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處勝人並不是一件好事
永爭第一是絕大多數人競爭的一種性格，但成大事者不在於處處爭強，而在於適當地保存實力，在最需要的地方爭第一。
處處要爭第一名就是爭強好勝。爭強好勝的性格特點如果控製得好的話，可以幫助一個人在人生道路上永葆充足的動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麵性，爭強好勝也不例外，如果不能對它加以有效控製的話，它也很可能會成為影響我們正常發展的一個弱點，成為我們得罪別人的性格弱點。
1868年5月16日，曾國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其後，由於籌辦“剿”撚的後路軍火有功，封予他雲騎尉世職。在一年中數遷，曾國藩可謂榮耀之至，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對他很重視。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覺到有一個陰影一直圍繞著他，這就是曾國荃彈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漢官密布的長江中下遊地區，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廣總督之職。胡林翼任湖北巡撫時，知其不可動，遂處處推美讓功，以籠絡官文，使得湘軍在諸事上均比較順利。胡林翼死後，官文與湘軍維持著表麵的和氣，但實際上已變得十分疏遠。此次，曾國荃接任湖北巡撫，與官文同居一城，驟然間雙方的關係緊張起來。
因為湖北按察司唐際盛與曾國荃的至友黃南坡仇隙很深，於是唐際盛便慫恿官文，奏請曾國荃幫辦軍務，以使其離開武昌，免於督撫同城。由此，曾國荃便與官文結怨，並伺機進行報複。
曾國荃先是奏參唐際盛，接著就彈劾官文。由於曾國荃營中無文員，奏折草擬後無人商量，恰逢曾紀澤在營中，但又不知參劾官文後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發出後，語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長，首尾不相顧。曾國藩的心腹幕僚趙烈文在日記中載道：原折沅公親筆，而剛（曾紀澤）所商定，並為繕寫，以貪庸驕蹇，欺罔徇私，寵任家丁，貽誤軍政，循例糾參裝頭，後列各款，語多不中肯，文句亦冗遝拖長，首尾不相顧。曾國荃怕曾國藩知道後，阻撓其彈劾官文，因此故意背著他。外間知道曾國荃參劾官文後，不僅湖北的士紳持反對態度，就是曾國藩的門生故吏也認為此事大為不妥。曾國藩十分擔憂，唯恐由此開罪了滿洲貴族，於以後不利。因此，曾國藩在事先和事後均表示出憂慮之情，不太讚同此舉。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書信中。他囑咐曾國荃說：“順齋排行一節，亦請暫置緩圖。”原因是：“此等事幸而獲勝，而眾人眈眈環伺，必欲尋隙一泄其忿。彼不能報複，而眾人若皆思代彼報者。”總之，“弟謀為此舉，則人指為恃武功，恃聖眷，恃門第，而巍巍招風之象見矣，請緩圖之”。隨後，曾國藩又在給曾國荃的書信中說：“順齋一案，接餘函後能否中輟？懸係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為兄弟熟商而行，不關乎會晤與否。”再過十天，曾國藩已得知奏參官文之事已發，反複叮囑曾國荃：“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一再告誡：“福益外家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尚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國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認定了的事就非幹不可。他陳述自己為何要參劾官文的出發點是：“臣竊維端揆疆寄，乃國家之重臣，非於軍務、吏治、國計民生、地方安危，確有關係，雖至愚極戇，何敢曝其所短，輕列彈章？”進而，他在奏折中具體列舉了官文七條罪狀。事情發生後，經反複籌思，曾國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請勿深究”。可是，曾國藩此舉，卻引起了外間的紛言，一時間曾國藩“劾老九”之語，紛紛揚揚，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隻有“麻木不仁處之”，以靜觀時變。
軍機處派出專查此案的欽差，則“字字開脫，列據各司道文武稟覆供詞，以駁原參，幾無一事稍有影響，連閱前後兩折，直如兒戲，直足令人噴飯”。甚至有人認為曾國荃指責官文“肅黨”一事不實，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國荃誣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裏清楚，此次參劾純屬湘係與滿洲權貴之間的權力之爭，而撚軍正盛，還需要利用湘淮兩軍出力，因此，開去官文的湖廣總督職，留大學士銜，回京後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統，實際上對官文並沒有什麽損害。
但令曾國藩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此後不久，一大批湘軍官員被紛紛開缺回籍，如陝甘總督楊嶽斌、陝西巡撫劉蓉、廣東巡撫郭嵩燾、湖北巡撫曾國荃、直隸總督劉長佑。這不由得使曾國藩警醒起來，他覺得這有可能是參劾事件所引起的後果。曾國藩在給郭嵩燾的信中寫道：官相（官文）剛才有署直隸之信，不知印渠何故開缺？近日厚（楊嶽斌）、霞（劉蓉）、筠（郭嵩燾）、沅（曾國荃）次第去位，而印（劉長佑）複繼之，吾鄉極盛困難之耶，思之悚惕。這不能不使曾國藩為自己的末路憂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對自己的冷淡和疏遠，對為官不得罪宦室更有了一層深切的體驗。9月13日，曾國藩奉到上諭：“著調補直隸總督，兩江總督著馬新貽調補。”曾國藩深知，由兩江調往直隸，這並非是對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隸，上下矚目，隻恐難以任久。可及早辭謝，又難於為陳請開缺的措辭。所以，曾國藩選擇了不以勝人為勝，而是以退為進，極為聰明。
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應當學會不必處處勝人。拿破侖的家務總管康斯坦在《拿破侖私生活拾遺》第1冊73頁曾寫道，他常和約瑟芬打台球：“雖然我的技術不錯，我總是讓她贏，這樣她就非常高興。”
我們可從康斯坦的話裏得到一個教訓：讓我們的顧客、朋友、丈夫、妻子，在瑣碎的爭論上贏過我們。
釋迦說：“根本消恨，端賴愛止。”爭強好勝不可能消除誤會，隻有靠技巧、協調、寬容，才能消除誤會。
林肯有一次斥責一位和同事發生激烈爭吵的青年軍官，他說：“任何決心有所成就的人，絕不會在私人爭執上耗時間，爭執的後果，不是他所能承擔得起的。而後果包括發脾氣、失去自製。要在跟別人擁有相等權利的事物上，多讓步一點；而那些顯然是你對的事情，就讓得少一點。與其跟狗爭道，被它咬一口，不如讓它先走。因為，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的咬傷。”
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因此便有“謙謙君子”之說。“謙”是傳統美德，“假謙”自然也威力無比。其一，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易於團結人；其二，惴惴小心，如臨於穀，易於驕敵；其三，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易使敵疏於防備，偽謙假恭皆出於迷惑政敵的官場鬥爭需要，攻則出其不意，守則無懈可擊。
在困境中與人相處的方法
處於困難的時候，如何凝聚人心，這是最為關鍵的成功術。曾國藩在這方麵可謂很有招術，以致當時人們認為他也很崇尚權術。
曾國藩被困祁門時，李鴻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離開。幕府僅有程尚齋（桓生，字尚齋）等幾人，沒有一點生氣。麵對越來越冷落的“門庭”，曾國藩困窘不堪。這時李秀成帶太平軍大隊人馬破了羊棧嶺，進克黟縣，距曾國藩總指揮部的祁門大營僅八十裏，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當時，曾國藩身邊隻有三千防兵，駐紮休寧的張運蘭更是岌岌可危。曾國藩隻好急調鮑超馳援祁門。曾國藩此番處於絕境，自料難逃一死，連遺囑都寫好了。祁門大營的幕僚驚慌失措，亂做一團。曾國藩見人心已散，不可強留，乃心生一計。一天，對其中一人說：“死在一堆何如？”眾幕僚默不做答，悄悄將行李放在舟中，為逃避計。一日曾國藩忽傳令曰：“賊勢如此，有欲暫歸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來營，吾不介意。”眾幕僚聽到這段話，大受感動，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可是李秀成在休寧柏莊嶺與鮑超、張運蘭大戰失利，隨即匆匆撤兵南下，經屯溪、婺源轉入浙江，使曾國藩白撿了一條命。在此期間，曾國藩表麵上談笑風生，神態自若，內心則極為恐懼。據說，李秀成退兵之後，鮑超率親兵一隊前往祁門大營拜見曾國藩，曾國藩從容而出。鮑超下馬，將行禮，曾國藩快步上前，與鮑超相擁抱，並說：“不想仍能與老弟見麵！”言畢淚下，“不複能自持矣”。可見這次祁門被圍，在精神上對曾國藩打擊之重。
李秀成雖然走了，但太平軍仍有大批人馬留在皖南，尤其在占領徽州以後，太平軍隨時都有可能進攻祁門。所以，曾國藩令鮑超留駐漁亭，張運蘭駐紮黟縣，以加強祁門大營的防衛力量。但是，由於皖南地形特殊，而在兵力對比上湘軍又處於劣勢，因而，曾國藩仍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困境。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軍兵馬三路再次向祁門發動進攻。東路破德清、婺源直趨祁門，西路破建德、鄱陽轉攻景德鎮，北路入洋棧嶺進逼黟縣。曾國藩四麵楚歌，再次陷於驚恐之中。他在家信中說：“自11月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5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曾國藩用兵皖南，全靠江西之餉，徽州被太平軍攻占之後，浮梁、樂平、景德鎮一線成為祁門大營唯一的對外通道，一旦被太平軍攻占，就會文報不通，糧餉斷絕，立刻陷入困境。此次太平軍進攻祁門的諸路人馬中，西路軍人數最多，大約不下二萬人，主將為太平軍著名驍將黃文金，成為對湘軍的最大威脅。因而，曾國藩急調鮑超趕赴景德鎮救援。此時，黃文金與鮑超、左宗棠軍激戰負傷，率軍退回皖南，使曾國藩得以很快恢複糧道，度過危機。
每個人都會遭遇困境，但應對困境的方法各不相同。曾國藩的過人之處在於：在困難之時，懂得怎樣與他人多溝通的技巧，善於從他人身上獲取成功的力量。實際上，這是做人的方法。
盲從隻能誤己
輕信別人者都是因為自己缺乏主見，誤以為真理總在別人的手中。曾國藩通曉人情世故，做到絕不盲從於人，認為盲從隻能誤己。
從事政治，當然不能固執己見，也不可輕信別人的話，必須經常權衡利弊，做出掌握根本、把握源流的辦法。
曾國藩在給丁雨生的回信中說：承蒙您論說淮鹽事的利弊，洋洋灑灑數千言，十分詳細。所說：“局外的議論，公正但不符合實際情況；局內的意見，親切但多有私心在裏麵。善於猜測的人，不去顧及物力盈虧；議論變法的人，不去考慮後果。”這幾句話特別中肯。國藩上封信裏要閣下審慎聽取意見，謹慎抉擇而不要輕易處置，正是這個意思。……國藩從來辦事，不固執己見，也不輕信別人的話，必須是看準了利害關係後，才肯放棄自己的意見而聽從別人的。閣下思想敏銳，常常有很多獨到的見解。如果鑽研得太過，看到處處都是荊棘，那也未免是舍棄康莊大道不走而去鑽牛角尖，厭棄牧畜而想螺蛤了。
在給胡林翼的信中，曾國藩說：收取的利多了，老百姓會怨恨，參劾別人多了，官員們會生誹謗，用這些話來勸告你的，雖有些不符合自己的情況，也不應該鬱鬱不樂放在心上。我們所以慎之又慎的，隻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沒有需要下力氣的地方了。古人說：“如果從流俗毀譽上打聽消息，那他是站不住腳的。”總是想平日的短處，那隻能是在毀譽上打聽消息，近來應該多想想在用人妥當與否上打聽消息。
分析一下這裏的原因，大約有兩條。一是辦事的人，絕不可能隻有讚譽而沒有誹謗或評論，隻有恩寵而沒有怨恨；二是輿論往往隨時變化，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樹立根基，專從流俗毀譽上去打聽消息，一定會有站不住腳的那一天。曾國藩在給惲中丞的信中說：凡是幹事的人，絕不可能隻有讚揚而沒有誹謗，隻有恩寵而沒有怨恨。自我修養的人，隻求心靜就夠了，且不可因譏諷議論而氣餒、消沉；衡量評價別人的人，隻求一個長處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棄了有用的人才。如果對佼佼者過於苛求，那麽庸庸碌碌的人反而會走運。
曾國藩強調辦事和做人權衡利害，把握輕重，要特別注意不以流俗的毀譽為轉移。他在給陳舫仙的回信中說：“京師的議論與樞密院的消息隨時變化。每逢遇到官員上下交接，本來眾望所歸的人，轉眼間就會被人唾棄；也有的群疑眾謗、被議論紛紛的人，轉眼功夫又風平浪靜了。隻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經過紅與黑的變化也不改變自己的形象。閣下這次進京，時間沒有幾天，但上天的眷顧和輿論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閣下不要沾沾自喜，將來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議論，恩顧無存，望閣下也不要因此而沮喪。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幹自己的事與讀書二者並進，公事就是管理與防務二者兼營。以勤為本，輔之以誠。勤，雖然柔弱也會變強，雖然愚鈍但也會變得聰明。誠，誠心可以使金石為開，鬼神聽話，鄙陋的譏諷，就是跳進黃河也是洗不清的，那還有什麽可爭辯的呢？”這些話深刻明白，要旨不外是腳踏實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強，不以流俗的毀譽為轉移。
曾國荃就任湖北巡撫時，曾國藩給他寫信一封，信中說：督撫本來不容易做，近來又是多事之秋，必須招募兵員，籌措軍餉。招兵則怕失敗而受誹謗，籌措軍餉則怕說搜刮而招致怨恨。這兩樣都容易敗壞聲名，而由此引起紛紛議論，被人參劾的人，常在用人不當。沅浦弟的博愛形同軟弱，在用人上向來失於繁冗。以後要慎重選用賢人，以補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幾人，以補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資曆很淺，外貌上貴在溫和恭敬，內裏貴在謙虛禮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們了解的不深，沒有料到的多著呢，且不可存一點自以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滿，這兩條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卻咎戾，不失去好名聲。這些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囑咐，千萬不要以為是泛泛的議論而忽視它！
從這裏完全可看出曾國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經驗閱曆是有著密切關係的。
曾國藩辦事，不固執己見，也不輕信別人的話，必須看準了利害關係後，才放棄自己的意見而聽從別人的。由此可見，曾國藩既不是頑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個盲目屈從的人。他對於社會輿論就是抱著這樣的態度；對於別人的建議，也是抱著這樣的態度。他在給歐陽曉岑的回信中說：集思廣益，本來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裏尤其容易被人欺騙、蒙蔽。每天到我府上來的人，或者上書獻策，或者當麵陳說見解，大體上不出你寫的三條之列。對那些驕傲的人要抑製，然而，又不能因為這樣就完全廢除吐故納新的風氣。重要的應當是自己把握主見，如六轡在手；對外廣泛慢慢地吸收，如萬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應該這樣，而小小的我卻是做不到的。曾國藩為人處世，既能尊重他人意見，但絕不盲從，總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把一件事情想深想透，從而做到有的放矢。這說明：一切成功者皆不是一味模仿別人、聽信別人，而是相信自己，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曾氏避讓性格之解密：
進退自如人生一路平坦曾國藩的精明之處在於：知道如何在風口浪尖上搏擊，而又不致被浪頭卷走；既可進，又可退，遊刃有餘。他既善於出擊，又巧於自保。這說明，在人生的關鍵時刻，一定學會退讓。曾國藩的退讓之道對於張之洞頗有影響。
張之洞是一個成熟老到的政治家，他的自保意識很強，老謀深算，進退有術，處處為自己留下退路。他不結宗派、不樹私黨，他常常標榜自己“立身立朝之道，無台無閣，無湘無淮，無和無戰”，“既和又不能同，既群又不能黨”。在從政之中，由於政見趨同，很自然的會有至交好友。眾所周知，當初在京縱論時政時，張之洞附著李鴻藻這樣的閣臣，成為清流黨的“牛角”，而且在1876年底至1881年的四年多時間裏，其筆鋒所向、觸角所至，也無可辯駁地顯示他是清流黨的重要成員，但他卻時時處處竭力否認自己是清流黨。
當初當慈禧太後問訊起清流黨的有關情況時，張之洞就坦然奏道：“啟奏太後，臣以為清流黨一說不合事實。臣自從光緒二年從四川回京後，與李鴻藻、潘祖蔭、張佩綸、陳寶琛等人交往頗多。一則，臣仰慕他們持身謹嚴的人品和忠於太後皇上、關心國事的血性，二則，臣與他們有喜愛學問詩文、金石考辨等癖好。盡管從來便有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的分別，但臣仍凜於‘結黨營私’之儆戒，不敢與人結社組盟，以貽口實。據臣所知，李鴻藻等人與臣此心相同。且臣以為專門彈劾大員一說亦不全合事實。就拿臣來說吧，這幾年除代黃體芳起草過彈劾戶部尚書董恂外，其餘不論是為人代擬，還是自己署名的三十多道折子，全是言事陳策，並不以糾彈大員為主。比如這次伊犁事件，臣主張嚴懲崇厚，但亦非專門衝著崇厚而言。臣為此事草擬了七、八道折子，還有幾道未及上奏，所有這些奏章，都重在如何妥善處理伊犁歸還一事，而不重在如何懲處崇厚一人。臣幼讀先儒之書，粗明大義，既不敢結黨以營私，又不願以劾人而利己，側身於翰詹之際，留心國事，乃臣之本分。臣一向認為，當以剖析事理尋求善策為重，而不應以嚴峻懲罰罷官削職為目的。”
的確如此，被人視為“清流黨”的頭麵人物中，張佩綸、陳寶琛等人招怨最多，而張之洞確乎遭人攻詰不多，這正是因為他這個“清流黨”重在言事而少言人。張佩綸、陳寶琛，今天彈這個，明天糾那個，日後將積怨甚多。張之洞的確與他們有著極大的不同。
張之洞即使對自己的政敵也是虛與委蛇，盡管他縱橫捭闔，但始終告誡自己要盡量不貿然得罪他人。慈禧重用張之洞，本有分李鴻章之勢的用心，避免李鴻章集大權於一身。張之洞雖然與李鴻章在很多方麵意見不一致，如甲午之戰時，李鴻章主和，張之洞主戰，李鴻章視張之洞為“書生之見”，但張之洞表麵上還是表現出對李鴻章的極大推崇，據說當李鴻章70壽辰時，張之洞為他做壽文，忙活了3天3夜，這期間很少睡覺。琉璃廠書肆將這篇壽文以單行本付刻，一時洛陽紙貴，成為李鴻章所收到的壽文中的壓卷之作。張之洞如此處理與李鴻章的關係，顯然包含著深刻的外圓意識。
他的外圓謀略還表現在對光緒帝廢除與否的問題上。戊戌變法之後，張之洞鑒於西太後的威嚴，對廢除光緒皇帝之事一直不表態，總是含糊其詞，既不明說支持，又不明說反對，常常推說這是皇室家事。從他對這件事的態度上，更可看出張之洞的聰明老練、圓滑狡黠。
當軍機處發來密電，征詢他對廢除光緒帝的意見時，他很為難。因為他覺得當今的皇上，雖有許多缺陷，但他願行新政，有勵精圖治的抱負，這就是好皇帝。若有康熙、乾隆那樣的明君英主，也不是不能廢除皇上而改立賢者，但遍視當今，有資格繼承皇位的人，卻沒有一個像模像樣的。所以在張之洞看來，當然還是不廢皇上的好，但是西太後剛強明斷，看重權力，與一般女人大不相同。她是一個喜歡自己攬權弄權的人，雖然她口口聲聲地說，自己要還政頤養，可是據說百日新政期間，皇上12次赴頤和園稟報，二品以上的文武大員還得由太後親自決定，離京前還得去園子裏向她叩頭謝恩。這分明是她仍在控製著朝廷！再有魄力的皇帝，在這樣的控扼之下，也難以有所作為。因此，他覺得西太後的目的顯而易見是要廢除光緒帝的。自己雖不同意廢除，但是西太後大權在握，得罪不起，而自己又不願意違背良心說話，這個問題的確很棘手。於是他想起曆史上許多類似的例子，像楊修的被殺，就是因為他插手了曹家的立嗣事，引起曹操的憤怒。這是前車之鑒。而諸葛亮做的就比較明智，當劉琦兄弟相爭，請教諸葛亮時，諸葛亮說，立誰為荊州之主，這是你們的家事，外人不得多嘴。看來，帝王家從來都是把立嗣當作家事來對待的，而把它當做國事來看的，很少很少。
這件史事給了張之洞很大的啟發，他想：自古以來做官都講究“思不出位”，在其位，謀其政，要求說話辦事不要超越自己的名分地位，該說什麽、該做什麽，不該說什麽、不該做什麽，都以自己的職責為限，謹慎穩重，這是處事精明老練的表現之一。諸葛亮可說是精明老練之輩，他的一句“這是你們的家事”，堪稱絕佳妙語，包容量極大，在不卑不亢的情況下將“球”踢了回去。俗語都說：“疏不間親。”強調局外人不要參與他人家庭之間的糾紛，對皇室更不能說三道四，因為這涉及權力爭奪的中樞神經，格外敏感，否則會有性命之憂。況且現在西太後主意已定，她是不可能把一個外臣的話當一回事的。她現在要讓軍機處來征詢自己的意見，無非是利用利用自己而已。如果自己的話投合她的心思，她就會把自己的話拿出來做擋箭牌；如果自己的話不合她的心思，她或置之不理，或從此以後疏遠自己，那麽等待自己的結局，就一定是罷官解職了。所以他決定這樣回複軍機處：“廢立乃天子家事，當由太後聖心明斷，外臣不宜亦不應置喙。”張之洞覺得這樣的回答，是比較合適的，一是自己嚴守了君臣之分，不插手皇室家事；二是同意太後自己做出的決定，今後是廢還是不廢，自己都沒有意見，而且還巧妙地向太後表達了自己的忠心。張之洞覺得這是最恰當的處理方式，因為西太後是一個固執己見的人，對這樣的人又何必去多嘴呢，多說不但於事無補，反而無益。張之洞雖正直，但又善於設防自保；他既有主見和個性，又不失靈活性。也就是既富於剛性，又不失彈性，具有剛柔相濟的性格，是一個外圓內方的政治家，外表像柔軟的海綿，骨子裏卻如同鋼鐵。他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呈現出圓形，他認為社會就是圓形。而圓的壓力最小，張力卻最大，並且圓的可塑性也最強。他崇尚做人要圓，這個圓是圓通，是一種寬厚、融通，是大智若愚，是與人為善。其實保全自己，不等於苟且偷安，苟且偷安之輩隻知蠅營狗苟、得過且過。保全自己，是為了不被別人吃掉搞垮，能在角逐中保持有利地位，遇上風頭，及時回避，一旦抓住機會就能重新崛起，更好地發揮自己的長處。
要想保全自己，首先必須對自己的處境、行為、目的有深刻的了解，對各種不測事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隨形勢、人事的變化決定行為方式。雖然不以整人害人為目的，但在必要時，為了保全自己，應該毫不猶豫地以子之矛，擊子之盾，以攻為守，避免被動。
永爭第一是絕大多數人競爭的一種性格，但成大事者不在於處處爭強，而在於適當地保存實力，在最需要的地方爭第一。
處處要爭第一名就是爭強好勝。爭強好勝的性格特點如果控製得好的話，可以幫助一個人在人生道路上永葆充足的動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麵性，爭強好勝也不例外，如果不能對它加以有效控製的話，它也很可能會成為影響我們正常發展的一個弱點，成為我們得罪別人的性格弱點。
1868年5月16日，曾國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其後，由於籌辦“剿”撚的後路軍火有功，封予他雲騎尉世職。在一年中數遷，曾國藩可謂榮耀之至，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對他很重視。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覺到有一個陰影一直圍繞著他，這就是曾國荃彈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漢官密布的長江中下遊地區，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廣總督之職。胡林翼任湖北巡撫時，知其不可動，遂處處推美讓功，以籠絡官文，使得湘軍在諸事上均比較順利。胡林翼死後，官文與湘軍維持著表麵的和氣，但實際上已變得十分疏遠。此次，曾國荃接任湖北巡撫，與官文同居一城，驟然間雙方的關係緊張起來。
因為湖北按察司唐際盛與曾國荃的至友黃南坡仇隙很深，於是唐際盛便慫恿官文，奏請曾國荃幫辦軍務，以使其離開武昌，免於督撫同城。由此，曾國荃便與官文結怨，並伺機進行報複。
曾國荃先是奏參唐際盛，接著就彈劾官文。由於曾國荃營中無文員，奏折草擬後無人商量，恰逢曾紀澤在營中，但又不知參劾官文後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發出後，語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長，首尾不相顧。曾國藩的心腹幕僚趙烈文在日記中載道：原折沅公親筆，而剛（曾紀澤）所商定，並為繕寫，以貪庸驕蹇，欺罔徇私，寵任家丁，貽誤軍政，循例糾參裝頭，後列各款，語多不中肯，文句亦冗遝拖長，首尾不相顧。曾國荃怕曾國藩知道後，阻撓其彈劾官文，因此故意背著他。外間知道曾國荃參劾官文後，不僅湖北的士紳持反對態度，就是曾國藩的門生故吏也認為此事大為不妥。曾國藩十分擔憂，唯恐由此開罪了滿洲貴族，於以後不利。因此，曾國藩在事先和事後均表示出憂慮之情，不太讚同此舉。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書信中。他囑咐曾國荃說：“順齋排行一節，亦請暫置緩圖。”原因是：“此等事幸而獲勝，而眾人眈眈環伺，必欲尋隙一泄其忿。彼不能報複，而眾人若皆思代彼報者。”總之，“弟謀為此舉，則人指為恃武功，恃聖眷，恃門第，而巍巍招風之象見矣，請緩圖之”。隨後，曾國藩又在給曾國荃的書信中說：“順齋一案，接餘函後能否中輟？懸係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為兄弟熟商而行，不關乎會晤與否。”再過十天，曾國藩已得知奏參官文之事已發，反複叮囑曾國荃：“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一再告誡：“福益外家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尚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國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認定了的事就非幹不可。他陳述自己為何要參劾官文的出發點是：“臣竊維端揆疆寄，乃國家之重臣，非於軍務、吏治、國計民生、地方安危，確有關係，雖至愚極戇，何敢曝其所短，輕列彈章？”進而，他在奏折中具體列舉了官文七條罪狀。事情發生後，經反複籌思，曾國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請勿深究”。可是，曾國藩此舉，卻引起了外間的紛言，一時間曾國藩“劾老九”之語，紛紛揚揚，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隻有“麻木不仁處之”，以靜觀時變。
軍機處派出專查此案的欽差，則“字字開脫，列據各司道文武稟覆供詞，以駁原參，幾無一事稍有影響，連閱前後兩折，直如兒戲，直足令人噴飯”。甚至有人認為曾國荃指責官文“肅黨”一事不實，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國荃誣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裏清楚，此次參劾純屬湘係與滿洲權貴之間的權力之爭，而撚軍正盛，還需要利用湘淮兩軍出力，因此，開去官文的湖廣總督職，留大學士銜，回京後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統，實際上對官文並沒有什麽損害。
但令曾國藩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此後不久，一大批湘軍官員被紛紛開缺回籍，如陝甘總督楊嶽斌、陝西巡撫劉蓉、廣東巡撫郭嵩燾、湖北巡撫曾國荃、直隸總督劉長佑。這不由得使曾國藩警醒起來，他覺得這有可能是參劾事件所引起的後果。曾國藩在給郭嵩燾的信中寫道：官相（官文）剛才有署直隸之信，不知印渠何故開缺？近日厚（楊嶽斌）、霞（劉蓉）、筠（郭嵩燾）、沅（曾國荃）次第去位，而印（劉長佑）複繼之，吾鄉極盛困難之耶，思之悚惕。這不能不使曾國藩為自己的末路憂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對自己的冷淡和疏遠，對為官不得罪宦室更有了一層深切的體驗。9月13日，曾國藩奉到上諭：“著調補直隸總督，兩江總督著馬新貽調補。”曾國藩深知，由兩江調往直隸，這並非是對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隸，上下矚目，隻恐難以任久。可及早辭謝，又難於為陳請開缺的措辭。所以，曾國藩選擇了不以勝人為勝，而是以退為進，極為聰明。
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應當學會不必處處勝人。拿破侖的家務總管康斯坦在《拿破侖私生活拾遺》第1冊73頁曾寫道，他常和約瑟芬打台球：“雖然我的技術不錯，我總是讓她贏，這樣她就非常高興。”
我們可從康斯坦的話裏得到一個教訓：讓我們的顧客、朋友、丈夫、妻子，在瑣碎的爭論上贏過我們。
釋迦說：“根本消恨，端賴愛止。”爭強好勝不可能消除誤會，隻有靠技巧、協調、寬容，才能消除誤會。
林肯有一次斥責一位和同事發生激烈爭吵的青年軍官，他說：“任何決心有所成就的人，絕不會在私人爭執上耗時間，爭執的後果，不是他所能承擔得起的。而後果包括發脾氣、失去自製。要在跟別人擁有相等權利的事物上，多讓步一點；而那些顯然是你對的事情，就讓得少一點。與其跟狗爭道，被它咬一口，不如讓它先走。因為，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的咬傷。”
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因此便有“謙謙君子”之說。“謙”是傳統美德，“假謙”自然也威力無比。其一，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易於團結人；其二，惴惴小心，如臨於穀，易於驕敵；其三，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易使敵疏於防備，偽謙假恭皆出於迷惑政敵的官場鬥爭需要，攻則出其不意，守則無懈可擊。
在困境中與人相處的方法
處於困難的時候，如何凝聚人心，這是最為關鍵的成功術。曾國藩在這方麵可謂很有招術，以致當時人們認為他也很崇尚權術。
曾國藩被困祁門時，李鴻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離開。幕府僅有程尚齋（桓生，字尚齋）等幾人，沒有一點生氣。麵對越來越冷落的“門庭”，曾國藩困窘不堪。這時李秀成帶太平軍大隊人馬破了羊棧嶺，進克黟縣，距曾國藩總指揮部的祁門大營僅八十裏，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當時，曾國藩身邊隻有三千防兵，駐紮休寧的張運蘭更是岌岌可危。曾國藩隻好急調鮑超馳援祁門。曾國藩此番處於絕境，自料難逃一死，連遺囑都寫好了。祁門大營的幕僚驚慌失措，亂做一團。曾國藩見人心已散，不可強留，乃心生一計。一天，對其中一人說：“死在一堆何如？”眾幕僚默不做答，悄悄將行李放在舟中，為逃避計。一日曾國藩忽傳令曰：“賊勢如此，有欲暫歸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來營，吾不介意。”眾幕僚聽到這段話，大受感動，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可是李秀成在休寧柏莊嶺與鮑超、張運蘭大戰失利，隨即匆匆撤兵南下，經屯溪、婺源轉入浙江，使曾國藩白撿了一條命。在此期間，曾國藩表麵上談笑風生，神態自若，內心則極為恐懼。據說，李秀成退兵之後，鮑超率親兵一隊前往祁門大營拜見曾國藩，曾國藩從容而出。鮑超下馬，將行禮，曾國藩快步上前，與鮑超相擁抱，並說：“不想仍能與老弟見麵！”言畢淚下，“不複能自持矣”。可見這次祁門被圍，在精神上對曾國藩打擊之重。
李秀成雖然走了，但太平軍仍有大批人馬留在皖南，尤其在占領徽州以後，太平軍隨時都有可能進攻祁門。所以，曾國藩令鮑超留駐漁亭，張運蘭駐紮黟縣，以加強祁門大營的防衛力量。但是，由於皖南地形特殊，而在兵力對比上湘軍又處於劣勢，因而，曾國藩仍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困境。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軍兵馬三路再次向祁門發動進攻。東路破德清、婺源直趨祁門，西路破建德、鄱陽轉攻景德鎮，北路入洋棧嶺進逼黟縣。曾國藩四麵楚歌，再次陷於驚恐之中。他在家信中說：“自11月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5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曾國藩用兵皖南，全靠江西之餉，徽州被太平軍攻占之後，浮梁、樂平、景德鎮一線成為祁門大營唯一的對外通道，一旦被太平軍攻占，就會文報不通，糧餉斷絕，立刻陷入困境。此次太平軍進攻祁門的諸路人馬中，西路軍人數最多，大約不下二萬人，主將為太平軍著名驍將黃文金，成為對湘軍的最大威脅。因而，曾國藩急調鮑超趕赴景德鎮救援。此時，黃文金與鮑超、左宗棠軍激戰負傷，率軍退回皖南，使曾國藩得以很快恢複糧道，度過危機。
每個人都會遭遇困境，但應對困境的方法各不相同。曾國藩的過人之處在於：在困難之時，懂得怎樣與他人多溝通的技巧，善於從他人身上獲取成功的力量。實際上，這是做人的方法。
盲從隻能誤己
輕信別人者都是因為自己缺乏主見，誤以為真理總在別人的手中。曾國藩通曉人情世故，做到絕不盲從於人，認為盲從隻能誤己。
從事政治，當然不能固執己見，也不可輕信別人的話，必須經常權衡利弊，做出掌握根本、把握源流的辦法。
曾國藩在給丁雨生的回信中說：承蒙您論說淮鹽事的利弊，洋洋灑灑數千言，十分詳細。所說：“局外的議論，公正但不符合實際情況；局內的意見，親切但多有私心在裏麵。善於猜測的人，不去顧及物力盈虧；議論變法的人，不去考慮後果。”這幾句話特別中肯。國藩上封信裏要閣下審慎聽取意見，謹慎抉擇而不要輕易處置，正是這個意思。……國藩從來辦事，不固執己見，也不輕信別人的話，必須是看準了利害關係後，才肯放棄自己的意見而聽從別人的。閣下思想敏銳，常常有很多獨到的見解。如果鑽研得太過，看到處處都是荊棘，那也未免是舍棄康莊大道不走而去鑽牛角尖，厭棄牧畜而想螺蛤了。
在給胡林翼的信中，曾國藩說：收取的利多了，老百姓會怨恨，參劾別人多了，官員們會生誹謗，用這些話來勸告你的，雖有些不符合自己的情況，也不應該鬱鬱不樂放在心上。我們所以慎之又慎的，隻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沒有需要下力氣的地方了。古人說：“如果從流俗毀譽上打聽消息，那他是站不住腳的。”總是想平日的短處，那隻能是在毀譽上打聽消息，近來應該多想想在用人妥當與否上打聽消息。
分析一下這裏的原因，大約有兩條。一是辦事的人，絕不可能隻有讚譽而沒有誹謗或評論，隻有恩寵而沒有怨恨；二是輿論往往隨時變化，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樹立根基，專從流俗毀譽上去打聽消息，一定會有站不住腳的那一天。曾國藩在給惲中丞的信中說：凡是幹事的人，絕不可能隻有讚揚而沒有誹謗，隻有恩寵而沒有怨恨。自我修養的人，隻求心靜就夠了，且不可因譏諷議論而氣餒、消沉；衡量評價別人的人，隻求一個長處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棄了有用的人才。如果對佼佼者過於苛求，那麽庸庸碌碌的人反而會走運。
曾國藩強調辦事和做人權衡利害，把握輕重，要特別注意不以流俗的毀譽為轉移。他在給陳舫仙的回信中說：“京師的議論與樞密院的消息隨時變化。每逢遇到官員上下交接，本來眾望所歸的人，轉眼間就會被人唾棄；也有的群疑眾謗、被議論紛紛的人，轉眼功夫又風平浪靜了。隻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經過紅與黑的變化也不改變自己的形象。閣下這次進京，時間沒有幾天，但上天的眷顧和輿論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閣下不要沾沾自喜，將來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議論，恩顧無存，望閣下也不要因此而沮喪。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幹自己的事與讀書二者並進，公事就是管理與防務二者兼營。以勤為本，輔之以誠。勤，雖然柔弱也會變強，雖然愚鈍但也會變得聰明。誠，誠心可以使金石為開，鬼神聽話，鄙陋的譏諷，就是跳進黃河也是洗不清的，那還有什麽可爭辯的呢？”這些話深刻明白，要旨不外是腳踏實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強，不以流俗的毀譽為轉移。
曾國荃就任湖北巡撫時，曾國藩給他寫信一封，信中說：督撫本來不容易做，近來又是多事之秋，必須招募兵員，籌措軍餉。招兵則怕失敗而受誹謗，籌措軍餉則怕說搜刮而招致怨恨。這兩樣都容易敗壞聲名，而由此引起紛紛議論，被人參劾的人，常在用人不當。沅浦弟的博愛形同軟弱，在用人上向來失於繁冗。以後要慎重選用賢人，以補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幾人，以補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資曆很淺，外貌上貴在溫和恭敬，內裏貴在謙虛禮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們了解的不深，沒有料到的多著呢，且不可存一點自以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滿，這兩條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卻咎戾，不失去好名聲。這些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囑咐，千萬不要以為是泛泛的議論而忽視它！
從這裏完全可看出曾國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經驗閱曆是有著密切關係的。
曾國藩辦事，不固執己見，也不輕信別人的話，必須看準了利害關係後，才放棄自己的意見而聽從別人的。由此可見，曾國藩既不是頑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個盲目屈從的人。他對於社會輿論就是抱著這樣的態度；對於別人的建議，也是抱著這樣的態度。他在給歐陽曉岑的回信中說：集思廣益，本來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裏尤其容易被人欺騙、蒙蔽。每天到我府上來的人，或者上書獻策，或者當麵陳說見解，大體上不出你寫的三條之列。對那些驕傲的人要抑製，然而，又不能因為這樣就完全廢除吐故納新的風氣。重要的應當是自己把握主見，如六轡在手；對外廣泛慢慢地吸收，如萬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應該這樣，而小小的我卻是做不到的。曾國藩為人處世，既能尊重他人意見，但絕不盲從，總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把一件事情想深想透，從而做到有的放矢。這說明：一切成功者皆不是一味模仿別人、聽信別人，而是相信自己，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曾氏避讓性格之解密：
進退自如人生一路平坦曾國藩的精明之處在於：知道如何在風口浪尖上搏擊，而又不致被浪頭卷走；既可進，又可退，遊刃有餘。他既善於出擊，又巧於自保。這說明，在人生的關鍵時刻，一定學會退讓。曾國藩的退讓之道對於張之洞頗有影響。
張之洞是一個成熟老到的政治家，他的自保意識很強，老謀深算，進退有術，處處為自己留下退路。他不結宗派、不樹私黨，他常常標榜自己“立身立朝之道，無台無閣，無湘無淮，無和無戰”，“既和又不能同，既群又不能黨”。在從政之中，由於政見趨同，很自然的會有至交好友。眾所周知，當初在京縱論時政時，張之洞附著李鴻藻這樣的閣臣，成為清流黨的“牛角”，而且在1876年底至1881年的四年多時間裏，其筆鋒所向、觸角所至，也無可辯駁地顯示他是清流黨的重要成員，但他卻時時處處竭力否認自己是清流黨。
當初當慈禧太後問訊起清流黨的有關情況時，張之洞就坦然奏道：“啟奏太後，臣以為清流黨一說不合事實。臣自從光緒二年從四川回京後，與李鴻藻、潘祖蔭、張佩綸、陳寶琛等人交往頗多。一則，臣仰慕他們持身謹嚴的人品和忠於太後皇上、關心國事的血性，二則，臣與他們有喜愛學問詩文、金石考辨等癖好。盡管從來便有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的分別，但臣仍凜於‘結黨營私’之儆戒，不敢與人結社組盟，以貽口實。據臣所知，李鴻藻等人與臣此心相同。且臣以為專門彈劾大員一說亦不全合事實。就拿臣來說吧，這幾年除代黃體芳起草過彈劾戶部尚書董恂外，其餘不論是為人代擬，還是自己署名的三十多道折子，全是言事陳策，並不以糾彈大員為主。比如這次伊犁事件，臣主張嚴懲崇厚，但亦非專門衝著崇厚而言。臣為此事草擬了七、八道折子，還有幾道未及上奏，所有這些奏章，都重在如何妥善處理伊犁歸還一事，而不重在如何懲處崇厚一人。臣幼讀先儒之書，粗明大義，既不敢結黨以營私，又不願以劾人而利己，側身於翰詹之際，留心國事，乃臣之本分。臣一向認為，當以剖析事理尋求善策為重，而不應以嚴峻懲罰罷官削職為目的。”
的確如此，被人視為“清流黨”的頭麵人物中，張佩綸、陳寶琛等人招怨最多，而張之洞確乎遭人攻詰不多，這正是因為他這個“清流黨”重在言事而少言人。張佩綸、陳寶琛，今天彈這個，明天糾那個，日後將積怨甚多。張之洞的確與他們有著極大的不同。
張之洞即使對自己的政敵也是虛與委蛇，盡管他縱橫捭闔，但始終告誡自己要盡量不貿然得罪他人。慈禧重用張之洞，本有分李鴻章之勢的用心，避免李鴻章集大權於一身。張之洞雖然與李鴻章在很多方麵意見不一致，如甲午之戰時，李鴻章主和，張之洞主戰，李鴻章視張之洞為“書生之見”，但張之洞表麵上還是表現出對李鴻章的極大推崇，據說當李鴻章70壽辰時，張之洞為他做壽文，忙活了3天3夜，這期間很少睡覺。琉璃廠書肆將這篇壽文以單行本付刻，一時洛陽紙貴，成為李鴻章所收到的壽文中的壓卷之作。張之洞如此處理與李鴻章的關係，顯然包含著深刻的外圓意識。
他的外圓謀略還表現在對光緒帝廢除與否的問題上。戊戌變法之後，張之洞鑒於西太後的威嚴，對廢除光緒皇帝之事一直不表態，總是含糊其詞，既不明說支持，又不明說反對，常常推說這是皇室家事。從他對這件事的態度上，更可看出張之洞的聰明老練、圓滑狡黠。
當軍機處發來密電，征詢他對廢除光緒帝的意見時，他很為難。因為他覺得當今的皇上，雖有許多缺陷，但他願行新政，有勵精圖治的抱負，這就是好皇帝。若有康熙、乾隆那樣的明君英主，也不是不能廢除皇上而改立賢者，但遍視當今，有資格繼承皇位的人，卻沒有一個像模像樣的。所以在張之洞看來，當然還是不廢皇上的好，但是西太後剛強明斷，看重權力，與一般女人大不相同。她是一個喜歡自己攬權弄權的人，雖然她口口聲聲地說，自己要還政頤養，可是據說百日新政期間，皇上12次赴頤和園稟報，二品以上的文武大員還得由太後親自決定，離京前還得去園子裏向她叩頭謝恩。這分明是她仍在控製著朝廷！再有魄力的皇帝，在這樣的控扼之下，也難以有所作為。因此，他覺得西太後的目的顯而易見是要廢除光緒帝的。自己雖不同意廢除，但是西太後大權在握，得罪不起，而自己又不願意違背良心說話，這個問題的確很棘手。於是他想起曆史上許多類似的例子，像楊修的被殺，就是因為他插手了曹家的立嗣事，引起曹操的憤怒。這是前車之鑒。而諸葛亮做的就比較明智，當劉琦兄弟相爭，請教諸葛亮時，諸葛亮說，立誰為荊州之主，這是你們的家事，外人不得多嘴。看來，帝王家從來都是把立嗣當作家事來對待的，而把它當做國事來看的，很少很少。
這件史事給了張之洞很大的啟發，他想：自古以來做官都講究“思不出位”，在其位，謀其政，要求說話辦事不要超越自己的名分地位，該說什麽、該做什麽，不該說什麽、不該做什麽，都以自己的職責為限，謹慎穩重，這是處事精明老練的表現之一。諸葛亮可說是精明老練之輩，他的一句“這是你們的家事”，堪稱絕佳妙語，包容量極大，在不卑不亢的情況下將“球”踢了回去。俗語都說：“疏不間親。”強調局外人不要參與他人家庭之間的糾紛，對皇室更不能說三道四，因為這涉及權力爭奪的中樞神經，格外敏感，否則會有性命之憂。況且現在西太後主意已定，她是不可能把一個外臣的話當一回事的。她現在要讓軍機處來征詢自己的意見，無非是利用利用自己而已。如果自己的話投合她的心思，她就會把自己的話拿出來做擋箭牌；如果自己的話不合她的心思，她或置之不理，或從此以後疏遠自己，那麽等待自己的結局，就一定是罷官解職了。所以他決定這樣回複軍機處：“廢立乃天子家事，當由太後聖心明斷，外臣不宜亦不應置喙。”張之洞覺得這樣的回答，是比較合適的，一是自己嚴守了君臣之分，不插手皇室家事；二是同意太後自己做出的決定，今後是廢還是不廢，自己都沒有意見，而且還巧妙地向太後表達了自己的忠心。張之洞覺得這是最恰當的處理方式，因為西太後是一個固執己見的人，對這樣的人又何必去多嘴呢，多說不但於事無補，反而無益。張之洞雖正直，但又善於設防自保；他既有主見和個性，又不失靈活性。也就是既富於剛性，又不失彈性，具有剛柔相濟的性格，是一個外圓內方的政治家，外表像柔軟的海綿，骨子裏卻如同鋼鐵。他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呈現出圓形，他認為社會就是圓形。而圓的壓力最小，張力卻最大，並且圓的可塑性也最強。他崇尚做人要圓，這個圓是圓通，是一種寬厚、融通，是大智若愚，是與人為善。其實保全自己，不等於苟且偷安，苟且偷安之輩隻知蠅營狗苟、得過且過。保全自己，是為了不被別人吃掉搞垮，能在角逐中保持有利地位，遇上風頭，及時回避，一旦抓住機會就能重新崛起，更好地發揮自己的長處。
要想保全自己，首先必須對自己的處境、行為、目的有深刻的了解，對各種不測事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隨形勢、人事的變化決定行為方式。雖然不以整人害人為目的，但在必要時，為了保全自己，應該毫不猶豫地以子之矛，擊子之盾，以攻為守，避免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