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部分清朝官員認識到了中國與西方相比已大大落後了，深深感到向西方學習的迫切性；而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清政府“借師助剿”，又使一批握有實權的官僚對西方的堅船利炮有了切身體會。於是在19世紀60年代初，清政府中某些官員開始出麵倡導和主持以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引進機器生產為中心內容的“富強運動”。人們把這個運動稱為洋務運動，把主持、參與洋務運動的人稱為洋務派。
1861年1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標誌著洋務運動的開始。洋務派官員在中央以奕、文祥、桂良為代表，地方上則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封疆大吏，權高勢大。
洋務運動從“求強”開始。1861年，曾國藩攻陷安慶後，設立了安慶軍械所。1865年由曾國藩支持，李鴻章籌辦，在上海開始籌建江南製造局，後於1867年成立。1865年李鴻章在南京設立金陵機器局。次年，左宗棠在福州設立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又在天津設立天津機器局。此外，各省先後辦過10多個機器局。中國社會出現了一點新氣象。盡管洋務軍事企業無論在組織或經營管理方麵都具有濃厚的封建性，生產效率很低，生產成本很高，但是它畢竟引進了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在生產技術方麵進行了重大變革，與此同時，它把大批人組織起來進行機器生產，造就了新的社會力量——產業工人。
洋務派為創辦軍事工業，必須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機器生產，必須傳播西學，培養大量的科技人才，這便促進了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萌生和發展。出於對外往來的需要，1863年京師同文館成立，以培養外語翻譯人才。其後30年，同文館譯西書近200部。江南製造局於1868年設立翻譯學館，40年裏譯書199部。曾國藩創設的安慶軍械所羅致了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為了培養通曉西學的人才，在曾國藩等的推動下，清廷於19世紀70年代先後派遣四批學童赴美留學。福州船政局也多次派遣“藝童”和“藝徒”分赴英法兩國學習輪船駕駛及製造。在這些留學生中產生了一批近代著名人物，如修築京張鐵路的詹天佑、翻譯《天演論》的啟蒙思想家嚴複。洋務派還設立了許多新式學堂，其中天津電報學堂(1879年)、天津水師學堂(1880年)、上海電報學堂(1882年)、天津武備學堂(1885年)、廣東陸師學堂(1886年)、廣東水師學堂(1887年)、南京水師學堂(1890年)、湖北自強學堂(1893年)尤為著名。這些學堂傳授西方先進技術，講授西方的史地國情，衝擊著科舉製度，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哺育出主張變革維新的成批誌士。
洋務軍事企業的創辦促進了民用工業和新式交通運輸業的產生和發展。在創辦軍事工業中，財政困難和缺少後勤支援，使洋務派官員認識到，“求強”的同時尚需“求富”。於是從19世紀70年代起，開始創辦資本主義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電報局、上海織布局等便是在軍用工業的推動下相繼出現的。從19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洋務派創立的這類企業約有20多個。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很多事情上行下效，洋務派辦起一些工業，一些商人也開始投資辦工業企業，於是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以及商辦企業出現了。據統計，自1869年至1894年，商辦企業約有50多家，資本共500餘萬元。
洋務派創辦軍事工業，原是為了建立新式海陸軍，這也是其“求強”的要旨，因此編練新式海陸軍成為洋務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麵。清政府大力購買洋槍洋炮，雇用洋人擔任各營教習，使陸軍實力得到增強。清政府還整頓海防，籌建新式海軍，至1894年，已擁有船艦六七十艘，分別建成福建水師、南洋水師和北洋水師。
洋務運動中，隨著資本主義近代企業的產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開始形成和發展起來，反映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早期維新思想也出現了。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陳熾、何啟、胡禮恒等人便是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們對西方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的認識，主張向西方國家學習，實行某些政治經濟方麵的改革。他們同時具有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愛國思想和反對封建專製製度的民主思想，對頑固守舊的落後思想作了較嚴厲的批判。他們的思想產生於洋務運動中，但是已遠遠超越了洋務運動的藩籬。
洋務運動是清政府在內憂外患之下的“自強新政”運動，雖然未達到富強的目的，但是畢竟順應了社會的發展，推動了社會進步。新的社會力量由此產生，新的生產方式開始進入中國，近代文化教育事業逐漸起步，早期維新思潮隨之產生。但是，一方麵由於洋務派對西方長技的認識有很大局限性，學習西方長技止於“器物”，另一方麵洋務運動遭到清廷中頑固派的阻撓、反對，所辦企業在技術和原料方麵又依賴外國，並具有濃厚的封建性和壟斷性，因而隨著時間的發展，逐步暴露出它的保守性和腐敗性。甲午戰爭中，洋務派所建的海陸軍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洋務運動遂告失敗。
1861年1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標誌著洋務運動的開始。洋務派官員在中央以奕、文祥、桂良為代表，地方上則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封疆大吏，權高勢大。
洋務運動從“求強”開始。1861年，曾國藩攻陷安慶後，設立了安慶軍械所。1865年由曾國藩支持，李鴻章籌辦，在上海開始籌建江南製造局，後於1867年成立。1865年李鴻章在南京設立金陵機器局。次年，左宗棠在福州設立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又在天津設立天津機器局。此外，各省先後辦過10多個機器局。中國社會出現了一點新氣象。盡管洋務軍事企業無論在組織或經營管理方麵都具有濃厚的封建性，生產效率很低，生產成本很高，但是它畢竟引進了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在生產技術方麵進行了重大變革，與此同時，它把大批人組織起來進行機器生產，造就了新的社會力量——產業工人。
洋務派為創辦軍事工業，必須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機器生產，必須傳播西學，培養大量的科技人才，這便促進了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萌生和發展。出於對外往來的需要，1863年京師同文館成立，以培養外語翻譯人才。其後30年，同文館譯西書近200部。江南製造局於1868年設立翻譯學館，40年裏譯書199部。曾國藩創設的安慶軍械所羅致了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為了培養通曉西學的人才，在曾國藩等的推動下，清廷於19世紀70年代先後派遣四批學童赴美留學。福州船政局也多次派遣“藝童”和“藝徒”分赴英法兩國學習輪船駕駛及製造。在這些留學生中產生了一批近代著名人物，如修築京張鐵路的詹天佑、翻譯《天演論》的啟蒙思想家嚴複。洋務派還設立了許多新式學堂，其中天津電報學堂(1879年)、天津水師學堂(1880年)、上海電報學堂(1882年)、天津武備學堂(1885年)、廣東陸師學堂(1886年)、廣東水師學堂(1887年)、南京水師學堂(1890年)、湖北自強學堂(1893年)尤為著名。這些學堂傳授西方先進技術，講授西方的史地國情，衝擊著科舉製度，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哺育出主張變革維新的成批誌士。
洋務軍事企業的創辦促進了民用工業和新式交通運輸業的產生和發展。在創辦軍事工業中，財政困難和缺少後勤支援，使洋務派官員認識到，“求強”的同時尚需“求富”。於是從19世紀70年代起，開始創辦資本主義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電報局、上海織布局等便是在軍用工業的推動下相繼出現的。從19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洋務派創立的這類企業約有20多個。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很多事情上行下效，洋務派辦起一些工業，一些商人也開始投資辦工業企業，於是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以及商辦企業出現了。據統計，自1869年至1894年，商辦企業約有50多家，資本共500餘萬元。
洋務派創辦軍事工業，原是為了建立新式海陸軍，這也是其“求強”的要旨，因此編練新式海陸軍成為洋務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麵。清政府大力購買洋槍洋炮，雇用洋人擔任各營教習，使陸軍實力得到增強。清政府還整頓海防，籌建新式海軍，至1894年，已擁有船艦六七十艘，分別建成福建水師、南洋水師和北洋水師。
洋務運動中，隨著資本主義近代企業的產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開始形成和發展起來，反映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早期維新思想也出現了。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陳熾、何啟、胡禮恒等人便是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們對西方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的認識，主張向西方國家學習，實行某些政治經濟方麵的改革。他們同時具有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愛國思想和反對封建專製製度的民主思想，對頑固守舊的落後思想作了較嚴厲的批判。他們的思想產生於洋務運動中，但是已遠遠超越了洋務運動的藩籬。
洋務運動是清政府在內憂外患之下的“自強新政”運動，雖然未達到富強的目的，但是畢竟順應了社會的發展，推動了社會進步。新的社會力量由此產生，新的生產方式開始進入中國，近代文化教育事業逐漸起步，早期維新思潮隨之產生。但是，一方麵由於洋務派對西方長技的認識有很大局限性，學習西方長技止於“器物”，另一方麵洋務運動遭到清廷中頑固派的阻撓、反對，所辦企業在技術和原料方麵又依賴外國，並具有濃厚的封建性和壟斷性，因而隨著時間的發展，逐步暴露出它的保守性和腐敗性。甲午戰爭中，洋務派所建的海陸軍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洋務運動遂告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