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是個特不懂教育的家長。他受了王述的氣就回家罵兒子,一句“沒出息”罵出來,兒子們真的絕了積極做官光耀門楣的念想,自暴自棄,一個個變著法子叛逆。其中最搞怪,最五花八門,最令人目不暇接的就是王徽之。


    他走到哪裏,就算是隻住一個晚上的屋子,也要讓人在屋前種竹子,幾十年如一日。他還曾經一聲招呼都不打就住進一戶人家待了好幾天,弄得主人神經緊張,他卻隻是看了幾天人家種的竹子,拍著手讚歎,好竹子,好竹子!之後揚長而去。旁人勸他別總是興師動眾,他卻說:飯可以不吃,竹子不能不看。


    但畢竟生在貴族家庭,就算他再搞怪,朝廷也要挪一個體麵的位置給他,以示對王家的尊重。於是對軍事一竅不通的王徽之被安排做了桓溫的參軍,之後又轉為桓衝的騎兵參軍。對於王徽之,做官和沒做也沒有什麽區別——天天不洗臉不上班,直到桓衝忍無可忍來興師問罪。桓衝問,你具體的工作是什麽?王徽之稍微想了一下,大概是管馬的?桓衝又問,管多少馬?王徽之說,我都不認得馬,哪裏知道有多少?桓衝咬牙切齒,又問,馬和死相比起來怎樣?王徽之聽出這是威脅他,但依然淡定地裝糊塗,我還不明白活著呢,怎麽明白死呢?不能打,不能罵,碰上王徽之這樣一個“無賴”,桓衝隻能聽之任之。在桓家這樣一個有著積極樸素的處事傳統的家族裏,最不兼容的大概就是王徽之這種人。但是王徽之也有辦法在桓家找到知己:桓伊。


    王徽之有次坐船回家,船停在南京城裏的清溪碼頭,這時候恰好桓伊從岸上過。兩人素昧平生,但是王徽之聽說桓伊善吹笛,就大方要求道,能不能給我吹一首?桓伊當即掏出笛子奏了三調。王徽之在船上聽著,仿佛有梅花的氣息幽深又飄渺,這曲子就是後來的《梅花三弄》。而後兩人又各走各的路,沒有一句交談。


    王徽之愛竹,愛好聽的音樂,愛一切能夠讓他產生美妙情感的東西。雖然魏晉是中國人最敢愛敢恨的時代,但在名聲和事務的包裹下,更多的人隻能適可而止。但是王徽之不知足,他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尋找快樂的事業中去。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幅畫,像是神仙一樣,讓人膜拜。


    元代的畫家張渥有幅名畫:《雪夜訪戴圖》,主角就是王徽之。


    大雪初歇,月夜亮如晝。徽之臥而不能眠,幹脆爬起來一舸一人一壺酒去找老朋友戴逵。然而坐了半夜的船,爬了半夜的山,走到戴逵門前,徽之想了想,卻最終沒有叩動門環,又轉身走了回去。


    按照重結果的實用主義觀點來看,這是中國古代最二百五的故事——辛辛苦苦折騰了大半夜,到了朋友家門口卻不進去,簡直是傻x。但是王徽之要的就是心裏想著友人,眼睛看著風景的好心情,至於敲開門之後,既要解釋半夜來訪的理由,又要顧慮好友是否正有同樣的心情,還是算了。


    後來頗有魏晉風度的蘇東坡也遇見過一個差不多的場景,然後非常文青地寫了一篇日記——《記承天寺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


    但是蘇東坡顯然沒有王徽之孤獨的自由,硬生生地闖到張懷民屋子裏把他拎了出來。


    蘇東坡也想做王徽之這樣純粹的人,隻是他的抱負太大太多,閑庭信步隻能是偶爾犯文青病時候的隨筆。後來的很多人也想學王徽之,於是有了各種各樣的度假別墅、山林大宅。隻是王氏的生活隻能是庸常生活中的一次小憩,誰也不敢把整個生命交托給愉悅。好像不苦大仇深地逼一逼自己,做出點也許微不足道的業績,就對不起這一輩子。那個業績就是王徽之不在意可別人卻非常在意的東西:結果。


    家裏信“天師道”,又從小跟和尚們混,王徽之早早的一眼看到所有人最後的那個結果:死亡。既然生命到最後不是寂滅就是輪回,那虛耗在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上,為了得到幾句虛無縹緲的讚揚不是件很傻的事情嗎?王徽之對於美和愉悅的追尋從來那麽急切,急切得好像那是他可以做的最後一件事情。


    在他臨死之前,一向滿不在乎的王徽之終於顯出最悲傷的一麵來。徽之和弟弟獻之的關係非常好,不知道是不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在徽之病入膏肓命不久矣的時候,傳來噩耗:王獻之病亡了。王徽之聽到這個消息一滴眼淚也沒流,隻是淡淡地問,“什麽時候死的?為什麽我一點都不知道?”他麵無表情,家人恐慌,居然沒有人敢攔臥病在床的徽之要去奔喪的要求。


    奔喪也有規矩。吊唁的人要先在靈前大哭,還要一邊哭一邊跳腳,跳三下是規則。然後逝者的兒子也要跟著哭。而後,客人要握住逝者兒子的手寒暄一下,互相慰問。但是魏晉時候死了人,這套禮節就不怎麽要求了,先是有曹丕帶著太子府的哥們兒在王粲墳前學驢叫,後來又有阮籍死了媽照樣又吃豬肉又喝酒。而王徽之到了獻之家,也不哭也不跳,更不握孝子的手,徑直坐到靈床上,撫起獻之留下的琴來。古琴是個容易走調的樂器,每次彈之前按道理要調弦,但是徽之不管不顧地彈起來。歌不成歌,調不成調。失去至親的傷痛全都在琴聲裏,是隻有徽之和獻之能懂的默契。一曲彈罷,徽之像伯牙一樣投琴擲地,大呼一聲,“獻之啊獻之!人和琴都亡了!”


    悲痛之下,隻過了一個月,徽之也亡故了。


    王徽之和王獻之是王羲之最小的兩個兒子。獻之老幺,自然最受父母寵。王獻之是個乖孩子,平穩地做官,安靜地做名士。既有名士的率性,又有當官的那種端著的勁兒。有次失火,徽之赤著腳趕緊跑出來,獻之還不緊不慢地穿衣服,讓人把他放在肩輿上抬出來。有人說這是獻之處亂不驚,將他和坐船遇到風暴、驚濤駭浪間依然神色安然的謝安相提並論。但人都怕死,處亂不驚除了膽大更說明這人“裝勁兒”十足。謝安的裝勁兒是魏晉第一,王獻之算是他的徒弟。對於做官的人,這是極好的品質。但是徽之不需要,他的愛恨是原始的,不需要巧飾。處亂不驚可以裝出來,但是原始的真誠卻隻能是渾然天成,修煉不來。


    後來的武俠大師寫小說,總喜歡讓男主角跳崖或者半死不活之際為世外的高人、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子所救,隻是傷愈之後要不然是將世外高人也攪進江湖恩怨,要不然就是救人的人反被追蹤而來的仇家所殺。總之,在文人的夢裏,除了俠客還有原始的拙樸,可是原始的拙樸常常不能善終,因為我們都明白,這種桃花源般的性情太過脆弱,稍一放縱就會傷害自己和家人。於是當王徽之這樣的人大喇喇地出現的時候,我們隻能倒吸一口涼氣,緩緩吐出,讚一聲: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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