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時期商業貿易的特點，主要表現在貿易形式和商品種類兩個方麵。
在貿易形式上，國內各區域間的貿易比較興盛，南北方的貨物交流一直沒有間斷；對外貿易也很興旺，東自高麗、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都有商業往來；官營商業有所發展。
在貿易商品種類上，用於貿易的商品種類與唐代相比，農產品商品化的趨勢不斷擴大。
五代十國時期盡管諸國林立，兵禍連年，但通商貿易、互通有無是大勢所趨，各政權區域間的貿易交往比較興盛。
國內各區域間貿易頻繁，與當時國內政治有著直接關係。當時南北各地同時有大大小小的若幹政權存在，由於各地自然條件的不同，物產各異，為了鞏固政權，發展經濟，便不能不重視商業貿易，加快商品的流通。因此，各國政府無不重視促進區域間物流的暢通。
吳國楊行密獲楚王馬殷之弟馬蜜，便將其送歸楚國，目的在於溝通商賈，互通有無。後晉高祖石敬瑭也曾下詔：淮南、西川兩處邊界，今後不得阻滯商旅。南唐皇帝曾經主動致書後漢“請複通商旅”，恢複因叛亂而中斷的南北商業貿易。
周世宗更加注意發展區域間的貿易，多次頒布敕令要求加快商品流通，鼓勵各地間的通商。周世宗還采取了對部分商品免稅減稅的政策，以促進貿易的發展。所有這些政策的實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區域間商業貿易的繁榮與發展。
在這一曆史時期，各區域間的貿易規模也是很大的，如後唐明宗準詔“放過淮南客二百三十人通商”。割據於嶺南的南漢境內亦有嶺北商賈活動，而且人數亦不少。
另據記載，周世宗進攻南唐的淮南地區時，令軍士偽裝成商賈而渡淮襲取臨淮城，其人數必須要達到一定的規模，人數過少則無濟於事，這也印證了平時往來於淮水南北販運羊馬的商賈人數一定不少。
正是因為南北貿易規模較大，所以後周在疏通汴水以通航運後，曾在汴梁進行了大規模的營建。其實擴大汴梁城廓，也就是為了適應商業發展的需要。
區域間商業貿易的擴大，並不意味著坐地列肆式的交易就不再重要了，在任何一個曆史時期這種貿易形式都占有重要地位。隻是因為這一時期區域間的貿易發展較快，與其他曆史時期相比較突出而已。
五代十國時期，由於中原王朝疆域縮小，對許多隸屬的民族不再擁有管轄權，朝貢關係也隨之中斷。即使仍保持關係的一些民族，貿易額下降的幅度也是很大的。
這種情況主要是指與唐代相比而言的。在唐代內地與周邊民族的貿易非常繁榮，突厥、吐蕃、契丹、黨項、回紇、室韋、靺鞨、南詔及西域中亞各族都與內地保持了比較密切的貿易關係，而且朝貢貿易也十分興盛。
五代十國時期，對外貿易也很興旺，陸路貿易線路向北轉移，這就是“草原絲綢之路”。其具體走向是：通過今山西、陝西北部、內蒙古，再向西行；或者經今陝西北部、寧夏北部、內蒙古、唐努烏梁海，再向西行，到達今新疆北疆地區。
這條路線還可以經中亞草原直通歐洲。其中碎葉城就是東西商貿的集散地，由此向西南至阿拉伯海、地中海，向西北經中亞草原，越過烏拉爾河、伏爾加河直至歐洲。
由於這條路線曲折偏僻，道路險阻，所以每年的貿易額有限，遠不如傳統的絲綢之路繁榮興旺。
在五代十國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主要是通過海上交通線進行的，同時對外口岸和貿易額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從貿易口岸的數量來看，除了原有的廣州外，還增加了泉州、福州、杭州、溫州、明州、台州、金陵、揚州、登州、萊州等港口。
金陵、揚州由於是通過長江口與海外進行貿易，故其對外貿易的繁榮程度比不上其他沿海城市。福州與泉州港都隸屬閩國，也都是這一時期新建的對外貿易口岸。
杭州、溫州、明州、台州等商港，都位於吳越國境內，對外貿易比較頻繁。其中的杭州是盛極一時的對外貿易的大港口，許多商船從這裏出發，駛向新羅、日本乃至遠航至占城、大食。
五代十國時期，官營商業也有所發展，主要表現在對一些特殊物資的控製上，而且經營規模較大。
如楚國直接經營茶葉貿易的情況，吳國楊行密曾派遣軍將把萬斤茶貨運往汴州售賣，後漢派三司軍將路昌祚到湖南販茶，適逢南唐滅楚，被俘至金陵，南唐政府問明情況後，根據損失的茶葉數量，補償其1.8萬斤。以上這些都是官府經營商業的例子。
不僅內地存在官營商業的現象，即使在少數民族中也有官營商業的情況存在。如契丹曾派人以羊3萬隻、馬200匹赴南唐販賣，就是一種政府行為。
大批官僚上到皇家成員、後晉貴族，下到地方官員參與了商業經營，這雖然是一種個人行為，與政府無關，但其經營之廣，規模之大，加之其所具有的政治背景，成為一種重要的經濟現象。
五代十國時期，主要表現在農產品商品化的趨勢不斷擴大上，從而使商品的種類進一步增加。
這一時期，南北方的貿易從唐代的以糧食、絹布為大宗貿易商品而轉變為以茶馬為大宗貿易商品，即北方的羊馬與南方的茶葉相互輸出。
隨著飲茶風習的盛行，飲茶風習逐漸由上層向社會下層普及，遂使其所需茶貨的數額有了較大的增長。因此，茶馬貿易逐步發展，後來成為內地與周邊民族貿易的最主要形式。
五代十國時期，海外輸入中國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珍寶、藥材、象牙等質輕而價重的商品。這一點與唐代相比並無大的變化，所不同的隻是由於海上交通的發展，輸入量有了較大的增長。
最大的變化在於中國對外輸出的商品種類，除了傳統的絲綢外，茶葉、陶瓷以及銅鐵製品等都成了對外輸出的大宗商品。
五代十國時期，北方經濟發展滯後於南方，而南方諸國經濟的變化主要表現在農業中經濟作物生產的不斷擴大上，從而為商業貿易提供了不少新的商品種類。
在當時，除了茶葉、桑蠶生產繼續發展外，在蔬菜、水果、養蜂、養魚、種藥、花卉等行業都出現了專業化生產的發展趨勢。反映了當時商品種類的增多情況。
比如許多農民變為專業化的菜農，以種菜賣菜為生活來源。再如因南方水果大量向外地銷售，出現了專門從事水果經營的商人。
楊行密是吳國的奠基人。江淮之間本為富庶之地，但是經過長期混戰，早已經變得瘡痍滿目。為解決財政困難和物資短缺的問題，楊行密本想通過以茶鹽換取民間布帛的方法來充實軍用。
這時幕僚高勖建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應該召集流散，輕徭薄賦，勸課農桑，使社會經濟在戰爭的間隙獲得恢複。
楊行密采納了該意見，通過與外地開展貿易的辦法來籌募軍費，結果未及數年，公私富庶，為吳政權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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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貿易形式上，國內各區域間的貿易比較興盛，南北方的貨物交流一直沒有間斷；對外貿易也很興旺，東自高麗、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都有商業往來；官營商業有所發展。
在貿易商品種類上，用於貿易的商品種類與唐代相比，農產品商品化的趨勢不斷擴大。
五代十國時期盡管諸國林立，兵禍連年，但通商貿易、互通有無是大勢所趨，各政權區域間的貿易交往比較興盛。
國內各區域間貿易頻繁，與當時國內政治有著直接關係。當時南北各地同時有大大小小的若幹政權存在，由於各地自然條件的不同，物產各異，為了鞏固政權，發展經濟，便不能不重視商業貿易，加快商品的流通。因此，各國政府無不重視促進區域間物流的暢通。
吳國楊行密獲楚王馬殷之弟馬蜜，便將其送歸楚國，目的在於溝通商賈，互通有無。後晉高祖石敬瑭也曾下詔：淮南、西川兩處邊界，今後不得阻滯商旅。南唐皇帝曾經主動致書後漢“請複通商旅”，恢複因叛亂而中斷的南北商業貿易。
周世宗更加注意發展區域間的貿易，多次頒布敕令要求加快商品流通，鼓勵各地間的通商。周世宗還采取了對部分商品免稅減稅的政策，以促進貿易的發展。所有這些政策的實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區域間商業貿易的繁榮與發展。
在這一曆史時期，各區域間的貿易規模也是很大的，如後唐明宗準詔“放過淮南客二百三十人通商”。割據於嶺南的南漢境內亦有嶺北商賈活動，而且人數亦不少。
另據記載，周世宗進攻南唐的淮南地區時，令軍士偽裝成商賈而渡淮襲取臨淮城，其人數必須要達到一定的規模，人數過少則無濟於事，這也印證了平時往來於淮水南北販運羊馬的商賈人數一定不少。
正是因為南北貿易規模較大，所以後周在疏通汴水以通航運後，曾在汴梁進行了大規模的營建。其實擴大汴梁城廓，也就是為了適應商業發展的需要。
區域間商業貿易的擴大，並不意味著坐地列肆式的交易就不再重要了，在任何一個曆史時期這種貿易形式都占有重要地位。隻是因為這一時期區域間的貿易發展較快，與其他曆史時期相比較突出而已。
五代十國時期，由於中原王朝疆域縮小，對許多隸屬的民族不再擁有管轄權，朝貢關係也隨之中斷。即使仍保持關係的一些民族，貿易額下降的幅度也是很大的。
這種情況主要是指與唐代相比而言的。在唐代內地與周邊民族的貿易非常繁榮，突厥、吐蕃、契丹、黨項、回紇、室韋、靺鞨、南詔及西域中亞各族都與內地保持了比較密切的貿易關係，而且朝貢貿易也十分興盛。
五代十國時期，對外貿易也很興旺，陸路貿易線路向北轉移，這就是“草原絲綢之路”。其具體走向是：通過今山西、陝西北部、內蒙古，再向西行；或者經今陝西北部、寧夏北部、內蒙古、唐努烏梁海，再向西行，到達今新疆北疆地區。
這條路線還可以經中亞草原直通歐洲。其中碎葉城就是東西商貿的集散地，由此向西南至阿拉伯海、地中海，向西北經中亞草原，越過烏拉爾河、伏爾加河直至歐洲。
由於這條路線曲折偏僻，道路險阻，所以每年的貿易額有限，遠不如傳統的絲綢之路繁榮興旺。
在五代十國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主要是通過海上交通線進行的，同時對外口岸和貿易額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從貿易口岸的數量來看，除了原有的廣州外，還增加了泉州、福州、杭州、溫州、明州、台州、金陵、揚州、登州、萊州等港口。
金陵、揚州由於是通過長江口與海外進行貿易，故其對外貿易的繁榮程度比不上其他沿海城市。福州與泉州港都隸屬閩國，也都是這一時期新建的對外貿易口岸。
杭州、溫州、明州、台州等商港，都位於吳越國境內，對外貿易比較頻繁。其中的杭州是盛極一時的對外貿易的大港口，許多商船從這裏出發，駛向新羅、日本乃至遠航至占城、大食。
五代十國時期，官營商業也有所發展，主要表現在對一些特殊物資的控製上，而且經營規模較大。
如楚國直接經營茶葉貿易的情況，吳國楊行密曾派遣軍將把萬斤茶貨運往汴州售賣，後漢派三司軍將路昌祚到湖南販茶，適逢南唐滅楚，被俘至金陵，南唐政府問明情況後，根據損失的茶葉數量，補償其1.8萬斤。以上這些都是官府經營商業的例子。
不僅內地存在官營商業的現象，即使在少數民族中也有官營商業的情況存在。如契丹曾派人以羊3萬隻、馬200匹赴南唐販賣，就是一種政府行為。
大批官僚上到皇家成員、後晉貴族，下到地方官員參與了商業經營，這雖然是一種個人行為，與政府無關，但其經營之廣，規模之大，加之其所具有的政治背景，成為一種重要的經濟現象。
五代十國時期，主要表現在農產品商品化的趨勢不斷擴大上，從而使商品的種類進一步增加。
這一時期，南北方的貿易從唐代的以糧食、絹布為大宗貿易商品而轉變為以茶馬為大宗貿易商品，即北方的羊馬與南方的茶葉相互輸出。
隨著飲茶風習的盛行，飲茶風習逐漸由上層向社會下層普及，遂使其所需茶貨的數額有了較大的增長。因此，茶馬貿易逐步發展，後來成為內地與周邊民族貿易的最主要形式。
五代十國時期，海外輸入中國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珍寶、藥材、象牙等質輕而價重的商品。這一點與唐代相比並無大的變化，所不同的隻是由於海上交通的發展，輸入量有了較大的增長。
最大的變化在於中國對外輸出的商品種類，除了傳統的絲綢外，茶葉、陶瓷以及銅鐵製品等都成了對外輸出的大宗商品。
五代十國時期，北方經濟發展滯後於南方，而南方諸國經濟的變化主要表現在農業中經濟作物生產的不斷擴大上，從而為商業貿易提供了不少新的商品種類。
在當時，除了茶葉、桑蠶生產繼續發展外，在蔬菜、水果、養蜂、養魚、種藥、花卉等行業都出現了專業化生產的發展趨勢。反映了當時商品種類的增多情況。
比如許多農民變為專業化的菜農，以種菜賣菜為生活來源。再如因南方水果大量向外地銷售，出現了專門從事水果經營的商人。
楊行密是吳國的奠基人。江淮之間本為富庶之地，但是經過長期混戰，早已經變得瘡痍滿目。為解決財政困難和物資短缺的問題，楊行密本想通過以茶鹽換取民間布帛的方法來充實軍用。
這時幕僚高勖建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應該召集流散，輕徭薄賦，勸課農桑，使社會經濟在戰爭的間隙獲得恢複。
楊行密采納了該意見，通過與外地開展貿易的辦法來籌募軍費，結果未及數年，公私富庶，為吳政權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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