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太後垂簾時期，軍國大事都由她與幾位大臣處理，年少的宋哲宗基本上沒有發言權。大臣們也以為宋哲宗年幼，因此什麽事情都請示高太後。朝廷開會的時候，宋哲宗的龍椅與高太後的座位相對，大臣們向高太後請示，就不免把屁股朝著宋哲宗。宋哲宗親政後談及這些事情時說，他隻能看朝中官員的屁股……
隨著宋哲宗一天一天長大，他也越來越不習慣坐在龍椅上做一個傻乎乎的傀儡。在高太後高大的陰影下，他心中慢慢凝聚著對高太後和元祐黨人的怨恨。少年宋哲宗沒有更多抗爭方式，隻能使用沉默權——在議論朝政時一聲不吭，儼如啞巴。一次高太後問他：“你怎麽不說話呢？他們討論朝政時你心裏都想些什麽呢？
宋哲宗冷冷說：“您已經處分好了，我還說什麽呢？”
高太後是個聰明人。她敏銳的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態，因此，1093年秋天，高太後病重，召集呂防、範純仁等人說：“我死以後，皇帝是不會再重用你們的。你們應該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動退下，騰出位置讓皇帝選用他人，免得遭受橫禍。”
果然，宋哲宗一掌握大權，就開始繼承父業。當時有一句使用頻率最高的政治術語“紹述”，原意是繼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針辦；而對宋哲宗而言，就是繼承宋神宗的意誌與事業。
曾經被高太後和元祐黨人排擠出朝廷的變法派又先後回來了。第一個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為宰相。
章惇拜相時就聲稱：“司馬光奸邪，所當急辦。”他做事的風格就是黨同伐異，秋後算賬——當然，是算元祐黨人的帳。
他的做法也簡單：把高太後等人廢除的新法逐一恢複，把高太後提拔的元祐黨人盡數驅趕，把高太後趕走的新黨全部請回來——假如他們還有幸存世的話。
賬本一本一本攤開。舊事一件一件重提。
元祐年間，在司馬光等大臣的主導下，宋朝將西北米脂等四寨放棄給西夏。當年元祐黨人處理這件事情，確實過分怯懦。以當時的實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棄地為條件來換取和平。章惇把司馬光、文彥博、趙禼、範純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挾奸妄上”等罪名。
司馬光已經死了，怎麽辦？
司馬光和呂公著不僅追奪贈官和諡號，連宋哲宗當年親筆為他們題寫的碑額也被毀掉，他們的後代也遭到貶黜。章惇還欲“掘墓劈棺”，宋哲宗認為對國家沒有什麽益處，這才罷手。
範純仁一語成讖，在世的元祐大臣幾乎都被跨省——遠貶嶺南。
曆史似乎驚人的相似。1100年，宋哲宗病逝。這個隻活了24年的年輕皇帝沒有兒子，這樣，隻能從他的兄弟裏選一個接班人。宋哲宗有5 個兄弟在世，端王趙佶不是宋神宗親生兒子，照說沒有候選資格，不過在向太後和章惇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趙佶坐上了宋朝最高的椅子，是為宋徽宗。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向太後也過了一把垂簾聽政的癮。
向太後也是一位保守派，她極其討厭王安石和他們的新黨，因此，在她垂簾聽政的短短9個月，宋朝的政治局勢又折騰了一次：再次起用元祐黨人，廢除變法新政。
宋徽宗，大家都知道，是宋朝曆史上一位為數不多的幾個花花公子之一。宋太祖的胸懷大誌，宋太宗的勇猛精進，宋仁宗的寬厚仁慈，宋神宗的勵精圖治，在他身上找不到一點影子。關於他的事跡，我們在後麵會詳細敘述，此處不表。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宋徽宗這樣的浪蕩皇帝，朝政就難免陷入一片混亂。以蔡京為首的變法派趁機主持了朝政。
蔡京做了宰相後，打起變法的旗幟，把一些正直的官員，不論是保守的或是讚成變法的，一律稱作奸黨。他還操縱宋徽宗在端禮門前立一塊黨人碑，把司馬光、文彥博、蘇軾、蘇轍等一百二十人的名字刻在上麵。活著的一律降職流放，已經死了的削去官銜。這樣一來，一些正直的官員就全部被排擠出朝，而蔡京的同夥卻趁機填補了空白。
王安石製定的新法，到蔡京手裏就完全變了樣。像免役法本來可以減輕百姓的勞役負擔，蔡京一夥卻不斷增加雇役的稅收，變成敲詐人民的手段。王安石地下有靈，恐怕也得頓足長歎吧？
隨著蘇軾、範純仁等名臣的先後辭世，這個時候的宋王朝朝廷已經完全淪為爾虞我詐的肮髒之地。君子遠離，小人雲集。他們沒有是非之分，隻有黨派利益。他們沒有羞恥之心，隻有貪欲之念。他們不思進取，眼中隻有貪婪二字。這如何不讓人懷念宋神宗時代，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人“和而不同”、坐而論道的君子之風。惜乎，俱往矣，還看今朝——這個亂哄哄的大醬缸裏正孵育著一隻又一隻肥碩的蛆蟲。
宋王朝就這樣慢慢墮入萬劫不複的深淵……（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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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宋哲宗一天一天長大，他也越來越不習慣坐在龍椅上做一個傻乎乎的傀儡。在高太後高大的陰影下，他心中慢慢凝聚著對高太後和元祐黨人的怨恨。少年宋哲宗沒有更多抗爭方式，隻能使用沉默權——在議論朝政時一聲不吭，儼如啞巴。一次高太後問他：“你怎麽不說話呢？他們討論朝政時你心裏都想些什麽呢？
宋哲宗冷冷說：“您已經處分好了，我還說什麽呢？”
高太後是個聰明人。她敏銳的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態，因此，1093年秋天，高太後病重，召集呂防、範純仁等人說：“我死以後，皇帝是不會再重用你們的。你們應該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動退下，騰出位置讓皇帝選用他人，免得遭受橫禍。”
果然，宋哲宗一掌握大權，就開始繼承父業。當時有一句使用頻率最高的政治術語“紹述”，原意是繼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針辦；而對宋哲宗而言，就是繼承宋神宗的意誌與事業。
曾經被高太後和元祐黨人排擠出朝廷的變法派又先後回來了。第一個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為宰相。
章惇拜相時就聲稱：“司馬光奸邪，所當急辦。”他做事的風格就是黨同伐異，秋後算賬——當然，是算元祐黨人的帳。
他的做法也簡單：把高太後等人廢除的新法逐一恢複，把高太後提拔的元祐黨人盡數驅趕，把高太後趕走的新黨全部請回來——假如他們還有幸存世的話。
賬本一本一本攤開。舊事一件一件重提。
元祐年間，在司馬光等大臣的主導下，宋朝將西北米脂等四寨放棄給西夏。當年元祐黨人處理這件事情，確實過分怯懦。以當時的實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棄地為條件來換取和平。章惇把司馬光、文彥博、趙禼、範純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挾奸妄上”等罪名。
司馬光已經死了，怎麽辦？
司馬光和呂公著不僅追奪贈官和諡號，連宋哲宗當年親筆為他們題寫的碑額也被毀掉，他們的後代也遭到貶黜。章惇還欲“掘墓劈棺”，宋哲宗認為對國家沒有什麽益處，這才罷手。
範純仁一語成讖，在世的元祐大臣幾乎都被跨省——遠貶嶺南。
曆史似乎驚人的相似。1100年，宋哲宗病逝。這個隻活了24年的年輕皇帝沒有兒子，這樣，隻能從他的兄弟裏選一個接班人。宋哲宗有5 個兄弟在世，端王趙佶不是宋神宗親生兒子，照說沒有候選資格，不過在向太後和章惇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趙佶坐上了宋朝最高的椅子，是為宋徽宗。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向太後也過了一把垂簾聽政的癮。
向太後也是一位保守派，她極其討厭王安石和他們的新黨，因此，在她垂簾聽政的短短9個月，宋朝的政治局勢又折騰了一次：再次起用元祐黨人，廢除變法新政。
宋徽宗，大家都知道，是宋朝曆史上一位為數不多的幾個花花公子之一。宋太祖的胸懷大誌，宋太宗的勇猛精進，宋仁宗的寬厚仁慈，宋神宗的勵精圖治，在他身上找不到一點影子。關於他的事跡，我們在後麵會詳細敘述，此處不表。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宋徽宗這樣的浪蕩皇帝，朝政就難免陷入一片混亂。以蔡京為首的變法派趁機主持了朝政。
蔡京做了宰相後，打起變法的旗幟，把一些正直的官員，不論是保守的或是讚成變法的，一律稱作奸黨。他還操縱宋徽宗在端禮門前立一塊黨人碑，把司馬光、文彥博、蘇軾、蘇轍等一百二十人的名字刻在上麵。活著的一律降職流放，已經死了的削去官銜。這樣一來，一些正直的官員就全部被排擠出朝，而蔡京的同夥卻趁機填補了空白。
王安石製定的新法，到蔡京手裏就完全變了樣。像免役法本來可以減輕百姓的勞役負擔，蔡京一夥卻不斷增加雇役的稅收，變成敲詐人民的手段。王安石地下有靈，恐怕也得頓足長歎吧？
隨著蘇軾、範純仁等名臣的先後辭世，這個時候的宋王朝朝廷已經完全淪為爾虞我詐的肮髒之地。君子遠離，小人雲集。他們沒有是非之分，隻有黨派利益。他們沒有羞恥之心，隻有貪欲之念。他們不思進取，眼中隻有貪婪二字。這如何不讓人懷念宋神宗時代，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人“和而不同”、坐而論道的君子之風。惜乎，俱往矣，還看今朝——這個亂哄哄的大醬缸裏正孵育著一隻又一隻肥碩的蛆蟲。
宋王朝就這樣慢慢墮入萬劫不複的深淵……（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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