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有人醒在我夢中(2)
有人醒在我夢中(青少年文學讀本·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精選) 作者:冉正萬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電話響了,當我抓過聽筒的時候,我意識到已經響了好半天了。剛才不是沒聽見,聽見了,但忘了接。是主任打來的,他不客氣地問:“你在哪裏?”我這是在哪裏呢?我迷糊了一會兒,應該是在家裏吧?我遲疑地說:“我在家。”主任說:“搞什麽名堂,昨天我一再強調,今天早上開編前會,把采訪思路統一下,別人都到了,就你沒到。”是的,我想起來了。是一個女孩自殺的事情,專刊部準備進行深度報道。我怎麽會睡過上班時間,這太不像話了。我從枕頭下麵摸出手機,準備給小華打個電話,請他立即送我去單位。我住的地方離單位太遠了,乘公共汽車要多用一個小時,而自己開車,半個小時就可以趕到。可指頭不聽指揮,也像是鍵太小了指頭太粗了。心裏想按的是3,它按下去的卻是4,要麽一下子跑出一串,還夾雜著#號和?號,我不知這兩個號碼是用來幹什麽的,平時從沒用過。最糟糕的是看不清楚顯示屏上的數字,5看上去像6,1看上去像7。我怎麽這麽沒用啊?我泄氣地放下手機。我的身上蓋著一張巨大的報紙,和被子一樣大。看了標題,這是我同事寫的,可報紙的名字看不清楚,一會兒是南方晚報,一會兒又變成新時代報,再仔細看,卻又是未來周刊。這張報紙看得我很累,雖然每個字都非常大,也很醒目,可正是因為太大,我不得不在上麵爬來爬去,看完一句,得從操場的這頭爬到那頭。孩子寫了封遺書。他說:媽媽、爸爸,對不起!我沒有辦法,我隻能這樣做,我不是一個好學生,我是一個差學生,你們那麽辛苦,我讓你們每天都生氣,為了養我你們才去上班。我死了你們就不用生氣了,也不用上班了,每天都在家休息吧。你們養了我十三年,花了好多好多的錢!我死了就可以幫您們節約十萬元。對不起,我要陪爺爺去啦。媽媽、爸爸、哥哥、姐姐,對不起!我辜負了你們的心了!我是個差生!
孩子說的十萬元是擇校費。他小學畢業了,如果家裏為了他上更好的中學,得支付十萬元擇校費。
太累了,我把報紙撐起來,鑽到下麵去,躺在地上,這樣就可以不用爬來爬去了。據孩子的鄰居反映,這孩子性格開朗,很懂禮貌,平時幫媽媽做生意,鄰居們都很喜歡她。孩子的母親說,孩子是家裏的快樂之源,哥哥已經結婚並搬出去住了,隻有他陪伴著他們老兩口。孩子所在學校的教務處楊主任也說,孩子的學習成績一般,但在學校的人緣很好,去年“六……一”時他還被評為優秀少先隊員。孩子的班主任曹老師更是十分喜愛這孩子,每次放學,孩子都會晚一些走,幫助老師收拾教材、擦黑板、擺好桌椅。出事這天早上,孩子說要到學校領取成績單,可到了上午九點多,他的同學們都陸續回家了,而孩子依然未見。父母到處尋找,孩子的父親十一時匆匆騎自行車趕回家,發現孩子躺在沙發旁,渾身發紫,手腳冰涼,旁邊的茶幾上放著一瓶劇毒農藥和一封遺書,沙發旁的電話機也掉了下來。父親趕忙將他抱起送到了離家最近的醫院。中午十二時,孩子經搶救無效死亡。
我哭了,因為我就是這孩子的父親。我號啕大哭,把胸口都哭痛了。我邊哭邊訴,我沒有說擇校啊,我什麽時候說過要為你擇校。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問我幹什麽,我難過地說,我孩子死了。主任說,你幹什麽,你看看名字,這怎麽是你的孩子?我一看,可不是,我孩子根本不叫這名字,而且最讓我大感安慰的,是我的孩子已經上初二了,早就過了擇校這一關。
我的同事過來,交給主任一篇稿子,要主任簽發。他跳到桌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講起來。他說,我們必須厘清孩子的自殺並非由於“擇校”,而是源於其自身心理脆弱和毫無“抗壓力”。如果不這樣來觀察和分析問題就找不到真正原因所在,那麽對於學生心理脆弱問題仍將會視若無睹。而如小剛這類悲劇就將一而再地上演,以往的諸多事實早已證明這一點。讓人們備感憂慮的是,而今在學校、老師、家長這三位一體的“獻媚”和取悅下,中小學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越來越差,在沒有批評沒有比拚的“輕鬆愜意”環境中沉淪和劣化得愈發脆弱不支。越來越多的學生心理及精神脆弱不堪,即使老師或家長的幾句批評都會做出跳樓、喝農藥自殺等激烈反應。導致這種心理承受力驚人低下的原因,罪魁禍首就是家長、老師和學校竭力創造的“無挫折”虛幻情境。由小見大推而廣之地看,不具承受能力而身心日益病態化的國民,根本無法支撐起共和國的大廈。假如麵對著困難和逆境的時候,沒有一點戰而勝之的毅力和氣勢,都像這個“小剛”這般隻能以“一死”來解脫和逃避,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真是不堪設想。現在,中小學裏千方百計躲閃和回避“挫折”的情形愈演愈烈。譬如學習成績不公布、學生做錯事不批評、作業題錯了不打“x”、學期評語不寫缺點,等等。這種由學校和家長共同刻意營造的“沒有差別、沒有競爭、沒有先後”的失真環境和氛圍,非常不利於學生身心發育成長。一味討好學生固有惰性、迎合學生護短心理,掩飾社會物競天擇之“原生態”等做法,不僅是對學生和子女不負責任,而且簡直就是在坑害和毀滅他們!
手機像遙控車一樣在屋子裏亂跑,我好不容易才抓住它。電話是主編打來的,問我怎麽還沒行動。他說《南方日報》的報道已經出來了,我們再不行動,就沒什麽可寫的了。
我從床上爬起來,穿上報紙做的衣服。衣服嘩啦響,這邊穿進去了,那邊卻又滑出來。我有點絕望,但我堅持不懈地努力著。
附創作談:現實與夢境
為了鍛煉自己的敘述能力,我曾用一年多的時間不間斷地把每天做的夢記錄下來。剛開始,有些夢一醒來就忘了,可隻過了一個星期左右有意識的操作,醒來後哪怕接連做了幾個完全不同的夢也能清晰地回憶起來。為了保證其準確性,我醒來後立即抓起床頭邊的本子和筆,有時候隻要十來分鍾,有時則需要半個小時甚至更長。一年下來,記下了幾百個夢,大約二三十萬字。可以說烏七八糟,也可以說五彩繽紛,什麽都有。最多的時候,一個晚上做了六七個不同的夢。睡午覺也會做一兩個夢。有完全沉人到睡眠中,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長夢,也有半睡半醒,似夢非夢的短夢。有一次,我覺得那天做的夢太可怕了,起床後提起掃帚就開始打掃,要把落在地上的床上的夢通通掃出去。當掃帚被床頭擋了一下,才發現這是不可能的,不禁啞然失笑。發覺自己處在半是清醒半是糊塗的夢魘狀態,又不由小小地吃了一驚。在生活中,不管遇到什麽事情,理智這玩意都會跑出來指導我,物我兩忘的時候似乎並不多。
經過了一年多的鍛煉,沒有完全實現我的初衷,敘述和表述能力也許並沒因此提高多少。最關鍵的原因,是所有的夢根本就無法用文字來複原和複述。盡了最大的努力,也隻不過是最大限度地接近那個夢。換句話說,我喝過一杯咖啡,如果不讓你親自嚐這杯咖啡的味道,而是用文字向你描述,那麽你永遠也不知道這杯咖啡真正的味道。這很像博爾赫斯對“創造者”的描述:各種印象在他麵前掠過,瞬間即逝而又逼真;一位陶工的朱砂,綴滿了同時也是諸神的星星的穹蒼,曾經落下過一隻獅子的月亮,緩慢地撫摸指尖下大理石的光滑,他用磣白而迅捷的牙齒撕扯品嚐著野豬肉的滋味,一個腓尼基文字,一把長矛投在黃沙上的陰影,大海或女人的親近,用蜂蜜緩和了苦澀的醇酒,這一切可以完全包容他心靈的範圍。他熟知恐懼,但也知道憤怒與勇敢,有一次他帶頭登上了敵人的城牆。貪婪、好奇、隨心所欲,隻遵循及時行樂和迅即遺忘的律法,他浪遊大地的四方,在海洋的此岸看見過眾人的城市和他們的宮殿。在人群熙攘的集市,或很可能有薩提爾居住在朦朧峰頂的高山腳下,他曾聽到過撲朔迷離的故事,像接受現實一樣接受了它們,而不去深究它們是真是假。
當然,對夢的記錄並非一無所獲。我至少明白了這樣一點:文學作品與現實之間總會存在夢境般無法複述的區別,也應該有這樣的區別。就夢與現實而言,什麽是現實,什麽是夢境,你永遠找不到它們的分界線。我常常會冒出這樣一個念頭,我大白天所麵對的,也許正是我所做的夢,而夢中出現的場景,才是我真正的生活。也許某一天醒來,連地球都不存在,你不過是時光流程中某一個記載了複調信息的微生物,你平時所感受到的身體才是你的地球。如果真是這樣,我不會因此悲哀,也不會因此欣喜。用不著悲欣交集,因為世界原本如此。從記錄下來的文字看,可以說每一個細節都是真實的,但總體上卻又荒誕不經。這非常像卡夫卡的小說。
比夢和現實都可怕的是夢魘,卡夫卡也許經曆過太多的夢魘。讀那些小說時,其中段落和情節讓人很輕鬆,甚至覺得非常好玩,可整個讀完了,卻讓人感覺非常疲倦,一點也笑不出來。
這樣的作品是對想象力的驗證嗎?我覺得不是,這是現實,是現實之一種。
在現實當中,我常常思考自己的寫作。似乎從開始到現在,就從沒什麽遠大理想,把自己可以寫又能寫的東西寫出來,某種意義上就是對宿命的順從;借文字的魔力抓住偶爾閃現的靈光,算是對生死之趣的一點感悟?在我看來,作家是一個有些貴族氣的名稱,通常一個好作家對語言有一種天生的敏感,他對思想的把握是訴諸審美直覺的,同時他又是真正有獨創性的,既不重複別人,也不自我重複,或側重於文體層麵上的變革,或專注於精神層麵上的探索。基於這樣的認識,古往今來能被稱做作家的人似乎並不多。以文為生如我輩者,說好聽點叫寫作的人,說不好聽點,不過從真正的作家那裏挖得一勺半勺進行販賣,說是在搞創作,實際上是作而不創。不,這不是在譏諷什麽人,我講的是事實。而且,我也是其中一分子。最近購得一套《西方人文史》,作者在著述過程中,始終將人的存在、人的價值、人的尊嚴置於中心地位。在作者眼中,人的宗教冥思、哲學e辨、科學認識、科學發現及發明,文學、繪畫、音樂、雕刻、建築創造、攝影藝術與電影創作,都是人應對複雜多樣的生活的不朽努力,是對世界賦予意義的意向性嚐試,是人類超越自在境況的永恒勝利。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中,文學起到了什麽樣的作用呢?表麵上看,沒有文學的社會,不一定在道德方麵次於其他文化群落,無論其文化水準如何。這樣的例子在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便可得到證實。但是,沒有文學的人文史對已經習慣通過閱讀認知世界的人又將是不可想象的。在許多人文曆史著作中,被提及的文學作品最根本的任務是在尋求揭露和抵製人類的弱點、自負和欺騙行為。同時關注美、愛、信仰、公正等主題。對普通人而言,文學至少有助於表達、甚至學會思考。
當我孤獨地踽行在寫作這條路上時,一邊為不能像真正的作家那樣為文本的變革作出貢獻而慚愧,為精神層麵的探索淺嚐輒止而羞愧,同時卻又為迄今為止沒被人看穿而竊喜。每次別人問我寫了多少,發表了多少,我支支吾吾,語焉不詳。按照工業生產的方式統計,幾年下來,百餘萬字是有的。可如果人家再問,這些文字裏麵,有哪些是創作而不是寫作,那就“鴉雀”,成啞巴了。
我想,寫作如果不是對現實有見地的責難,至少也應該是對夢境的提純和延宕。
孩子說的十萬元是擇校費。他小學畢業了,如果家裏為了他上更好的中學,得支付十萬元擇校費。
太累了,我把報紙撐起來,鑽到下麵去,躺在地上,這樣就可以不用爬來爬去了。據孩子的鄰居反映,這孩子性格開朗,很懂禮貌,平時幫媽媽做生意,鄰居們都很喜歡她。孩子的母親說,孩子是家裏的快樂之源,哥哥已經結婚並搬出去住了,隻有他陪伴著他們老兩口。孩子所在學校的教務處楊主任也說,孩子的學習成績一般,但在學校的人緣很好,去年“六……一”時他還被評為優秀少先隊員。孩子的班主任曹老師更是十分喜愛這孩子,每次放學,孩子都會晚一些走,幫助老師收拾教材、擦黑板、擺好桌椅。出事這天早上,孩子說要到學校領取成績單,可到了上午九點多,他的同學們都陸續回家了,而孩子依然未見。父母到處尋找,孩子的父親十一時匆匆騎自行車趕回家,發現孩子躺在沙發旁,渾身發紫,手腳冰涼,旁邊的茶幾上放著一瓶劇毒農藥和一封遺書,沙發旁的電話機也掉了下來。父親趕忙將他抱起送到了離家最近的醫院。中午十二時,孩子經搶救無效死亡。
我哭了,因為我就是這孩子的父親。我號啕大哭,把胸口都哭痛了。我邊哭邊訴,我沒有說擇校啊,我什麽時候說過要為你擇校。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問我幹什麽,我難過地說,我孩子死了。主任說,你幹什麽,你看看名字,這怎麽是你的孩子?我一看,可不是,我孩子根本不叫這名字,而且最讓我大感安慰的,是我的孩子已經上初二了,早就過了擇校這一關。
我的同事過來,交給主任一篇稿子,要主任簽發。他跳到桌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講起來。他說,我們必須厘清孩子的自殺並非由於“擇校”,而是源於其自身心理脆弱和毫無“抗壓力”。如果不這樣來觀察和分析問題就找不到真正原因所在,那麽對於學生心理脆弱問題仍將會視若無睹。而如小剛這類悲劇就將一而再地上演,以往的諸多事實早已證明這一點。讓人們備感憂慮的是,而今在學校、老師、家長這三位一體的“獻媚”和取悅下,中小學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越來越差,在沒有批評沒有比拚的“輕鬆愜意”環境中沉淪和劣化得愈發脆弱不支。越來越多的學生心理及精神脆弱不堪,即使老師或家長的幾句批評都會做出跳樓、喝農藥自殺等激烈反應。導致這種心理承受力驚人低下的原因,罪魁禍首就是家長、老師和學校竭力創造的“無挫折”虛幻情境。由小見大推而廣之地看,不具承受能力而身心日益病態化的國民,根本無法支撐起共和國的大廈。假如麵對著困難和逆境的時候,沒有一點戰而勝之的毅力和氣勢,都像這個“小剛”這般隻能以“一死”來解脫和逃避,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真是不堪設想。現在,中小學裏千方百計躲閃和回避“挫折”的情形愈演愈烈。譬如學習成績不公布、學生做錯事不批評、作業題錯了不打“x”、學期評語不寫缺點,等等。這種由學校和家長共同刻意營造的“沒有差別、沒有競爭、沒有先後”的失真環境和氛圍,非常不利於學生身心發育成長。一味討好學生固有惰性、迎合學生護短心理,掩飾社會物競天擇之“原生態”等做法,不僅是對學生和子女不負責任,而且簡直就是在坑害和毀滅他們!
手機像遙控車一樣在屋子裏亂跑,我好不容易才抓住它。電話是主編打來的,問我怎麽還沒行動。他說《南方日報》的報道已經出來了,我們再不行動,就沒什麽可寫的了。
我從床上爬起來,穿上報紙做的衣服。衣服嘩啦響,這邊穿進去了,那邊卻又滑出來。我有點絕望,但我堅持不懈地努力著。
附創作談:現實與夢境
為了鍛煉自己的敘述能力,我曾用一年多的時間不間斷地把每天做的夢記錄下來。剛開始,有些夢一醒來就忘了,可隻過了一個星期左右有意識的操作,醒來後哪怕接連做了幾個完全不同的夢也能清晰地回憶起來。為了保證其準確性,我醒來後立即抓起床頭邊的本子和筆,有時候隻要十來分鍾,有時則需要半個小時甚至更長。一年下來,記下了幾百個夢,大約二三十萬字。可以說烏七八糟,也可以說五彩繽紛,什麽都有。最多的時候,一個晚上做了六七個不同的夢。睡午覺也會做一兩個夢。有完全沉人到睡眠中,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長夢,也有半睡半醒,似夢非夢的短夢。有一次,我覺得那天做的夢太可怕了,起床後提起掃帚就開始打掃,要把落在地上的床上的夢通通掃出去。當掃帚被床頭擋了一下,才發現這是不可能的,不禁啞然失笑。發覺自己處在半是清醒半是糊塗的夢魘狀態,又不由小小地吃了一驚。在生活中,不管遇到什麽事情,理智這玩意都會跑出來指導我,物我兩忘的時候似乎並不多。
經過了一年多的鍛煉,沒有完全實現我的初衷,敘述和表述能力也許並沒因此提高多少。最關鍵的原因,是所有的夢根本就無法用文字來複原和複述。盡了最大的努力,也隻不過是最大限度地接近那個夢。換句話說,我喝過一杯咖啡,如果不讓你親自嚐這杯咖啡的味道,而是用文字向你描述,那麽你永遠也不知道這杯咖啡真正的味道。這很像博爾赫斯對“創造者”的描述:各種印象在他麵前掠過,瞬間即逝而又逼真;一位陶工的朱砂,綴滿了同時也是諸神的星星的穹蒼,曾經落下過一隻獅子的月亮,緩慢地撫摸指尖下大理石的光滑,他用磣白而迅捷的牙齒撕扯品嚐著野豬肉的滋味,一個腓尼基文字,一把長矛投在黃沙上的陰影,大海或女人的親近,用蜂蜜緩和了苦澀的醇酒,這一切可以完全包容他心靈的範圍。他熟知恐懼,但也知道憤怒與勇敢,有一次他帶頭登上了敵人的城牆。貪婪、好奇、隨心所欲,隻遵循及時行樂和迅即遺忘的律法,他浪遊大地的四方,在海洋的此岸看見過眾人的城市和他們的宮殿。在人群熙攘的集市,或很可能有薩提爾居住在朦朧峰頂的高山腳下,他曾聽到過撲朔迷離的故事,像接受現實一樣接受了它們,而不去深究它們是真是假。
當然,對夢的記錄並非一無所獲。我至少明白了這樣一點:文學作品與現實之間總會存在夢境般無法複述的區別,也應該有這樣的區別。就夢與現實而言,什麽是現實,什麽是夢境,你永遠找不到它們的分界線。我常常會冒出這樣一個念頭,我大白天所麵對的,也許正是我所做的夢,而夢中出現的場景,才是我真正的生活。也許某一天醒來,連地球都不存在,你不過是時光流程中某一個記載了複調信息的微生物,你平時所感受到的身體才是你的地球。如果真是這樣,我不會因此悲哀,也不會因此欣喜。用不著悲欣交集,因為世界原本如此。從記錄下來的文字看,可以說每一個細節都是真實的,但總體上卻又荒誕不經。這非常像卡夫卡的小說。
比夢和現實都可怕的是夢魘,卡夫卡也許經曆過太多的夢魘。讀那些小說時,其中段落和情節讓人很輕鬆,甚至覺得非常好玩,可整個讀完了,卻讓人感覺非常疲倦,一點也笑不出來。
這樣的作品是對想象力的驗證嗎?我覺得不是,這是現實,是現實之一種。
在現實當中,我常常思考自己的寫作。似乎從開始到現在,就從沒什麽遠大理想,把自己可以寫又能寫的東西寫出來,某種意義上就是對宿命的順從;借文字的魔力抓住偶爾閃現的靈光,算是對生死之趣的一點感悟?在我看來,作家是一個有些貴族氣的名稱,通常一個好作家對語言有一種天生的敏感,他對思想的把握是訴諸審美直覺的,同時他又是真正有獨創性的,既不重複別人,也不自我重複,或側重於文體層麵上的變革,或專注於精神層麵上的探索。基於這樣的認識,古往今來能被稱做作家的人似乎並不多。以文為生如我輩者,說好聽點叫寫作的人,說不好聽點,不過從真正的作家那裏挖得一勺半勺進行販賣,說是在搞創作,實際上是作而不創。不,這不是在譏諷什麽人,我講的是事實。而且,我也是其中一分子。最近購得一套《西方人文史》,作者在著述過程中,始終將人的存在、人的價值、人的尊嚴置於中心地位。在作者眼中,人的宗教冥思、哲學e辨、科學認識、科學發現及發明,文學、繪畫、音樂、雕刻、建築創造、攝影藝術與電影創作,都是人應對複雜多樣的生活的不朽努力,是對世界賦予意義的意向性嚐試,是人類超越自在境況的永恒勝利。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中,文學起到了什麽樣的作用呢?表麵上看,沒有文學的社會,不一定在道德方麵次於其他文化群落,無論其文化水準如何。這樣的例子在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便可得到證實。但是,沒有文學的人文史對已經習慣通過閱讀認知世界的人又將是不可想象的。在許多人文曆史著作中,被提及的文學作品最根本的任務是在尋求揭露和抵製人類的弱點、自負和欺騙行為。同時關注美、愛、信仰、公正等主題。對普通人而言,文學至少有助於表達、甚至學會思考。
當我孤獨地踽行在寫作這條路上時,一邊為不能像真正的作家那樣為文本的變革作出貢獻而慚愧,為精神層麵的探索淺嚐輒止而羞愧,同時卻又為迄今為止沒被人看穿而竊喜。每次別人問我寫了多少,發表了多少,我支支吾吾,語焉不詳。按照工業生產的方式統計,幾年下來,百餘萬字是有的。可如果人家再問,這些文字裏麵,有哪些是創作而不是寫作,那就“鴉雀”,成啞巴了。
我想,寫作如果不是對現實有見地的責難,至少也應該是對夢境的提純和延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