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困難，不低頭，不趴下
性格影響和決定命運。每個人的性格對成就自己一生的事業都是相當重要的，性格堅強者，會無所畏懼地去做艱難之事；膽怯者隻能一步一步避開困難，讓自己畏縮在“鳥語花香”之中。這些性格的差異，直接導致成功或失敗。對於曾國藩來說，他的性格屬於前者，遇到困難，不低頭，不趴下，能夠挺身而起，故成為叱吒風雲的“大人物”。提到“挺”字，是求強性格的代名詞。所謂“挺”，就是遇到逆境，遇到困難，不低頭，不趴下，而是挺直腰杆，一定要贏得局麵。這種求強的性格在曾國藩身上又是怎樣體現的呢？
曾國藩在談到“人須有自立自強和‘挺’字精神”的性格時，說：勢利之天下、強淩弱之天下，此豈今日始哉？蓋從古已然矣。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即為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餘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亦未始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晚年的曾國藩和他的得意弟子李鴻章有一段對話，再次談到了世事勝負要靠堅挺性格的秘訣：
“恩師，你看門生最大的不足在哪裏？”
李鴻章突然心智大開，冷不防向曾國藩提出這個問題。憑他多年與老師相處的經驗，知道用這種突然發問的方式，往往可以得到老師心中最直率的真言。果然奏效，曾國藩隨口答道：“你的不足在欠容忍。我一生無他長處，就在這點上比你強。還是在京師時，邵蕙西便看出來了，他說我死後當諡文韌公。雖是一句笑話，卻真說到了點子上。我那年給你講的《挺經》的第一條，你還記得嗎？”
“記得，記得。”李鴻章連聲答。那年曾國藩說的兩個鄉下人在田塍上互不相讓的故事，給他極深的印象。他曾經認真地思考過很長一段時間，也體味出了這個小故事中所包含著的許多內容，但他把握不準老師本人的意思。“恩師，門生和其他幕僚爭執時都猜不透那個故事中的含義，您啟發我們一下吧！”
望著李鴻章這副虔誠的樣子，曾國藩笑了：“其實也沒有什麽很深的含義，一樁鄉下時常可以看到的小事罷了。都是兩個強人，在那裏挺著，看哪個挺得久，不能堅持下去的人就自然輸了。但表麵上輸了，他的目標並沒有放棄，而是達到了。就此而言，挺是形式、是骨髓，屈是方法，是技巧。二者雖有不同妙用，但目標是一致的。就我個人而言，我年輕時就喜歡與逆境對著幹，現在老了，不這麽做了，也就無任何業績了。所以提醒你注意，世間事誰勝誰負，有時就看能挺不能挺。”
曾國藩的一生確實深得“挺”字訣，多少次打脫牙和血吞，都是這種求強性格的反映。人生的意義正在於由弱而強，你缺乏求強的性格，又怎麽能夠實現這種意義呢？說到底，你不強大，沒有人能幫你強大。希望你能有求強的性格，在任何時候都不被困難打倒！
立下大誌，贏定人生勝局
什麽樣的性格，才能決定成大事？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立誌開始說起。立誌是一個人對人生執著的追求，也是一種渴望，更是一種爭取人生有所為的性格反映。缺乏立誌性格的人，做的一定是小事，甚至連小事都做不好。曾國藩一生恢宏，氣勢衝天。但這是他人生的結果，而不是過程。過程是什麽？就是為他的人生目標而付出的具體行動，即立下大誌，贏定人生勝局。曾國藩的這種性格從何而來呢？
曾國藩從自己一生的成敗中悟出這樣一個關於性格的道理：凡人材高下，視其誌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汙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益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早年的曾國藩，在他還沒有獲取成功的時候，就經常借詩文以抒發自己的誌趣，自比於李斯、陳平、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靂從天降”，將他這個生長在僻靜山鄉的巨才偉人振拔出來，用為國家棟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詩中表示：“一朝孤鳳鳴雲中，震斷九州無凡鄉。虹梁百圍飾玉帶，螭柱萬石木從金鍾。”
他相信自己終有一天，會如同雲中展翅翱翔的孤鳳一樣，不鳴則已，一鳴則引來九州的震動；如同生長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樣，有朝一日成為國家大廈的棟梁。
正是這種高遠的性格，才使曾國藩一步一步地走出深山，變成一個“震斷九州無凡鄉”的“孤鳳”。
他還說：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誌，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正是本著這種苟能立誌則聖賢豪傑皆可為之的認識，曾國藩認為，凡做事，都要有誌向。必須有三種立誌性格：人生當有人生之誌，為學當有為學之誌，修身當有修身之誌。關於人生之誌，曾國藩有從“雉卵變蛟龍”到“國之藩籬”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鏟不平”的豪邁，因而使曾國藩得以成為了所謂的“中興名臣”。
關於為學之誌，曾國藩說：士人讀書，第一要有誌，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誌，則斷不甘下流。因此曾國藩的學問功底造就了他能夠“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關於修身之誌，曾國藩一生著力效法曆史上的榜樣人物。鹹豐九年，正是曾國藩和太平軍生死決鬥之時，他卻從容摹擬，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思想家、哲學家、著作家、文學家進行重新估計，共得32人（實際上是33人），做成《聖哲畫像記》一文，並命兒子曾紀澤，圖其形象，懸諸壁間，作為終身效法的標準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於完善。
對此，曾國藩自己深有體會，他說：欲求變化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誌。即以餘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誌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做事無恒，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
曾國藩認為，人生有了一個高遠的目標，一個人的行動，諸如或進或退、或去或從、或取或舍，都不會是盲目之舉、徒勞之舉。
這正符合中國古代寓言所講的人生原理，有則寓言說一隻貓頭鷹因當地人厭惡它的叫聲而欲遷往別處。其時有人問它，說：“子能更鳴乎？”意思是說你能改變自己的叫聲嗎？否則，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樣會遭到人們的反對嗎？！立誌也是如此，正如曾國藩所說：“若無破釜沉舟之誌，何必遠行百裏外哉？！”
一個人隻有自己樹立了遠大性格並為之篤行踐履，才有可能使自己成為一個出類拔萃、不流於俗的人，或成為一個有所成就的人。
從個人的角度看，人能否有立誌的性格，與他對自己的期許和定位高下有著密切關係。一個自視甚高但又狂妄自大的人，不會比一個性格高遠並能踏實肯幹的人有更大的成功幾率。若一個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淺，做一庸人而自樂，無疑則會成為一個失敗的凡夫俗子。
提到“性格高遠”一詞，意味著贏定局麵，意味著大功告成。這是大多數人的一種理想目標，在這個目標的刺激下，人生就有盼頭，就有希望。曾國藩的一生之所以能贏定勝局，是因為他知道“出類拔萃，不流於俗”是人生的最大目標，也就是說他能站在高處看人生，通過一係列行之有效的手段，達到贏定勝局的目的。回過頭來看，一個人的立誌性格往往是成功的開端。
做好準備，隨時超越別人
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人，其中凡人最多。為什麽呢？因為他們不具備獲取成功性格的能力！要想不成為凡人，必須立誌不流於俗，期望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達到獲取成功性格的目的才行。曾國藩逐步高升，就是立誌不流於俗，隨時準備超越別人。
孟子曾經說：“自己損害自己的，不要和他交談；自己放棄自己的，不能和他交往。”說話無禮不講道義，這就是所說的“自暴”，做事不仁不義，這就是所說的“自棄”。才質笨拙的人，自己安心於笨拙，不思進取，所以說自暴自棄的人，不值得和他談論事理。如果不甘心笨拙，愛好學習而且努力施行，期望能達到知識廣博的境界，那麽“我想要仁，就達到‘仁’了”，又怎麽會有誌向而事情不成功呢？曾國藩把立誌說成是改變氣質的金丹良藥，而梁啟超也說他“一生最為可貴的是立誌不流於俗人”。這正是說他得到了根本。
曾國藩在談及自己能夠有一點作為的原因時也說：真正的君子聖人的做法，在於忠誠，並且以忠誠倡導天下。世道之所以變亂，因為從上到下充滿了各種壞的欲望，奸人和偽君子互相欺詐、互相爭鬥，為了得到自己的安適享樂，而給別人帶來危害，他們害怕災難，四處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根絲一粒米的力氣來為拯救天下做點事情。於是那些忠誠的人站出來改變這些壞現象，克製自己的欲望去關心他人，提倡忠誠反對邪惡。挺身承擔各種困難，並不要求別人一起來擔當這個困難，慷慨地捐獻財物和獻出生命，就像遠遊的人回到鄉裏一樣無所顧忌，無所保留。於是人人都仿效他們的行為，都把苟活看做是羞恥的事情，躲避是可恥的行為。哎呀！我們的君子們之所以能夠鼓舞眾人，曆經九年而平定大亂，除了他們的忠誠又是什麽呢？這裏的“忠誠”也就是一種脫於流俗的高雅之誌。
薛福成認為曾國藩有建樹的原因是他宏毅的個性。他說：“道光、鹹豐時期，國內一直和平穩定，許多臣子幕僚都認為平安無事，因而拘謹於文書法令，在那兒老老實實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起義軍舉事造反，結果沒人能製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隻會趴倒在地，互相對望而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隻是以卿的名義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馬上組織鄉兵出去。打破舊的規章的束縛，自己創立軍隊編製，和叛軍孤身奮戰。當時，起義軍像決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勢頭凶猛，人們都束手無策，隻有曾國藩奮起抵抗，四處戰鬥。結果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操，絲毫不受各種困難的影響，信心沒有一點受挫，默默地忍受著艱苦，從容指揮，不論文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後收複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事業由此中興。從前，曾子談到士子的任重道遠，必然講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國藩這樣扶持亂世，成就的確重而且遠，可以稱得上是宏毅中的人。”這裏的“宏毅”其實就是不流於俗的誌向。
龍夢蓀在《曾文正公學案》中認為，曾國藩品德、事業、學問上的成就所以光輝千古，就在於他品性的強毅和謙謹。他說：曾國藩作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養和事業學問都取得了巨大成果，可以稱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婦人小孩也欽佩他。他是如何取得這麽巨大的成就呢？我拜讀過他遺留下的集子，反複研讀，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從他品性的強毅、謙謹而來。正是因為他有堅強的毅力，所以才不斷勉勵自己去追趕前人的腳步；獨來獨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雖然碰到人世間比較艱苦的境地，也絲毫不動搖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難百折，也不改變自己的誌向，堅貞的人懷有必勝的信念，因此不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虛妄的人必然不可自信，這一點古人確實說得不錯。正是因為他謙虛謹慎，所以總認為事情沒有止盡，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決不敢有所怠慢。處理公務、事業，惟恐有所疏忽。因為事情變化莫測，推斷有可能出現失誤，所以經常思考並且廣泛地征求他人意見；又因為國家公務千頭萬緒，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難以勝任，所以舉薦賢能共同圖議。他的學問之所以突飛猛進，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績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確實所說日就月將，有本有源。”龍夢蓀所舉的強毅謙謹，薛福成所說的宏毅，雖然二者措辭略有不同，但大體上是一致的，相差不多。隻不過薛福成是單就事業功績來說的，龍夢蓀兼談了曾國藩的道德學問、功業文章，二者在意趣方麵又有不同。曾國藩之所以強毅謙謹，自然是因為稟性倔強，不願自甘於頹廢消沉；也是因為天資淳樸，不敢妄自尊大。曾國藩說自己事業有成，是因為拙樸誠實。這種說法當然是有目的地去說，但從另一方麵來看，他事業上取得的功績又未嚐不與其立誌不流於俗人及其堅韌的個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凡實施一項謀略，辦一件事情，一定不會一帆風順，一定會有世人的議論。
曾國藩曾說過，“從前建立海軍，首先提議的是江忠源；安慶之圍一事，提議的是胡林翼。在那以後，我辦理海軍，第一次敗在靖江，第二次敗在湖口，將士們都願意放棄水戰而去陸戰，堅忍維持之後再求振發；安慶沒有合圍的時候，祁門、黃德那裏也危急，大家建議撤安慶之圍，救援那兩處，堅忍力爭之後才改變大家的意見。孤軍合圍金陵這一百裏之城時，大家的議論都是唯恐重蹈和春、張國梁的覆轍，反對這一做法，唯有本人不以為然，其後堅忍支撐，終於用挖地道的戰術取得了成功。”
曾國藩兄弟對圍攻天京意見不一，湘軍內部也為此爭執。擴而大之，清廷對此也有不同策略。開始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提出一個以追擊李秀成軍隊為名，全麵撤出雨花台，重新確定進攻方略的計劃：此大局所關，一年二年之軍勢，不可不早為定計，若長紮雨花台，以二三萬勁旅屯宿該處，援賊不來，則終日清閑，全無一事；援賊再來，則歸路全無，一蟻潰堤。此等最險之招，隻可一試再試，豈可屢屢試之，以為兵家要訣乎？望弟早早定計。賊不解圍，則忍心堅守；賊若解圍，則以追為退，不著痕跡。行兵最要機局生少，弟在右安、安慶，機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則更呆矣。
盡管曾國藩苦口婆心，盡剖利弊，但曾國荃就是不為所動，堅決不從天京城下撤兵。在此後的一個月裏，曾國藩不斷勸說其撤兵，甚至搬出了“活兵”、“輕兵”、“呆兵”、“重兵”來說服其撤兵。
弟在軍已久，閱事頗多，以後宜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輕兵，少用重兵。進退開合，變化不測，活兵也；屯宿一處，師老人頑，呆兵也；多用大炮輜重，文員太眾，車船難齊，重兵也；器械輕靈，馱輜重，不用車船轎夫，飆風電馳電擊，輕兵也，弟軍積習已深，今欲全改為活兵、輕兵，勢必不能，姑且改為半活半呆、半輕半重，亦有更戰互體之時。望弟力變大計，以金陵、金柱為呆兵、重兵，而以進剿東壩、二溧為活兵，庶有乎！
曾國荃依然固執己見，楊載福也覺得不應就此撤兵。曾國藩寫信與左宗棠商量，左認為曾國荃兵雖不能野戰，但“亦不以退兵之說為然”。然而，周圍的人卻都認為曾國荃輕兵冒進，是不自量力，“眾人藐視沅甫非能力之人”。紛紛建議曾國藩強令將兵撤回，另謀他法。這就使得曾國藩左右為難，了無定計。最終促使曾國藩同意曾國荃不從天京撤軍，繼續攻堅的是曾國藩經親自考察後確信曾國荃能為才做出的。
隻有受到偉大目標的激勵，隻有執著地追求有意義的人生，你才能在世界上做出一番了不起的成就。成就的大小與成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你的進取心和決斷力。如果你到現在還沒有為這兩方麵做好充分的準備，那麽你必須從現在開始就一定要努力培養這方麵的品質，否則會一事無成。沒有哪一個有成就的人不是通過不懈的努力才達到目標的。一旦進取心消退了，我們就失去了前進的動力；一旦動力消失了，我們就會隨波逐流。
一個年輕人不是向上看，走上坡路，就是向下看，走下坡路。如果缺乏向上的精神，就一定會墮落。作為一個年輕人，能力越差，就越應該盡可能多地利用這種品質以提升自己。如果你隻有一項才能可以用來謀生，你就應該比擁有十項才能的人更加努力，更加充分地利用這種唯一的才能，這樣才能阻止自己示弱性格的發生！
從零開始，建立自己的人生平台
心態分兩種，積極心態和消極心態。積極心態能發揮潛能，能吸引財富、成大事、快樂和健康；消極心態則排斥這些東西，奪走生活中的一切，使人終生陷在穀底，即使爬到了巔峰，也會被它拖下來。
曾國藩的《雜著》中有《居業》一條，意思說打江山創事業都要有積極的心態作為基礎。他說：“古代英雄的事跡必定有基礎：如漢高祖劉邦在關中，光武帝在河內，魏在許州，唐在晉陽，都是先占據根據地，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曾國藩把建立積極的心態基礎歸納為兩個必要條件，即規模宏大，言辭誠信。
他具體解釋說：就像居室那樣宏大，那麽它占的宅地就廣闊，能夠庇護的人就多。誠信如果站得很穩固，結構就會很牢靠。《易》說：“寬大居之”，說的是宏大；“修辭立在誠字上，可以居為”，說的是誠信。大程子說：“道之浩浩，從哪裏下手呢？隻有立下誠，才有可以居住的場所。誠就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如果口不擇言，逢事就說，那麽忠信也就被埋沒動搖站不住了。”國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說“居業”；現在俗話說“興家立業”就是這個意思。子張說：“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專一，還能叫有嗎？還能叫無嗎？”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宏大誠信，那麽我的知識浮泛動蕩，說我有不行，說我無也不行；這樣終生沒有可居之業，這就是程子所說的“立不住”了。曾國藩幾乎從零開始，到一呼萬應，正是借助做場、做局而發生變化的。他多次談到“局”，鄙視那些在局外呐喊議論者，倡導挺膺負責，躬身入局，認為這樣，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曾國藩起家之初，手中無權無勢，所以跟從他的人並不多。從長沙臨行前，邀左宗棠參謀軍務，遭到拒絕。但左宗棠拒絕入幕後不久，即加入到駱秉章的幕府，令曾國藩很難堪。李鴻章初次來投，曾國藩也說：“少荃（李鴻章號）是翰林，了不起啊！誌大才高。我這裏呢，局麵還沒打開，恐怕他這樣的艨艟巨艦，不是我這裏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納的。他何不回京師謀個好差事呢？”表麵上是拒絕，實際上擔心水淺養不了大魚，李鴻章吃不了這份苦。
曾國藩還同時發出另外幾封邀請信，但應者寥寥，甚至連過去的好友馮卓懷、郭嵩燾都不肯隨行，劉蓉雖被他強拉硬扯出來，但不久即堅持而歸，留下來的隻有李元度、陳士傑數人。陳士傑字俊臣，湖南桂陽州人，以拔貢考取小京官，分發戶部，遭父憂回籍。因在家辦團練鎮壓當地會黨為曾國藩所賞識，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舉人授官黔陽教諭。李元度曾上書曾國藩言兵事，為其所賞識，約於1854年2月前後入幕。曾國藩深感孤立無援之苦。他在給弟弟們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說：“險凶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馮樹堂、郭嵩燾者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又說：“甄甫先生去歲在湖北時，身旁僅一舊仆，官親、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盡。此無足怪之事。兄現在局勢猶是有為之秋，不致如甄甫處蕭條已甚。然以為此為樂地，而謂人人肯欣然相從，則大不然也。”曾國藩當時慘淡經營的情形，由此可見一斑。
曾國藩認識到自己局麵尚未打開，台麵小，又不輕易向朝廷推薦人，當時環境又惡劣，隨時都有送命的危險，人們當然不願死心塌地跟從了。因此，曾國藩再次出山時，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兩省的實權，對稍有才能者，保奏、薦舉不斷，加之打了幾次勝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雲合影從，如龍得雨，如魚得水”的局麵。
曾國藩任兩江總督後，即成立左宗棠軍、李元度軍；攻下安慶後不久，又令曾國荃回籍招募湘軍6千；以後又成立李鴻章的湘淮軍及淮揚和太湖兩支水師，等等。各將領也深知部隊多，戰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獲高官、掌大權，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籌餉，招募新營。
同時，當曾國藩既任兩江總督，又任欽差大臣之際，情況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份封疆將帥，凡有升罷，曾國藩“皆與讚畫”，而且，朝廷凡有大的舉措，都要征求曾國藩的意見。這時的僚屬們自然感奮異常。“我輩屬在僚佐亦為感奮，願與同誌相磨礪也。”郭嵩燾也說，“近來朝廷舉措，真是從大處著筆，為從來所未有。”
曾國藩的“台麵”做得越大，他的僚屬們就越有希望，越有幹勁兒。難怪曾國藩開赴兩江時，高唱挺進歌了。
凡是獲取成功性格的人，都有這樣一個體會：能站在高處，打量周圍，把一切控製於手中。曾國藩能夠有一種把場麵做大的思想，知道要想獲取成功性格，必須要有大手筆。
性格影響和決定命運。每個人的性格對成就自己一生的事業都是相當重要的，性格堅強者，會無所畏懼地去做艱難之事；膽怯者隻能一步一步避開困難，讓自己畏縮在“鳥語花香”之中。這些性格的差異，直接導致成功或失敗。對於曾國藩來說，他的性格屬於前者，遇到困難，不低頭，不趴下，能夠挺身而起，故成為叱吒風雲的“大人物”。提到“挺”字，是求強性格的代名詞。所謂“挺”，就是遇到逆境，遇到困難，不低頭，不趴下，而是挺直腰杆，一定要贏得局麵。這種求強的性格在曾國藩身上又是怎樣體現的呢？
曾國藩在談到“人須有自立自強和‘挺’字精神”的性格時，說：勢利之天下、強淩弱之天下，此豈今日始哉？蓋從古已然矣。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即為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餘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亦未始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晚年的曾國藩和他的得意弟子李鴻章有一段對話，再次談到了世事勝負要靠堅挺性格的秘訣：
“恩師，你看門生最大的不足在哪裏？”
李鴻章突然心智大開，冷不防向曾國藩提出這個問題。憑他多年與老師相處的經驗，知道用這種突然發問的方式，往往可以得到老師心中最直率的真言。果然奏效，曾國藩隨口答道：“你的不足在欠容忍。我一生無他長處，就在這點上比你強。還是在京師時，邵蕙西便看出來了，他說我死後當諡文韌公。雖是一句笑話，卻真說到了點子上。我那年給你講的《挺經》的第一條，你還記得嗎？”
“記得，記得。”李鴻章連聲答。那年曾國藩說的兩個鄉下人在田塍上互不相讓的故事，給他極深的印象。他曾經認真地思考過很長一段時間，也體味出了這個小故事中所包含著的許多內容，但他把握不準老師本人的意思。“恩師，門生和其他幕僚爭執時都猜不透那個故事中的含義，您啟發我們一下吧！”
望著李鴻章這副虔誠的樣子，曾國藩笑了：“其實也沒有什麽很深的含義，一樁鄉下時常可以看到的小事罷了。都是兩個強人，在那裏挺著，看哪個挺得久，不能堅持下去的人就自然輸了。但表麵上輸了，他的目標並沒有放棄，而是達到了。就此而言，挺是形式、是骨髓，屈是方法，是技巧。二者雖有不同妙用，但目標是一致的。就我個人而言，我年輕時就喜歡與逆境對著幹，現在老了，不這麽做了，也就無任何業績了。所以提醒你注意，世間事誰勝誰負，有時就看能挺不能挺。”
曾國藩的一生確實深得“挺”字訣，多少次打脫牙和血吞，都是這種求強性格的反映。人生的意義正在於由弱而強，你缺乏求強的性格，又怎麽能夠實現這種意義呢？說到底，你不強大，沒有人能幫你強大。希望你能有求強的性格，在任何時候都不被困難打倒！
立下大誌，贏定人生勝局
什麽樣的性格，才能決定成大事？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立誌開始說起。立誌是一個人對人生執著的追求，也是一種渴望，更是一種爭取人生有所為的性格反映。缺乏立誌性格的人，做的一定是小事，甚至連小事都做不好。曾國藩一生恢宏，氣勢衝天。但這是他人生的結果，而不是過程。過程是什麽？就是為他的人生目標而付出的具體行動，即立下大誌，贏定人生勝局。曾國藩的這種性格從何而來呢？
曾國藩從自己一生的成敗中悟出這樣一個關於性格的道理：凡人材高下，視其誌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汙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益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早年的曾國藩，在他還沒有獲取成功的時候，就經常借詩文以抒發自己的誌趣，自比於李斯、陳平、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靂從天降”，將他這個生長在僻靜山鄉的巨才偉人振拔出來，用為國家棟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詩中表示：“一朝孤鳳鳴雲中，震斷九州無凡鄉。虹梁百圍飾玉帶，螭柱萬石木從金鍾。”
他相信自己終有一天，會如同雲中展翅翱翔的孤鳳一樣，不鳴則已，一鳴則引來九州的震動；如同生長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樣，有朝一日成為國家大廈的棟梁。
正是這種高遠的性格，才使曾國藩一步一步地走出深山，變成一個“震斷九州無凡鄉”的“孤鳳”。
他還說：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誌，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正是本著這種苟能立誌則聖賢豪傑皆可為之的認識，曾國藩認為，凡做事，都要有誌向。必須有三種立誌性格：人生當有人生之誌，為學當有為學之誌，修身當有修身之誌。關於人生之誌，曾國藩有從“雉卵變蛟龍”到“國之藩籬”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鏟不平”的豪邁，因而使曾國藩得以成為了所謂的“中興名臣”。
關於為學之誌，曾國藩說：士人讀書，第一要有誌，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誌，則斷不甘下流。因此曾國藩的學問功底造就了他能夠“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關於修身之誌，曾國藩一生著力效法曆史上的榜樣人物。鹹豐九年，正是曾國藩和太平軍生死決鬥之時，他卻從容摹擬，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思想家、哲學家、著作家、文學家進行重新估計，共得32人（實際上是33人），做成《聖哲畫像記》一文，並命兒子曾紀澤，圖其形象，懸諸壁間，作為終身效法的標準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於完善。
對此，曾國藩自己深有體會，他說：欲求變化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誌。即以餘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誌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做事無恒，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
曾國藩認為，人生有了一個高遠的目標，一個人的行動，諸如或進或退、或去或從、或取或舍，都不會是盲目之舉、徒勞之舉。
這正符合中國古代寓言所講的人生原理，有則寓言說一隻貓頭鷹因當地人厭惡它的叫聲而欲遷往別處。其時有人問它，說：“子能更鳴乎？”意思是說你能改變自己的叫聲嗎？否則，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樣會遭到人們的反對嗎？！立誌也是如此，正如曾國藩所說：“若無破釜沉舟之誌，何必遠行百裏外哉？！”
一個人隻有自己樹立了遠大性格並為之篤行踐履，才有可能使自己成為一個出類拔萃、不流於俗的人，或成為一個有所成就的人。
從個人的角度看，人能否有立誌的性格，與他對自己的期許和定位高下有著密切關係。一個自視甚高但又狂妄自大的人，不會比一個性格高遠並能踏實肯幹的人有更大的成功幾率。若一個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淺，做一庸人而自樂，無疑則會成為一個失敗的凡夫俗子。
提到“性格高遠”一詞，意味著贏定局麵，意味著大功告成。這是大多數人的一種理想目標，在這個目標的刺激下，人生就有盼頭，就有希望。曾國藩的一生之所以能贏定勝局，是因為他知道“出類拔萃，不流於俗”是人生的最大目標，也就是說他能站在高處看人生，通過一係列行之有效的手段，達到贏定勝局的目的。回過頭來看，一個人的立誌性格往往是成功的開端。
做好準備，隨時超越別人
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人，其中凡人最多。為什麽呢？因為他們不具備獲取成功性格的能力！要想不成為凡人，必須立誌不流於俗，期望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達到獲取成功性格的目的才行。曾國藩逐步高升，就是立誌不流於俗，隨時準備超越別人。
孟子曾經說：“自己損害自己的，不要和他交談；自己放棄自己的，不能和他交往。”說話無禮不講道義，這就是所說的“自暴”，做事不仁不義，這就是所說的“自棄”。才質笨拙的人，自己安心於笨拙，不思進取，所以說自暴自棄的人，不值得和他談論事理。如果不甘心笨拙，愛好學習而且努力施行，期望能達到知識廣博的境界，那麽“我想要仁，就達到‘仁’了”，又怎麽會有誌向而事情不成功呢？曾國藩把立誌說成是改變氣質的金丹良藥，而梁啟超也說他“一生最為可貴的是立誌不流於俗人”。這正是說他得到了根本。
曾國藩在談及自己能夠有一點作為的原因時也說：真正的君子聖人的做法，在於忠誠，並且以忠誠倡導天下。世道之所以變亂，因為從上到下充滿了各種壞的欲望，奸人和偽君子互相欺詐、互相爭鬥，為了得到自己的安適享樂，而給別人帶來危害，他們害怕災難，四處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根絲一粒米的力氣來為拯救天下做點事情。於是那些忠誠的人站出來改變這些壞現象，克製自己的欲望去關心他人，提倡忠誠反對邪惡。挺身承擔各種困難，並不要求別人一起來擔當這個困難，慷慨地捐獻財物和獻出生命，就像遠遊的人回到鄉裏一樣無所顧忌，無所保留。於是人人都仿效他們的行為，都把苟活看做是羞恥的事情，躲避是可恥的行為。哎呀！我們的君子們之所以能夠鼓舞眾人，曆經九年而平定大亂，除了他們的忠誠又是什麽呢？這裏的“忠誠”也就是一種脫於流俗的高雅之誌。
薛福成認為曾國藩有建樹的原因是他宏毅的個性。他說：“道光、鹹豐時期，國內一直和平穩定，許多臣子幕僚都認為平安無事，因而拘謹於文書法令，在那兒老老實實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起義軍舉事造反，結果沒人能製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隻會趴倒在地，互相對望而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隻是以卿的名義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馬上組織鄉兵出去。打破舊的規章的束縛，自己創立軍隊編製，和叛軍孤身奮戰。當時，起義軍像決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勢頭凶猛，人們都束手無策，隻有曾國藩奮起抵抗，四處戰鬥。結果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操，絲毫不受各種困難的影響，信心沒有一點受挫，默默地忍受著艱苦，從容指揮，不論文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後收複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事業由此中興。從前，曾子談到士子的任重道遠，必然講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國藩這樣扶持亂世，成就的確重而且遠，可以稱得上是宏毅中的人。”這裏的“宏毅”其實就是不流於俗的誌向。
龍夢蓀在《曾文正公學案》中認為，曾國藩品德、事業、學問上的成就所以光輝千古，就在於他品性的強毅和謙謹。他說：曾國藩作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養和事業學問都取得了巨大成果，可以稱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婦人小孩也欽佩他。他是如何取得這麽巨大的成就呢？我拜讀過他遺留下的集子，反複研讀，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從他品性的強毅、謙謹而來。正是因為他有堅強的毅力，所以才不斷勉勵自己去追趕前人的腳步；獨來獨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雖然碰到人世間比較艱苦的境地，也絲毫不動搖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難百折，也不改變自己的誌向，堅貞的人懷有必勝的信念，因此不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虛妄的人必然不可自信，這一點古人確實說得不錯。正是因為他謙虛謹慎，所以總認為事情沒有止盡，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決不敢有所怠慢。處理公務、事業，惟恐有所疏忽。因為事情變化莫測，推斷有可能出現失誤，所以經常思考並且廣泛地征求他人意見；又因為國家公務千頭萬緒，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難以勝任，所以舉薦賢能共同圖議。他的學問之所以突飛猛進，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績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確實所說日就月將，有本有源。”龍夢蓀所舉的強毅謙謹，薛福成所說的宏毅，雖然二者措辭略有不同，但大體上是一致的，相差不多。隻不過薛福成是單就事業功績來說的，龍夢蓀兼談了曾國藩的道德學問、功業文章，二者在意趣方麵又有不同。曾國藩之所以強毅謙謹，自然是因為稟性倔強，不願自甘於頹廢消沉；也是因為天資淳樸，不敢妄自尊大。曾國藩說自己事業有成，是因為拙樸誠實。這種說法當然是有目的地去說，但從另一方麵來看，他事業上取得的功績又未嚐不與其立誌不流於俗人及其堅韌的個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凡實施一項謀略，辦一件事情，一定不會一帆風順，一定會有世人的議論。
曾國藩曾說過，“從前建立海軍，首先提議的是江忠源；安慶之圍一事，提議的是胡林翼。在那以後，我辦理海軍，第一次敗在靖江，第二次敗在湖口，將士們都願意放棄水戰而去陸戰，堅忍維持之後再求振發；安慶沒有合圍的時候，祁門、黃德那裏也危急，大家建議撤安慶之圍，救援那兩處，堅忍力爭之後才改變大家的意見。孤軍合圍金陵這一百裏之城時，大家的議論都是唯恐重蹈和春、張國梁的覆轍，反對這一做法，唯有本人不以為然，其後堅忍支撐，終於用挖地道的戰術取得了成功。”
曾國藩兄弟對圍攻天京意見不一，湘軍內部也為此爭執。擴而大之，清廷對此也有不同策略。開始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提出一個以追擊李秀成軍隊為名，全麵撤出雨花台，重新確定進攻方略的計劃：此大局所關，一年二年之軍勢，不可不早為定計，若長紮雨花台，以二三萬勁旅屯宿該處，援賊不來，則終日清閑，全無一事；援賊再來，則歸路全無，一蟻潰堤。此等最險之招，隻可一試再試，豈可屢屢試之，以為兵家要訣乎？望弟早早定計。賊不解圍，則忍心堅守；賊若解圍，則以追為退，不著痕跡。行兵最要機局生少，弟在右安、安慶，機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則更呆矣。
盡管曾國藩苦口婆心，盡剖利弊，但曾國荃就是不為所動，堅決不從天京城下撤兵。在此後的一個月裏，曾國藩不斷勸說其撤兵，甚至搬出了“活兵”、“輕兵”、“呆兵”、“重兵”來說服其撤兵。
弟在軍已久，閱事頗多，以後宜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輕兵，少用重兵。進退開合，變化不測，活兵也；屯宿一處，師老人頑，呆兵也；多用大炮輜重，文員太眾，車船難齊，重兵也；器械輕靈，馱輜重，不用車船轎夫，飆風電馳電擊，輕兵也，弟軍積習已深，今欲全改為活兵、輕兵，勢必不能，姑且改為半活半呆、半輕半重，亦有更戰互體之時。望弟力變大計，以金陵、金柱為呆兵、重兵，而以進剿東壩、二溧為活兵，庶有乎！
曾國荃依然固執己見，楊載福也覺得不應就此撤兵。曾國藩寫信與左宗棠商量，左認為曾國荃兵雖不能野戰，但“亦不以退兵之說為然”。然而，周圍的人卻都認為曾國荃輕兵冒進，是不自量力，“眾人藐視沅甫非能力之人”。紛紛建議曾國藩強令將兵撤回，另謀他法。這就使得曾國藩左右為難，了無定計。最終促使曾國藩同意曾國荃不從天京撤軍，繼續攻堅的是曾國藩經親自考察後確信曾國荃能為才做出的。
隻有受到偉大目標的激勵，隻有執著地追求有意義的人生，你才能在世界上做出一番了不起的成就。成就的大小與成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你的進取心和決斷力。如果你到現在還沒有為這兩方麵做好充分的準備，那麽你必須從現在開始就一定要努力培養這方麵的品質，否則會一事無成。沒有哪一個有成就的人不是通過不懈的努力才達到目標的。一旦進取心消退了，我們就失去了前進的動力；一旦動力消失了，我們就會隨波逐流。
一個年輕人不是向上看，走上坡路，就是向下看，走下坡路。如果缺乏向上的精神，就一定會墮落。作為一個年輕人，能力越差，就越應該盡可能多地利用這種品質以提升自己。如果你隻有一項才能可以用來謀生，你就應該比擁有十項才能的人更加努力，更加充分地利用這種唯一的才能，這樣才能阻止自己示弱性格的發生！
從零開始，建立自己的人生平台
心態分兩種，積極心態和消極心態。積極心態能發揮潛能，能吸引財富、成大事、快樂和健康；消極心態則排斥這些東西，奪走生活中的一切，使人終生陷在穀底，即使爬到了巔峰，也會被它拖下來。
曾國藩的《雜著》中有《居業》一條，意思說打江山創事業都要有積極的心態作為基礎。他說：“古代英雄的事跡必定有基礎：如漢高祖劉邦在關中，光武帝在河內，魏在許州，唐在晉陽，都是先占據根據地，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曾國藩把建立積極的心態基礎歸納為兩個必要條件，即規模宏大，言辭誠信。
他具體解釋說：就像居室那樣宏大，那麽它占的宅地就廣闊，能夠庇護的人就多。誠信如果站得很穩固，結構就會很牢靠。《易》說：“寬大居之”，說的是宏大；“修辭立在誠字上，可以居為”，說的是誠信。大程子說：“道之浩浩，從哪裏下手呢？隻有立下誠，才有可以居住的場所。誠就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如果口不擇言，逢事就說，那麽忠信也就被埋沒動搖站不住了。”國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說“居業”；現在俗話說“興家立業”就是這個意思。子張說：“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專一，還能叫有嗎？還能叫無嗎？”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宏大誠信，那麽我的知識浮泛動蕩，說我有不行，說我無也不行；這樣終生沒有可居之業，這就是程子所說的“立不住”了。曾國藩幾乎從零開始，到一呼萬應，正是借助做場、做局而發生變化的。他多次談到“局”，鄙視那些在局外呐喊議論者，倡導挺膺負責，躬身入局，認為這樣，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曾國藩起家之初，手中無權無勢，所以跟從他的人並不多。從長沙臨行前，邀左宗棠參謀軍務，遭到拒絕。但左宗棠拒絕入幕後不久，即加入到駱秉章的幕府，令曾國藩很難堪。李鴻章初次來投，曾國藩也說：“少荃（李鴻章號）是翰林，了不起啊！誌大才高。我這裏呢，局麵還沒打開，恐怕他這樣的艨艟巨艦，不是我這裏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納的。他何不回京師謀個好差事呢？”表麵上是拒絕，實際上擔心水淺養不了大魚，李鴻章吃不了這份苦。
曾國藩還同時發出另外幾封邀請信，但應者寥寥，甚至連過去的好友馮卓懷、郭嵩燾都不肯隨行，劉蓉雖被他強拉硬扯出來，但不久即堅持而歸，留下來的隻有李元度、陳士傑數人。陳士傑字俊臣，湖南桂陽州人，以拔貢考取小京官，分發戶部，遭父憂回籍。因在家辦團練鎮壓當地會黨為曾國藩所賞識，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舉人授官黔陽教諭。李元度曾上書曾國藩言兵事，為其所賞識，約於1854年2月前後入幕。曾國藩深感孤立無援之苦。他在給弟弟們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說：“險凶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馮樹堂、郭嵩燾者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又說：“甄甫先生去歲在湖北時，身旁僅一舊仆，官親、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盡。此無足怪之事。兄現在局勢猶是有為之秋，不致如甄甫處蕭條已甚。然以為此為樂地，而謂人人肯欣然相從，則大不然也。”曾國藩當時慘淡經營的情形，由此可見一斑。
曾國藩認識到自己局麵尚未打開，台麵小，又不輕易向朝廷推薦人，當時環境又惡劣，隨時都有送命的危險，人們當然不願死心塌地跟從了。因此，曾國藩再次出山時，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兩省的實權，對稍有才能者，保奏、薦舉不斷，加之打了幾次勝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雲合影從，如龍得雨，如魚得水”的局麵。
曾國藩任兩江總督後，即成立左宗棠軍、李元度軍；攻下安慶後不久，又令曾國荃回籍招募湘軍6千；以後又成立李鴻章的湘淮軍及淮揚和太湖兩支水師，等等。各將領也深知部隊多，戰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獲高官、掌大權，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籌餉，招募新營。
同時，當曾國藩既任兩江總督，又任欽差大臣之際，情況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份封疆將帥，凡有升罷，曾國藩“皆與讚畫”，而且，朝廷凡有大的舉措，都要征求曾國藩的意見。這時的僚屬們自然感奮異常。“我輩屬在僚佐亦為感奮，願與同誌相磨礪也。”郭嵩燾也說，“近來朝廷舉措，真是從大處著筆，為從來所未有。”
曾國藩的“台麵”做得越大，他的僚屬們就越有希望，越有幹勁兒。難怪曾國藩開赴兩江時，高唱挺進歌了。
凡是獲取成功性格的人，都有這樣一個體會：能站在高處，打量周圍，把一切控製於手中。曾國藩能夠有一種把場麵做大的思想，知道要想獲取成功性格，必須要有大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