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在軍事方麵的成就:


    一、治軍思想:


    諸葛亮擅治軍,陳壽在《三國誌·蜀誌·諸葛亮傳》中就曾提到,諸葛亮“治戎為長”。諸葛亮也曾在《論薦劉巴》一文中親言:“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可見,諸葛亮治軍有方。諸葛亮善於治軍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治軍以明。諸葛亮治軍以明包括正反兩個方麵的內容,從正麵來說,諸葛亮治軍以明表現為:一、提出明確的道德要求。如《將苑·謹候》一文就集中表述了這方麵的內容。諸葛亮認為師出以律,失律則凶,律有十五,其中明白地指


    出要“勇”、“廉”、“平”、“忍”、“寬”、“信”、“敬”、“明”、“仁”、“忠”等有關道德方麵的要求。


    《將苑·將材》一文中要求將帥要具備“仁”、“義”、“禮”、“智”、“信”的才能。《便宜十六策·陰察第十六》一文中說陰察之政要有五德:“禁暴止兵”、“賞賢罰罪”、“安仁和眾”、“保大定功”、“豐撓拒讒”。


    二、規定嚴格的法令規定。如諸葛亮親著的《法檢》兩卷、《軍令》兩卷(現存僅為《軍令》十五條),製定的《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條規。《便宜十六策·斬斷第十四》一文對不聽從教令的“輕”、“慢”、“盜”、“欺”、“背”、“亂”、“誤”七種情形的嚴肅處理。


    其次,以信為本。諸葛亮治軍重信。諸葛亮認為,“信,重然諾也”,也就是說,“信”就是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言出必行。不誠者失信,如果不知道守信用,那麽作戰一定會失敗;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夠執行,那麽即使有百萬之眾,也是毫無用處。反之,如果用信義來鼓勵將士,將士沒有不拚命效力的。


    因此,諸葛亮強調治軍要以信為本,“夫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以信為本,就賞罰而言,諸葛亮認為要“賞罰有信”,因為用賞罰來判定功過,士卒就會知道守信用;就將帥而言,諸葛亮認為所謂信將,即“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


    二、用兵南中


    蜀國大臣朱褒、雍闓、高定等叛變,南中豪強孟獲參與其中。在北有曹魏大兵壓境、東有孫權荊州軍威脅,南有三郡叛亂的困難形勢下,諸葛亮采取了“北抗曹魏、東和孫權”的戰略,在建興元年(223年)十月派鄧芝到東吳進行修好,並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接著,在建興二年(224年)積極進行兵力補充、整訓等戰役準備工作。這樣,在建興三年(225年)初,已經具備了南下平叛作戰的條件,於是,諸葛亮在成都開始組織這次南征戰役。


    建興三年(225年)五月,諸葛亮大軍渡過瀘水,進入益州郡。在克服了氣候、地形、運輸等困難後,在味縣(今雲南曲靖)以北地區追上了孟獲的部隊,經過激戰,擊敗了孟獲的部隊,生擒孟獲。接著,諸葛亮大軍南下到達味縣地區與李恢的部隊會師。隨後,大軍向西挺進,進兵滇池(今雲南晉寧東),並分兵平定了四周的部族。建興三年(225年)秋。整個戰役勝利結束。


    三、北伐曹魏:


    諸葛亮為了匡扶漢室,統一中原,從228年春至234年冬先後兵出漢中,對曹魏發動的五次戰爭。


    建興六年(228年)春,諸葛亮第一次北伐,諸葛亮設疑兵於斜穀,自己率大軍攻祁山。張郃大破馬謖於街亭,諸葛亮返回漢中。


    建興六年(228年)年冬,諸葛亮第二次北伐。出散關,包圍陳倉,攻打二十多天,蜀軍糧盡退軍。


    建興七年(229年),諸葛亮第三次北伐,諸葛亮派遣陳式攻占武都、陰平。魏將郭淮帶兵援救,諸葛亮親自率軍至建威,郭淮撤退,蜀漢成功得到二郡。


    建興九年(231年),諸葛亮第四次北伐,蜀軍包圍祁山,司馬懿和張郃帶兵援救。李嚴運糧不繼,蜀軍糧盡退軍。張郃追擊蜀軍至木門,被蜀軍射殺。


    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第五次北伐,諸葛亮出武功五丈原。因未能成功搶占北原而與魏軍僵持達百餘日。秋,諸葛亮逝世,蜀軍退回漢中,至此諸葛北伐結束。


    諸葛亮軍事發明方麵的成就:


    諸葛亮作為軍事家在曆代兵家也得到了較高的認可。司馬懿在諸葛亮死後,看到諸葛亮的營壘,稱讚其為“天下奇才”。


    唐太宗與李靖在《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中多次提到諸葛亮的治軍之法與八陣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並且表明陳壽在《三國誌》中對諸葛亮的評價是“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實跡焉”。唐朝時亦將諸葛亮評選為武廟十哲之一,與張良、韓信、白起等九位曆代兵家享同等地位。


    諸葛亮亦作諸多軍事著述,如《南征》《北伐》《北出》等,對中國軍事界有一定的貢獻。諸葛亮在技術發明上亦有靈巧的表現,如改良連弩。諸葛亮亦推演了兵法,作八陣圖,直至唐代將領李靖仍然十分推崇。


    諸葛亮書法方麵的成就:


    諸葛亮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書法藝術趨向成熟的時代。諸葛亮喜愛書法,在青少年時代就進行過刻苦的訓練,能寫多種字體,篆書、八分、草書都寫得很出色。


    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書法家,他所著《刀劍錄》記載:“蜀章武元年辛醜(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鐵,鑄八鐵劍,各長三尺六寸,……並是孔明書作風角處所。”


    虞荔《古鼎錄》記載:“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鑄一鼎,埋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書。”“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於漢川鑄一鼎,名克漢鼎,置丙穴中,八分書又鑄一鼎於成都武擔山,名受禪鼎;又鑄一鼎於劍山口,名劍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跡。”“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義作二鼎,一與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隸書,高三尺,皆武侯跡。”


    北宋時周越所著《古今法書苑》也記載:“蜀先主嚐作三鼎,皆武侯篆隸八分,極其工妙。”。南朝陶弘景,距諸葛亮僅二百餘年時間,他的見聞和記述應是有事實依據的。


    宋徽宗宣和內府的《宣和書譜》卷13記載:諸葛亮“善畫,亦喜作草字,雖不以書稱,世得其遺跡,必珍玩之”。又說:“今禦府所藏草書一:《遠涉帖》。”這說明到北宋末期(1119-1125年)在皇宮內府還珍藏有諸葛亮的書法作品。南宋陳思《書小史》記載:諸葛亮“善其篆隸八分,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極,混合陰陽’等字,殊工”。


    諸葛亮在政務和軍事活動中,也常有練習書法。《常德府誌》記載:“臥龍墨池在沅江縣西三十裏臥龍寺內。俗傳漢諸葛武侯滌墨於此寺,因名。”諸葛亮在常德一帶活動的時間,是在赤壁大戰之後,戰事十分緊張頻繁,他卻不忘練習書法。


    諸葛亮繪畫方麵的成就:


    唐朝張彥遠在《曆代名畫記》中寫道:“諸葛武侯父子皆長於畫。”張彥遠還在其《論畫》一書中,記載了當時繪畫收藏與銷售的情況。他說:“今分為三古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為上古,則趙岐、劉褻、蔡邕、張衡、曹髦、楊修、桓範、徐邈、曹不興、諸葛亮之流是也。”


    張彥遠記述當時一些近代畫家如閻立本、吳道子等人繪畫作品的售價:“屏風一片值金二萬,坎者售一萬五千,”“一扇值金一萬。”並說漢魏三國(即上古)畫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國有家之重寶”,“為希代之珍”。張彥遠他的記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諸葛亮在中國美術史上的曆史地位和藝術成就。


    東晉史學家常璩的《華陽國誌》記載:“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詛盟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恤。又畫夷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諸葛亮的確具有非凡的繪畫才能。他的畫作既取材於現實生活又有神奇而豐富的想象(如神龍等),而且構圖宏偉,場麵博大。


    諸葛亮音樂方麵的成就:


    諸葛亮精通音律,喜歡操琴吟唱。陳壽《三國誌·諸葛亮傳》記載:“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習鑿齒《襄陽耆舊記》:“襄陽有孔明故宅……宅西麵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瑟為《梁父吟》,因名此山為樂山。”當然還有臥龍吟,真是千古絕唱,《中興書目》記載:“《琴經》一卷,諸葛亮撰述製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謝希夷《琴論》也記有:“諸葛亮作《梁父吟》。”《輿地誌》記載:“定軍山武侯廟內有石琴一,拂之,聲甚清越,相傳武侯所遺。”從以上記載就足以看出:諸葛亮在音樂方麵有著很全麵的修養和很高的藝術成就。他既長於聲樂——會吟唱;又長於器樂——善操琴;同時他還進行樂曲和歌詞的創作,而且還會製作樂器——製七弦琴和石琴。不僅如此,他還寫有一部音樂理論專著——《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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