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燃燈火。
又是個大晴天啊。
湖邊的紅蓮已經在脫去花瓣了。
淺睡了會兒，感覺精神多了。
我是誰？這是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因為我習慣於介紹自己的麵具，並沒真正的去溝通自己。
還是別熬夜了，上課實在是太困了。
再次感慨，攻略是真的省事。
又有什麽專門組織在開會嗎，把四教一樓的教室都被占了。
寫講習所讀書報告，整整有55頁要讀，難受。
現實世界沒有黑白分明的市場和政府的分界，隻有利益關係環環相扣的各種組合。在每個具體行業中，由於技術、資源、曆史等因素，政府合作的方式各不相同，討論和分析政府幹預和產業政策，不能脫離具體行業細節，否則易流於空泛，要了解基本事實和經過，才能得到結果，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和統計數據不是講道理的唯一方式，也不一定是最優形式，具體的事例故事常常比抽象的道理更有力量，啟發更大。
液晶顯示麵板驚人的價格下跌背後是技術進步和國產代替，在顯示麵板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的投資發揮了關鍵作用。為減小融資的風險和難度，京東方采用股權融資：先向項目所在地政府籌集足夠的資本金，剩餘部分再使用貸款。在經濟發展初步階段，資本市場和信用製度都不完善，因此以信用級別高的政府為主體來融資和投資，更為可行，這不僅適用於與土地有關的債務融資，也適用於股權融資。現代工業的規模經濟效應很強，大規模生產可降低自身成本，但也會搶占舊企業的市場份額，削弱其規模經濟，提高其生產成本，必然會遭遇舊企業的各種打壓。在國際市場上，由國界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市場扭曲非常多，經濟學教科書中關於市場競爭的理論行不通，行政幹預造成的扭曲往往隻有行政力量才能破解，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就一定該幫助國內企業進入某個行業，關鍵還要看國內市場規模，是否能利用國內市場的規模經濟來降低成本，若本國企業能以更低的價格生產，政府就可以考慮扶持本國企業進入，這不僅能打破國際市場的扭曲和壟斷，還可以降低國內下遊產業的成本，促進其發展。規模效應還體現為，一旦行業集聚形成，企業自身的規模組織效應會和行業整體的規模經濟效應疊加，進一步降低運輸和其他成本。規模經濟和產業集聚也會刺激技術創新，市場大，利潤就大，就能支持更大規模的研發投入，產業的集聚還會帶來技術和知識的外溢，促進創新，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但創新是買不來的，隻能靠自己做，創新必須基於知識和經濟的積累。“東亞經濟奇跡”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政府幫助本土企業進入複雜度很高的行業，充分利用其中的學習效應、規模效應和技術外溢效應，迅速提升本土製造業的技術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從2000年到2018年，我國出口商品的複雜程度從世界第39位上升到了第18位，這不僅反映了技術能力和基礎設施等硬件質量的提升，也反映了營商環境和法製環境等軟件質量的提升，各國產品的複雜程度與各國法製和營商環境之間直接相關。新興製造業在地理上的集聚效應很強，因為紮堆生產可以節約原材料和中間投入的運輸成本，而且同行集聚在一起有利於知識和技術交流，外溢效應很強，但在產業發展早期，究竟在哪個城市形成產業集群，卻有很多偶然因素。
政府投資光伏發展，主要手段還是廉價土地、稅收優惠、貼息貸款等。政府推出“標杆電價”補貼，電網以固定價格購買光伏電量，為鼓勵企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這個固定價格會逐步下調，2019年，我國開始逐步退出固定電價的補貼方式，實行市場競價，而由於多年的技術積累和規模經濟，光伏度電成本已逼近燃煤電價正在步入平價上網時代。一般而言，傳統能源已經積累了多年的技術和成本優勢，新能源在剛進入市場時是沒有競爭力的，但新能源的技術升級和成本降低，隻有在大規模的生產和市場應用中才能逐步發生，不可能隻依靠實驗室，所以新能源技術必須在沒有競爭優勢的時候就進入市場，合理的做法是直接補貼新能源，加速其技術進步和成本降低，待其市場不斷擴大，成本接近傳統能源之後，再逐步減低補貼，同時對傳統能源征稅，加速其退出。企業不是“人”，不會在“死”後一了百了，積累的技術、人才、行業知識和經驗，並不會隨企業破產而消失，一旦需求回暖，這些資源就又可以重新整合。從光伏的發展來看，政府的支持和補貼與企業成功不存在必要的因果關係，還可以看到“東亞產業政策模式”的另一個特點：強調出口，當國內市場有限時，海外市場可以促進競爭，迫使產業創新，但不斷擴大和穩定國內市場，才是企業長期發展的基礎。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可能會帶來重複投資和產能過剩，但就算沒有政府幹預，過度投資和產能過剩也是市場運行的常態，若市場樂觀情緒彌漫，投資者往往一擁而上，導致產能過剩，產品價格下跌，淘汰一批企業，而價格下跌可能刺激新一輪需求上升，引發新的過剩投資，這種供需動態匹配和調整過程中周期性的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的常態。在我國，還有三個重要因素加劇了“重複投資”：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已有產品的市場需求一擁而上；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隻發生在工廠建設階段，且地方領導更換頻繁，為防止夜長夢多，項目須趕緊上馬；地方往往追隨中央的產業政策。“重複投資”並不總是壞事，在經濟發展早期，各地政府扶持下的工業“重複投資”至少有兩個正麵作用：當地工廠不僅提供了就業，也為當地農民轉變為工人提供了學習場所和途徑；加劇競爭。不管有沒有政府扶持，要害都不是“重複投資”，而是“保持競爭”，市場經濟的根本優勢不是決策優勢，而是可以不斷試錯，在競爭中優勝劣汰，能保持競爭性的產業政策，與隻扶持特定產業的政策相比，效果往往更好。產業政策還要有退出機製，若效率低的產業不能退出，“競爭性”就是一件空活。“退出機製”有兩層含義：政策本身要設計退出機製；低效企業破產退出的渠道要順暢。然而“破產難”一直是我國經濟的頑疾，一方麵，債權銀行不願走破產程序，因為會暴露不良貸款，無法再掩蓋風險；另一方麵，地方政府也不願企業走破產程序，否則職工安置和民間借貸等一係列矛盾會公開化，但總體來看，無論是破產重整還是破產清算，我國在企業退出方麵的製度改革和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美式的風險投資基金不可能直接大規模照搬到我國，而是在移植和適應我國的政治經濟土壤的過程中，與地方政府的財政資金實現了嫁接，產生了政府產業引導基金，這種地方政府投資高新產業的方式，脫胎於地方政府投融資的傳統模式。政府產業引導基金既是一種招商引資的新方式和新的產業政策工具，也是一種以市場化方式使用財政資金的探索。引導基金和私募基金這種投資方式緊密結合，所以要了解引導基金，需要先從了解私募基金開始。私募基金，簡單說來就是一群人（有限合夥人，lp）把錢交給另一群人（普通合夥人，gp）去管理和投資，分享投資利益，lp和gp這種特殊的稱呼和合作方式，法律上稱為“有限合夥製”，與常見的股份製公司相比，“有限合夥”最大的特點是靈活，國際商大規模的lp大都是機構投資者，國內最大的一類lp就是政府產業引導基金。與地方政府投資企業的傳統方式相比，產業引導基金或投資基金有三個特點：大多數引導基金不直接投資企業，而是做lp，把錢交給市場化的私募基金的gp去投資企業；把政府引導基金交給市場化的基金管理人運作，實際上是借用市場力量去使用財政資金，其中涉及諸多製度改革，也在實踐中遭遇了各種困難；大多數引導基金的最終投向都是“戰略新興產業”，比如芯片和新能源汽車，而不允許投向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政府在設立引導基金後，需要成立專門的公司去管理和運營這支資金，通過這些公司把基金投資到其他私募基金手中，這類公司的運作模式大概分為三類：第一類與城投公司類似，是政府獨資公司；第二類是混合所有製公司；第三類類似於華夏幸福。我國政府引導基金的發展，需要三個外部條件：製度條件；資本市場的發育要比較成熟；產業條件。眾多政策為政府產業引導基金奠定了製度基礎，但其爆發式發展卻是在2014年前後，最直接的道火索是圍繞新版《預算法》的一係列改革。引導基金大多采用“母基金”方式運作，與社會資本共同投資於市場化的私募基金，用過後者投資未上市公司的股權，這種方式的繁榮，需要三個條件：有大量的社會資本可以參與投資，有大量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以委托，有暢通的投資退出渠道，其中最重要的是暢通的資本市場退出渠道。絕大多數的政府引導基金最終都投向了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是由於這類產業的三大特性決定的：扶持和發展戰新產業是國家戰略，將財政預算資金形成的引導基金投向這些產業，符合政策要求，製度上有保障；戰新產業屬於技術前沿，高度依賴研發和創新，不確定性很大，所以需要更能承擔風險並能為企業解決各類問題的“實力派”股東；很多新興產業正處在發展早期，尚未形成明顯的地理集聚，這讓很多地方政府看到了在本地投資布局的機會。引導基金的成效取決於這些新興產業未來的發展情況，當下言之尚早，但它確實麵臨四類屬於運用財政資金做風險投資的體製性困難：財政資金保值增值與風險投資可能虧錢之前的矛盾；財政資金的地域屬性與資本無邊界之間的矛盾；資本市場激勵機製。
經濟發展是企業、政府、社會合力的結果，具體合作方式取決於各自占有的資源，而這些資源稟賦的分布格局由曆史決定。政府和市場沒有黑白分明的界限，幾乎所有的重要現象，都是這兩種組織和資源互動的結果。
筆耕不輟，邊聽最後一節課邊不停地寫，連漂亮姐姐離去了都沒注意到，可惜筆沒墨了，被迫中斷，提前回去。
說的是今晚有超級月亮，但我們這隻有月暈，像那些絕世美女一樣，戴了層輕紗。
我們還有更長的路要走，不過沒關係，道路就是生活。
又是個大晴天啊。
湖邊的紅蓮已經在脫去花瓣了。
淺睡了會兒，感覺精神多了。
我是誰？這是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因為我習慣於介紹自己的麵具，並沒真正的去溝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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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慨，攻略是真的省事。
又有什麽專門組織在開會嗎，把四教一樓的教室都被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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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世界沒有黑白分明的市場和政府的分界，隻有利益關係環環相扣的各種組合。在每個具體行業中，由於技術、資源、曆史等因素，政府合作的方式各不相同，討論和分析政府幹預和產業政策，不能脫離具體行業細節，否則易流於空泛，要了解基本事實和經過，才能得到結果，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和統計數據不是講道理的唯一方式，也不一定是最優形式，具體的事例故事常常比抽象的道理更有力量，啟發更大。
液晶顯示麵板驚人的價格下跌背後是技術進步和國產代替，在顯示麵板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的投資發揮了關鍵作用。為減小融資的風險和難度，京東方采用股權融資：先向項目所在地政府籌集足夠的資本金，剩餘部分再使用貸款。在經濟發展初步階段，資本市場和信用製度都不完善，因此以信用級別高的政府為主體來融資和投資，更為可行，這不僅適用於與土地有關的債務融資，也適用於股權融資。現代工業的規模經濟效應很強，大規模生產可降低自身成本，但也會搶占舊企業的市場份額，削弱其規模經濟，提高其生產成本，必然會遭遇舊企業的各種打壓。在國際市場上，由國界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市場扭曲非常多，經濟學教科書中關於市場競爭的理論行不通，行政幹預造成的扭曲往往隻有行政力量才能破解，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就一定該幫助國內企業進入某個行業，關鍵還要看國內市場規模，是否能利用國內市場的規模經濟來降低成本，若本國企業能以更低的價格生產，政府就可以考慮扶持本國企業進入，這不僅能打破國際市場的扭曲和壟斷，還可以降低國內下遊產業的成本，促進其發展。規模效應還體現為，一旦行業集聚形成，企業自身的規模組織效應會和行業整體的規模經濟效應疊加，進一步降低運輸和其他成本。規模經濟和產業集聚也會刺激技術創新，市場大，利潤就大，就能支持更大規模的研發投入，產業的集聚還會帶來技術和知識的外溢，促進創新，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但創新是買不來的，隻能靠自己做，創新必須基於知識和經濟的積累。“東亞經濟奇跡”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政府幫助本土企業進入複雜度很高的行業，充分利用其中的學習效應、規模效應和技術外溢效應，迅速提升本土製造業的技術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從2000年到2018年，我國出口商品的複雜程度從世界第39位上升到了第18位，這不僅反映了技術能力和基礎設施等硬件質量的提升，也反映了營商環境和法製環境等軟件質量的提升，各國產品的複雜程度與各國法製和營商環境之間直接相關。新興製造業在地理上的集聚效應很強，因為紮堆生產可以節約原材料和中間投入的運輸成本，而且同行集聚在一起有利於知識和技術交流，外溢效應很強，但在產業發展早期，究竟在哪個城市形成產業集群，卻有很多偶然因素。
政府投資光伏發展，主要手段還是廉價土地、稅收優惠、貼息貸款等。政府推出“標杆電價”補貼，電網以固定價格購買光伏電量，為鼓勵企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這個固定價格會逐步下調，2019年，我國開始逐步退出固定電價的補貼方式，實行市場競價，而由於多年的技術積累和規模經濟，光伏度電成本已逼近燃煤電價正在步入平價上網時代。一般而言，傳統能源已經積累了多年的技術和成本優勢，新能源在剛進入市場時是沒有競爭力的，但新能源的技術升級和成本降低，隻有在大規模的生產和市場應用中才能逐步發生，不可能隻依靠實驗室，所以新能源技術必須在沒有競爭優勢的時候就進入市場，合理的做法是直接補貼新能源，加速其技術進步和成本降低，待其市場不斷擴大，成本接近傳統能源之後，再逐步減低補貼，同時對傳統能源征稅，加速其退出。企業不是“人”，不會在“死”後一了百了，積累的技術、人才、行業知識和經驗，並不會隨企業破產而消失，一旦需求回暖，這些資源就又可以重新整合。從光伏的發展來看，政府的支持和補貼與企業成功不存在必要的因果關係，還可以看到“東亞產業政策模式”的另一個特點：強調出口，當國內市場有限時，海外市場可以促進競爭，迫使產業創新，但不斷擴大和穩定國內市場，才是企業長期發展的基礎。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可能會帶來重複投資和產能過剩，但就算沒有政府幹預，過度投資和產能過剩也是市場運行的常態，若市場樂觀情緒彌漫，投資者往往一擁而上，導致產能過剩，產品價格下跌，淘汰一批企業，而價格下跌可能刺激新一輪需求上升，引發新的過剩投資，這種供需動態匹配和調整過程中周期性的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的常態。在我國，還有三個重要因素加劇了“重複投資”：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已有產品的市場需求一擁而上；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隻發生在工廠建設階段，且地方領導更換頻繁，為防止夜長夢多，項目須趕緊上馬；地方往往追隨中央的產業政策。“重複投資”並不總是壞事，在經濟發展早期，各地政府扶持下的工業“重複投資”至少有兩個正麵作用：當地工廠不僅提供了就業，也為當地農民轉變為工人提供了學習場所和途徑；加劇競爭。不管有沒有政府扶持，要害都不是“重複投資”，而是“保持競爭”，市場經濟的根本優勢不是決策優勢，而是可以不斷試錯，在競爭中優勝劣汰，能保持競爭性的產業政策，與隻扶持特定產業的政策相比，效果往往更好。產業政策還要有退出機製，若效率低的產業不能退出，“競爭性”就是一件空活。“退出機製”有兩層含義：政策本身要設計退出機製；低效企業破產退出的渠道要順暢。然而“破產難”一直是我國經濟的頑疾，一方麵，債權銀行不願走破產程序，因為會暴露不良貸款，無法再掩蓋風險；另一方麵，地方政府也不願企業走破產程序，否則職工安置和民間借貸等一係列矛盾會公開化，但總體來看，無論是破產重整還是破產清算，我國在企業退出方麵的製度改革和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美式的風險投資基金不可能直接大規模照搬到我國，而是在移植和適應我國的政治經濟土壤的過程中，與地方政府的財政資金實現了嫁接，產生了政府產業引導基金，這種地方政府投資高新產業的方式，脫胎於地方政府投融資的傳統模式。政府產業引導基金既是一種招商引資的新方式和新的產業政策工具，也是一種以市場化方式使用財政資金的探索。引導基金和私募基金這種投資方式緊密結合，所以要了解引導基金，需要先從了解私募基金開始。私募基金，簡單說來就是一群人（有限合夥人，lp）把錢交給另一群人（普通合夥人，gp）去管理和投資，分享投資利益，lp和gp這種特殊的稱呼和合作方式，法律上稱為“有限合夥製”，與常見的股份製公司相比，“有限合夥”最大的特點是靈活，國際商大規模的lp大都是機構投資者，國內最大的一類lp就是政府產業引導基金。與地方政府投資企業的傳統方式相比，產業引導基金或投資基金有三個特點：大多數引導基金不直接投資企業，而是做lp，把錢交給市場化的私募基金的gp去投資企業；把政府引導基金交給市場化的基金管理人運作，實際上是借用市場力量去使用財政資金，其中涉及諸多製度改革，也在實踐中遭遇了各種困難；大多數引導基金的最終投向都是“戰略新興產業”，比如芯片和新能源汽車，而不允許投向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政府在設立引導基金後，需要成立專門的公司去管理和運營這支資金，通過這些公司把基金投資到其他私募基金手中，這類公司的運作模式大概分為三類：第一類與城投公司類似，是政府獨資公司；第二類是混合所有製公司；第三類類似於華夏幸福。我國政府引導基金的發展，需要三個外部條件：製度條件；資本市場的發育要比較成熟；產業條件。眾多政策為政府產業引導基金奠定了製度基礎，但其爆發式發展卻是在2014年前後，最直接的道火索是圍繞新版《預算法》的一係列改革。引導基金大多采用“母基金”方式運作，與社會資本共同投資於市場化的私募基金，用過後者投資未上市公司的股權，這種方式的繁榮，需要三個條件：有大量的社會資本可以參與投資，有大量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以委托，有暢通的投資退出渠道，其中最重要的是暢通的資本市場退出渠道。絕大多數的政府引導基金最終都投向了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是由於這類產業的三大特性決定的：扶持和發展戰新產業是國家戰略，將財政預算資金形成的引導基金投向這些產業，符合政策要求，製度上有保障；戰新產業屬於技術前沿，高度依賴研發和創新，不確定性很大，所以需要更能承擔風險並能為企業解決各類問題的“實力派”股東；很多新興產業正處在發展早期，尚未形成明顯的地理集聚，這讓很多地方政府看到了在本地投資布局的機會。引導基金的成效取決於這些新興產業未來的發展情況，當下言之尚早，但它確實麵臨四類屬於運用財政資金做風險投資的體製性困難：財政資金保值增值與風險投資可能虧錢之前的矛盾；財政資金的地域屬性與資本無邊界之間的矛盾；資本市場激勵機製。
經濟發展是企業、政府、社會合力的結果，具體合作方式取決於各自占有的資源，而這些資源稟賦的分布格局由曆史決定。政府和市場沒有黑白分明的界限，幾乎所有的重要現象，都是這兩種組織和資源互動的結果。
筆耕不輟，邊聽最後一節課邊不停地寫，連漂亮姐姐離去了都沒注意到，可惜筆沒墨了，被迫中斷，提前回去。
說的是今晚有超級月亮，但我們這隻有月暈，像那些絕世美女一樣，戴了層輕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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