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國家經製軍隊隻有八旗和綠營。八旗軍兵員極其有限，主力駐守京師，稱“京師八旗”，其他分別駐防畿輔、東三省、新疆、藩部（蒙古、青海、西藏）和各直省，稱“駐防八旗”。另一支國家經製軍綠營軍，從製度上存在著嚴重的弊病。平時，綠營軍實行汛弁駐防製，其兵力極度分散。綠營軍軍政不分、差操不分，兼之兵餉微薄不足以贍家，有的甚至兼做小買賣，從而養成了綠營兵將鑽營猾巧、慵懶渙散、謀利斂財、漫無紀律、貪生怕死的積習。綠營軍由“兵”組成，兵有兵籍，隸屬兵部，世業承襲。“勇”，則是綠營為充實軍力，從民籍中臨時雇募而來。“勇”的糧餉雖不如兵，但同兵一樣由官方糧台供應。“勇”作為綠營兵的附庸，無獨立編製，唯從綠營將弁指揮。這些“勇”，雖是從基層社會臨時雇募，但由於他們或本即無業遊民或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離開故土，隨綠營軍征調各處出戰，除訓練、紀律更不如兵外，已同兵沒有兩樣。而“勇”糧較兵餉更為微薄，使得“勇”往往是擾民、兵變的主力。
韋仁知道此次康熙命自己北上東北邊界的目的，是朝廷目前內政不足，難以兩麵出擊，隻能是攘外必先安內，暫且集中全部力量對付國內的“三藩”，因此，韋仁隻能以私人的衛隊及雇傭兵的形式完成自己的任務。
在招募及訓練“外籍兵團”的方式上，韋仁將前世軍隊訓練模式加以改革，並全力執行，以訓練一支準先進的正規熱兵器軍隊。而對華人軍隊他借鑒了前世曾國藩的團練武裝----聞名一時的湘軍（前世有個說法叫“無湘不成軍”）----組建模式。據前史記載，團練武裝，可分為團勇與練勇。團勇是業餘武裝，類於保甲，各家出壯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戰時助陣。練勇是專業武裝，類於綠營之勇，是由基層社會組織招募“四方精銳”組成，或二百，或三四百，於城內設一總局，公擇紳士主之，日事訓練，有警調發，守卡打仗。按照團練自保的組織原則，團勇（或稱團丁）來源於保甲：“團總責之甲長，甲長責之牌長”，牌長責每戶二丁抽一，“如一戶二人，責其身體壯大、心性誠實者一人為壯丁”，不得以無用之人充數，亦不得雇用遊手無賴之人頂替。練勇，則反複強調須杜絕市井無賴之徒濫入，或從團勇練出，或從本地有家有業之民中招募。同時規定，禁止各級官員擅自征調。而戰亂中，基層社會組織諸多紳士奉上層政權各級官員的號召，自備資斧，率練勇出戰，加入了綠營軍征戰的行列。另一方麵，各級軍政官員則變原來的募“勇”，為募“練勇”。也就是說，由地方軍政官員統一指揮、與綠營兵勇共同作戰的還有基層社會由紳士統率的專業武裝——練勇。練勇的背後，是團勇、團練。練勇的一部分納入綠營（或“投效”，或被“招募”），則改變了綠營原有“勇”的成分。
韋仁練勇與曾國藩的不同之處在於經費。前世由於朝廷財政窘迫，在絕大多數時候，朝廷要求練勇自行解決經費，也就是由基層社會組織捐輸解決。如此，各級軍政官員將練勇直接招募入營的做法一直受到限製，而更多地采取調集各地練勇、配合作戰或聯合作戰的辦法。而韋仁是奉旨名為練勇，其實暗中是為朝廷練兵，他練勇經費實際上由朝廷買單的。
韋仁將自己的“勇營”命名為“火槍營”，主要也是要訓練一支以熱兵器為主的當代先進陸軍。“火槍營”的訓練他采取與“外籍兵團”近似的訓練模式，隻是在時間要求上長些，因為“外籍兵團”的士兵對於火器的了解多於華人士兵多多，華人士兵因此需要理解的時間要長些。
韋仁在“火槍營”的剛組建是便做到以下幾個方麵，一是所有士兵由他的手下以他韋仁的名義進行公開招募。二是“火槍營”的軍官初他兼任的司令官外，其下隊官班長由士兵挑選，排長由班長挑選，隊官由排長挑選，營官由隊官挑選，如此一營士兵便能上下貫通一體，患難相助。三是對士兵的訓練上按照“十二條軍規”的要求嚴格執行，重點強化士兵的服從意識、紀律意識、團隊意識、規範意識、執行意識、榮譽意識，建立職業軍隊模式。四是組建建立軍官選拔、培訓及晉升機製，作為軍隊除了用餉銀作為士兵作戰的基礎動力外，除了在戰時因功晉升外，除了按照入伍年限晉升外，軍官的選拔、培訓及晉升在精神層麵是凝聚軍隊，提升軍隊戰鬥力的有效途徑之一。因此，在“火槍營”建立了選拔“優秀士兵”進入“教導隊”培訓，合格後作為下級軍官晉升使用。等軍隊規模擴張後，還要成立專門的軍事學校培訓各級軍官。五是“火槍營”的餉銀都是由韋仁自籌，因而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火槍營”隻知道司令官韋仁，而不知道朝廷、皇上，這就決定了“火槍營”成為韋仁的私軍，營中的軍官、士兵隻認韋仁的手令，其他任何人根本征用不動“火槍營”的一兵一卒。
“火槍營”營製以每班十二人，設班長一人；三個班為一排，設排長人、排副人；三個排為一隊，設隊長人、隊副人、司務長人，另轄隊個直屬班5人，其中，傳令兵人、勤務兵2人；三個隊尾一營，設營官人、營副人、參謀人、輜重官人，另轄營個直屬排。“火槍營”一個營共計5人，其中三個隊為馬步混編，第一、二隊為步兵隊，第三隊為騎兵隊。韋仁擬定在以後等新型野戰火炮定裝後，再增設營屬一個火炮隊、一個工兵隊，這樣“火槍營”一個營的兵力便可以達到5人。
“火槍營”編練地點設在海邊之地，他四周荒蕪，但是與澳門城有大路相同，距離隻有二十餘裏，其地交通便利，地域遼闊，人煙稀少，宜於屯田養兵。
“火槍營”的武器裝備全部使用新式遂發式火槍，並備有戰刀一把。全營士兵均穿上統一的軍裝，頭戴軟式草綠色布軍帽、上衣下褲的軍服、腳上綁著齊整的綁腿，腳穿皮底布鞋，胸掛彈藥袋，背上背著一個行軍背囊，每名兵士配備定製雨衣、雨帽和洋毯。另外，全營有馬匹2匹，大車5輛，配備定製的粗布經油浸製成的帳篷頂。隊長以上的軍官配備遂發短火槍一把，西洋懷表、單筒望遠鏡和指南針各一個。
“火槍營”聘請了十多名洋人軍事教官組成“教官團”，他們來自西班牙、葡萄牙、俄羅斯、英國等國家，其中韋仁親自擔任“教官團”團長，亞蓋隆上校為副團長，具體負責全軍訓練，安德烈上尉為步兵教官，斯蒂芬中尉（西班牙人）為槍械教官，伊萬少校為騎兵教官，林福天為語言教官兼全營輜重官。“火槍營”所有軍官均是華人，起先均有韋仁親兵隊的軍官、士兵擔任。全軍訓練方案由韋仁根據教官團上報的方案，親自進行修訂後執行，其中，他親自擬定了“十二條軍規”。“火槍營”訓練仍以西洋軍事教官為主，華人軍官為輔。
經過為期一個半月的訓練後，韋仁決定在“火槍營”中選拔一批“優秀士兵”進入“教導隊”培訓（此後“教導隊”改為“軍官學校”，再後來便成了“軍事學院”）。這“教導隊”還是由韋仁親自擔任隊長，以英國人漢納根中校為副隊長（全權負責），林興珠為總教官，哈日巴日為教官，主要教授兵法、槍炮、算學、測繪、地理、戰陣攻守等，培養新的軍事人才。
韋仁本人在訓練營身著軍服，足蹬馬靴，紮皮帶，掛佩刀，日觀操，夜巡營，軍令如山，執法嚴明，使的上至“教官團”、下至普通一兵都畏懼不已。
韋仁在訓練營成立開始，便一直住在營地裏。他每天和士兵一起生活、一起操練，同甘共苦，使得上至“教官團”、下至普通一兵都敬愛不已。
“火槍營”的各級軍官都是韋仁的嫡係下屬、仆從，他們在營中大肆宣揚韋是“火槍營”的衣食父母。每天上下操集合時軍官們都要問士兵：“咱們吃誰的飯？”士兵們齊聲回答：“咱們吃韋長官的飯！”官長又問：“咱們應該為誰出力？”士兵們又齊聲回答：“咱們替韋長官出力！”韋仁亦經常對士兵施以小恩小惠，如親自監督發放餉銀、防止克扣等，以博得士兵好感。這種種舉措的最終目的是使“火槍營”的軍官士兵隻認得韋長官而不知道其他人，“火槍營”的一切行動隻服從韋長官的意誌。
韋仁知道，以後自己再建新軍，必定是由“火槍營”這支軍隊抽調骨幹擔任教練。於是，他始終堅持“每日與士卒共奔走”，“汰弱募強，擬訂規則，考軍官，申號令”，事無巨細，親力親為，將全部心血傾注到練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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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募及訓練“外籍兵團”的方式上，韋仁將前世軍隊訓練模式加以改革，並全力執行，以訓練一支準先進的正規熱兵器軍隊。而對華人軍隊他借鑒了前世曾國藩的團練武裝----聞名一時的湘軍（前世有個說法叫“無湘不成軍”）----組建模式。據前史記載，團練武裝，可分為團勇與練勇。團勇是業餘武裝，類於保甲，各家出壯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戰時助陣。練勇是專業武裝，類於綠營之勇，是由基層社會組織招募“四方精銳”組成，或二百，或三四百，於城內設一總局，公擇紳士主之，日事訓練，有警調發，守卡打仗。按照團練自保的組織原則，團勇（或稱團丁）來源於保甲：“團總責之甲長，甲長責之牌長”，牌長責每戶二丁抽一，“如一戶二人，責其身體壯大、心性誠實者一人為壯丁”，不得以無用之人充數，亦不得雇用遊手無賴之人頂替。練勇，則反複強調須杜絕市井無賴之徒濫入，或從團勇練出，或從本地有家有業之民中招募。同時規定，禁止各級官員擅自征調。而戰亂中，基層社會組織諸多紳士奉上層政權各級官員的號召，自備資斧，率練勇出戰，加入了綠營軍征戰的行列。另一方麵，各級軍政官員則變原來的募“勇”，為募“練勇”。也就是說，由地方軍政官員統一指揮、與綠營兵勇共同作戰的還有基層社會由紳士統率的專業武裝——練勇。練勇的背後，是團勇、團練。練勇的一部分納入綠營（或“投效”，或被“招募”），則改變了綠營原有“勇”的成分。
韋仁練勇與曾國藩的不同之處在於經費。前世由於朝廷財政窘迫，在絕大多數時候，朝廷要求練勇自行解決經費，也就是由基層社會組織捐輸解決。如此，各級軍政官員將練勇直接招募入營的做法一直受到限製，而更多地采取調集各地練勇、配合作戰或聯合作戰的辦法。而韋仁是奉旨名為練勇，其實暗中是為朝廷練兵，他練勇經費實際上由朝廷買單的。
韋仁將自己的“勇營”命名為“火槍營”，主要也是要訓練一支以熱兵器為主的當代先進陸軍。“火槍營”的訓練他采取與“外籍兵團”近似的訓練模式，隻是在時間要求上長些，因為“外籍兵團”的士兵對於火器的了解多於華人士兵多多，華人士兵因此需要理解的時間要長些。
韋仁在“火槍營”的剛組建是便做到以下幾個方麵，一是所有士兵由他的手下以他韋仁的名義進行公開招募。二是“火槍營”的軍官初他兼任的司令官外，其下隊官班長由士兵挑選，排長由班長挑選，隊官由排長挑選，營官由隊官挑選，如此一營士兵便能上下貫通一體，患難相助。三是對士兵的訓練上按照“十二條軍規”的要求嚴格執行，重點強化士兵的服從意識、紀律意識、團隊意識、規範意識、執行意識、榮譽意識，建立職業軍隊模式。四是組建建立軍官選拔、培訓及晉升機製，作為軍隊除了用餉銀作為士兵作戰的基礎動力外，除了在戰時因功晉升外，除了按照入伍年限晉升外，軍官的選拔、培訓及晉升在精神層麵是凝聚軍隊，提升軍隊戰鬥力的有效途徑之一。因此，在“火槍營”建立了選拔“優秀士兵”進入“教導隊”培訓，合格後作為下級軍官晉升使用。等軍隊規模擴張後，還要成立專門的軍事學校培訓各級軍官。五是“火槍營”的餉銀都是由韋仁自籌，因而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火槍營”隻知道司令官韋仁，而不知道朝廷、皇上，這就決定了“火槍營”成為韋仁的私軍，營中的軍官、士兵隻認韋仁的手令，其他任何人根本征用不動“火槍營”的一兵一卒。
“火槍營”營製以每班十二人，設班長一人；三個班為一排，設排長人、排副人；三個排為一隊，設隊長人、隊副人、司務長人，另轄隊個直屬班5人，其中，傳令兵人、勤務兵2人；三個隊尾一營，設營官人、營副人、參謀人、輜重官人，另轄營個直屬排。“火槍營”一個營共計5人，其中三個隊為馬步混編，第一、二隊為步兵隊，第三隊為騎兵隊。韋仁擬定在以後等新型野戰火炮定裝後，再增設營屬一個火炮隊、一個工兵隊，這樣“火槍營”一個營的兵力便可以達到5人。
“火槍營”編練地點設在海邊之地，他四周荒蕪，但是與澳門城有大路相同，距離隻有二十餘裏，其地交通便利，地域遼闊，人煙稀少，宜於屯田養兵。
“火槍營”的武器裝備全部使用新式遂發式火槍，並備有戰刀一把。全營士兵均穿上統一的軍裝，頭戴軟式草綠色布軍帽、上衣下褲的軍服、腳上綁著齊整的綁腿，腳穿皮底布鞋，胸掛彈藥袋，背上背著一個行軍背囊，每名兵士配備定製雨衣、雨帽和洋毯。另外，全營有馬匹2匹，大車5輛，配備定製的粗布經油浸製成的帳篷頂。隊長以上的軍官配備遂發短火槍一把，西洋懷表、單筒望遠鏡和指南針各一個。
“火槍營”聘請了十多名洋人軍事教官組成“教官團”，他們來自西班牙、葡萄牙、俄羅斯、英國等國家，其中韋仁親自擔任“教官團”團長，亞蓋隆上校為副團長，具體負責全軍訓練，安德烈上尉為步兵教官，斯蒂芬中尉（西班牙人）為槍械教官，伊萬少校為騎兵教官，林福天為語言教官兼全營輜重官。“火槍營”所有軍官均是華人，起先均有韋仁親兵隊的軍官、士兵擔任。全軍訓練方案由韋仁根據教官團上報的方案，親自進行修訂後執行，其中，他親自擬定了“十二條軍規”。“火槍營”訓練仍以西洋軍事教官為主，華人軍官為輔。
經過為期一個半月的訓練後，韋仁決定在“火槍營”中選拔一批“優秀士兵”進入“教導隊”培訓（此後“教導隊”改為“軍官學校”，再後來便成了“軍事學院”）。這“教導隊”還是由韋仁親自擔任隊長，以英國人漢納根中校為副隊長（全權負責），林興珠為總教官，哈日巴日為教官，主要教授兵法、槍炮、算學、測繪、地理、戰陣攻守等，培養新的軍事人才。
韋仁本人在訓練營身著軍服，足蹬馬靴，紮皮帶，掛佩刀，日觀操，夜巡營，軍令如山，執法嚴明，使的上至“教官團”、下至普通一兵都畏懼不已。
韋仁在訓練營成立開始，便一直住在營地裏。他每天和士兵一起生活、一起操練，同甘共苦，使得上至“教官團”、下至普通一兵都敬愛不已。
“火槍營”的各級軍官都是韋仁的嫡係下屬、仆從，他們在營中大肆宣揚韋是“火槍營”的衣食父母。每天上下操集合時軍官們都要問士兵：“咱們吃誰的飯？”士兵們齊聲回答：“咱們吃韋長官的飯！”官長又問：“咱們應該為誰出力？”士兵們又齊聲回答：“咱們替韋長官出力！”韋仁亦經常對士兵施以小恩小惠，如親自監督發放餉銀、防止克扣等，以博得士兵好感。這種種舉措的最終目的是使“火槍營”的軍官士兵隻認得韋長官而不知道其他人，“火槍營”的一切行動隻服從韋長官的意誌。
韋仁知道，以後自己再建新軍，必定是由“火槍營”這支軍隊抽調骨幹擔任教練。於是，他始終堅持“每日與士卒共奔走”，“汰弱募強，擬訂規則，考軍官，申號令”，事無巨細，親力親為，將全部心血傾注到練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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