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劇情發展，劉漢政權的比重會越來越大，有些背景知識的介紹，不太適宜放在正文中，於是發個單章，豐富一下。
第一，匈奴的人數。
第一卷94章已經介紹過了，曹魏時期大概三萬餘落，十幾萬口。
那麽西晉時期呢？以下僅包括內遷匈奴十九種。
開幕雷擊——西晉開國那一年（泰始元年265），“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複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複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
開國第一年就內遷了十來萬匈奴人。
鹹寧三年(277)：“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三國前後十餘輩，各帥種人部落內附”——人數不詳。
鹹寧五年(279)：“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虛帥部落歸化”——人數不詳。
鹹寧五年(279)：“冬十月戊寅，匈奴餘渠都督獨雍等帥部落歸化”——人數不詳。
太康五年(284)：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
太康七年(286)：“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幾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
太康八年(287)，“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複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並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
太康十年（289）：“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
以上僅僅是司馬炎時期內遷的，沒算以前“積存”的，也沒算晉惠帝、晉懷帝時期被劉淵招誘南下的。
有些讀者不信，認為匈奴沒多少人。
我數學不好，有沒有大手子幫我計算下？
司馬炎時期的侍禦史西河郭欽上疏曰：“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
看看當時的描述，並州、關中到處是匈奴，並州是相對最集中的。
這還僅僅是匈奴，沒算羯人、烏桓、鮮卑。
烏桓是內遷人數僅次於匈奴的。
第二，匈奴的生產方式。
匈奴並非沒有種地的習慣，早在西漢年間就有了，但因為草原的環境，隻有特定地區適宜種植業，因此規模不大。
南遷之後，他們把在北方草原種植的糜子帶了過來，作為傳統農作物耕種。
糜子非常適宜草原的環境，事實上一直到遼國時期，契丹人還特別喜歡種糜子，潢水（西拉木倫河）流域種植業規模十分龐大。
當然，他們所謂的種植業，與漢地又大不一樣。
別以為內遷漢地後，他們的生活、生產方式就漸漸向漢人靠攏了，這可真不一定。
唐代內遷至淮西的突厥人，不事稼穡，但以遊牧、弋獵為業，整個南陽盆地、淮西到處是趕著牛羊放牧的突厥人。
胡漢交融之後，當地風氣狂野，造就了大名鼎鼎的“蔡賊”。
內遷匈奴、烏桓人是半定居形式。
種地時，往往種子一撒，然後就不管了，秋天再來收割，貯藏於地窖之內。
這種習慣在後世諸胡中依然有體現。
唐代的吐蕃人占領河隴後，在當地種青稞、麥子，是同樣的操作方式，播種就完事了，沒有田間管理。
五代時的奚人“春借邊民之荒田種穄，秋熟乃來收獲，畢則窖於山下。”
甚至到了蒙古人那會，依然如此——“蒙古昔種田，撒種委之去，謂曰靠天收，秋成返刈獲。其去非無因，或獵或牧。”
種地隻是增強了他們抵禦風險的能力，讓他們能養活更多人，事實上他們是半農半牧的生產形式。
這從他們的食物、衣物上就能看得出來——不種桑麻織布，主要穿皮裘，食物中存在大量牛羊乳、肉類。
第三，匈奴的軍事。
有些人有一個很大的誤區，就是認為兵要一直養著。
事實上，在唐玄宗時期開始大規模募兵（職業化）以前，中國一直是少量募兵+大量征兵的形式。
什麽是征兵？
就是從地裏拉來農民打仗，打完仗解散，回去種地。
下次需要打仗時，再把你征發起來。
但募兵呢？
募兵是有軍餉的，有一筆龐大的維持費用。
開啟大規模職業化募兵的唐朝最多時有多少兵？
唐玄宗天寶十節度的兵力數據擺在那裏，光一個範陽鎮就九萬人，當時全國大約56-60萬軍隊。
但請注意，這個時候的軍隊，並不完全脫產，還有一部分人是屯田的。
有書友提到怛羅斯之戰，其實高仙芝沒多少兵。
整個安西四鎮，也就兩萬餘兵。
他當時應該是挑選了幾千或一萬兵——不可能全部調走，地方要駐防——然後又征發了“土團鄉夫”（農閑時操練的農民）一萬餘人，湊足了兩萬唐軍（1萬以內的正規軍+1萬多土團兵）。
另外，他還征發了蕃部丁壯五萬人——葛邏祿、突厥種部落。
再回到唐代兵力。
到了中唐藩鎮割據時期是多少人呢？
穆宗、憲宗時期都有宰相匯報，九十九萬餘人——具體數據我上本書寫過，記不清了，99萬7千多還是8千多的，精確到了個位數。
宰相的正式奏疏，精確到個位數，做不得假，至少兵籍文冊上有這麽多人，財政預算也要按這麽多人來製定。
唐三百多州，每個州都有州兵。幾個州組成一個藩鎮，有鎮兵、牙兵。
一些重要地點，還有縣鎮兵。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候士兵們不願意屯田了。
除了少數邊遠軍州，物資轉運困難的地方還有屯田現象外，剩下的都是職業士兵。
中晚唐一個兵年花費20-24貫石，當時全國財政收入最多時3600萬貫石——和明清時不一樣，中晚唐兩稅法（以財產多寡計稅，不按戶計稅，有錢的多收，沒錢的少收，有點類似清朝的攤丁入畝）時，商稅（榷鹽、榷茶、榷鐵、榷漆等等）最多時占到了財政收入的一半。
當時唐廷給每個藩鎮定了軍額，如宣武鎮十萬人、淮南鎮三萬五千人、幽州鎮五萬人等等……
數據有據可查。
養不活兵的藩鎮，中央補貼，這些藩鎮一般相對聽話，願意為中央打仗，討伐不聽話的藩鎮。
至於有人提到西班牙養多少兵費勁這種事。
我第一本書正好寫大航海時代的，比較了解那時候的內容。
首先，那是募兵，即職業士兵。
其次，火器時代，花費激增。
第三，國王其實沒什麽錢。
英格蘭國王為了打英荷戰爭，把老婆的嫁妝都賣了，還欠了一屁股債。
這些債向誰借的？
貴族、教會、銀行家。
這是東西方國情的不同。
軍事和外交歸國王，國王打仗，貴族、教會不一定出錢的。
國王隻能在直屬領地征稅，或者借債。
倫敦或阿姆斯特丹的銀行家們還給國王高利貸，比如信譽不好的西班牙王室，借貸成本是年利率20%，因此幾次破產。從美洲運回來的金銀，經常來不及鑄幣就直接以銀條、銀塊形式拿去還債。
另外，西班牙60%的收入，是被王室奢侈花費掉了，並沒有用到軍事上。
好像扯遠了。
再說回匈奴。
胡人政權，你用漢地的標準來衡量就大錯特錯了。
其實胡人政權的征兵形式大同小異。
有據可查的契丹，一戶出一丁是常態，三戶出兩丁也不鮮見，出征的人還要自己準備武器和一部分糧食、肉幹、奶酪。
他們種地後就不管了，秋天才收，中間不需要忙活，反正“靠天收”。
男人出征後，女人小孩亦可勉強放牧，維持生產。
大發之下，所有成年男丁齊上陣，固然會影響農牧業生產，但負麵影響遠不如漢人那麽大——當然，非到生死存亡時刻，也沒哪個首領閑著沒事玩“大發”。
平時為民，戰時為兵，幾乎沒有維持成本，所以不存在養不養得起這種事情，因為他們就不養兵。
胡人正規化建設後，也會嚐試組建職業士兵，比如契丹的皮室軍，平時就有人供養，不怎麽需要幹活，專心訓練就是了。
另外再談一下組織形式。
此時基本是部落、氏族形式。
曆史上胡人組織形式出現質的提升，是唐代的吐蕃。
吐蕃實行“茹—東岱製”。
翼長、萬戶、千戶、百戶、小將——翼長統領至少一個萬戶。
這是史上第一次出現如此嚴密的組織結構。
茹—東岱製下，各級官員管軍又管民，以軍法治民，組織度非常高。而且軍事裝備非常好，從中亞、天竺擄掠了大量工匠，有成建製的具裝甲騎。
說實話，若非吐蕃這種農牧混合國家運氣不好，遇到了上升期的唐朝，估計會很厲害，畢竟安史之亂後，他們深入中亞，與阿拉伯人激戰，還經常南下印度搶劫。
當然，吐蕃運氣也不錯。
唐玄宗天寶年間，吐蕃連吃敗仗，損失慘重，九曲之地盡皆丟失，有亡國之憂。但戲劇性的是，唐朝安史之亂了，吐蕃又活了……
吐蕃的製度，與女真的猛安謀克製、蒙古的萬戶製大同小異。
即胡人打破了部落、氏族的藩籬，以一種組織度更高的形式調用他們的人力物力，並且提升了凝聚力。
這會的匈奴還不存在這種組織度。
最後說一點，算是我的個人見解，不一定對。
就總體而言，募兵製是要優於征兵製的，缺點是維持成本太高。
不打仗的話，募兵也要領工資，而征兵在家種地，是農民。
打仗的話，募兵要領雙倍乃至三倍工資——中晚唐防秋，各藩鎮派兵到邊境，幫助中央守邊，朝廷給兩份工資，藩鎮給一份工資，三倍工資。
而征兵打仗，還是沒有工資，或者隻有極少的賞賜。
在募兵製大規模開啟前，壓根就沒軍餉這個概念。
另外，很多人都聽說過“一漢當十胡”這種說法。
對，這是西漢年間。
到了後來，陳湯說現在不行了，隻能“一漢當五胡”。
原因是什麽？
胡人也在進步啊。
西漢時中原與匈奴的文明、生產力差距極大，體現在戰爭上，就是西漢軍隊武裝到牙齒，而匈奴隻能武裝極少數精兵，絕大多數人居然用骨箭，更別說大規模裝備甲具了。
另外，當時馬具也不行，騎兵威力不夠大。
東漢時，這個差距縮小了。
胡人裝備提升了一些，而且出現了能提升騎兵戰鬥力的馬具。
到了魏晉南北朝，因為胡人大舉南下，差距更加縮小。
而且雙邊馬鐙、高橋馬鞍出現，讓騎兵可以借力，在馬上做更複雜的動作，騎兵威力暴增。
再到唐代，漢人軍隊的裝備優勢更小了，這時候怎麽辦？
隻能靠武勇。
說一個典型例子，唐中宗時在陰山修三受降城，打算修甕城、馬麵，置守具，被很多人反對。
反對的原因你想象不到：他們認為城池修得太好，會讓士兵有依賴心理，不願出城野戰。
唐代朔方軍六萬餘人，其實馬不多，絕大多數是步兵。
胡人騎兵來了，步兵要敢於出城野戰。
畢竟薛延陀人都能靠步兵一統草原對吧——薛延陀大概是蒙古草原上唯一一個靠步兵稱雄的霸主了，奇葩。
寫得有點散亂，其中一些還是集中回答讀者的疑惑。
先這樣吧，繼續碼字。
第一，匈奴的人數。
第一卷94章已經介紹過了，曹魏時期大概三萬餘落，十幾萬口。
那麽西晉時期呢？以下僅包括內遷匈奴十九種。
開幕雷擊——西晉開國那一年（泰始元年265），“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複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複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
開國第一年就內遷了十來萬匈奴人。
鹹寧三年(277)：“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三國前後十餘輩，各帥種人部落內附”——人數不詳。
鹹寧五年(279)：“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虛帥部落歸化”——人數不詳。
鹹寧五年(279)：“冬十月戊寅，匈奴餘渠都督獨雍等帥部落歸化”——人數不詳。
太康五年(284)：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
太康七年(286)：“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幾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
太康八年(287)，“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複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並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
太康十年（289）：“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
以上僅僅是司馬炎時期內遷的，沒算以前“積存”的，也沒算晉惠帝、晉懷帝時期被劉淵招誘南下的。
有些讀者不信，認為匈奴沒多少人。
我數學不好，有沒有大手子幫我計算下？
司馬炎時期的侍禦史西河郭欽上疏曰：“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
看看當時的描述，並州、關中到處是匈奴，並州是相對最集中的。
這還僅僅是匈奴，沒算羯人、烏桓、鮮卑。
烏桓是內遷人數僅次於匈奴的。
第二，匈奴的生產方式。
匈奴並非沒有種地的習慣，早在西漢年間就有了，但因為草原的環境，隻有特定地區適宜種植業，因此規模不大。
南遷之後，他們把在北方草原種植的糜子帶了過來，作為傳統農作物耕種。
糜子非常適宜草原的環境，事實上一直到遼國時期，契丹人還特別喜歡種糜子，潢水（西拉木倫河）流域種植業規模十分龐大。
當然，他們所謂的種植業，與漢地又大不一樣。
別以為內遷漢地後，他們的生活、生產方式就漸漸向漢人靠攏了，這可真不一定。
唐代內遷至淮西的突厥人，不事稼穡，但以遊牧、弋獵為業，整個南陽盆地、淮西到處是趕著牛羊放牧的突厥人。
胡漢交融之後，當地風氣狂野，造就了大名鼎鼎的“蔡賊”。
內遷匈奴、烏桓人是半定居形式。
種地時，往往種子一撒，然後就不管了，秋天再來收割，貯藏於地窖之內。
這種習慣在後世諸胡中依然有體現。
唐代的吐蕃人占領河隴後，在當地種青稞、麥子，是同樣的操作方式，播種就完事了，沒有田間管理。
五代時的奚人“春借邊民之荒田種穄，秋熟乃來收獲，畢則窖於山下。”
甚至到了蒙古人那會，依然如此——“蒙古昔種田，撒種委之去，謂曰靠天收，秋成返刈獲。其去非無因，或獵或牧。”
種地隻是增強了他們抵禦風險的能力，讓他們能養活更多人，事實上他們是半農半牧的生產形式。
這從他們的食物、衣物上就能看得出來——不種桑麻織布，主要穿皮裘，食物中存在大量牛羊乳、肉類。
第三，匈奴的軍事。
有些人有一個很大的誤區，就是認為兵要一直養著。
事實上，在唐玄宗時期開始大規模募兵（職業化）以前，中國一直是少量募兵+大量征兵的形式。
什麽是征兵？
就是從地裏拉來農民打仗，打完仗解散，回去種地。
下次需要打仗時，再把你征發起來。
但募兵呢？
募兵是有軍餉的，有一筆龐大的維持費用。
開啟大規模職業化募兵的唐朝最多時有多少兵？
唐玄宗天寶十節度的兵力數據擺在那裏，光一個範陽鎮就九萬人，當時全國大約56-60萬軍隊。
但請注意，這個時候的軍隊，並不完全脫產，還有一部分人是屯田的。
有書友提到怛羅斯之戰，其實高仙芝沒多少兵。
整個安西四鎮，也就兩萬餘兵。
他當時應該是挑選了幾千或一萬兵——不可能全部調走，地方要駐防——然後又征發了“土團鄉夫”（農閑時操練的農民）一萬餘人，湊足了兩萬唐軍（1萬以內的正規軍+1萬多土團兵）。
另外，他還征發了蕃部丁壯五萬人——葛邏祿、突厥種部落。
再回到唐代兵力。
到了中唐藩鎮割據時期是多少人呢？
穆宗、憲宗時期都有宰相匯報，九十九萬餘人——具體數據我上本書寫過，記不清了，99萬7千多還是8千多的，精確到了個位數。
宰相的正式奏疏，精確到個位數，做不得假，至少兵籍文冊上有這麽多人，財政預算也要按這麽多人來製定。
唐三百多州，每個州都有州兵。幾個州組成一個藩鎮，有鎮兵、牙兵。
一些重要地點，還有縣鎮兵。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候士兵們不願意屯田了。
除了少數邊遠軍州，物資轉運困難的地方還有屯田現象外，剩下的都是職業士兵。
中晚唐一個兵年花費20-24貫石，當時全國財政收入最多時3600萬貫石——和明清時不一樣，中晚唐兩稅法（以財產多寡計稅，不按戶計稅，有錢的多收，沒錢的少收，有點類似清朝的攤丁入畝）時，商稅（榷鹽、榷茶、榷鐵、榷漆等等）最多時占到了財政收入的一半。
當時唐廷給每個藩鎮定了軍額，如宣武鎮十萬人、淮南鎮三萬五千人、幽州鎮五萬人等等……
數據有據可查。
養不活兵的藩鎮，中央補貼，這些藩鎮一般相對聽話，願意為中央打仗，討伐不聽話的藩鎮。
至於有人提到西班牙養多少兵費勁這種事。
我第一本書正好寫大航海時代的，比較了解那時候的內容。
首先，那是募兵，即職業士兵。
其次，火器時代，花費激增。
第三，國王其實沒什麽錢。
英格蘭國王為了打英荷戰爭，把老婆的嫁妝都賣了，還欠了一屁股債。
這些債向誰借的？
貴族、教會、銀行家。
這是東西方國情的不同。
軍事和外交歸國王，國王打仗，貴族、教會不一定出錢的。
國王隻能在直屬領地征稅，或者借債。
倫敦或阿姆斯特丹的銀行家們還給國王高利貸，比如信譽不好的西班牙王室，借貸成本是年利率20%，因此幾次破產。從美洲運回來的金銀，經常來不及鑄幣就直接以銀條、銀塊形式拿去還債。
另外，西班牙60%的收入，是被王室奢侈花費掉了，並沒有用到軍事上。
好像扯遠了。
再說回匈奴。
胡人政權，你用漢地的標準來衡量就大錯特錯了。
其實胡人政權的征兵形式大同小異。
有據可查的契丹，一戶出一丁是常態，三戶出兩丁也不鮮見，出征的人還要自己準備武器和一部分糧食、肉幹、奶酪。
他們種地後就不管了，秋天才收，中間不需要忙活，反正“靠天收”。
男人出征後，女人小孩亦可勉強放牧，維持生產。
大發之下，所有成年男丁齊上陣，固然會影響農牧業生產，但負麵影響遠不如漢人那麽大——當然，非到生死存亡時刻，也沒哪個首領閑著沒事玩“大發”。
平時為民，戰時為兵，幾乎沒有維持成本，所以不存在養不養得起這種事情，因為他們就不養兵。
胡人正規化建設後，也會嚐試組建職業士兵，比如契丹的皮室軍，平時就有人供養，不怎麽需要幹活，專心訓練就是了。
另外再談一下組織形式。
此時基本是部落、氏族形式。
曆史上胡人組織形式出現質的提升，是唐代的吐蕃。
吐蕃實行“茹—東岱製”。
翼長、萬戶、千戶、百戶、小將——翼長統領至少一個萬戶。
這是史上第一次出現如此嚴密的組織結構。
茹—東岱製下，各級官員管軍又管民，以軍法治民，組織度非常高。而且軍事裝備非常好，從中亞、天竺擄掠了大量工匠，有成建製的具裝甲騎。
說實話，若非吐蕃這種農牧混合國家運氣不好，遇到了上升期的唐朝，估計會很厲害，畢竟安史之亂後，他們深入中亞，與阿拉伯人激戰，還經常南下印度搶劫。
當然，吐蕃運氣也不錯。
唐玄宗天寶年間，吐蕃連吃敗仗，損失慘重，九曲之地盡皆丟失，有亡國之憂。但戲劇性的是，唐朝安史之亂了，吐蕃又活了……
吐蕃的製度，與女真的猛安謀克製、蒙古的萬戶製大同小異。
即胡人打破了部落、氏族的藩籬，以一種組織度更高的形式調用他們的人力物力，並且提升了凝聚力。
這會的匈奴還不存在這種組織度。
最後說一點，算是我的個人見解，不一定對。
就總體而言，募兵製是要優於征兵製的，缺點是維持成本太高。
不打仗的話，募兵也要領工資，而征兵在家種地，是農民。
打仗的話，募兵要領雙倍乃至三倍工資——中晚唐防秋，各藩鎮派兵到邊境，幫助中央守邊，朝廷給兩份工資，藩鎮給一份工資，三倍工資。
而征兵打仗，還是沒有工資，或者隻有極少的賞賜。
在募兵製大規模開啟前，壓根就沒軍餉這個概念。
另外，很多人都聽說過“一漢當十胡”這種說法。
對，這是西漢年間。
到了後來，陳湯說現在不行了，隻能“一漢當五胡”。
原因是什麽？
胡人也在進步啊。
西漢時中原與匈奴的文明、生產力差距極大，體現在戰爭上，就是西漢軍隊武裝到牙齒，而匈奴隻能武裝極少數精兵，絕大多數人居然用骨箭，更別說大規模裝備甲具了。
另外，當時馬具也不行，騎兵威力不夠大。
東漢時，這個差距縮小了。
胡人裝備提升了一些，而且出現了能提升騎兵戰鬥力的馬具。
到了魏晉南北朝，因為胡人大舉南下，差距更加縮小。
而且雙邊馬鐙、高橋馬鞍出現，讓騎兵可以借力，在馬上做更複雜的動作，騎兵威力暴增。
再到唐代，漢人軍隊的裝備優勢更小了，這時候怎麽辦？
隻能靠武勇。
說一個典型例子，唐中宗時在陰山修三受降城，打算修甕城、馬麵，置守具，被很多人反對。
反對的原因你想象不到：他們認為城池修得太好，會讓士兵有依賴心理，不願出城野戰。
唐代朔方軍六萬餘人，其實馬不多，絕大多數是步兵。
胡人騎兵來了，步兵要敢於出城野戰。
畢竟薛延陀人都能靠步兵一統草原對吧——薛延陀大概是蒙古草原上唯一一個靠步兵稱雄的霸主了，奇葩。
寫得有點散亂，其中一些還是集中回答讀者的疑惑。
先這樣吧，繼續碼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