟會“怪”到連自己的兒子都容納不了，直言不諱地說什麽“木耳跟我無緣”，非將他逐出不可，還白紙黑字地立了文書將他劃歸到了毛利酋長的名下。報載，可憐的小母親謝燁，為了與跟著毛利人住於山上的兒子說幾句話，竟憑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學會了打旗語，母子兩人，好似特務秘密接頭般，隔山隔水地遙遙相望，揮著手中的小旗作情感交流，而阻隔他們的，不是別人，竟是那位號稱“童話詩人”的他們的親夫親爸！
怪到如此地步，還要把份怪闡釋為“天才”，即便是謝燁，也終於到了實在想不通、實在不能再寬宏大量下去、實在無以忍受的極限了。她終於難以自製地向友人傾訴了自己的怨懟，說最好是飛機失事，一了百了；她終於不再竭力為那位“天才”辯解，不再煞費苦心地消解母親對那位她從來也沒滿意過的女婿的反感，而是在家信中老老實實地承認她的夫家“思想方式是比較奇怪的”，“太奇怪”，反過來告誡母親“盡量少（別）和顧家聯係”；她終於從那個“天才”夢中蘇醒了過來，不再以身為天才妻而榮而樂而任勞任怨，認識到了“其實我是個俗人，一個女人而已”，而且萌生了離開那心造的幻影過踏踏實實的現實生活的願望。她還終於將自己的願望化為了行動，與顧城分居，並且開始協議離婚。這一切，都是她覺醒的開端，她眼看著就可以擺脫了那纏繞了她十多年的噩夢，走向一片開闊的新天地了。
她的覺醒晚了一步。她不如那位當過一陣子妾（或者稱“情人”也罷）的“英兒”，不如她果斷，不如她有心計，不如她善於抓住時機，及時出逃，不如那徹底現代的女性為生存的需要可以當機立斷地恩斷義絕。她一接到那“天才”打來的電話，就會如約前去會麵，心不存一絲疑竇。做了那麽些年的夫妻，她竟還不能料到這“天才”是如此周密地布下了殺場，會候在她的來路上，憑藉著花草樹木的遮掩，從背後向她的頭部揮起鋒利的斧頭。她縱有豐富的文學想象力，卻至死都沒預見到自己的悲劇。她的悲劇，竟在於她的善良！
她生於公元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原名張紅，因為母親謝文娥與她的父親離異，她由母親撫養而改姓謝，更名為燁。一九七七年她步入社會，在上海無線電11廠工作。七九年在火車上與顧城相識，八三年於上海長寧區登記結婚。她出國後一心扶助顧城，按顧城自己的說法，充當了他的“拐杖”和“眼睛”，“付出了精神上、情感上及文學創作上的巨大犧牲”（見犁青所撰《一個朦朧派詩人的沉淪與毀滅》），留下的遺作多為散文，部分收於日前暢銷的《英兒》中。她寫有並不很多的抒情詩，有三首被收入由天津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朦朧詩選》，其中的《我相信，我不相信》可稱代表作。時至今日，我們讀這三首詩，還是可以感受到這位女詩人的盈盈才氣，而其中的有些詩句，簡直成了她自身的寫照：
我將屬於海洋
屬於那些純潔的生命
我和浪花一起去奉獻花采
去熱愛犧牲的珊瑚
嗚呼謝燁，你的悲劇，留給了後人太多太多思考的空間！
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