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閱文學報，讀到紹棠的自我表現之三“饅頭和黨費”，心中許久不能平靜，情不自禁打破自己“不談往事”的戒條，略作一點補充。
那三個屎盆扣在紹棠頭上多年，實在叫他吃了不少多餘的苦頭，這是至今叫人一想起來就難過的。紹棠說“帶著饅頭下鄉”這事是一位剛從西山體驗生活回來的朋友揭發的。他的記憶可能有錯，當年在青年團中央大會上揭發這件事的是我。我並沒去京西山區生活，如果紹棠記錯了人，請務必糾正，別把我的過錯算在別人帳上。此事給紹棠帶來不幸，以前我曾非正式的口頭上表示過歉意。現在我想公開的向紹棠道歉。
五七年那場風暴中，紹棠的案子是弄得較熱鬧的，大會小會，長短文章，不計其數。我隻有幸發過一次言，就是從維熙在《走向混沌》中揭露的那一次。維熙文章寫好後曾跟我說：“我在一篇文章中寫到了你批判紹棠的那件事，你有什麽意見嗎？”我說：“沒有，是我幹的，我要對曆史負責。”他的文章發表後，不少朋友來信來電話，說這篇文章反應強烈，人們對你看法不佳，你有沒有要說的？我說：“沒有，過去的就過去了，若說吃苦頭，我比誰也不少，要寫，怕一本書寫不完，算了往前看吧！”有的朋友聽了這句話反倒引起了向我約稿的積極性。我也曾一度動心，但終於沒有寫，這和我脾性有關，我是怕找麻煩的人，極不願卷入任何新聞事件中去。紹棠的文章引起我的情緒波動，我倒想趁著我勇氣未退，說兩件有關的事。一件事別人不大知道，另一件事是知道的人不大肯說。
一、紹棠在1957年春，報上已號召大鳴大放，但還沒見什麽鳴放文章之時，已決定下鄉去。有天他已買好車票，打好行李。（不知有沒有饅頭）正準備上火車了，忽然接到一位長輩的電話，約他，從維熙，林斤瀾和我談話。他臨時退了車票，去參加談話。那天在座的除我們幾個青年外，還有三位作家老師，其中邵荃麟同誌溫和地批評了紹棠對三十年代的一些情況不了解，有時會說錯話。也批評了我對抗戰時一位作家寫的作品過於欣賞，指出那篇作品脫離抗戰的實際生活。隨後幾位老師問我們當前的工作計劃，紹棠表示他不想再在城內呆著參加各種座談會了，要馬上就下鄉去。這時卻遭到了另兩位老師的批評，他們說：“目前黨號召知識界鳴放，你們是青年人，又是黨員，你們不帶這個頭誰帶這個頭？怎麽能這時下鄉去呢？”於是紹棠才打消了下鄉的計劃，我後來便想，如果當時紹棠下了鄉，就不會有機會再說一些當時看來不合適的話，或許就躲過了那場災難。當然，那幾位老師誰也沒規定紹棠說什麽不說什麽，紹棠自己要對自己的發言負責，但這次勸告確實起了留下紹棠的作用，是不成問題的，後來我見許多人寫的回憶文章，都沒人提這一段，我大膽冒失在這裏不避尊者諱，把它說明一下，以證明紹棠並非是自願參加那場鳴放的。
二、從維熙在《走向混噸》中對我的揭發，除情緒的感受上各有不同，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但此事有些背景怕他並不詳知，團中央開大會前兩天，北京文聯一位負責人找我談話，告訴我兩天後要在團中央開會批判紹棠，要我發言。我說我對紹棠關係不深，沒什麽可談，他說：“關係不深才好談，從維熙和劉紹棠關係那麽好，人家都能撕開情麵，在北京文聯的會上對劉作了揭發批判，你不是也聽見了嗎？人家不是黨員還能劃清界線你該怎麽辦？現在是考驗你的時候，給你戴不戴帽子還沒決定，就看你的表現，給你這個機會，就是挽救你，你要認真考慮喲！”
此事很費了我一番心思。但我想的並不是該不該批判紹棠，而是想怎麽能批判得使領導滿意，就我所掌握的紹棠這點“材料”實在難以證明他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主張。但我並不認為要我批判他的人想故意整人，而認為是我自己缺乏社會主義覺悟的表現，我甚至為此很苦惱。但我也不想無中生有去陷害紹棠，搜索枯腸，找出來的材料就是紹棠下鄉自帶饅頭，對這件事我當時還沒有現在知道的清楚，我還認為紹棠的作法不對。但我也知道我揭發的這材料怎麽也拉不到反黨的綱上去，所以當時用的是勸告的口吻而不是批判的口吻。我發完言後，群眾有人鼓掌，主持會議的人當即宣布“大家不要鼓掌，鄧友梅也是右派！”會場立時嘩然。這件事至今我感到有一種被耍弄被欺騙的感覺，我並非不想借批判紹棠而立功贖罪，但我並沒賣友求榮的野心。所以對那場悲劇並不覺得多麽可笑，今天看來，我對紹棠的揭發與批判全是錯的，我向紹棠當眾認錯。
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天使或是完人，過去的年代我被人整過，整得好苦，但我也整過人，比如“三反五反”和批判“武訓傳”時候，我就參與過製造冤假錯案。給對方造成的痛苦也不輕。當時所以這麽作，無非兩個原因，一是政治上不成熟，有一種盲目的傾向，虔誠地認為領導上說的都是真理，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比自己資格老的人一定比自己正確，自己的任務就是如何貫徹上級的意圖。二，當然有自私的心理，想在各種工作中都表現得出色，從而得到信任和重視。以後的一些年這類事作得少了，也是有兩個原因，一來年紀大些了，碰的釘子多些了，說好聽些是成熟了一點，對許多事情有了些新的看法和想法，說難聽點則是多了些世故，把許多事看穿了，一切采取超脫的態度。二是自己也被打入了另冊，沒有機會在這方麵有什麽表現了。有的朋友曾問過我，為什麽我不寫關於反右和**的回憶文章，為什麽對有些人和有些事采取過分寬容的態度，其實我對有些人和有些事也是十分惡感並耿耿於懷的，隻是想到如果當時換個地位，我也被“紅旗手”重用的話，我是否表現得比別人更好？我對自己並沒那麽大的把握。這樣我就決定，有些事心中有數也就夠了，是不必公布於眾的。
數十年來這是我寫的第一篇關於這類往事的文章，很可能也是最後一篇。因此，我想借這機會，向一切在過去的年代被我傷害過的朋友表示由衷的歉意。但不希望大家原諒我。因為連我自己都不想原諒自己，同時也對這篇文章可能得罪的朋友表示歉意，歡迎他們反駁批評。對以後在這方麵牽扯到我的這類文章，恕我不再作複了。
那三個屎盆扣在紹棠頭上多年，實在叫他吃了不少多餘的苦頭，這是至今叫人一想起來就難過的。紹棠說“帶著饅頭下鄉”這事是一位剛從西山體驗生活回來的朋友揭發的。他的記憶可能有錯，當年在青年團中央大會上揭發這件事的是我。我並沒去京西山區生活，如果紹棠記錯了人，請務必糾正，別把我的過錯算在別人帳上。此事給紹棠帶來不幸，以前我曾非正式的口頭上表示過歉意。現在我想公開的向紹棠道歉。
五七年那場風暴中，紹棠的案子是弄得較熱鬧的，大會小會，長短文章，不計其數。我隻有幸發過一次言，就是從維熙在《走向混沌》中揭露的那一次。維熙文章寫好後曾跟我說：“我在一篇文章中寫到了你批判紹棠的那件事，你有什麽意見嗎？”我說：“沒有，是我幹的，我要對曆史負責。”他的文章發表後，不少朋友來信來電話，說這篇文章反應強烈，人們對你看法不佳，你有沒有要說的？我說：“沒有，過去的就過去了，若說吃苦頭，我比誰也不少，要寫，怕一本書寫不完，算了往前看吧！”有的朋友聽了這句話反倒引起了向我約稿的積極性。我也曾一度動心，但終於沒有寫，這和我脾性有關，我是怕找麻煩的人，極不願卷入任何新聞事件中去。紹棠的文章引起我的情緒波動，我倒想趁著我勇氣未退，說兩件有關的事。一件事別人不大知道，另一件事是知道的人不大肯說。
一、紹棠在1957年春，報上已號召大鳴大放，但還沒見什麽鳴放文章之時，已決定下鄉去。有天他已買好車票，打好行李。（不知有沒有饅頭）正準備上火車了，忽然接到一位長輩的電話，約他，從維熙，林斤瀾和我談話。他臨時退了車票，去參加談話。那天在座的除我們幾個青年外，還有三位作家老師，其中邵荃麟同誌溫和地批評了紹棠對三十年代的一些情況不了解，有時會說錯話。也批評了我對抗戰時一位作家寫的作品過於欣賞，指出那篇作品脫離抗戰的實際生活。隨後幾位老師問我們當前的工作計劃，紹棠表示他不想再在城內呆著參加各種座談會了，要馬上就下鄉去。這時卻遭到了另兩位老師的批評，他們說：“目前黨號召知識界鳴放，你們是青年人，又是黨員，你們不帶這個頭誰帶這個頭？怎麽能這時下鄉去呢？”於是紹棠才打消了下鄉的計劃，我後來便想，如果當時紹棠下了鄉，就不會有機會再說一些當時看來不合適的話，或許就躲過了那場災難。當然，那幾位老師誰也沒規定紹棠說什麽不說什麽，紹棠自己要對自己的發言負責，但這次勸告確實起了留下紹棠的作用，是不成問題的，後來我見許多人寫的回憶文章，都沒人提這一段，我大膽冒失在這裏不避尊者諱，把它說明一下，以證明紹棠並非是自願參加那場鳴放的。
二、從維熙在《走向混噸》中對我的揭發，除情緒的感受上各有不同，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但此事有些背景怕他並不詳知，團中央開大會前兩天，北京文聯一位負責人找我談話，告訴我兩天後要在團中央開會批判紹棠，要我發言。我說我對紹棠關係不深，沒什麽可談，他說：“關係不深才好談，從維熙和劉紹棠關係那麽好，人家都能撕開情麵，在北京文聯的會上對劉作了揭發批判，你不是也聽見了嗎？人家不是黨員還能劃清界線你該怎麽辦？現在是考驗你的時候，給你戴不戴帽子還沒決定，就看你的表現，給你這個機會，就是挽救你，你要認真考慮喲！”
此事很費了我一番心思。但我想的並不是該不該批判紹棠，而是想怎麽能批判得使領導滿意，就我所掌握的紹棠這點“材料”實在難以證明他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主張。但我並不認為要我批判他的人想故意整人，而認為是我自己缺乏社會主義覺悟的表現，我甚至為此很苦惱。但我也不想無中生有去陷害紹棠，搜索枯腸，找出來的材料就是紹棠下鄉自帶饅頭，對這件事我當時還沒有現在知道的清楚，我還認為紹棠的作法不對。但我也知道我揭發的這材料怎麽也拉不到反黨的綱上去，所以當時用的是勸告的口吻而不是批判的口吻。我發完言後，群眾有人鼓掌，主持會議的人當即宣布“大家不要鼓掌，鄧友梅也是右派！”會場立時嘩然。這件事至今我感到有一種被耍弄被欺騙的感覺，我並非不想借批判紹棠而立功贖罪，但我並沒賣友求榮的野心。所以對那場悲劇並不覺得多麽可笑，今天看來，我對紹棠的揭發與批判全是錯的，我向紹棠當眾認錯。
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天使或是完人，過去的年代我被人整過，整得好苦，但我也整過人，比如“三反五反”和批判“武訓傳”時候，我就參與過製造冤假錯案。給對方造成的痛苦也不輕。當時所以這麽作，無非兩個原因，一是政治上不成熟，有一種盲目的傾向，虔誠地認為領導上說的都是真理，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比自己資格老的人一定比自己正確，自己的任務就是如何貫徹上級的意圖。二，當然有自私的心理，想在各種工作中都表現得出色，從而得到信任和重視。以後的一些年這類事作得少了，也是有兩個原因，一來年紀大些了，碰的釘子多些了，說好聽些是成熟了一點，對許多事情有了些新的看法和想法，說難聽點則是多了些世故，把許多事看穿了，一切采取超脫的態度。二是自己也被打入了另冊，沒有機會在這方麵有什麽表現了。有的朋友曾問過我，為什麽我不寫關於反右和**的回憶文章，為什麽對有些人和有些事采取過分寬容的態度，其實我對有些人和有些事也是十分惡感並耿耿於懷的，隻是想到如果當時換個地位，我也被“紅旗手”重用的話，我是否表現得比別人更好？我對自己並沒那麽大的把握。這樣我就決定，有些事心中有數也就夠了，是不必公布於眾的。
數十年來這是我寫的第一篇關於這類往事的文章，很可能也是最後一篇。因此，我想借這機會，向一切在過去的年代被我傷害過的朋友表示由衷的歉意。但不希望大家原諒我。因為連我自己都不想原諒自己，同時也對這篇文章可能得罪的朋友表示歉意，歡迎他們反駁批評。對以後在這方麵牽扯到我的這類文章，恕我不再作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