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在曆史與文學的分叉點
在深淵裏仰望星空：魏晉名士的卑微與驕傲 作者：北溟魚.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大英博物館裏對於文藝複興的解說是：“這是人們改變看待世界方式的時代。”
在中國人的曆史裏，“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實一直發生著變化。“二十四史”向來被認為是確鑿記載、複盤過去的“準繩”，但它們的標準，卻因時代的不同而不同。
《史記》裏，司馬遷記載了三皇五帝，記載了“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屈原，記載了“趙氏孤兒”的故事。在司馬遷的標準裏，他寫曆史，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窮一家之言”。所以在他的曆史裏，他問道，如果上天是公正的，為什麽伯夷叔齊這樣有德行又近乎嚴厲地要求自己的人，卻落得餓死首陽山的下場？
但司馬光，他不會這樣問。《資治通鑒》裏，沒有屈原，沒有李白杜甫，也沒有伯夷叔齊，他隻關心那些“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的人與事。他的標準是，作為一個“社會人”，怎樣才算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史書”是曆史記載，更是史家最火熱明確又無保留的道德觀念。在我們放心地把他們的記載當做發生過的事實的時候，也照單全收了史家關於“善惡”“對錯”和“世界應該有的樣子”的標準。所以，文明史學家威爾·杜蘭特說，曆史大部分是猜測，剩下的是偏見。作為後來人，我們其實沒有選擇另一種視角的權利——材料與觀點早已血肉相連，我們看到的過去，永遠透過的是曆史學家的眼睛，我們甚至沒有權利去選擇景深、色調，到底特寫誰。
但好奇心並不允許亦步亦趨的閱讀，總想要發現更多的角度、材料，拚湊出更完整更有血肉的人物。裴鬆之給《三國誌》做注，做出了許多細節豐富的側麵，甚至改寫了人物的品格。他提供了荀彧的兩種死法：陳壽在《三國誌》正文裏寫，荀彧因為憂慮死了。裴鬆之卻說，《魏氏春秋》還有另一種講法：曹操送給荀彧空食盒，荀彧便知道，這是曹操不能容忍他，便自殺了。他也提供了曹操殺呂伯奢一家的兩種解釋：《魏書》說，曹操逃到呂伯奢家，呂伯奢的兒子們知道董卓在捉拿曹操，想要把他綁起來，曹操殺了他們跑了。《世說新語》裏說，曹操因為懷疑呂伯奢要把自己交給董卓，殺了呂伯奢和他的兒子，自稱“寧願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而陳壽根本沒在《三國誌》裏記載這件事情。
後來修曆史的人在選擇甄別材料的時候，也往往受不住誘惑，甚至根本就是在尋找一條符合自己故事脈絡的拚圖。
《晉書》為後來人所批評，因為在編纂當中，采用了太多的“小說家言”：《語林》《世說新語》《幽明錄》《搜神記》，不僅有段子，還有怪力亂神。但這給後人提供了更多觀察人物的角度。像是一整版拚圖，拚成一個完整的圖樣，嚴絲合縫，點兒不剩才算“正確”。現在，不再有絕對的“正確”，因為有了更多的拚圖塊兒，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
魯迅曾經讚揚《史記》，說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讚揚司馬遷作品的史學與文學價值的時候，其實也承認了一個基礎，在這裏，曆史敘事與文學敘事就像是一對兄弟，他們本沿著同樣的軌跡成長。但後來，出於對“真實”的不同理解，它們分道揚鑣。人在“文學”與“曆史”間築起矗立千尺的堤壩，意在他們互不侵犯。
但換一個角度，文學也為曆史提供了更多的“素材”，現在，不僅詩歌可以做史料，甚至墓誌、方誌、傳說，都被用來作為“重構曆史”的素材。以這樣的角度來看《晉書》，甚至以後一切進入了人物的內心空間去敘述曆史的作品，它們在提供某些曆史檔案與材料的時候，也在提供一種看待過去的更有強烈立場與同情心的方式：它們重新“塑造”著曆史人物，他們所處的位置，當時人對他們的看法，他們自己對於當世的態度。
在某些流派的曆史學家看來，這是一種危險，但在另外的曆史學家看來，這正是閱讀與寫作曆史的意義與樂趣——像偵探一樣，打碎早已拚好的拚圖，看看能不能獲得一個新的圖案！
而我，我偷偷摸摸跟在曆史與文學家之後，最關心人。在這本書裏，收錄了一部分將近十年前的舊文，修改過後，與一部分新文放在一起，合成一輯，寫我以為在今天最該被關注的時代。收在這本書裏的這些人，千年前受過良好教育，卻在時代的動蕩裏麵臨一次又一次的選擇，因為對人生有了不切實際的幻想，而眉飛色舞，又跌進無盡深淵。
在利用前人留下的曆史記載與當代研究的時候，我也忍不住進行合理的推測，想要以一個千年後的現代人去照見他們的內心。也許根本照不見，隻是徒勞證明，他們也遇見我們一樣的問題罷了。
曆史可以無限細膩地複原過去：吃什麽，穿什麽，戴什麽，怎樣看醫生，怎樣置換房子炒地皮。曆史當然也可以成為“做人指南”：告訴你怎樣拍老板馬屁，跟同事搞好關係，人人都愛你。你還可以在書店同樣的櫃台買到“麥肯錫教你xx條職場規則”，“巴菲特給年輕人的xx條意見”。你讀完八百本“職場秘籍”，八麵玲瓏，深信自己是“職場精英”，也沒法躲開一場突如其來的裁員。
在另外一個層次上，曆史也可以是一種情感交流——既然人同此心，我們深陷其中的人生問題，他們也曾經遇到過。我想要用這本書寫他們的人生，像折返跑，像過山車，有高潮有低穀，這根本是無法預期也無法避免的事情。甚至，在獲得最大世俗成功的時候，也會沮喪空虛。我想回到他們的時代，站在他們身邊，看到他們眼前最動蕩又迷茫的人生。
時間變了，世道也變了，但“人生”這個難題依然橫亙在你我麵前。我想翻開他們的答題簿，看看他們的答案。不管對錯。但他們寫得那麽認真，瀟灑而美。這就有多好。
不足與疏漏大概不少，有時候推測太多，難免脫韁野馬。也歡迎給我發郵件，問題、建議、讚美、吐槽，都照單全收：[emailprotected]</a>。也歡迎大家掃以下二維碼關注我的公眾號。
謝謝看到這裏。
2017年感恩節於美國農村
在中國人的曆史裏，“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實一直發生著變化。“二十四史”向來被認為是確鑿記載、複盤過去的“準繩”，但它們的標準，卻因時代的不同而不同。
《史記》裏，司馬遷記載了三皇五帝，記載了“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屈原，記載了“趙氏孤兒”的故事。在司馬遷的標準裏，他寫曆史，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窮一家之言”。所以在他的曆史裏，他問道，如果上天是公正的，為什麽伯夷叔齊這樣有德行又近乎嚴厲地要求自己的人，卻落得餓死首陽山的下場？
但司馬光，他不會這樣問。《資治通鑒》裏，沒有屈原，沒有李白杜甫，也沒有伯夷叔齊，他隻關心那些“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的人與事。他的標準是，作為一個“社會人”，怎樣才算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史書”是曆史記載，更是史家最火熱明確又無保留的道德觀念。在我們放心地把他們的記載當做發生過的事實的時候，也照單全收了史家關於“善惡”“對錯”和“世界應該有的樣子”的標準。所以，文明史學家威爾·杜蘭特說，曆史大部分是猜測，剩下的是偏見。作為後來人，我們其實沒有選擇另一種視角的權利——材料與觀點早已血肉相連，我們看到的過去，永遠透過的是曆史學家的眼睛，我們甚至沒有權利去選擇景深、色調，到底特寫誰。
但好奇心並不允許亦步亦趨的閱讀，總想要發現更多的角度、材料，拚湊出更完整更有血肉的人物。裴鬆之給《三國誌》做注，做出了許多細節豐富的側麵，甚至改寫了人物的品格。他提供了荀彧的兩種死法：陳壽在《三國誌》正文裏寫，荀彧因為憂慮死了。裴鬆之卻說，《魏氏春秋》還有另一種講法：曹操送給荀彧空食盒，荀彧便知道，這是曹操不能容忍他，便自殺了。他也提供了曹操殺呂伯奢一家的兩種解釋：《魏書》說，曹操逃到呂伯奢家，呂伯奢的兒子們知道董卓在捉拿曹操，想要把他綁起來，曹操殺了他們跑了。《世說新語》裏說，曹操因為懷疑呂伯奢要把自己交給董卓，殺了呂伯奢和他的兒子，自稱“寧願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而陳壽根本沒在《三國誌》裏記載這件事情。
後來修曆史的人在選擇甄別材料的時候，也往往受不住誘惑，甚至根本就是在尋找一條符合自己故事脈絡的拚圖。
《晉書》為後來人所批評，因為在編纂當中，采用了太多的“小說家言”：《語林》《世說新語》《幽明錄》《搜神記》，不僅有段子，還有怪力亂神。但這給後人提供了更多觀察人物的角度。像是一整版拚圖，拚成一個完整的圖樣，嚴絲合縫，點兒不剩才算“正確”。現在，不再有絕對的“正確”，因為有了更多的拚圖塊兒，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
魯迅曾經讚揚《史記》，說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讚揚司馬遷作品的史學與文學價值的時候，其實也承認了一個基礎，在這裏，曆史敘事與文學敘事就像是一對兄弟，他們本沿著同樣的軌跡成長。但後來，出於對“真實”的不同理解，它們分道揚鑣。人在“文學”與“曆史”間築起矗立千尺的堤壩，意在他們互不侵犯。
但換一個角度，文學也為曆史提供了更多的“素材”，現在，不僅詩歌可以做史料，甚至墓誌、方誌、傳說，都被用來作為“重構曆史”的素材。以這樣的角度來看《晉書》，甚至以後一切進入了人物的內心空間去敘述曆史的作品，它們在提供某些曆史檔案與材料的時候，也在提供一種看待過去的更有強烈立場與同情心的方式：它們重新“塑造”著曆史人物，他們所處的位置，當時人對他們的看法，他們自己對於當世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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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個層次上，曆史也可以是一種情感交流——既然人同此心，我們深陷其中的人生問題，他們也曾經遇到過。我想要用這本書寫他們的人生，像折返跑，像過山車，有高潮有低穀，這根本是無法預期也無法避免的事情。甚至，在獲得最大世俗成功的時候，也會沮喪空虛。我想回到他們的時代，站在他們身邊，看到他們眼前最動蕩又迷茫的人生。
時間變了，世道也變了，但“人生”這個難題依然橫亙在你我麵前。我想翻開他們的答題簿，看看他們的答案。不管對錯。但他們寫得那麽認真，瀟灑而美。這就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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