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一張照片寫的補充說明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夜晚，放下筆後我習慣地翻閱當天報紙，在《人民日報》第二版發現一張小照片，照的是在集市上幾個農民挑選布料和針織品，說明寫道：“山東省平原縣去年農業又獲豐收，人均集體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
普通的人，普通的商品。“人均集體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在三中全會後的中國農村，算不上冒尖。一般的讀者可能隨便看一眼就放開、忘記的。
然而我激動了，失眠了，忍不住的淚水把手背沾濕了。
中國有史四千多年了，平原這地方，自戰國“惠文王封弟勝為平原君”算起，也已二千二百多年了。我的祖先，我的兄弟這是第一次“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平原人頭一次被當作富裕了的形象拍下照片來，登在報紙上，向整個地球亮相。我怎能不流淚、怎能不失眠嗬！
我很想找個人談一談。鄰居已經睡了；是不是去打個傳呼電話，把女兒從床上喊起來談幾句呢？
這孩子還算老實、儉樸。可我擔心她不會把這“二百八十元”的數字當回事。會說：“這有什麽可大驚小怪的，一個月平均不才二十多塊錢麽？”
是的，我們國家盡管窮，一個大學生畢了業，第一年工作就會“人均分配”五百多元，第二年達到六百多元。比起經濟發達國家來並不算多。他們也還不大滿足。把這“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不放在眼裏，也有他們的理由。
我並不讚成那種刻板的、向後看的“憶苦思甜”運動。但是，難道不應該叫孩子們知道，這二百八十元對他們的祖父、曾祖、老祖宗們甚至對他們的叔叔、伯父們說來意味著什麽嗎？
我的祖父是木匠，手藝在平原東鄉是出名的。他生了五個兒子，可餓死倆，還賣了一個。我父親十來歲給人放牛，冬天赤著腳，凍僵了就把腳踩到新拉的牛糞中去取暖。老木匠可曾夢到過“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的時代？
“七七事變”那年，我已六歲。中央軍一隊又一隊穿過村子往南撤。鄉新們把麥種都碾了，磨了，嬸子大娘連夜烙餅、蒸饃送到軍人們手裏。求他們不要走，不要把祖墳和百姓扔給外國人。他們吃飽了說：“往南撤是委員長的一計，不出一個月就打回來。”從此再也沒有回來。於是平地拉起數不清的土匪團。“張八軍”，“胖娃娃”，槍口掛著紅綢，肩上扛著鍘刀，進村後先殺豬打酒，然後把村民趕到打麥場上，把幾個上年紀的捆起來，脖子卡在鍘刀刃下，宣布“馬上給我們籌一百大洋給養費！過十二點湊不齊就開鍘！”新媳婦摘下包銀鐲子，老大拿出銀挖耳勺，一個雞蛋、一筐線穗地湊這一百大洋啊！那時候二百八十元是幾條人命、多少家破人亡的代價啊！
“大日本北支派遣軍”到了，帶來了數不清名目的漢奸隊。燒殺搶掠之後，漢奸隊要給養也不敢提一百大洋了。他們知道把全村人捆成一捆也摳不出一百大洋。他們不像電影上的漢奸們那樣闊氣，非吃雞鴨魚肉不可。他們要給養隻要高粱餅子、棒子窩窩，一次幾十個，半拉的也行，發黴的也要。但為這個，老百姓也還是被打得皮開肉綻。因為幾十個高粱餅子也拿不出來。日本人抓夫修據點，開公路，地裏全是野草。老百姓在吃秕子，吃糠，吃榆樹皮，種田人忘記糧食的模樣了。我不知道二百八十元能買多少糧食，隻記得那一年我村的首富鄧某人死了，是餓死的。死後人們發現他屋裏還藏著兩口袋麥子。人們當笑話說了多少年，笑他寧可餓死也不肯動這兩口袋糧食。我長大之後，終於明白了這秘密：他是“首富”，是“鄉紳”，憑這地位他在村裏說話說上句，拉屎占上風，漢奸政權也高看他一眼，收稅要差對他總客氣些。而他所以能有這點特權，就是比別人多這兩口袋糧食。他是寧舍命也不舍這高貴的首富地位的。
兩袋麥子賣不出二百八十元吧！
在舊社會，人們盼清官，說是“官清民自安”。我們平原是有過清官的。“劉玄德攜民渡江”。劉備是當皇上的材料，該算清了。可他在平原當縣長卻沒什麽作為，最後隻得從下水道溜出城開小差了事。顏真卿是個愛國名士，毛筆字寫得尤其出色。他當了一任郡守也隻是留下一塊“東方朔畫像讚碑”，至今由文化館替他保管，在改變縣民受苦命運上並沒留下可稱道的記載。民國年間似乎也有位縣長政聲不錯，每到問案就脫下鞋來親自用鞋底打犯人屁股，在他任上卻有幾千人餓極了去搶大戶，拉起杆子當“匪”。
這麽苦的地方，人們活不下去，就隻好四處流竄。於是在軍閥混戰時，不管直係奉係，南軍北軍，打槍拚命的大兵多說山東話；天津賣水的，北京掏糞的，鐵匠爐，鍋餅鋪，打拳賣膏藥，唱曲闖江湖的大多是齊魯方言。我父親給張大帥扛過槍，和“駱駝祥子”搭過伴，所以我才能寫兩筆京津風俗小文。我在日本碰到個鄉親，當雇傭兵和夥夫走遍歐美兩洲，最後落在東京街頭擺地攤，賣“各國西餐”（全是“兵營風味”的食品）。
“越窮越革命”這句話，後來遭到濫用，不大興時了，四十年前在我們家鄉卻實在是真理。所以八路軍一到，人們的革命熱情就迸放了出來，平原成了抗日根據地之一。我參軍的時候，同一個部隊裏常有來自一個村的三四代人。因為多是同族，孫子當班長，爺爺當夥夫，重孫子當通訊員的“父子軍”並不稀罕。至今我村軍屬多，烈屬多，參加過抗日的老幹部多。平原人，遠的不說，從鬧義和團算起，為改變自己貧困的生活命運付出了多少生命，流淌了多少鮮血啊！
今天我終於看到它“人均集體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了。隻有共產黨的撥亂反正政策，才有這奇跡！今夜怎得安眠呢！這二百八十元得來不易呀！
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這幸福溫飽的景象一度是距離我們這麽近、看得這麽清晰的。可是陰錯陽差，又遠去了，又模糊了。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場誤會不久，我的親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東北大森林裏去了。他們到北京求我幫助路費，訴說困難。我拍著桌子怒斥他們“攻擊三麵紅旗”。後來，他們流落在一個小車站上衣食無著，來信叫我寄點錢去幫助他們繼續趕路。我為“劃清思想界線”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個組織部門裏去，以示我這“戴帽右派”要繼續革命，並從此兄弟間斷絕了關係。我以為我是對的。不久之後，一個四十年前領導過我的老同誌來北京看病，見到了我。我知道他一直沒離開平原一帶，就打聽家鄉真相，他沉默了許久，低聲說：“平原人為革命出過力。作為共產黨員，我怕見他們。咱們沒把事辦好啊……”我很困惑，從此，我再不敢打聽家鄉的事。
一九八二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隨著又有兩個同誌來訪，信是德州地區文化局寫來的。來人是距我村隻有半裏路的一個鄉親——我弟弟的同學。他們說家鄉在辦一個“小說寫作學習班”，叫我去講點什麽。我的天！是我聽錯了還是當真又“換了人間”？家鄉的老百姓居然不僅要看小說，而且還學習起寫小說了，這可得是先吃飽肚子才能有的“閑心”咧！曾經有朋友出於善意，批評我的小說是“吃飽飯後的文學”，我並不反感，因為我暗自以為，人在饑火如焚的時刻是無暇顧及什麽“三言二拍”、民族風格、現代派、意識流等等閑事的。於是我去了。
讓我坦白地說一句：三年前我去日本訪問，看到我離開三十五年後的日本的變化，我是很驚異的。可這一次在家鄉所見，其心情就不能用驚異二字所能概括。因為驚異之外還感到幸福，感到自豪，感到有信心。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又總有一種說不出的自責、自疚和慚愧。
山一樣的棉花，海一樣的新房，農民家中的電視機，村姑腳上的新皮靴，這些都使我興奮。但最使我動心的，是人的變化。有位同部隊的戰友，渡江戰役被打掉七根肋骨，回鄉後幾十年成了出名的“老大難”。他除去扛搶打兔子，什麽活兒也不幹。他說“幹一天活買不來倆雞蛋，幹個啥勁？”可是隊裏一分東西就去要，人家不給就吵：“老子的傷疤是狗咬的嗎？”弄得人人指脊梁骨；幾子都離他遠去，出外謀生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包了塊地種瓜，種葵花，兩年成二萬元戶，蓋了房，置了車，還養了大牲畜。除去交上合同規定的承包費，他還要多交幾百元，並且把買來的機器、農具、牲畜主動供大家使用。他說：“這些年窮得我沒臉沒皮，成了全村的累贅。現在我這個共產黨員要起點作用了，要為國家和鄉親們作點貢獻了。”我回村去探望，沒想到流落外地幾十年的弟媳帶著孩子到村頭接我。我當年罵他們沒有罵回家來，政策一改變，還沒到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他們就自動回來了。她說：“家裏有麵，有油。哥，回家給你炸饃饃吃。”我的另一個堂弟，前些年生活困難，對他媽照顧不好，他媽分出去單過，族人頗為側目。這次我到他家去，新蓋的屋內卻端坐著一位本族的叔叔。原來這叔叔今年已八十出頭，孤身一人，生了幾天病，堂弟便把他接到自己家中侍奉他。人們悄悄告訴我：“他娘死早了，要是趕上三中全會，趕上今天，這兒子說不定還是個孝子呢！以前是真窮啊！孩子太多……”我不讚成“衣服食足然後知禮義”的說法，在國外我見過衣食很足而不把父母當人的人。但若說窮限製了人們充分盡到應盡的某些義務，或許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山東這地方卻也是勤勞刻苦、古風極盛的禮義之地。經濟發展了，精神文明提高了，曆史形成的某些病變會除去，中華民族的許多傳統美德會在共產主義思想的照耀下獲得新的質變與發揚。
在我們村裏，我看到領導人已經多半換成我弟兄輩和子侄輩的人了。當年離家時，送我參軍和每月往家中運抗屬補助糧的祖父、父輩的老黨員、老幹部多已故去和退休。現在的領導人，年輕，有文化，思想解放，充滿了活力。我的一位叔叔，從抗日時就當村幹，幾十年來忽而上去，忽而下來，一會兒是“先進人物”，一會兒是“落後典型”，受過鄉親的感激，也挨過不少咒罵，現在退居第二線，這次回家，我母親特別囑咐我去看看他，說，“你這叔叔當了幾十年幹部不容易，鄧莊的老百姓不能忘記人家的好處。那些年，有些事要不是他作主，群眾更難活下去呀。他自己除去和大家一樣受窮挨餓，還比群眾多受了許多氣惱！”回村我見到他，把母親的話說給他聽。他頭發光了，牙掉了，頭腦卻極清楚。聽後連連歎氣說，“可不敢這麽說！我管事的時候，咱村餓死過人啊！你二大娘餓死了，我這個黨員總覺著欠全村的債呀！現在好了，中央的政策好，能像個黨員的樣子幹事了，可我也老了，你們這一代好好幹吧，好好幹吧！”而年輕的一代人卻是很少談這些往事。他們總是跟我講“咱村的棉花還不行，得向鄰縣看齊。”“咱這新房蓋得不少，可都是土坯的。還有草頂呢！還得變，瞧入蓮花池，一磚到底的大瓦房，還洋灰抹地咧。隻要政策不變，咱們的生產生活就會大變，越變越好！”
現在十二大開過，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也開過了。正確的政策已作為黨章國法定下來，鄉親們安心了。他們來信叫我寄一些學文化、學農業技術的書（以前來信不是要錢就是要糧票）。人們顯然悟到了一點真理：要改變幾千年來的貧困狀態，靠“清官”不行，靠好心的蠻幹也不行，要靠黨的正確政策和科學。平原和全國都要大變，越變越好。但我還是要告訴孩子，別小看這“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這是個曆史的界標。以此開始，我們甩掉了幾千年沒斷過的饑寒。從此為起點，我們會永遠甩掉貧困和落後。應當把這“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幾個字和它的日期也刻在碑上。它的價值不會低於顏真卿那塊“東方朔畫像讚碑”的！
一月十三日夜，北京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夜晚，放下筆後我習慣地翻閱當天報紙，在《人民日報》第二版發現一張小照片，照的是在集市上幾個農民挑選布料和針織品，說明寫道：“山東省平原縣去年農業又獲豐收，人均集體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
普通的人，普通的商品。“人均集體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在三中全會後的中國農村，算不上冒尖。一般的讀者可能隨便看一眼就放開、忘記的。
然而我激動了，失眠了，忍不住的淚水把手背沾濕了。
中國有史四千多年了，平原這地方，自戰國“惠文王封弟勝為平原君”算起，也已二千二百多年了。我的祖先，我的兄弟這是第一次“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平原人頭一次被當作富裕了的形象拍下照片來，登在報紙上，向整個地球亮相。我怎能不流淚、怎能不失眠嗬！
我很想找個人談一談。鄰居已經睡了；是不是去打個傳呼電話，把女兒從床上喊起來談幾句呢？
這孩子還算老實、儉樸。可我擔心她不會把這“二百八十元”的數字當回事。會說：“這有什麽可大驚小怪的，一個月平均不才二十多塊錢麽？”
是的，我們國家盡管窮，一個大學生畢了業，第一年工作就會“人均分配”五百多元，第二年達到六百多元。比起經濟發達國家來並不算多。他們也還不大滿足。把這“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不放在眼裏，也有他們的理由。
我並不讚成那種刻板的、向後看的“憶苦思甜”運動。但是，難道不應該叫孩子們知道，這二百八十元對他們的祖父、曾祖、老祖宗們甚至對他們的叔叔、伯父們說來意味著什麽嗎？
我的祖父是木匠，手藝在平原東鄉是出名的。他生了五個兒子，可餓死倆，還賣了一個。我父親十來歲給人放牛，冬天赤著腳，凍僵了就把腳踩到新拉的牛糞中去取暖。老木匠可曾夢到過“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的時代？
“七七事變”那年，我已六歲。中央軍一隊又一隊穿過村子往南撤。鄉新們把麥種都碾了，磨了，嬸子大娘連夜烙餅、蒸饃送到軍人們手裏。求他們不要走，不要把祖墳和百姓扔給外國人。他們吃飽了說：“往南撤是委員長的一計，不出一個月就打回來。”從此再也沒有回來。於是平地拉起數不清的土匪團。“張八軍”，“胖娃娃”，槍口掛著紅綢，肩上扛著鍘刀，進村後先殺豬打酒，然後把村民趕到打麥場上，把幾個上年紀的捆起來，脖子卡在鍘刀刃下，宣布“馬上給我們籌一百大洋給養費！過十二點湊不齊就開鍘！”新媳婦摘下包銀鐲子，老大拿出銀挖耳勺，一個雞蛋、一筐線穗地湊這一百大洋啊！那時候二百八十元是幾條人命、多少家破人亡的代價啊！
“大日本北支派遣軍”到了，帶來了數不清名目的漢奸隊。燒殺搶掠之後，漢奸隊要給養也不敢提一百大洋了。他們知道把全村人捆成一捆也摳不出一百大洋。他們不像電影上的漢奸們那樣闊氣，非吃雞鴨魚肉不可。他們要給養隻要高粱餅子、棒子窩窩，一次幾十個，半拉的也行，發黴的也要。但為這個，老百姓也還是被打得皮開肉綻。因為幾十個高粱餅子也拿不出來。日本人抓夫修據點，開公路，地裏全是野草。老百姓在吃秕子，吃糠，吃榆樹皮，種田人忘記糧食的模樣了。我不知道二百八十元能買多少糧食，隻記得那一年我村的首富鄧某人死了，是餓死的。死後人們發現他屋裏還藏著兩口袋麥子。人們當笑話說了多少年，笑他寧可餓死也不肯動這兩口袋糧食。我長大之後，終於明白了這秘密：他是“首富”，是“鄉紳”，憑這地位他在村裏說話說上句，拉屎占上風，漢奸政權也高看他一眼，收稅要差對他總客氣些。而他所以能有這點特權，就是比別人多這兩口袋糧食。他是寧舍命也不舍這高貴的首富地位的。
兩袋麥子賣不出二百八十元吧！
在舊社會，人們盼清官，說是“官清民自安”。我們平原是有過清官的。“劉玄德攜民渡江”。劉備是當皇上的材料，該算清了。可他在平原當縣長卻沒什麽作為，最後隻得從下水道溜出城開小差了事。顏真卿是個愛國名士，毛筆字寫得尤其出色。他當了一任郡守也隻是留下一塊“東方朔畫像讚碑”，至今由文化館替他保管，在改變縣民受苦命運上並沒留下可稱道的記載。民國年間似乎也有位縣長政聲不錯，每到問案就脫下鞋來親自用鞋底打犯人屁股，在他任上卻有幾千人餓極了去搶大戶，拉起杆子當“匪”。
這麽苦的地方，人們活不下去，就隻好四處流竄。於是在軍閥混戰時，不管直係奉係，南軍北軍，打槍拚命的大兵多說山東話；天津賣水的，北京掏糞的，鐵匠爐，鍋餅鋪，打拳賣膏藥，唱曲闖江湖的大多是齊魯方言。我父親給張大帥扛過槍，和“駱駝祥子”搭過伴，所以我才能寫兩筆京津風俗小文。我在日本碰到個鄉親，當雇傭兵和夥夫走遍歐美兩洲，最後落在東京街頭擺地攤，賣“各國西餐”（全是“兵營風味”的食品）。
“越窮越革命”這句話，後來遭到濫用，不大興時了，四十年前在我們家鄉卻實在是真理。所以八路軍一到，人們的革命熱情就迸放了出來，平原成了抗日根據地之一。我參軍的時候，同一個部隊裏常有來自一個村的三四代人。因為多是同族，孫子當班長，爺爺當夥夫，重孫子當通訊員的“父子軍”並不稀罕。至今我村軍屬多，烈屬多，參加過抗日的老幹部多。平原人，遠的不說，從鬧義和團算起，為改變自己貧困的生活命運付出了多少生命，流淌了多少鮮血啊！
今天我終於看到它“人均集體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了。隻有共產黨的撥亂反正政策，才有這奇跡！今夜怎得安眠呢！這二百八十元得來不易呀！
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這幸福溫飽的景象一度是距離我們這麽近、看得這麽清晰的。可是陰錯陽差，又遠去了，又模糊了。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場誤會不久，我的親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東北大森林裏去了。他們到北京求我幫助路費，訴說困難。我拍著桌子怒斥他們“攻擊三麵紅旗”。後來，他們流落在一個小車站上衣食無著，來信叫我寄點錢去幫助他們繼續趕路。我為“劃清思想界線”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個組織部門裏去，以示我這“戴帽右派”要繼續革命，並從此兄弟間斷絕了關係。我以為我是對的。不久之後，一個四十年前領導過我的老同誌來北京看病，見到了我。我知道他一直沒離開平原一帶，就打聽家鄉真相，他沉默了許久，低聲說：“平原人為革命出過力。作為共產黨員，我怕見他們。咱們沒把事辦好啊……”我很困惑，從此，我再不敢打聽家鄉的事。
一九八二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隨著又有兩個同誌來訪，信是德州地區文化局寫來的。來人是距我村隻有半裏路的一個鄉親——我弟弟的同學。他們說家鄉在辦一個“小說寫作學習班”，叫我去講點什麽。我的天！是我聽錯了還是當真又“換了人間”？家鄉的老百姓居然不僅要看小說，而且還學習起寫小說了，這可得是先吃飽肚子才能有的“閑心”咧！曾經有朋友出於善意，批評我的小說是“吃飽飯後的文學”，我並不反感，因為我暗自以為，人在饑火如焚的時刻是無暇顧及什麽“三言二拍”、民族風格、現代派、意識流等等閑事的。於是我去了。
讓我坦白地說一句：三年前我去日本訪問，看到我離開三十五年後的日本的變化，我是很驚異的。可這一次在家鄉所見，其心情就不能用驚異二字所能概括。因為驚異之外還感到幸福，感到自豪，感到有信心。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又總有一種說不出的自責、自疚和慚愧。
山一樣的棉花，海一樣的新房，農民家中的電視機，村姑腳上的新皮靴，這些都使我興奮。但最使我動心的，是人的變化。有位同部隊的戰友，渡江戰役被打掉七根肋骨，回鄉後幾十年成了出名的“老大難”。他除去扛搶打兔子，什麽活兒也不幹。他說“幹一天活買不來倆雞蛋，幹個啥勁？”可是隊裏一分東西就去要，人家不給就吵：“老子的傷疤是狗咬的嗎？”弄得人人指脊梁骨；幾子都離他遠去，出外謀生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包了塊地種瓜，種葵花，兩年成二萬元戶，蓋了房，置了車，還養了大牲畜。除去交上合同規定的承包費，他還要多交幾百元，並且把買來的機器、農具、牲畜主動供大家使用。他說：“這些年窮得我沒臉沒皮，成了全村的累贅。現在我這個共產黨員要起點作用了，要為國家和鄉親們作點貢獻了。”我回村去探望，沒想到流落外地幾十年的弟媳帶著孩子到村頭接我。我當年罵他們沒有罵回家來，政策一改變，還沒到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他們就自動回來了。她說：“家裏有麵，有油。哥，回家給你炸饃饃吃。”我的另一個堂弟，前些年生活困難，對他媽照顧不好，他媽分出去單過，族人頗為側目。這次我到他家去，新蓋的屋內卻端坐著一位本族的叔叔。原來這叔叔今年已八十出頭，孤身一人，生了幾天病，堂弟便把他接到自己家中侍奉他。人們悄悄告訴我：“他娘死早了，要是趕上三中全會，趕上今天，這兒子說不定還是個孝子呢！以前是真窮啊！孩子太多……”我不讚成“衣服食足然後知禮義”的說法，在國外我見過衣食很足而不把父母當人的人。但若說窮限製了人們充分盡到應盡的某些義務，或許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山東這地方卻也是勤勞刻苦、古風極盛的禮義之地。經濟發展了，精神文明提高了，曆史形成的某些病變會除去，中華民族的許多傳統美德會在共產主義思想的照耀下獲得新的質變與發揚。
在我們村裏，我看到領導人已經多半換成我弟兄輩和子侄輩的人了。當年離家時，送我參軍和每月往家中運抗屬補助糧的祖父、父輩的老黨員、老幹部多已故去和退休。現在的領導人，年輕，有文化，思想解放，充滿了活力。我的一位叔叔，從抗日時就當村幹，幾十年來忽而上去，忽而下來，一會兒是“先進人物”，一會兒是“落後典型”，受過鄉親的感激，也挨過不少咒罵，現在退居第二線，這次回家，我母親特別囑咐我去看看他，說，“你這叔叔當了幾十年幹部不容易，鄧莊的老百姓不能忘記人家的好處。那些年，有些事要不是他作主，群眾更難活下去呀。他自己除去和大家一樣受窮挨餓，還比群眾多受了許多氣惱！”回村我見到他，把母親的話說給他聽。他頭發光了，牙掉了，頭腦卻極清楚。聽後連連歎氣說，“可不敢這麽說！我管事的時候，咱村餓死過人啊！你二大娘餓死了，我這個黨員總覺著欠全村的債呀！現在好了，中央的政策好，能像個黨員的樣子幹事了，可我也老了，你們這一代好好幹吧，好好幹吧！”而年輕的一代人卻是很少談這些往事。他們總是跟我講“咱村的棉花還不行，得向鄰縣看齊。”“咱這新房蓋得不少，可都是土坯的。還有草頂呢！還得變，瞧入蓮花池，一磚到底的大瓦房，還洋灰抹地咧。隻要政策不變，咱們的生產生活就會大變，越變越好！”
現在十二大開過，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也開過了。正確的政策已作為黨章國法定下來，鄉親們安心了。他們來信叫我寄一些學文化、學農業技術的書（以前來信不是要錢就是要糧票）。人們顯然悟到了一點真理：要改變幾千年來的貧困狀態，靠“清官”不行，靠好心的蠻幹也不行，要靠黨的正確政策和科學。平原和全國都要大變，越變越好。但我還是要告訴孩子，別小看這“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這是個曆史的界標。以此開始，我們甩掉了幾千年沒斷過的饑寒。從此為起點，我們會永遠甩掉貧困和落後。應當把這“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幾個字和它的日期也刻在碑上。它的價值不會低於顏真卿那塊“東方朔畫像讚碑”的！
一月十三日夜，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