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作文的，都知道“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子虛烏有的“新衣”，經了兩個騙子的描繪和吹噓，尤其是因了這兩位騙師所構築並大事張揚的一種理論，即但凡不識這“新衣”者均為傻瓜的理論，竟不但得到了虛榮的皇帝的認同，而且還動搖了那位足智多謀的殿前大臣的自信心，使他對自己的看不見那“新衣”的眼睛和向來引以自豪的高智商產生了根本性的懷疑。大臣於是撒謊道，他也看見了那“新衣”。非但看見，他進而描繪道，那“新衣”之美，還是他見所未見的哩。大臣的闡釋很重要。大臣是尊而貴的榜樣，闡釋是前衛而先鋒的引導。有關美麗的“新衣”的謊言於是拓展且流行。說謊成為宮廷行為並趨向民間。平頭百姓縱有懷疑，但誰也不樂意當那份顯示愚蠢和貧賤的傻瓜。險些乎，騙子們的空無一物的“美麗的新衣”，以及關於“新衣的美麗”的理論，竟就成了舉國上下公認的事實和真理。
幸而還有那不明事理的小兒，喊出了無忌的童言。
幸而老百姓良知未泯，立即認同了小兒的真言。“皇帝沒穿衣服呢！”
“皇帝光著屁股哩！”大實話馬上就擊退了謊言。
不幸的是騙師不止活動在童話裏。
更不幸的是，騙師們所利用的，又是人類最普遍又最根深蒂固的弱點。
近年文壇最顯明的實例，莫過於對那本被稱為“當代紅樓夢”一書的熱炒了。書未麵世，即有多人描摹了其奪目的異彩。先聲奪人的近期效應是，被激發了好奇心的人們巴了眼急吼吼地等著熱包子出籠可以嚐鮮；而嗅覺靈敏的書商，則瞄準了這個行情，如風如雲般集結於出版社門口等了拉貨去賣；先聲奪人的後期結果，是所謂的“當代紅樓夢”幾乎成了定論，一時裏竟在文壇造成了惟有天知地知的腹誹和你知我知的私議，卻無公開的批評和理直氣壯的異議見諸於文字的局麵。如果說，反常的未雨綢繆隻不過是出於商業上的目的而無可厚非，那麽，當人們，特別是那些很專業、總以“純”、“高”、“雅”自詡的文壇中人，在飽吞了一串又一串的框框框框、十分清楚了那宣傳的異彩純屬心造之後，卻還在很長一段時間和很廣一個區域內不肯和不敢喝一聲“皇帝是光屁股的”，這就不能不說是真正地演出了當今文壇的一出“皇帝的新衣”了！
更有甚者，是在一位被尊為朦朧詩首的狂人用利斧砍殺了自己的妻子之後，竟還有那麽一些人，把他們的興趣和文才，多情地爭先恐後地澆灑在對此人之所謂“非凡”的“奇才”的追憶上。追憶的重心落入了奇文奇事和奇才奇情，追憶者的目標就已經不再是為了那被追憶的人，而是為了證明和顯示一下自己了——顯示自己對那人之賞識，顯示那份賞識中釅釅地透出的別具慧眼，顯示那慧眼畢竟是有著看得見“皇帝的新衣”之功力！這一股力圖在讚歎“新衣”之美輪美奐中博得智者聲名的潛流，實在正是素以智者雲集為自豪的文壇，竟在殺人血案發生之後的三個月中，可恥地現出了幾無一人挺身而出說幾句公道話的尷尬局麵之症結所在！
文壇時不時地鬧一場“皇帝的新衣”出來，其實由來已久，隻不過那劇情常變、形式有異而已。記得“文革”時，上海地方權貴曾組織一幫筆杆子，弄出了一本叫做什麽“作戰史”的書來。這是一部無論在什麽時候從什麽角度看都是令人難以卒讀的劣作，但是一經出籠，馬上就有很多的人和很多的文章立了出來，很理論很義正辭嚴的鼓吹它的異彩，就好似皇帝的大臣們為皇帝的新衣喝彩一樣。當然，人們可以以那時的特殊曆史條件來為自己的違心之言作辯護，可是後來呢？後來發生於文壇的、如走馬燈般地演出的一場又一場的“皇帝的新衣”，又該作何解說呢？並非有誰逼迫，卻是文人自身的劣根性在作崇：常常是隻要有人有那膽量和臉皮，猛不丁地張揚出一麵前所未有過的大纛出來，馬上就會震懾住了芸芸眾生，至少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令很多的人處於隻有腹誹而不得不噤聲慎行的尷尬境地，以免因為不識“新衣”而受人小覷。聽由他人強奸自己的意誌，乃出於自身心理的威壓，這比外部世界的逼迫更為凶險。其後果是，菲但老騙師嚐得了甜頭，花樣百出地變本加厲，而且促生了新一代的小騙子，讓那“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如同流行歌壇的紅歌星般常換常新一茬又一茬地接續了下去。
出演“皇帝的新衣”一劇，大致說來需要三種角色：一是騙子。存心作惡的騙子，其目的不外乎騙取錢財和沽名釣譽。商場的騙子多為錢，文壇行騙則多為欺世盜名了——時下情況有所變化，騙得名利雙收的已大有人在；二是蠢人。比如那位皇帝，他對自己的智力從根本上就沒有信心，看不見“新衣”卻真心地以為，蓋在於自身太蠢，對“新衣”的存在從來也不敢懷疑——這在文壇表現為對集團式的大轟大嗡和假洋鬼子式的虛張聲勢之盲目從眾和怯懦附麗；三是騙子的幫凶。那位明明什麽也沒看見卻能闡釋出“新衣”之富麗堂皇的殿前大臣便是。這是一種明明知曉自己麵臨著一個騙局，卻因為不願充當“出頭椽子”而故意地昧了良心說瞎話假話的人，比起前麵那種因無自信也就隻能人雲亦雲的蠢人來，更加可悲和可惡。並不高明的騙師，采用安徒生早已戳穿過的騙術，競能相當成功地奏效一方一時，實在還是利用和調動了這種人心性深處潛藏著的虛榮和虛偽，迫使他們背叛了他們的學識和良知，在騙局中充當了助紂為虐的角色。
惟願有更多的天真的孩童，用他們未經汙染的聲音，喊出“皇帝沒穿衣”的事實。如若這樣，割除那廣見於現實生活的各方各麵的、為人們所不齒和哂笑、卻又由許多人放縱助長及更多人畏於剖露的社會的痼疾，就為時不遠了。
1994.4
子虛烏有的“新衣”，經了兩個騙子的描繪和吹噓，尤其是因了這兩位騙師所構築並大事張揚的一種理論，即但凡不識這“新衣”者均為傻瓜的理論，竟不但得到了虛榮的皇帝的認同，而且還動搖了那位足智多謀的殿前大臣的自信心，使他對自己的看不見那“新衣”的眼睛和向來引以自豪的高智商產生了根本性的懷疑。大臣於是撒謊道，他也看見了那“新衣”。非但看見，他進而描繪道，那“新衣”之美，還是他見所未見的哩。大臣的闡釋很重要。大臣是尊而貴的榜樣，闡釋是前衛而先鋒的引導。有關美麗的“新衣”的謊言於是拓展且流行。說謊成為宮廷行為並趨向民間。平頭百姓縱有懷疑，但誰也不樂意當那份顯示愚蠢和貧賤的傻瓜。險些乎，騙子們的空無一物的“美麗的新衣”，以及關於“新衣的美麗”的理論，竟就成了舉國上下公認的事實和真理。
幸而還有那不明事理的小兒，喊出了無忌的童言。
幸而老百姓良知未泯，立即認同了小兒的真言。“皇帝沒穿衣服呢！”
“皇帝光著屁股哩！”大實話馬上就擊退了謊言。
不幸的是騙師不止活動在童話裏。
更不幸的是，騙師們所利用的，又是人類最普遍又最根深蒂固的弱點。
近年文壇最顯明的實例，莫過於對那本被稱為“當代紅樓夢”一書的熱炒了。書未麵世，即有多人描摹了其奪目的異彩。先聲奪人的近期效應是，被激發了好奇心的人們巴了眼急吼吼地等著熱包子出籠可以嚐鮮；而嗅覺靈敏的書商，則瞄準了這個行情，如風如雲般集結於出版社門口等了拉貨去賣；先聲奪人的後期結果，是所謂的“當代紅樓夢”幾乎成了定論，一時裏竟在文壇造成了惟有天知地知的腹誹和你知我知的私議，卻無公開的批評和理直氣壯的異議見諸於文字的局麵。如果說，反常的未雨綢繆隻不過是出於商業上的目的而無可厚非，那麽，當人們，特別是那些很專業、總以“純”、“高”、“雅”自詡的文壇中人，在飽吞了一串又一串的框框框框、十分清楚了那宣傳的異彩純屬心造之後，卻還在很長一段時間和很廣一個區域內不肯和不敢喝一聲“皇帝是光屁股的”，這就不能不說是真正地演出了當今文壇的一出“皇帝的新衣”了！
更有甚者，是在一位被尊為朦朧詩首的狂人用利斧砍殺了自己的妻子之後，竟還有那麽一些人，把他們的興趣和文才，多情地爭先恐後地澆灑在對此人之所謂“非凡”的“奇才”的追憶上。追憶的重心落入了奇文奇事和奇才奇情，追憶者的目標就已經不再是為了那被追憶的人，而是為了證明和顯示一下自己了——顯示自己對那人之賞識，顯示那份賞識中釅釅地透出的別具慧眼，顯示那慧眼畢竟是有著看得見“皇帝的新衣”之功力！這一股力圖在讚歎“新衣”之美輪美奐中博得智者聲名的潛流，實在正是素以智者雲集為自豪的文壇，竟在殺人血案發生之後的三個月中，可恥地現出了幾無一人挺身而出說幾句公道話的尷尬局麵之症結所在！
文壇時不時地鬧一場“皇帝的新衣”出來，其實由來已久，隻不過那劇情常變、形式有異而已。記得“文革”時，上海地方權貴曾組織一幫筆杆子，弄出了一本叫做什麽“作戰史”的書來。這是一部無論在什麽時候從什麽角度看都是令人難以卒讀的劣作，但是一經出籠，馬上就有很多的人和很多的文章立了出來，很理論很義正辭嚴的鼓吹它的異彩，就好似皇帝的大臣們為皇帝的新衣喝彩一樣。當然，人們可以以那時的特殊曆史條件來為自己的違心之言作辯護，可是後來呢？後來發生於文壇的、如走馬燈般地演出的一場又一場的“皇帝的新衣”，又該作何解說呢？並非有誰逼迫，卻是文人自身的劣根性在作崇：常常是隻要有人有那膽量和臉皮，猛不丁地張揚出一麵前所未有過的大纛出來，馬上就會震懾住了芸芸眾生，至少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令很多的人處於隻有腹誹而不得不噤聲慎行的尷尬境地，以免因為不識“新衣”而受人小覷。聽由他人強奸自己的意誌，乃出於自身心理的威壓，這比外部世界的逼迫更為凶險。其後果是，菲但老騙師嚐得了甜頭，花樣百出地變本加厲，而且促生了新一代的小騙子，讓那“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如同流行歌壇的紅歌星般常換常新一茬又一茬地接續了下去。
出演“皇帝的新衣”一劇，大致說來需要三種角色：一是騙子。存心作惡的騙子，其目的不外乎騙取錢財和沽名釣譽。商場的騙子多為錢，文壇行騙則多為欺世盜名了——時下情況有所變化，騙得名利雙收的已大有人在；二是蠢人。比如那位皇帝，他對自己的智力從根本上就沒有信心，看不見“新衣”卻真心地以為，蓋在於自身太蠢，對“新衣”的存在從來也不敢懷疑——這在文壇表現為對集團式的大轟大嗡和假洋鬼子式的虛張聲勢之盲目從眾和怯懦附麗；三是騙子的幫凶。那位明明什麽也沒看見卻能闡釋出“新衣”之富麗堂皇的殿前大臣便是。這是一種明明知曉自己麵臨著一個騙局，卻因為不願充當“出頭椽子”而故意地昧了良心說瞎話假話的人，比起前麵那種因無自信也就隻能人雲亦雲的蠢人來，更加可悲和可惡。並不高明的騙師，采用安徒生早已戳穿過的騙術，競能相當成功地奏效一方一時，實在還是利用和調動了這種人心性深處潛藏著的虛榮和虛偽，迫使他們背叛了他們的學識和良知，在騙局中充當了助紂為虐的角色。
惟願有更多的天真的孩童，用他們未經汙染的聲音，喊出“皇帝沒穿衣”的事實。如若這樣，割除那廣見於現實生活的各方各麵的、為人們所不齒和哂笑、卻又由許多人放縱助長及更多人畏於剖露的社會的痼疾，就為時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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