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九年起我開始涉足****創作。在此之前，我寫過不少兒童文學作品：小說、童話、散文、乃至於動畫（卡通）文學腳本，1989年還出了一本集子，陳伯吹先生為我寫了數千字的序言。寫得眼看順手了，我卻覺得不太“過癮”了：許多生活積累、許多對人生的感悟、許多亟欲一吐為快的呐喊、許多困惑疑慮，似乎都難以容載於兒童文學這一葉方舟之上了。於是就調轉船頭，向****領域擴張。一千便難收場了，直至今日。成績不大，比起許多馳騁於這方土地的老將來，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自愧弗如。
難哪！在學校裏我可稱為“骨幹”，年年都是超工作量；在家裏我肩負兩頭重擔，一頭是夫婦雙方的老父母，一頭是兩名高消費求學的大學生。在每一名職業婦女都真正深感其重的“職業”與“家庭”兩座大山之外，我又甘心自願地鑽入了“業餘寫作”這第三座險峰之下。於是家裏日漸變得淩亂不堪，每頂鍋蓋上都積起了厚厚的油垢；於是除了逢年過節，我都難以滿足老父母盼我陪著敘談閑聊的願望；於是兩三年裏不拆不織一件毛衣成全了成衣店裏的好幾筆生意；於是寒暑假成了“農忙”季節、年末突擊勞動日，或是焐出一身痱子，或是坐僵了雙腳長出了連成片的凍瘡。勉勉強強地，才算在這兩三年裏既沒影響了本職教學工作，也還沒丟棄了孝女賢妻良母的榮譽，同時向文壇奉出了可憐巴巴的若幹作品。難哪！
於是，九一年我動筆寫了一篇以《女兒難》為文題的中篇。
二
寫完《女兒難》後我驀然回首，自己也不免吃驚：原來在八九至九一的兩年內，我所發表的幾個中篇，主人公竟是清一色的女性！《阿花》、《阿貞》、《阿惠》自不待說了，文題都是女主人公的小名；發於山東《時代文學》91年第5期上的《沒有結尾的故事》，主人公是兩名初涉塵世的女大學生；而《女兒難》，正麵人物羅華與反派主角何美英，又都是女性。難怪前不久參加作協組織的與檢察院的聯誼活動上，我一自報家門，就有人作恍然狀：“喔，專門寫女性的！”
這恐怕主要是因為我自身是名女性，而且素來對女性問題的研究饒有興趣，多年的定向注意積累到一定時候，寫作便成了噴發口。更何況，由於女性問題是社會問題中最敏感、最顯露、最直接地牽連著核心點的部位，因此，對女性問題的研究，是可以引發出對社會對人生的最大幅度、最深底蘊、而又永難窮盡的思索來。這，也正是除了有女性作家偏愛女性題材之外，還有那麽多傑出的男性作家對女性問題表現出極大熱情並且終於寫出了他們的成名作、代表作、乃至於傳世傑作之原因所在。
三
我曾在一些報刊上說明過我對女性問題思考的結果。我以為：一、由於幾千年的封建積澱，造成了女性所經受的磨難甚過於男子的曆史和現狀；其二，愈是傑出的女子，包括真誠的、善良的、美好的、才幹超群的等等，她所麵臨的逼迫就愈多、挑戰就愈烈、壓力就愈重；其三，女性隻有在與其悲劇命運作不屈的抗爭中，才能充分露出她所擁有的真善美。
我的這些認識，通過我對眾多的女性形象的描繪，已經鮮明地顯現了出來。在總題為“上海女性係列”的三部曲之首《阿花》中，我寫了三名與同一個男人有感情糾葛的女子：無論是粗率的阿花，還是聰穎的陸寶寶，還是柔順的金夢旦，她們都擁有著一顆癡心、一片真情，最終則都在悲劇命運降臨於自身的過程中保護了乃至成就了自己所愛的人。《阿貞》和《阿惠》側重於表現優秀女性對命運的抗爭，曾有人批評我為過於強化理想化了，我卻至今不悔。我在生活中讚賞那些具有抗爭意識的女性，我在閱讀古今中外以女性為描繪對象的作品時，也特別鍾愛那些不屈於命運拚死相爭並且在抗爭中方閃現出生命之火花的女性形象。我特別厭憎站在那一半世界而把這一半世界當作賞心悅目的景觀來津津有味地描繪細細致致地咀嚼的創作態度——這種態度，我以為是社會生活中的大男子主義在文學創作中的變異表現。當輪到我拿起筆來抒寫我自身所屬的這一半的世界時，我決不會抽去那以“抗爭”為核心內容的靈魂和精髓，而僅隻留下供世人享用的肉及皮囊。
四
一位男性文友，搞理論的，讀了我的《女兒難》和《沒有結尾的故事》後，很疑惑地問道：王曉玉，你是否有“仇男情結”？我愕然，請教他何以提出這怪問題。他於是就條分縷析了：首先，你筆下的女性都很正麵，似乎是世間一切真善美的化身；其次，你筆下的男性卻無論正角反角，在品性上和能力上乃至於性格上，都遠不及那些女性，有的自私、有的懦弱、有的首鼠兩端優柔寡斷，有的卑瑣低下粗陋淫蕩，因此你的作品所展示的男性世界，竟遠不及女性世界那麽流光溢彩純真美妙；最後，你常常情不自禁地在小說中夾雜一些對人生世事的評點，其中不乏女權主義的理論。等等等等。
對一個女性作家來說，安一頂“女權主義”的帽子是很容易的，而要駁斥類似我那位文友（他是我的很談得來的朋友之一）的並無惡意的指控卻非易事。近日在《上海婦女》讀到一篇立意深刻見解精辟令我傾倒的文章，作者叫“虞人”的，那文內有一句話，我覺得倒可以用來解釋何以我的男性文友會對我產生上述疑慮：
“當一種社會現象成為一種曆史格局時，打破這種格局就必然要涉及社會的每一份子，亦即需要全社會作相應的調整。”
男子統治世界，是幾千年封建勢力所搭建出來的曆史格局；大男子主義以文學藝術為載體作充分的宣泄，恐怕也是一種曆史格局。若有女性作家在文壇一試叛逆，自然便容易引起不認同感、反常感，於是那“女權主義”或“仇男情結”式的嫌疑便很自然地成了對反常現象的注解。我想，除非“全社會作相應的調整”，否則，有了自己獨立個性的女性作家，恐怕是免不了讓人目為異端的。
五
常聽一些活得很苦很累的女同胞怨艾地表示：來世投胎當個男人去。我不能苟同。男人活得也累。為偷閑偷懶而想當男人是一種誤識。爭取婦女解放固然艱難，阻擋這一曆史潮流的那一股努力也很辛苦。我倒是非常欣賞冰心老人的一句至理名言：
“世界上若沒有女人，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擁有了一大半真善美的女人，何不以此而感奮，而自豪呢？身為一個女性作家，我願以我的筆盡量充分地展示出包括我自身在內的這一半世界的旖旎風光！
1991.12
一九八九年起我開始涉足****創作。在此之前，我寫過不少兒童文學作品：小說、童話、散文、乃至於動畫（卡通）文學腳本，1989年還出了一本集子，陳伯吹先生為我寫了數千字的序言。寫得眼看順手了，我卻覺得不太“過癮”了：許多生活積累、許多對人生的感悟、許多亟欲一吐為快的呐喊、許多困惑疑慮，似乎都難以容載於兒童文學這一葉方舟之上了。於是就調轉船頭，向****領域擴張。一千便難收場了，直至今日。成績不大，比起許多馳騁於這方土地的老將來，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自愧弗如。
難哪！在學校裏我可稱為“骨幹”，年年都是超工作量；在家裏我肩負兩頭重擔，一頭是夫婦雙方的老父母，一頭是兩名高消費求學的大學生。在每一名職業婦女都真正深感其重的“職業”與“家庭”兩座大山之外，我又甘心自願地鑽入了“業餘寫作”這第三座險峰之下。於是家裏日漸變得淩亂不堪，每頂鍋蓋上都積起了厚厚的油垢；於是除了逢年過節，我都難以滿足老父母盼我陪著敘談閑聊的願望；於是兩三年裏不拆不織一件毛衣成全了成衣店裏的好幾筆生意；於是寒暑假成了“農忙”季節、年末突擊勞動日，或是焐出一身痱子，或是坐僵了雙腳長出了連成片的凍瘡。勉勉強強地，才算在這兩三年裏既沒影響了本職教學工作，也還沒丟棄了孝女賢妻良母的榮譽，同時向文壇奉出了可憐巴巴的若幹作品。難哪！
於是，九一年我動筆寫了一篇以《女兒難》為文題的中篇。
二
寫完《女兒難》後我驀然回首，自己也不免吃驚：原來在八九至九一的兩年內，我所發表的幾個中篇，主人公竟是清一色的女性！《阿花》、《阿貞》、《阿惠》自不待說了，文題都是女主人公的小名；發於山東《時代文學》91年第5期上的《沒有結尾的故事》，主人公是兩名初涉塵世的女大學生；而《女兒難》，正麵人物羅華與反派主角何美英，又都是女性。難怪前不久參加作協組織的與檢察院的聯誼活動上，我一自報家門，就有人作恍然狀：“喔，專門寫女性的！”
這恐怕主要是因為我自身是名女性，而且素來對女性問題的研究饒有興趣，多年的定向注意積累到一定時候，寫作便成了噴發口。更何況，由於女性問題是社會問題中最敏感、最顯露、最直接地牽連著核心點的部位，因此，對女性問題的研究，是可以引發出對社會對人生的最大幅度、最深底蘊、而又永難窮盡的思索來。這，也正是除了有女性作家偏愛女性題材之外，還有那麽多傑出的男性作家對女性問題表現出極大熱情並且終於寫出了他們的成名作、代表作、乃至於傳世傑作之原因所在。
三
我曾在一些報刊上說明過我對女性問題思考的結果。我以為：一、由於幾千年的封建積澱，造成了女性所經受的磨難甚過於男子的曆史和現狀；其二，愈是傑出的女子，包括真誠的、善良的、美好的、才幹超群的等等，她所麵臨的逼迫就愈多、挑戰就愈烈、壓力就愈重；其三，女性隻有在與其悲劇命運作不屈的抗爭中，才能充分露出她所擁有的真善美。
我的這些認識，通過我對眾多的女性形象的描繪，已經鮮明地顯現了出來。在總題為“上海女性係列”的三部曲之首《阿花》中，我寫了三名與同一個男人有感情糾葛的女子：無論是粗率的阿花，還是聰穎的陸寶寶，還是柔順的金夢旦，她們都擁有著一顆癡心、一片真情，最終則都在悲劇命運降臨於自身的過程中保護了乃至成就了自己所愛的人。《阿貞》和《阿惠》側重於表現優秀女性對命運的抗爭，曾有人批評我為過於強化理想化了，我卻至今不悔。我在生活中讚賞那些具有抗爭意識的女性，我在閱讀古今中外以女性為描繪對象的作品時，也特別鍾愛那些不屈於命運拚死相爭並且在抗爭中方閃現出生命之火花的女性形象。我特別厭憎站在那一半世界而把這一半世界當作賞心悅目的景觀來津津有味地描繪細細致致地咀嚼的創作態度——這種態度，我以為是社會生活中的大男子主義在文學創作中的變異表現。當輪到我拿起筆來抒寫我自身所屬的這一半的世界時，我決不會抽去那以“抗爭”為核心內容的靈魂和精髓，而僅隻留下供世人享用的肉及皮囊。
四
一位男性文友，搞理論的，讀了我的《女兒難》和《沒有結尾的故事》後，很疑惑地問道：王曉玉，你是否有“仇男情結”？我愕然，請教他何以提出這怪問題。他於是就條分縷析了：首先，你筆下的女性都很正麵，似乎是世間一切真善美的化身；其次，你筆下的男性卻無論正角反角，在品性上和能力上乃至於性格上，都遠不及那些女性，有的自私、有的懦弱、有的首鼠兩端優柔寡斷，有的卑瑣低下粗陋淫蕩，因此你的作品所展示的男性世界，竟遠不及女性世界那麽流光溢彩純真美妙；最後，你常常情不自禁地在小說中夾雜一些對人生世事的評點，其中不乏女權主義的理論。等等等等。
對一個女性作家來說，安一頂“女權主義”的帽子是很容易的，而要駁斥類似我那位文友（他是我的很談得來的朋友之一）的並無惡意的指控卻非易事。近日在《上海婦女》讀到一篇立意深刻見解精辟令我傾倒的文章，作者叫“虞人”的，那文內有一句話，我覺得倒可以用來解釋何以我的男性文友會對我產生上述疑慮：
“當一種社會現象成為一種曆史格局時，打破這種格局就必然要涉及社會的每一份子，亦即需要全社會作相應的調整。”
男子統治世界，是幾千年封建勢力所搭建出來的曆史格局；大男子主義以文學藝術為載體作充分的宣泄，恐怕也是一種曆史格局。若有女性作家在文壇一試叛逆，自然便容易引起不認同感、反常感，於是那“女權主義”或“仇男情結”式的嫌疑便很自然地成了對反常現象的注解。我想，除非“全社會作相應的調整”，否則，有了自己獨立個性的女性作家，恐怕是免不了讓人目為異端的。
五
常聽一些活得很苦很累的女同胞怨艾地表示：來世投胎當個男人去。我不能苟同。男人活得也累。為偷閑偷懶而想當男人是一種誤識。爭取婦女解放固然艱難，阻擋這一曆史潮流的那一股努力也很辛苦。我倒是非常欣賞冰心老人的一句至理名言：
“世界上若沒有女人，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擁有了一大半真善美的女人，何不以此而感奮，而自豪呢？身為一個女性作家，我願以我的筆盡量充分地展示出包括我自身在內的這一半世界的旖旎風光！
19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