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自古都有重文輕商的傳統，但中國人善於經商的傳統卻傳承了數千年，在人類曆史上，中國商業大多數時間都處在世界的第一的位置，對中華民族的進步、經濟的繁榮、文化的建設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晉商應該說是龍頭是老大，特別是進入明清以後，這種現象更為明顯。山西商業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並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製造品。據曆史文獻記載，宋朝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遊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末期，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8年努爾哈赤占領撫順時，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七大恨”，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內，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和後金進行著貿易活動。清兵入關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鬆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範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麵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到了後世的21世紀初的北京，還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於長江中下遊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除了國內貿易外，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我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範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穀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山西商人經營商品之多、投入資金之多、從業人員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幫裏麵都是首屈一指的。晉商控製了幾個重要的行業，比如金融業完全由晉商來控製，還有一些顏料業也在晉商手裏控製，他們在當時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到了後世的21世紀仍然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撚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也是如此：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複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複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晉商能夠在全國呼風喚雨也就是他們抓住了明清時期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麽一個曆史性的機遇，這樣才使得晉商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地。蘇州，明清兩朝的商業都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裏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人們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從這裏找到。在後世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這座城市的人們準備建立一個戲曲博物館時，他們選擇的館址竟然是一座當年山西商人修建的會館，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座精美的戲台。會館並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動場所，這裏隻是他們聽戲、聊天、聯絡鄉情的地方。著名學者餘秋雨在講到這件事時說：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為文物永久保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裏找到了。會館不論如何精美都隻是當時的山西人偶爾盤徊稍稍放鬆一下的地方，他們居家過日子的地方又是什麽樣子的呢？
在山西平遙民居，這樣的院子在很多山西縣城中幾乎隨處可見，而昔日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縣城中都不是什麽有名的人物，正是這種普通更加襯托出一種氣度，當高聳的屋脊、厚實的院牆密密匝匝地擠成一片時，這樣的規模就匯成一個再明顯不過的象征—富裕。當大多數中國普通百姓還居住在土坯壘成的房舍裏的時候，山西人已經把自己的生存環境提升到一個令後世數十年後的人們都羨慕的境界。1822年，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龔自診為了緩解內地日益嚴重的人口壓力、穩固邊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議，將內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區遷移，但龔自診認為這個政策不適用於兩個地方：一是江浙，因為這裏的居民太柔弱，經不起西北的風沙；另一個地方就是山西，因為這個地方太富裕了，沒有人願意去西北吃苦。在談到山西的富庶時，龔自診用了這樣一個詞—海內最富。海內最富的標誌體現在這幾個方麵：第一、固定資產。在固定資產方麵實力強盛，像著名的喬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資產三五百萬、六七百萬、甚至上千萬兩白銀，由此足見其富。第二、他們的流動資金豐厚，也各有上千萬兩白銀。第三、從山西城鎮經濟發展中尤其是晉中一帶一個縣城的發展市肆繁華不下江南，誠如美國學者所談的，太穀是中國的華爾街，諸多的票號、商號，這在過去也是比較少見的。鹹豐三年（1953年），廣西道的監察禦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書中說：山西太穀之孫姓富約兩千萬、曹姓、賈姓各四五百萬、平遙之侯姓、介休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榆次之許姓、王姓聚族而居，計各家有資本各千萬，介休百萬之家以十計，祁縣百萬之家以數十計。僅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產做一個簡單的加法，數量就超過了一億兩白銀，這還僅僅是一個清朝官員親眼所見的數量，如果把整個山西富戶的全部家產做一個詳盡的統計，那得出的數字幾乎不可想象。這個數量甚至比當時國庫存銀還要多。這麽多有錢人，在一段時間裏，集中出現在一個地方，這種現象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並不多見。那麽山西人是怎麽樣積累起如此龐大、數量驚人的財富呢？
這牽扯到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西北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氣候也非常寒冷，盡管清朝統治者來自於東北，但是對西北還很陌生，生態也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清軍的後勤供應非常困難，所以他們有一個非常聰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邊將士們所有的用度通過一定的商業運作方式來解決，你如果能夠解決的話，我們朝廷給你們另外一種許諾，比如賣鹽的許諾，在這種情況下，山西正是首當其衝，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們中原統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還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邊疆區的大通道，山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山西票號跟清朝政府發生了比較大的緊密關係，它代替政府收解銀兩、匯兌，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貴族大筆的存款。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比較顯著的應該票號方麵、金融方麵。因為金融的發展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的標誌，正是因為這樣，它才有了信譽，有了這種信用以後，商業的規模才能擴大，商業進程的範圍才能更加廣闊，而這一點是從晉商開始的。一雙雙輕巧、靈活的手將這些綠色的嫩芽從枝頭采摘下來，這些嫩芽經過加工之後將變成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飲品—茶葉，這種源於中國的植物傳入西方之後，竟改變了許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國最有名的茶葉產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時候，大量的客商都會匯集到這裏，三百多年前，來到這裏的商人中絕大多數都操著山西口音。絲綢之路衰落之後，在歐亞大陸上又形成了一道國際通道—茶葉之路。茶葉之路大的概念是從中國杭州、武夷山（現福建）、漢口附近的羊樓山、赤壁采集了茶葉，主要是粗茶、磚茶。這種茶通過山西商人的組織在漢口以南一直是用船來運輸，到了漢口起岸，就是用高腳（駱駝、騾子）運到歸化城，歸化城就是後來的張家口是一個大的集散地，從這兩個地方重新組織大的駝隊把它編排、整編象軍隊式的那樣一種駝隊，運到庫侖、蒙古西部的烏裏雅蘇台和科布多，然後再往北走到達沙俄邊境城市恰克圖。事實上這條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同治皇帝時期），通過恰克圖這一條路線不包括海拉爾和塔爾巴哈台，光中間這一條路線的交易量占俄國的出口貿易的40%，占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進口出口貿易總量分別是18%、16%是通過恰克圖市場進入俄國，然後進入歐洲市場的。
自清康熙初平定葛爾丹叛亂後，經由內外蒙古和新疆的對俄羅斯及歐洲的貿易進一步活躍起來，滿州裏、恰克圖、塔爾巴哈台都是很重要的市場。比如在恰克圖，通過蒙古草原有一條中國通向歐洲的商路，即南方物質經長江、運河的水路到河南的周口、賒旗鎮，經過清化—澤州—潞安—子洪口—晉中—太原—雁門關—黃花墚—殺虎口—歸化—庫倫（恰克圖）—伊爾庫茨克—新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由1768年葉卡捷林娜二世統治時期訂立的條約規定下來的貿易，是以恰克圖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動中心……”大約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從這裏輸走茶葉4萬箱左右，“1852年卻達175000箱”。此外，還有“少量的糖、棉花、生絲和絲織品……俄國人則付出數量大致相等的棉織品和毛織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國皮革，精致的金屬製品、毛皮以及鴉片。買賣貨物的總價值（按照所公布的賬目來看，貨物定價都不高）竟達1500萬美元以上的巨額”，“運往恰克圖供應1855年集市的茶葉不下11200於這種貿易的增長，位於俄國境內的恰克圖就由一個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點發展成一個相當大的城市了。它變成了這一帶邊區的首府，榮幸地駐上了一位軍事指揮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時，恰克圖和距離它約900英裏的北京之間，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郵政交通來傳遞公文”（馬克思：《俄國的對華貿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7頁）。恰克圖市場在1723年（雍正初年）的商品交換額大約為100萬盧布左右，1765年前後（乾隆中期）增至200萬盧布左右，到1795年（乾隆末年）達到300萬盧布以上，1796-1920年（嘉慶年間）增至600萬盧布以上，道光鹹豐年間持續增加，以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為例，經山西商人之手，輸往恰克圖的商品，僅茶葉一項達12萬箱（每箱100磅）。這一年，從俄國輸入的商品有：各種毛皮123萬張，各種毛呢11000匹，天鵝絨117萬張，亞麻布57萬俄尺，羽紗2.6萬俄尺。據統計資料，道光朝是恰克圖市場的繁榮時期。這個時期，俄國對華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總額的40％-60％，19世紀40年代貿易額有時超過60％，據《中俄貿易之統計的研究》，1844年，中國對俄商品輸出入分別占全國商品輸出入總額的16％和19％。對俄貿易僅次於英國，占第二位。1821-1850年，中國方麵向俄輸出每年約在800萬盧布上下。俄國對華貿易的差額，是由一種白銀的粗製品以“工藝品”的名義來支付的，因為當時俄國禁止輸出白銀。而這種粗糙的“工藝品”大部分是俄國從漢堡或萊茵河上的法蘭克福輸入的，稱為漢堡銀，其成色很高，被山西吸收後，鑄成元寶銀，投入國內金融市場。據估計，在公元1840年以前的兩個世紀裏，中國最終從世界各地獲得了大約60000噸白銀。
蘇州是大運河邊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轉運茶葉時由水路轉入陸路的重要碼頭，為了能有個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運河的邊上蓋起了這座會館，山西商人的這個不經意的舉動，為後世的中國留下一座占地麵積最廣、規模最為龐大的古代會館建築群，可以想像幾百年前穿著長袍馬褂的山西商人們就是坐在這裏從容地調度著運河上、長江上南來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計算著買賣的盈虧。好多的商人到某地經商，而且在那個地方貿易額占得比例很大，在這種條件下才產生會館，商人才會出錢湊起蓋會館，把會館弄得富麗堂皇，很有聲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個標誌。在後世的民國元年，美國駐天津領事館有一個調查，這個調查發給各個會館的，其中山西的會館首席董事他給美國領事回了一個報告說，由於山西商人在鹽業、典當、錢業、顏料、紙業這些行業商號眾多，不可數計，所以無法統計。到了後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一台由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慢悠悠地走進山西中部的一座縣城，這座縣城的名字叫太穀，坐在轎子中的是時任大漢銀行董事長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藹齡，這次旅行是他們婚後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鄉，從上海出發時宋藹齡下了很大的決心，因為她聽說那裏的生活是艱苦的、原始的，但當旅行結束時，這位新娘驚奇地發現了一種她前所未聞的生活。1973年，美國傳記作家羅比.尤恩森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了宋藹齡當時的感受：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穀，所以這裏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十九世紀，很多西方國家駐華領事在商務報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開設的金融企業—票號。駐漢口的英國領事說，漢口商人與外埠業務往來多由富裕的山西票號占先，它的作用幾乎與英國銀行一樣。駐上海的英國領事也用了類似的語言描述山西票號。它們的信用度很高，與內地各省的匯兌業務以及中國人對通商口岸交易所簽發的票據全部都經過山西票號。據後世史料顯示，山西票號極盛時期是從1900年－1910年，那時候大的票號存款在七八百萬兩，小的有二三百萬兩，這時候他們盈利數額很大，也可以說是山西票號極盛的時期。在光緒32年的時候，據全國最大的票號日升昌所屬的14個分號統計，每個分號平均年匯兌量是231萬，而日升昌分號總共有400餘家，一家320多萬，那就是八億多兩。梳理綿延萬裏的商業血脈，調度上億兩白銀，需要的不僅僅是精打細算或節衣縮食這樣的小聰明，而要靠一種氣吞萬裏、俯視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讓人們驚歎的是在交通、通訊、法律、政策都不具備的條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經以一種和現代企業製度非常接近的組織模式、管理方法來經營著他們的事業。
後世的清末，俄國駐中國領事館的一位官員鮑戈亞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時用了這樣的話：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貿易，其辦法就是把某一地區的所有商人都招來入股，因此在中國早已有了美國托拉斯式企業的成熟樣板。當時另一位西方人、德國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談到山西商人時也拋開了日爾曼民族傳統的嚴肅和拘謹：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業精神，有無比優越的計算智能，有發達的數量意識和金融才華。後世的1912年，這一年是民國元年。10月28日晚6時，在北京城一座頗為雅致的飯館裏，一群山西商界的頭麵人物正在宴請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設宴歡迎梁啟超，是因為他們正在醞釀一個十分大膽的計劃，由他們出麵籌備組織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山西商人們希望借助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動這項計劃的實施。即使拿後世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麵組建中央銀行也顯得過於大膽。因為中央銀行是國家的金融中樞，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對國計民生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梁啟超並沒有覺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實際，不僅如此，他還認為當時中國唯一能做成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講中他說：鄙人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曆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誇於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莊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麽“西玉成”北京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隻限於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並不收費。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這位雷經理很聰明，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於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家票號。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於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看到這種景象，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就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阪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山西商人資本的發展，不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采銅礦，劉永和投資開采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產，征發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籍，世代相起，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工奴，生活痛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產效率極低，這表明落後的生產關係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製，把解鹽生產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號，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號，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產的“坐商”，自籌資金，雇人撈鹽，每產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折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占有權和使用權，他們隻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號鹽池，經營生產。坐商雇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產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產規模巨大，超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從明朝官辦，“鹽工”逃亡，到坐商經營，“居民踴躍赴工”看，這是一個深刻的曆史性轉變，顯示出新的生產關係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幹，委托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幹的人當掌櫃（相當於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櫃，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櫃向財東匯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製的方式，再加上以後實行的人身股製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山西商人首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幹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於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
在明清以來長達三個世紀的商業革命中，中國經濟卷入了國際化浪潮。在這場國際貿易中，中國的白銀貨幣淨流入，這意味著中國的商品淨輸出。中國商業革命與中國明清各大商幫的關係是密切的，是各大商幫推動了中國商業革命。在明清時代，中國商業、手工業迅速發展，異地販運貿易十分活躍，已經形成了許多商幫，如山西幫、徽州幫、陝西幫、廣東幫、山東幫、洞庭幫、江右幫、寧波幫、金華幫、紹興幫、福建幫等等，其中山西幫活動舞台最大，資力最強。山西商品經營資本的發展，分離出來了貨幣經營資本，其主要組織形式為當鋪、錢莊、印局、賬莊、票號等金融企業，遍布全國各地乃至亞歐一些國家。外國人把這些金融機構統稱山西銀行。中國的金融革命與山西票號的關係是密切的，是山西票號或稱山西銀行推動了中國的金融革命，啟動了中國經濟國際化的閥門。中國明清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與歐洲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發展的。公元1500年以前，歐洲和中國一樣還是農業社會，甚至農業水平比中國還低。經過1500年到1750年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歐洲各國先後發生了工業革命，走進了工業社會，現在進入了後工業經濟時代。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曾經創造了世界農業經濟時代的輝煌，也曾經創造了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的偉大業績，而工業經濟社會的曙光卻遲遲不能露出地平線，讓歐洲走在了前頭，而且距離越拉越大。造成這一曆史事實的原因，從戊戌變法到後世的21世紀，已經討論了一百多年，大家公認的主要有兩點：首先，歐洲多了一場文藝複興運動，這是一場針對落後的農業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對神權的清算，是對人權的張揚，是對科學的祟尚，進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術的進步、保護和推廣，加上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帶來的國際交流、資本積累和企業組織製度的創新，工業的進步是不可以阻擋的。而中國的建立在農業社會基礎上的封建倫理和沒有經過衝擊和升華的傳統儒教思想，長期占居主流社會和統治地位，沒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會的開放就很難，天朝帝國居高臨下，商人階層無法進入主流社會。其次，由於上述原因決定的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的創新，中國始終比歐洲艱難，分散多元的歐洲小國的經濟社會製度創新顯然要比權力高度集中的大國經濟社會的製度創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沒有可能為中國經濟社會製度創新提供任何條件。沒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沒有經濟社會製度的創新，沒有經濟社會製度的創新就沒有工業革命的環境和條件。
晉商中的幾大家
喬家：
喬氏家族的第一代創業人喬貴發由小本生意起家，從闖蕩口外的小夥計成長為壟斷包頭商業的大財東，包頭城至今仍流傳著“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城”的俗語。喬氏家族的產業在第二代創業人喬致庸手中繼續發揚光大，達到鼎盛，商行、銀號開到了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喬家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事實上喬家的各類動產、不動產加起來應該有數千萬兩之巨，大約相當於現代的近百億資產，這在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條件下，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
渠家：
渠家祖先以行走於長治、祁縣之間的“貨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間發展成為晉中八大富戶之一。渠家開設的長源川、長裕川兩大茶莊，從兩湖采辦紅茶，販銷於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國，他們還開設有“三晉源”、“百川通”票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渠家共有資產三四百萬兩，事實上遠遠不止此數，傳說，僅“旺財主”渠源湞的一個銀窯內就藏有白銀三百萬兩。
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電視連續劇《昌晉源票號》即是根據渠家的故事改編，片中反映了三晉源票號的經營以及渠源湞、渠本翹父子在思想、觀念上的激烈衝突。渠源湞是一個傑出的商業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孫渠川因此將這部小說定名為《金魔》。與父親終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翹堅持了自己的選擇，走科舉之路步入仕途，成為著名的愛國商人、教育家。
渠家從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輩進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財主：田喜財主、旺財主、金財主。他們在祁縣古城東半城建有十幾個大院，千餘間房屋，占地三萬多平方米，人稱“渠半城”。
曹家：
曹家先祖原居太原晉祠，明洪武年間遷至太穀。曹家的興盛始於明末闖關東的曹三喜，到道光、鹹豐年間，達到鼎盛，640餘座鋪麵遍布大江南北，雇員37000餘人，資產高達1200萬兩白銀。從商業業績而言，曹氏家族在晉商豪門中是較為突出的一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羅斯、日本、朝鮮。曹家的興盛曆經二三百年而長盛不衰，二十世紀初的亂世，由於國家銀行排擠、俄?
?革命、辛亥革命、蒙古革命、日寇侵華以及子孫吸毒的影響，才走向衰落。
曹家雖然偏居鄉間，但生活極為奢侈糜費，常領全省風氣之先。早在1920年，曹家就購買了一輛美製汽車，而當時，連山西督軍閻錫山都不曾有此待遇。不久，曹家又購買了發電機，安裝了電燈電話，均為全省首家。曹家老夫人“喜婆兒”出殯時，耗銀十萬兩，動用64人抬棺。目前仍保存於曹家大院內的“百壽大屏風”、“金火車頭鍾”等珍品可以讓遊客感受到曹家過去的豪奢，那座金火車頭鍾，據說是慈禧太後抵押西行借款之物。
為保護家眷及財產安全，曹家多年來一直聘用當地形意拳高手做為保鏢，此後又組建了護院武裝，在光緒年間人數多達五百，到了民國初年，曹家仍有家兵三百，武器精良，並配有統一服裝，聘請軍官教練，每逢三、六、九日，還要進城與官軍一起操練。
日寇侵占太穀後，曹氏家族逃亡，日寇動用兩輛卡車用四十餘天時間將曹家珍寶財產掠奪一空，部分彩繪上的金粉也被刮走。
王家：
靜升王氏為太原王氏後裔，元代皇慶年間曆經兩次遷移之後定居靜升，至今已近七百年。靜升王氏以耕作和磨製黑豆豆腐開始，由農及商，由商到官，終於在清代中葉發展成為富甲一方、聲名顯赫、人丁逾千的靈石四大家族之一。
王家傳至第十四世王謙受、王謙和兄弟時，清廷因征討吳三桂叛亂急需軍馬，已經開始從事牲畜販賣的王家兄弟獻上24匹良馬，此舉不僅使他們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褒揚，同時受命為清軍籌集軍馬糧草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王謙受還參加過康熙皇帝的千叟宴，禦賜龍頭拐杖一把。王謙受後來以2000兩白銀為兒子王夢簡捐了一個五品官，王家由此邁出由商而官的第一步。此後，王家通過正途科考、異途捐保和祖德蔭襲三種方式，先後有52人被典封官職。
靜升王家和許多大家族一樣，曆經艱苦創業和鼎盛輝煌之後，也逃脫不了興衰起落的必然規律。王家的衰敗始於道光年間，部分王家後人染上鴉片癮之後，淪落為偷兒、乞丐。王家首先被出賣的是紅門堡內的部分宅院，異姓主人遷入之後，堡門門匾上的“合堡同宗”四字也不得不改為“合堡同德”。此後，高家崖以964兩紋銀易主，孝義祠以2000吊銅錢賤賣。抗戰爆發後，王家碩果僅存、資財依舊雄厚的王飲讓一支匆匆將各地資產變賣後舉家南遷。自此，這個輝煌一時的名門望族，曆經600餘年的創業與興盛之後，終於煙消雲散，僅僅成為一方土地上的曆史話題。
常家：
常氏祖先在明代由太穀遷居車輞，以牧羊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褳遠赴張家口走上了經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褳後來供奉於常氏宗祠內，與常萬達的名言“視有若無，視盈若虛”一起被常家子孫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萬（王已）、常萬達學有所成之後，成為父親的得力助手，兄弟兩先後創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0個商號，開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羅斯的數萬裏國際貿易通道“茶葉之路”，成為首屈一指的晉商“外貿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際，擁有員工千餘人，駱駝上萬峰，獨占中俄茶葉貿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間是當之無愧的全國第一富商。
...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末期，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8年努爾哈赤占領撫順時，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七大恨”，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內，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和後金進行著貿易活動。清兵入關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鬆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範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麵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到了後世的21世紀初的北京，還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於長江中下遊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除了國內貿易外，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我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範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穀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山西商人經營商品之多、投入資金之多、從業人員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幫裏麵都是首屈一指的。晉商控製了幾個重要的行業，比如金融業完全由晉商來控製，還有一些顏料業也在晉商手裏控製，他們在當時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到了後世的21世紀仍然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撚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也是如此：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複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複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晉商能夠在全國呼風喚雨也就是他們抓住了明清時期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麽一個曆史性的機遇，這樣才使得晉商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地。蘇州，明清兩朝的商業都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裏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人們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從這裏找到。在後世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這座城市的人們準備建立一個戲曲博物館時，他們選擇的館址竟然是一座當年山西商人修建的會館，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座精美的戲台。會館並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動場所，這裏隻是他們聽戲、聊天、聯絡鄉情的地方。著名學者餘秋雨在講到這件事時說：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為文物永久保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裏找到了。會館不論如何精美都隻是當時的山西人偶爾盤徊稍稍放鬆一下的地方，他們居家過日子的地方又是什麽樣子的呢？
在山西平遙民居，這樣的院子在很多山西縣城中幾乎隨處可見，而昔日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縣城中都不是什麽有名的人物，正是這種普通更加襯托出一種氣度，當高聳的屋脊、厚實的院牆密密匝匝地擠成一片時，這樣的規模就匯成一個再明顯不過的象征—富裕。當大多數中國普通百姓還居住在土坯壘成的房舍裏的時候，山西人已經把自己的生存環境提升到一個令後世數十年後的人們都羨慕的境界。1822年，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龔自診為了緩解內地日益嚴重的人口壓力、穩固邊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議，將內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區遷移，但龔自診認為這個政策不適用於兩個地方：一是江浙，因為這裏的居民太柔弱，經不起西北的風沙；另一個地方就是山西，因為這個地方太富裕了，沒有人願意去西北吃苦。在談到山西的富庶時，龔自診用了這樣一個詞—海內最富。海內最富的標誌體現在這幾個方麵：第一、固定資產。在固定資產方麵實力強盛，像著名的喬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資產三五百萬、六七百萬、甚至上千萬兩白銀，由此足見其富。第二、他們的流動資金豐厚，也各有上千萬兩白銀。第三、從山西城鎮經濟發展中尤其是晉中一帶一個縣城的發展市肆繁華不下江南，誠如美國學者所談的，太穀是中國的華爾街，諸多的票號、商號，這在過去也是比較少見的。鹹豐三年（1953年），廣西道的監察禦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書中說：山西太穀之孫姓富約兩千萬、曹姓、賈姓各四五百萬、平遙之侯姓、介休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榆次之許姓、王姓聚族而居，計各家有資本各千萬，介休百萬之家以十計，祁縣百萬之家以數十計。僅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產做一個簡單的加法，數量就超過了一億兩白銀，這還僅僅是一個清朝官員親眼所見的數量，如果把整個山西富戶的全部家產做一個詳盡的統計，那得出的數字幾乎不可想象。這個數量甚至比當時國庫存銀還要多。這麽多有錢人，在一段時間裏，集中出現在一個地方，這種現象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並不多見。那麽山西人是怎麽樣積累起如此龐大、數量驚人的財富呢？
這牽扯到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西北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氣候也非常寒冷，盡管清朝統治者來自於東北，但是對西北還很陌生，生態也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清軍的後勤供應非常困難，所以他們有一個非常聰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邊將士們所有的用度通過一定的商業運作方式來解決，你如果能夠解決的話，我們朝廷給你們另外一種許諾，比如賣鹽的許諾，在這種情況下，山西正是首當其衝，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們中原統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還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邊疆區的大通道，山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山西票號跟清朝政府發生了比較大的緊密關係，它代替政府收解銀兩、匯兌，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貴族大筆的存款。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比較顯著的應該票號方麵、金融方麵。因為金融的發展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的標誌，正是因為這樣，它才有了信譽，有了這種信用以後，商業的規模才能擴大，商業進程的範圍才能更加廣闊，而這一點是從晉商開始的。一雙雙輕巧、靈活的手將這些綠色的嫩芽從枝頭采摘下來，這些嫩芽經過加工之後將變成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飲品—茶葉，這種源於中國的植物傳入西方之後，竟改變了許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國最有名的茶葉產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時候，大量的客商都會匯集到這裏，三百多年前，來到這裏的商人中絕大多數都操著山西口音。絲綢之路衰落之後，在歐亞大陸上又形成了一道國際通道—茶葉之路。茶葉之路大的概念是從中國杭州、武夷山（現福建）、漢口附近的羊樓山、赤壁采集了茶葉，主要是粗茶、磚茶。這種茶通過山西商人的組織在漢口以南一直是用船來運輸，到了漢口起岸，就是用高腳（駱駝、騾子）運到歸化城，歸化城就是後來的張家口是一個大的集散地，從這兩個地方重新組織大的駝隊把它編排、整編象軍隊式的那樣一種駝隊，運到庫侖、蒙古西部的烏裏雅蘇台和科布多，然後再往北走到達沙俄邊境城市恰克圖。事實上這條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同治皇帝時期），通過恰克圖這一條路線不包括海拉爾和塔爾巴哈台，光中間這一條路線的交易量占俄國的出口貿易的40%，占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進口出口貿易總量分別是18%、16%是通過恰克圖市場進入俄國，然後進入歐洲市場的。
自清康熙初平定葛爾丹叛亂後，經由內外蒙古和新疆的對俄羅斯及歐洲的貿易進一步活躍起來，滿州裏、恰克圖、塔爾巴哈台都是很重要的市場。比如在恰克圖，通過蒙古草原有一條中國通向歐洲的商路，即南方物質經長江、運河的水路到河南的周口、賒旗鎮，經過清化—澤州—潞安—子洪口—晉中—太原—雁門關—黃花墚—殺虎口—歸化—庫倫（恰克圖）—伊爾庫茨克—新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由1768年葉卡捷林娜二世統治時期訂立的條約規定下來的貿易，是以恰克圖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動中心……”大約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從這裏輸走茶葉4萬箱左右，“1852年卻達175000箱”。此外，還有“少量的糖、棉花、生絲和絲織品……俄國人則付出數量大致相等的棉織品和毛織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國皮革，精致的金屬製品、毛皮以及鴉片。買賣貨物的總價值（按照所公布的賬目來看，貨物定價都不高）竟達1500萬美元以上的巨額”，“運往恰克圖供應1855年集市的茶葉不下11200於這種貿易的增長，位於俄國境內的恰克圖就由一個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點發展成一個相當大的城市了。它變成了這一帶邊區的首府，榮幸地駐上了一位軍事指揮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時，恰克圖和距離它約900英裏的北京之間，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郵政交通來傳遞公文”（馬克思：《俄國的對華貿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7頁）。恰克圖市場在1723年（雍正初年）的商品交換額大約為100萬盧布左右，1765年前後（乾隆中期）增至200萬盧布左右，到1795年（乾隆末年）達到300萬盧布以上，1796-1920年（嘉慶年間）增至600萬盧布以上，道光鹹豐年間持續增加，以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為例，經山西商人之手，輸往恰克圖的商品，僅茶葉一項達12萬箱（每箱100磅）。這一年，從俄國輸入的商品有：各種毛皮123萬張，各種毛呢11000匹，天鵝絨117萬張，亞麻布57萬俄尺，羽紗2.6萬俄尺。據統計資料，道光朝是恰克圖市場的繁榮時期。這個時期，俄國對華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總額的40％-60％，19世紀40年代貿易額有時超過60％，據《中俄貿易之統計的研究》，1844年，中國對俄商品輸出入分別占全國商品輸出入總額的16％和19％。對俄貿易僅次於英國，占第二位。1821-1850年，中國方麵向俄輸出每年約在800萬盧布上下。俄國對華貿易的差額，是由一種白銀的粗製品以“工藝品”的名義來支付的，因為當時俄國禁止輸出白銀。而這種粗糙的“工藝品”大部分是俄國從漢堡或萊茵河上的法蘭克福輸入的，稱為漢堡銀，其成色很高，被山西吸收後，鑄成元寶銀，投入國內金融市場。據估計，在公元1840年以前的兩個世紀裏，中國最終從世界各地獲得了大約60000噸白銀。
蘇州是大運河邊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轉運茶葉時由水路轉入陸路的重要碼頭，為了能有個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運河的邊上蓋起了這座會館，山西商人的這個不經意的舉動，為後世的中國留下一座占地麵積最廣、規模最為龐大的古代會館建築群，可以想像幾百年前穿著長袍馬褂的山西商人們就是坐在這裏從容地調度著運河上、長江上南來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計算著買賣的盈虧。好多的商人到某地經商，而且在那個地方貿易額占得比例很大，在這種條件下才產生會館，商人才會出錢湊起蓋會館，把會館弄得富麗堂皇，很有聲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個標誌。在後世的民國元年，美國駐天津領事館有一個調查，這個調查發給各個會館的，其中山西的會館首席董事他給美國領事回了一個報告說，由於山西商人在鹽業、典當、錢業、顏料、紙業這些行業商號眾多，不可數計，所以無法統計。到了後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一台由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慢悠悠地走進山西中部的一座縣城，這座縣城的名字叫太穀，坐在轎子中的是時任大漢銀行董事長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藹齡，這次旅行是他們婚後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鄉，從上海出發時宋藹齡下了很大的決心，因為她聽說那裏的生活是艱苦的、原始的，但當旅行結束時，這位新娘驚奇地發現了一種她前所未聞的生活。1973年，美國傳記作家羅比.尤恩森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了宋藹齡當時的感受：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穀，所以這裏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十九世紀，很多西方國家駐華領事在商務報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開設的金融企業—票號。駐漢口的英國領事說，漢口商人與外埠業務往來多由富裕的山西票號占先，它的作用幾乎與英國銀行一樣。駐上海的英國領事也用了類似的語言描述山西票號。它們的信用度很高，與內地各省的匯兌業務以及中國人對通商口岸交易所簽發的票據全部都經過山西票號。據後世史料顯示，山西票號極盛時期是從1900年－1910年，那時候大的票號存款在七八百萬兩，小的有二三百萬兩，這時候他們盈利數額很大，也可以說是山西票號極盛的時期。在光緒32年的時候，據全國最大的票號日升昌所屬的14個分號統計，每個分號平均年匯兌量是231萬，而日升昌分號總共有400餘家，一家320多萬，那就是八億多兩。梳理綿延萬裏的商業血脈，調度上億兩白銀，需要的不僅僅是精打細算或節衣縮食這樣的小聰明，而要靠一種氣吞萬裏、俯視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讓人們驚歎的是在交通、通訊、法律、政策都不具備的條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經以一種和現代企業製度非常接近的組織模式、管理方法來經營著他們的事業。
後世的清末，俄國駐中國領事館的一位官員鮑戈亞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時用了這樣的話：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貿易，其辦法就是把某一地區的所有商人都招來入股，因此在中國早已有了美國托拉斯式企業的成熟樣板。當時另一位西方人、德國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談到山西商人時也拋開了日爾曼民族傳統的嚴肅和拘謹：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業精神，有無比優越的計算智能，有發達的數量意識和金融才華。後世的1912年，這一年是民國元年。10月28日晚6時，在北京城一座頗為雅致的飯館裏，一群山西商界的頭麵人物正在宴請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設宴歡迎梁啟超，是因為他們正在醞釀一個十分大膽的計劃，由他們出麵籌備組織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山西商人們希望借助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動這項計劃的實施。即使拿後世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麵組建中央銀行也顯得過於大膽。因為中央銀行是國家的金融中樞，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對國計民生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梁啟超並沒有覺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實際，不僅如此，他還認為當時中國唯一能做成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講中他說：鄙人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曆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誇於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莊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麽“西玉成”北京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隻限於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並不收費。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這位雷經理很聰明，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於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家票號。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於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看到這種景象，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就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阪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山西商人資本的發展，不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采銅礦，劉永和投資開采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產，征發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籍，世代相起，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工奴，生活痛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產效率極低，這表明落後的生產關係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製，把解鹽生產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號，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號，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產的“坐商”，自籌資金，雇人撈鹽，每產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折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占有權和使用權，他們隻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號鹽池，經營生產。坐商雇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產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產規模巨大，超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從明朝官辦，“鹽工”逃亡，到坐商經營，“居民踴躍赴工”看，這是一個深刻的曆史性轉變，顯示出新的生產關係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幹，委托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幹的人當掌櫃（相當於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櫃，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櫃向財東匯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製的方式，再加上以後實行的人身股製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山西商人首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幹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於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
在明清以來長達三個世紀的商業革命中，中國經濟卷入了國際化浪潮。在這場國際貿易中，中國的白銀貨幣淨流入，這意味著中國的商品淨輸出。中國商業革命與中國明清各大商幫的關係是密切的，是各大商幫推動了中國商業革命。在明清時代，中國商業、手工業迅速發展，異地販運貿易十分活躍，已經形成了許多商幫，如山西幫、徽州幫、陝西幫、廣東幫、山東幫、洞庭幫、江右幫、寧波幫、金華幫、紹興幫、福建幫等等，其中山西幫活動舞台最大，資力最強。山西商品經營資本的發展，分離出來了貨幣經營資本，其主要組織形式為當鋪、錢莊、印局、賬莊、票號等金融企業，遍布全國各地乃至亞歐一些國家。外國人把這些金融機構統稱山西銀行。中國的金融革命與山西票號的關係是密切的，是山西票號或稱山西銀行推動了中國的金融革命，啟動了中國經濟國際化的閥門。中國明清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與歐洲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發展的。公元1500年以前，歐洲和中國一樣還是農業社會，甚至農業水平比中國還低。經過1500年到1750年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歐洲各國先後發生了工業革命，走進了工業社會，現在進入了後工業經濟時代。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曾經創造了世界農業經濟時代的輝煌，也曾經創造了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的偉大業績，而工業經濟社會的曙光卻遲遲不能露出地平線，讓歐洲走在了前頭，而且距離越拉越大。造成這一曆史事實的原因，從戊戌變法到後世的21世紀，已經討論了一百多年，大家公認的主要有兩點：首先，歐洲多了一場文藝複興運動，這是一場針對落後的農業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對神權的清算，是對人權的張揚，是對科學的祟尚，進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術的進步、保護和推廣，加上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帶來的國際交流、資本積累和企業組織製度的創新，工業的進步是不可以阻擋的。而中國的建立在農業社會基礎上的封建倫理和沒有經過衝擊和升華的傳統儒教思想，長期占居主流社會和統治地位，沒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會的開放就很難，天朝帝國居高臨下，商人階層無法進入主流社會。其次，由於上述原因決定的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的創新，中國始終比歐洲艱難，分散多元的歐洲小國的經濟社會製度創新顯然要比權力高度集中的大國經濟社會的製度創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沒有可能為中國經濟社會製度創新提供任何條件。沒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沒有經濟社會製度的創新，沒有經濟社會製度的創新就沒有工業革命的環境和條件。
晉商中的幾大家
喬家：
喬氏家族的第一代創業人喬貴發由小本生意起家，從闖蕩口外的小夥計成長為壟斷包頭商業的大財東，包頭城至今仍流傳著“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城”的俗語。喬氏家族的產業在第二代創業人喬致庸手中繼續發揚光大，達到鼎盛，商行、銀號開到了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喬家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事實上喬家的各類動產、不動產加起來應該有數千萬兩之巨，大約相當於現代的近百億資產，這在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條件下，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
渠家：
渠家祖先以行走於長治、祁縣之間的“貨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間發展成為晉中八大富戶之一。渠家開設的長源川、長裕川兩大茶莊，從兩湖采辦紅茶，販銷於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國，他們還開設有“三晉源”、“百川通”票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渠家共有資產三四百萬兩，事實上遠遠不止此數，傳說，僅“旺財主”渠源湞的一個銀窯內就藏有白銀三百萬兩。
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電視連續劇《昌晉源票號》即是根據渠家的故事改編，片中反映了三晉源票號的經營以及渠源湞、渠本翹父子在思想、觀念上的激烈衝突。渠源湞是一個傑出的商業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孫渠川因此將這部小說定名為《金魔》。與父親終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翹堅持了自己的選擇，走科舉之路步入仕途，成為著名的愛國商人、教育家。
渠家從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輩進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財主：田喜財主、旺財主、金財主。他們在祁縣古城東半城建有十幾個大院，千餘間房屋，占地三萬多平方米，人稱“渠半城”。
曹家：
曹家先祖原居太原晉祠，明洪武年間遷至太穀。曹家的興盛始於明末闖關東的曹三喜，到道光、鹹豐年間，達到鼎盛，640餘座鋪麵遍布大江南北，雇員37000餘人，資產高達1200萬兩白銀。從商業業績而言，曹氏家族在晉商豪門中是較為突出的一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羅斯、日本、朝鮮。曹家的興盛曆經二三百年而長盛不衰，二十世紀初的亂世，由於國家銀行排擠、俄?
?革命、辛亥革命、蒙古革命、日寇侵華以及子孫吸毒的影響，才走向衰落。
曹家雖然偏居鄉間，但生活極為奢侈糜費，常領全省風氣之先。早在1920年，曹家就購買了一輛美製汽車，而當時，連山西督軍閻錫山都不曾有此待遇。不久，曹家又購買了發電機，安裝了電燈電話，均為全省首家。曹家老夫人“喜婆兒”出殯時，耗銀十萬兩，動用64人抬棺。目前仍保存於曹家大院內的“百壽大屏風”、“金火車頭鍾”等珍品可以讓遊客感受到曹家過去的豪奢，那座金火車頭鍾，據說是慈禧太後抵押西行借款之物。
為保護家眷及財產安全，曹家多年來一直聘用當地形意拳高手做為保鏢，此後又組建了護院武裝，在光緒年間人數多達五百，到了民國初年，曹家仍有家兵三百，武器精良，並配有統一服裝，聘請軍官教練，每逢三、六、九日，還要進城與官軍一起操練。
日寇侵占太穀後，曹氏家族逃亡，日寇動用兩輛卡車用四十餘天時間將曹家珍寶財產掠奪一空，部分彩繪上的金粉也被刮走。
王家：
靜升王氏為太原王氏後裔，元代皇慶年間曆經兩次遷移之後定居靜升，至今已近七百年。靜升王氏以耕作和磨製黑豆豆腐開始，由農及商，由商到官，終於在清代中葉發展成為富甲一方、聲名顯赫、人丁逾千的靈石四大家族之一。
王家傳至第十四世王謙受、王謙和兄弟時，清廷因征討吳三桂叛亂急需軍馬，已經開始從事牲畜販賣的王家兄弟獻上24匹良馬，此舉不僅使他們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褒揚，同時受命為清軍籌集軍馬糧草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王謙受還參加過康熙皇帝的千叟宴，禦賜龍頭拐杖一把。王謙受後來以2000兩白銀為兒子王夢簡捐了一個五品官，王家由此邁出由商而官的第一步。此後，王家通過正途科考、異途捐保和祖德蔭襲三種方式，先後有52人被典封官職。
靜升王家和許多大家族一樣，曆經艱苦創業和鼎盛輝煌之後，也逃脫不了興衰起落的必然規律。王家的衰敗始於道光年間，部分王家後人染上鴉片癮之後，淪落為偷兒、乞丐。王家首先被出賣的是紅門堡內的部分宅院，異姓主人遷入之後，堡門門匾上的“合堡同宗”四字也不得不改為“合堡同德”。此後，高家崖以964兩紋銀易主，孝義祠以2000吊銅錢賤賣。抗戰爆發後，王家碩果僅存、資財依舊雄厚的王飲讓一支匆匆將各地資產變賣後舉家南遷。自此，這個輝煌一時的名門望族，曆經600餘年的創業與興盛之後，終於煙消雲散，僅僅成為一方土地上的曆史話題。
常家：
常氏祖先在明代由太穀遷居車輞，以牧羊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褳遠赴張家口走上了經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褳後來供奉於常氏宗祠內，與常萬達的名言“視有若無，視盈若虛”一起被常家子孫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萬（王已）、常萬達學有所成之後，成為父親的得力助手，兄弟兩先後創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0個商號，開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羅斯的數萬裏國際貿易通道“茶葉之路”，成為首屈一指的晉商“外貿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際，擁有員工千餘人，駱駝上萬峰，獨占中俄茶葉貿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間是當之無愧的全國第一富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