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十二帝王雄才昏朽並存
1、從弓馬嫻熟到愚昧無知
中國為什麽會在清朝的時候大幅落後了呢？縱觀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都是從政治鬥爭中拚出來的，絕頂聰明的人物，和那些西方的沙皇啦，女王啦，皇帝啦比起來隻有比他們強的沒有比他們差的。嘉慶雖然差點，但也不是笨人，為什麽偏偏在這個時候大大的同世界拉開了差距？
有一個外國史學家曾經這樣評論過中國的曆史：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實就是五千年的戰爭史，中國唯一熱讀海內外的一本書就是《孫子兵法》。我們不能否認這位學者看法的一些偏激，然而他講得也並不脫離實際。
軍事是流血的政治，有一點必須明白，那就是清王朝軍事技術的落後。清軍曾經吃過武器落後的大虧，據說努爾哈赤就是被袁崇煥用火炮炸傷而死，清軍作戰也需要火炮呀？那麽為什麽在乾隆的時候，外國人把大炮送上門來也不願研究一下呢？在此，有必要對中國火器的發展進行一下回顧和分析。
（一）宋元時期
單就火器發展曆史而言，中國的早期火槍，在10世紀的宋朝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在中國廣泛使用火銃後，阿拉伯人在14世紀初，製成了木質管形射擊火器“馬達發”。而歐洲14世紀中葉，意大利製成金屬管形射擊武器“火門槍”，以後又發明了火繩槍。要說明的是，歐洲的火槍是自己獨立發展起來的，在17世紀的時候，反而對中國的火槍技術有所影響。
宋朝出現的“突火槍”殺傷力不大，射程僅僅5—10m，但元朝建立後，重視發展新型火器，元朝至順三年(1332)，鑄造最早的銅火銃，長1尺1寸，重28斤。同時還製造出了早期的手銃，但威力小、射程低，基本上沒有使用價值。
元末戰爭時期，火炮在戰爭中被大量的使用，火銃和火炮的數量亦已經達到相當的數量。金屬火器的出現，開創了古代武器的先河，它以使用壽命長，發射威力大，運用範圍廣等多種優點，成為以後曆代的重要兵器，並在世界範圍內普遍應用。
（二）明朝時期
明朝除大量生產銅火銃外，還開始鑄造鐵炮。現藏於山西省博物館的明洪武十年(1377)造的3門大鐵炮（明初時較大型的銃已開始被稱為炮）,其口徑、身長和重量都大大超過元代的火銃，身管也成直筒形，代表了明初火炮製造的較高水平。
據史書記載，明軍已大量裝備火銃。洪武十三年(1380)規定，在各地的衛所駐軍中,按編製總數的10％裝備火銃。二十六年,規定水軍每艘海運船裝備碗口銃4門,火槍20支，火攻箭和神機箭各20支。永樂年間，創建專習槍炮的神機營，成為中國最早專用火器的新兵種。
洪武二十年(1387)在雲南的金齒、楚雄、品甸和瀾滄江中道，安置火銃加強守備。永樂十年(1412)和二十年，明成祖下令在北京北部的開平、宣府、大同等處隘口，安裝炮架，加設火銃。嘉靖年間，長城沿邊要地，幾乎都構築了安置盞口銃和碗口銃的防禦設施。火銃的大量使用，標誌著火器的威力已發展到一個較高的水平。但它還存在著裝填費時，發射速度慢，射擊不準確等明顯的缺陷，因此隻能部分取代冷兵器。在整個軍隊的裝備中，冷兵器還占主要地位。
16世紀初葉，隨著歐洲殖民者用新式槍炮對外進行掠奪，西方火器及其製造技術先後傳入中國，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佛朗機銃、鳥銃和紅夷炮。
大明正德七年(1512)，明軍平定南海之役，繳獲三艘海盜艦船，得到了“佛郎機”火器。“神機營”的武器專家改進了繳獲的火器，創製出佛郎機銃，又稱為“神機炮”，並批量生產，使中國的火器跨躍了一大步。但佛郎機銃是大口徑火槍(炮)，需三人同時操作一門。九年後，大明嘉靖元年(1521)，明軍在廣東新會西草灣之戰中，又從繳獲的兩艘葡萄牙艦船中得到歐洲火繩槍稱“西洋番銃”，但那時葡萄牙人所用的火繩槍，大抵還是初創時期的製品，未引起明軍高層的足夠重視。
明朝開始使用火繩槍的時間和日本差不多，都應是16世紀早期。但日本由於處於戰國時代這一特殊時代環境，因此自1534年引進火繩槍後，便迅速推廣。由於戰爭的需要，火繩槍在日本不斷改進生產工藝，因此實際上日本的鐵炮製造技術後來居上，16世紀後期便迅速超越了西方。因此當時的日本軍隊的裝備和戰術，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就是西方國家也鮮有匹敵。
不斷擄掠沿海的倭寇用上了火繩槍後，明朝軍隊才開始批量裝備以之對抗。當時正值戚繼光抗倭，戚繼光對火繩槍的威力評價很高，認為這是殺敵最有效的兵器。但當時中國冶煉技術有問題，槍管製造的合格率低，發射時經常炸膛，明軍批量訂造的火繩槍有時甚至多數不堪使用。戚繼光對此也是非常遺憾的。這就是明軍火器裝備並不很多的主要原因。但當時戚繼光等名將對火器的戰術使用也作了很深的研究，可見中國對火器並非不重視。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軍在收複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雙嶼(今浙江鄞縣東南)戰鬥中，俘獲了一些善於製造鐵炮的日本人及鐵炮。由馬憲、李槐等人，學習了製造火繩槍的方法，並在其基礎上，加以研究改進。於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為精絕”的中國第一批火繩槍，而且手筆極大，一上來就是一萬挺，由此可見，當時明朝政府對軍隊裝備火器的重視程度。
中國在仿製成功鳥銃後，還不斷有所改進。萬曆二十六年(1598)，趙士楨在《神器譜》中，介紹了掣電銃、迅雷銃、鳥嘴銃、魯迷銃、鷹揚銃、翼虎銃等十多種各具特色的單兵用槍。其中掣電銃的龍頭式槍機安於槍托上，扣動扳機，龍頭落於藥池，點火完畢，龍頭自行彈起，並在槍尾安有防身鋼刃；迅雷銃有5管,可輪流發射，提高了射速。崇禎八年(1635)，畢懋康在《軍器圖說》中介紹了自生火銃，改鳥銃的火繩點火為燧石發火，克服了火繩怕風雨的缺點，是中國鳥銃發火裝置的重大改進。但上述火器，均未見大批生產和裝備軍隊。
佛朗機銃作為一種火炮，比較輕便，適於在運動中使用；但口徑較小，威力不大。萬曆年間，後金軍與明軍在中國東北的戰爭日益激烈，多為攻守城戰，佛朗機銃威力不足的弱點暴露出來。明政府為尋求威力更大的火炮，命大學士徐光啟購買和仿製歐洲新式大口徑火炮，當時稱為“紅夷炮”。
據《明史·兵誌》記載，紅夷炮長2丈餘（約合6米），重者至3000斤（約合1800千克），“能洞裂石城，震數十裏”。現存實物,炮身長多為2～3米，口徑多為100毫米以上，比佛朗機銃口徑大、管壁厚、炮身長，成為當時威力最大的火炮。
明軍配備紅夷炮後，在同後金軍的作戰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天啟六年(1626)，明將袁崇煥守寧遠（今遼寧興城），多次以紅夷炮擊退後金軍的進攻，取得了守城戰的勝利。崇禎十二年至十五年(1639～1642)，明軍與清軍在鬆山（今遼寧錦州南）、錦州之戰中，雙方用巨炮對轟，展開激烈炮戰。與此同時，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也已裝備大型火炮，如進攻開封時,除用大量火藥轟塌城牆外,也用火炮轟擊城垣，掩護士兵攻取堅城。
從元朝到明朝，在槍、炮獲得重要發展的同時，其他種類的火器也有不同程度的進步，這些豐碩成果在明朝後期的《兵錄》、《武備誌》等兵書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僅《武備誌》就記載了火藥、火炮、火銃、火箭、火牌、噴筒、火□、火獸、火器戰車、水戰火器、地雷等類火器共200多種,並繪有大量附圖。
在火藥配製方麵，明代後期除吸收外來火藥配方的特點而製成更適合新式槍炮用的發射藥外，還配製了各種專用的火藥，如引藥、炸藥、信號藥、發煙藥、致毒藥等，豐富了宋元以來的火藥品種。
在噴筒和拋射火器方麵，提高了燃燒、致毒、發煙、遮障等作戰功能。利用火藥反衝力推進的火箭技術，得到廣泛應用，有單級火箭、二級火箭、多發齊射火箭、有翼火箭等。
在爆炸性火器方麵，有炸彈類、地雷類、水雷類共十幾種，一般用於投擲、事先埋設或沉放於水陸通衢，其引爆方式除直接點火外，已發展為拉發、絆發、觸發或機械式鋼輪發火。這些火器都以各自的特點，在作戰中同槍炮一起發揮殺傷和破壞作用。
直到明朝滅亡前，明朝的軍事機構也在不遺餘力地開發品種頗多、形式複雜的管形火器(火槍、火炮)。如崇禎八年(1635)，南京戶部右侍郎畢懋康著的《軍器圖說》中，記載有“自生火銃”，就是一種燧發槍，這是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燧發槍；京軍三大營的標準裝備——線膛槍(直線膛)，葡萄牙人於1637年向明政府進獻了線膛槍，神機營火器專家用後稱讚該槍射程遠，精度高，裝填方便，上表請示大量仿製並裝備京軍三大營；吳三桂作大明山海關守將時，曾製作過大口徑鐵芯銅炮，集鐵堅、銅韌於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這可以說是當時不小的創舉，這炮至今有一門陳放在沈陽的遼寧省博物館。
說明幾十年間明朝火器技術發展之快，但可惜國家將亡，沒有批量裝備。另外噴射火器(古代火箭)製造也相當精良，樣式、品種達幾十種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當發達，具體有兩大類：一類就是地雷，品種繁多，有石頭雷、陶瓷雷、生鐵雷等數十種；另一類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龍王炮和混江龍等兵器。根據大量的史實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先發明和使用“兩雷”的國家。
（三）清朝時期
至於後來的清朝，太祖皇帝馬背上打天下。過於重視騎兵，反而忽視了輕裝步兵攜帶火槍的新戰術，中國火器的發展遭到了遏製！明末清初，中國的火器的發展程度並不很落後於西方世界。隧發槍、連珠槍（多管火槍）等在我國出現的也很早。但當時的清朝政府對新式火器的發明不屑一顧，竟隻讓火器發明家去製造一種可以馱在馬背上的輕型火炮！
清朝以後，中國火器的發展逐漸由緩慢而至於停滯。清初由於戰事的需要，尚重視火器製造，重型火器以火炮為主，輕型火器以鳥槍為主。
據《清文獻通考》記載，從康熙十三年到六十年(1674～1721)，清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銅、鐵炮約900門,但炮的基本構造和性能並無大的改進。如康熙十五年(1676)鑄造的“神威無敵大將軍”炮，仍屬紅夷炮型，大者口徑達110毫米，全長248厘米，重1000千克，可發射 4千克重的鐵彈。
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收複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薩時，曾使用了這種火炮。鳥槍的種類較多,其中少數采用了燧石槍機,多數仍用火繩槍機。
康熙三十年(1691)，在滿蒙八旗中設立火器營，抽調5000多人專門訓練使用鳥槍。雍正五年至十年(1727～1732)，先後規定綠營的火器配備，鳥槍兵一般占40～50％，加上約占10％的炮兵，火器手約占60％左右。
18世紀中葉以後，歐洲各國開始產業革命，機器工業逐漸代替工場手工業，火器的製造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這時中國仍處於封建社會，清政府由於腐敗的統治和嚴重的保守思想，根本不重視火器的發展，很少再造火器。對外又妄自尊大，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使外國先進的火器及其製造技術也未能在中國傳播。因而中國火器的發展大大落後於西方。
可氣的是，康熙年間的天才武器發明家戴梓發明出“連珠銃”，一次可連續發射28發鉛彈，威力極大，在當時可謂妙絕古今，冠絕中西，比歐洲發明的機關槍早兩百多年。又造出蟠腸槍和威遠將軍炮，他發明的威遠將軍炮類似現代的榴彈炮，射程遠、火力猛、威力大。但滿清皇帝抱著“騎射乃滿州根本”這種白癡的念頭，愚蠢地將戴梓充軍關外，中國的火器發展乃告停頓，終於被歐洲所拋下。康熙還算有點良心，將“戴梓”之名刻在“威遠將軍”的炮筒上，以示尊重。
1757年滿清政府自欺欺人地發布禁止外國人在華攜帶火器的布告，幾乎是明白的告訴人家——滿清對火器恐懼。這種恐懼一直延續到1842年英國的遠征軍司令濮鼎查讓中國軍官在火炮麵前驚得目瞪口呆，四千遠征軍竟擊敗了滿清二萬正規軍。
如果我們用一句話來概括鴉片戰爭時期中英武器裝備各自的水平，那就是：英軍已處於初步發展火器時代，而清軍仍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
鴉片戰爭中的絕大多數戰鬥，是清軍的岸炮與英軍的艦炮之間的炮戰，按常理說，海岸炮依托堅固的陸地，可不計重量，後坐力等因素，而製作得更大，射程更遠，威力更大。實際上清軍的岸炮一般也重於英軍的見炮。但是在戰鬥中，雙方火炮的威力卻發生了逆轉。當戰場上硝煙散盡之後，我們不得不驚愕地麵對悲慘的事實：清軍在戰爭的全過程中未能擊沉英軍的一艘戰艦或輪船，而自己的陣地卻被打得千瘡百孔。
在1860年英法聯軍掃蕩圓明園時發現，當年英國使團贈送給乾隆的火炮仍保持完好的狀態，隨時可以發射，不過好象在華麗的“夏宮”它們隻是擺設品。1900年滿清不忘“騎射乃滿州根本”的八旗兵在八國聯軍新式的“連環火槍”(機槍)前被打得屍積如山，而被滿清扼殺了探索精神和民族優越感的的中國人卻在顛狂的信奉著“神功護體，刀槍不入”。
我國在17世紀中期的明末清初時代，火器的發展程度並不很落後於西方世界，軍隊的火器裝備比例基本上處於世界先進水平的。清軍除了初期為了和明軍爭奪政權，而大力發展和明軍一樣的火器外，其它的時候，清軍簡直就是一無是處。滿清建國後，軍事裝備專家仍對火器有相當改良和實驗，例如滿清政府曾先後開發過三種主要形式的燧發槍，即轉輪式、彈簧式和撞擊式，隻是這些燧發槍做出來不是用來裝備軍隊，而是用做宮廷狩獵時使用的禽槍。乾隆年間還製作過鑲骨燧發槍，和同時代歐洲裝備的製式步槍幾乎沒有任何區別，但此槍的作用依然是狩獵用的玩具——世界最先進的武器居然派上這種用處，可見滿清還是無法和先進的文化相提並論的。
綜觀明清火器發展，所有現代陸軍的兵器，編製都能在那裏找到雛形或對應的東西：地雷、水雷、火箭炮、鐵絲網、機槍、裝甲師、等等。與明末官場的極度腐敗相比，滿清從開始到滅亡都散發著兩個字——愚昧！這種愚昧和普通的因無知而產生的愚昧不同，就像中國人永遠都注重“麵子”一樣……民族主義的輕敵狂妄、自以為是、缺乏危機感、不思進取才是心腹大患。
觀中國之強，最盛莫過於秦。
“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製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裏；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裏，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那是何等的嘯傲天下，強橫霸道。
然而最後不過落得“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
一百三十八年以前，馬克思在一封書簡裏就這樣寫過：“國家是一種極其嚴肅的東西，要它表演某種滑稽劇是辦不到的。一隻滿載傻瓜的船也許能在風裏行駛一段時間，但是它終究要向不可幸免的命運駛去”。
“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一種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1、從弓馬嫻熟到愚昧無知
中國為什麽會在清朝的時候大幅落後了呢？縱觀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都是從政治鬥爭中拚出來的，絕頂聰明的人物，和那些西方的沙皇啦，女王啦，皇帝啦比起來隻有比他們強的沒有比他們差的。嘉慶雖然差點，但也不是笨人，為什麽偏偏在這個時候大大的同世界拉開了差距？
有一個外國史學家曾經這樣評論過中國的曆史：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實就是五千年的戰爭史，中國唯一熱讀海內外的一本書就是《孫子兵法》。我們不能否認這位學者看法的一些偏激，然而他講得也並不脫離實際。
軍事是流血的政治，有一點必須明白，那就是清王朝軍事技術的落後。清軍曾經吃過武器落後的大虧，據說努爾哈赤就是被袁崇煥用火炮炸傷而死，清軍作戰也需要火炮呀？那麽為什麽在乾隆的時候，外國人把大炮送上門來也不願研究一下呢？在此，有必要對中國火器的發展進行一下回顧和分析。
（一）宋元時期
單就火器發展曆史而言，中國的早期火槍，在10世紀的宋朝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在中國廣泛使用火銃後，阿拉伯人在14世紀初，製成了木質管形射擊火器“馬達發”。而歐洲14世紀中葉，意大利製成金屬管形射擊武器“火門槍”，以後又發明了火繩槍。要說明的是，歐洲的火槍是自己獨立發展起來的，在17世紀的時候，反而對中國的火槍技術有所影響。
宋朝出現的“突火槍”殺傷力不大，射程僅僅5—10m，但元朝建立後，重視發展新型火器，元朝至順三年(1332)，鑄造最早的銅火銃，長1尺1寸，重28斤。同時還製造出了早期的手銃，但威力小、射程低，基本上沒有使用價值。
元末戰爭時期，火炮在戰爭中被大量的使用，火銃和火炮的數量亦已經達到相當的數量。金屬火器的出現，開創了古代武器的先河，它以使用壽命長，發射威力大，運用範圍廣等多種優點，成為以後曆代的重要兵器，並在世界範圍內普遍應用。
（二）明朝時期
明朝除大量生產銅火銃外，還開始鑄造鐵炮。現藏於山西省博物館的明洪武十年(1377)造的3門大鐵炮（明初時較大型的銃已開始被稱為炮）,其口徑、身長和重量都大大超過元代的火銃，身管也成直筒形，代表了明初火炮製造的較高水平。
據史書記載，明軍已大量裝備火銃。洪武十三年(1380)規定，在各地的衛所駐軍中,按編製總數的10％裝備火銃。二十六年,規定水軍每艘海運船裝備碗口銃4門,火槍20支，火攻箭和神機箭各20支。永樂年間，創建專習槍炮的神機營，成為中國最早專用火器的新兵種。
洪武二十年(1387)在雲南的金齒、楚雄、品甸和瀾滄江中道，安置火銃加強守備。永樂十年(1412)和二十年，明成祖下令在北京北部的開平、宣府、大同等處隘口，安裝炮架，加設火銃。嘉靖年間，長城沿邊要地，幾乎都構築了安置盞口銃和碗口銃的防禦設施。火銃的大量使用，標誌著火器的威力已發展到一個較高的水平。但它還存在著裝填費時，發射速度慢，射擊不準確等明顯的缺陷，因此隻能部分取代冷兵器。在整個軍隊的裝備中，冷兵器還占主要地位。
16世紀初葉，隨著歐洲殖民者用新式槍炮對外進行掠奪，西方火器及其製造技術先後傳入中國，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佛朗機銃、鳥銃和紅夷炮。
大明正德七年(1512)，明軍平定南海之役，繳獲三艘海盜艦船，得到了“佛郎機”火器。“神機營”的武器專家改進了繳獲的火器，創製出佛郎機銃，又稱為“神機炮”，並批量生產，使中國的火器跨躍了一大步。但佛郎機銃是大口徑火槍(炮)，需三人同時操作一門。九年後，大明嘉靖元年(1521)，明軍在廣東新會西草灣之戰中，又從繳獲的兩艘葡萄牙艦船中得到歐洲火繩槍稱“西洋番銃”，但那時葡萄牙人所用的火繩槍，大抵還是初創時期的製品，未引起明軍高層的足夠重視。
明朝開始使用火繩槍的時間和日本差不多，都應是16世紀早期。但日本由於處於戰國時代這一特殊時代環境，因此自1534年引進火繩槍後，便迅速推廣。由於戰爭的需要，火繩槍在日本不斷改進生產工藝，因此實際上日本的鐵炮製造技術後來居上，16世紀後期便迅速超越了西方。因此當時的日本軍隊的裝備和戰術，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就是西方國家也鮮有匹敵。
不斷擄掠沿海的倭寇用上了火繩槍後，明朝軍隊才開始批量裝備以之對抗。當時正值戚繼光抗倭，戚繼光對火繩槍的威力評價很高，認為這是殺敵最有效的兵器。但當時中國冶煉技術有問題，槍管製造的合格率低，發射時經常炸膛，明軍批量訂造的火繩槍有時甚至多數不堪使用。戚繼光對此也是非常遺憾的。這就是明軍火器裝備並不很多的主要原因。但當時戚繼光等名將對火器的戰術使用也作了很深的研究，可見中國對火器並非不重視。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軍在收複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雙嶼(今浙江鄞縣東南)戰鬥中，俘獲了一些善於製造鐵炮的日本人及鐵炮。由馬憲、李槐等人，學習了製造火繩槍的方法，並在其基礎上，加以研究改進。於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為精絕”的中國第一批火繩槍，而且手筆極大，一上來就是一萬挺，由此可見，當時明朝政府對軍隊裝備火器的重視程度。
中國在仿製成功鳥銃後，還不斷有所改進。萬曆二十六年(1598)，趙士楨在《神器譜》中，介紹了掣電銃、迅雷銃、鳥嘴銃、魯迷銃、鷹揚銃、翼虎銃等十多種各具特色的單兵用槍。其中掣電銃的龍頭式槍機安於槍托上，扣動扳機，龍頭落於藥池，點火完畢，龍頭自行彈起，並在槍尾安有防身鋼刃；迅雷銃有5管,可輪流發射，提高了射速。崇禎八年(1635)，畢懋康在《軍器圖說》中介紹了自生火銃，改鳥銃的火繩點火為燧石發火，克服了火繩怕風雨的缺點，是中國鳥銃發火裝置的重大改進。但上述火器，均未見大批生產和裝備軍隊。
佛朗機銃作為一種火炮，比較輕便，適於在運動中使用；但口徑較小，威力不大。萬曆年間，後金軍與明軍在中國東北的戰爭日益激烈，多為攻守城戰，佛朗機銃威力不足的弱點暴露出來。明政府為尋求威力更大的火炮，命大學士徐光啟購買和仿製歐洲新式大口徑火炮，當時稱為“紅夷炮”。
據《明史·兵誌》記載，紅夷炮長2丈餘（約合6米），重者至3000斤（約合1800千克），“能洞裂石城，震數十裏”。現存實物,炮身長多為2～3米，口徑多為100毫米以上，比佛朗機銃口徑大、管壁厚、炮身長，成為當時威力最大的火炮。
明軍配備紅夷炮後，在同後金軍的作戰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天啟六年(1626)，明將袁崇煥守寧遠（今遼寧興城），多次以紅夷炮擊退後金軍的進攻，取得了守城戰的勝利。崇禎十二年至十五年(1639～1642)，明軍與清軍在鬆山（今遼寧錦州南）、錦州之戰中，雙方用巨炮對轟，展開激烈炮戰。與此同時，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也已裝備大型火炮，如進攻開封時,除用大量火藥轟塌城牆外,也用火炮轟擊城垣，掩護士兵攻取堅城。
從元朝到明朝，在槍、炮獲得重要發展的同時，其他種類的火器也有不同程度的進步，這些豐碩成果在明朝後期的《兵錄》、《武備誌》等兵書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僅《武備誌》就記載了火藥、火炮、火銃、火箭、火牌、噴筒、火□、火獸、火器戰車、水戰火器、地雷等類火器共200多種,並繪有大量附圖。
在火藥配製方麵，明代後期除吸收外來火藥配方的特點而製成更適合新式槍炮用的發射藥外，還配製了各種專用的火藥，如引藥、炸藥、信號藥、發煙藥、致毒藥等，豐富了宋元以來的火藥品種。
在噴筒和拋射火器方麵，提高了燃燒、致毒、發煙、遮障等作戰功能。利用火藥反衝力推進的火箭技術，得到廣泛應用，有單級火箭、二級火箭、多發齊射火箭、有翼火箭等。
在爆炸性火器方麵，有炸彈類、地雷類、水雷類共十幾種，一般用於投擲、事先埋設或沉放於水陸通衢，其引爆方式除直接點火外，已發展為拉發、絆發、觸發或機械式鋼輪發火。這些火器都以各自的特點，在作戰中同槍炮一起發揮殺傷和破壞作用。
直到明朝滅亡前，明朝的軍事機構也在不遺餘力地開發品種頗多、形式複雜的管形火器(火槍、火炮)。如崇禎八年(1635)，南京戶部右侍郎畢懋康著的《軍器圖說》中，記載有“自生火銃”，就是一種燧發槍，這是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燧發槍；京軍三大營的標準裝備——線膛槍(直線膛)，葡萄牙人於1637年向明政府進獻了線膛槍，神機營火器專家用後稱讚該槍射程遠，精度高，裝填方便，上表請示大量仿製並裝備京軍三大營；吳三桂作大明山海關守將時，曾製作過大口徑鐵芯銅炮，集鐵堅、銅韌於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這可以說是當時不小的創舉，這炮至今有一門陳放在沈陽的遼寧省博物館。
說明幾十年間明朝火器技術發展之快，但可惜國家將亡，沒有批量裝備。另外噴射火器(古代火箭)製造也相當精良，樣式、品種達幾十種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當發達，具體有兩大類：一類就是地雷，品種繁多，有石頭雷、陶瓷雷、生鐵雷等數十種；另一類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龍王炮和混江龍等兵器。根據大量的史實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先發明和使用“兩雷”的國家。
（三）清朝時期
至於後來的清朝，太祖皇帝馬背上打天下。過於重視騎兵，反而忽視了輕裝步兵攜帶火槍的新戰術，中國火器的發展遭到了遏製！明末清初，中國的火器的發展程度並不很落後於西方世界。隧發槍、連珠槍（多管火槍）等在我國出現的也很早。但當時的清朝政府對新式火器的發明不屑一顧，竟隻讓火器發明家去製造一種可以馱在馬背上的輕型火炮！
清朝以後，中國火器的發展逐漸由緩慢而至於停滯。清初由於戰事的需要，尚重視火器製造，重型火器以火炮為主，輕型火器以鳥槍為主。
據《清文獻通考》記載，從康熙十三年到六十年(1674～1721)，清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銅、鐵炮約900門,但炮的基本構造和性能並無大的改進。如康熙十五年(1676)鑄造的“神威無敵大將軍”炮，仍屬紅夷炮型，大者口徑達110毫米，全長248厘米，重1000千克，可發射 4千克重的鐵彈。
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收複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薩時，曾使用了這種火炮。鳥槍的種類較多,其中少數采用了燧石槍機,多數仍用火繩槍機。
康熙三十年(1691)，在滿蒙八旗中設立火器營，抽調5000多人專門訓練使用鳥槍。雍正五年至十年(1727～1732)，先後規定綠營的火器配備，鳥槍兵一般占40～50％，加上約占10％的炮兵，火器手約占60％左右。
18世紀中葉以後，歐洲各國開始產業革命，機器工業逐漸代替工場手工業，火器的製造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這時中國仍處於封建社會，清政府由於腐敗的統治和嚴重的保守思想，根本不重視火器的發展，很少再造火器。對外又妄自尊大，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使外國先進的火器及其製造技術也未能在中國傳播。因而中國火器的發展大大落後於西方。
可氣的是，康熙年間的天才武器發明家戴梓發明出“連珠銃”，一次可連續發射28發鉛彈，威力極大，在當時可謂妙絕古今，冠絕中西，比歐洲發明的機關槍早兩百多年。又造出蟠腸槍和威遠將軍炮，他發明的威遠將軍炮類似現代的榴彈炮，射程遠、火力猛、威力大。但滿清皇帝抱著“騎射乃滿州根本”這種白癡的念頭，愚蠢地將戴梓充軍關外，中國的火器發展乃告停頓，終於被歐洲所拋下。康熙還算有點良心，將“戴梓”之名刻在“威遠將軍”的炮筒上，以示尊重。
1757年滿清政府自欺欺人地發布禁止外國人在華攜帶火器的布告，幾乎是明白的告訴人家——滿清對火器恐懼。這種恐懼一直延續到1842年英國的遠征軍司令濮鼎查讓中國軍官在火炮麵前驚得目瞪口呆，四千遠征軍竟擊敗了滿清二萬正規軍。
如果我們用一句話來概括鴉片戰爭時期中英武器裝備各自的水平，那就是：英軍已處於初步發展火器時代，而清軍仍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
鴉片戰爭中的絕大多數戰鬥，是清軍的岸炮與英軍的艦炮之間的炮戰，按常理說，海岸炮依托堅固的陸地，可不計重量，後坐力等因素，而製作得更大，射程更遠，威力更大。實際上清軍的岸炮一般也重於英軍的見炮。但是在戰鬥中，雙方火炮的威力卻發生了逆轉。當戰場上硝煙散盡之後，我們不得不驚愕地麵對悲慘的事實：清軍在戰爭的全過程中未能擊沉英軍的一艘戰艦或輪船，而自己的陣地卻被打得千瘡百孔。
在1860年英法聯軍掃蕩圓明園時發現，當年英國使團贈送給乾隆的火炮仍保持完好的狀態，隨時可以發射，不過好象在華麗的“夏宮”它們隻是擺設品。1900年滿清不忘“騎射乃滿州根本”的八旗兵在八國聯軍新式的“連環火槍”(機槍)前被打得屍積如山，而被滿清扼殺了探索精神和民族優越感的的中國人卻在顛狂的信奉著“神功護體，刀槍不入”。
我國在17世紀中期的明末清初時代，火器的發展程度並不很落後於西方世界，軍隊的火器裝備比例基本上處於世界先進水平的。清軍除了初期為了和明軍爭奪政權，而大力發展和明軍一樣的火器外，其它的時候，清軍簡直就是一無是處。滿清建國後，軍事裝備專家仍對火器有相當改良和實驗，例如滿清政府曾先後開發過三種主要形式的燧發槍，即轉輪式、彈簧式和撞擊式，隻是這些燧發槍做出來不是用來裝備軍隊，而是用做宮廷狩獵時使用的禽槍。乾隆年間還製作過鑲骨燧發槍，和同時代歐洲裝備的製式步槍幾乎沒有任何區別，但此槍的作用依然是狩獵用的玩具——世界最先進的武器居然派上這種用處，可見滿清還是無法和先進的文化相提並論的。
綜觀明清火器發展，所有現代陸軍的兵器，編製都能在那裏找到雛形或對應的東西：地雷、水雷、火箭炮、鐵絲網、機槍、裝甲師、等等。與明末官場的極度腐敗相比，滿清從開始到滅亡都散發著兩個字——愚昧！這種愚昧和普通的因無知而產生的愚昧不同，就像中國人永遠都注重“麵子”一樣……民族主義的輕敵狂妄、自以為是、缺乏危機感、不思進取才是心腹大患。
觀中國之強，最盛莫過於秦。
“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製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裏；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裏，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那是何等的嘯傲天下，強橫霸道。
然而最後不過落得“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
一百三十八年以前，馬克思在一封書簡裏就這樣寫過：“國家是一種極其嚴肅的東西，要它表演某種滑稽劇是辦不到的。一隻滿載傻瓜的船也許能在風裏行駛一段時間，但是它終究要向不可幸免的命運駛去”。
“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一種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