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朝，始建於公元386年，為鮮卑人道武帝拓跋珪所建。西晉末年，拓跋力微之孫拓跋犄盧曾因幫助西晉並州刺史劉琨與匈奴人對抗有功，被西晉封為代公，進而封為代王。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設官分職，製定刑法，國家機構逐步完備。到了386年初，拓跋什翼犍之孫拓跋珪在雲中盛樂宮稱王，是年四月，自稱魏王，改國號為魏。拓跋珪逐年發動戰爭，逐步占有今山西、河北大部分地區。398年農曆十二月，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大同），稱皇帝。
北魏建立後，社會依然動蕩不安，各地不斷爆發農民起義。471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之後，年齡尚小，馮太後執掌政權，她為鞏固北魏中央集權，在政治、經濟等方麵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公元492年，馮太後去世，孝文帝親政，他繼續進行馮太後的事業，大刀闊斧，銳意改革，終於使北魏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中華民族各民族間的關係有了重大的發展。
北魏的統治者鮮卑人在當時比漢族要落後。黃河流域是漢族封建統治根深蒂固的地區，也是漢族封建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鮮卑人進入中原以後，要統治一個比自己先進很多的民族，便采取了殘酷的鎮壓手段，租稅繁多，徭役苛重。但這樣的高壓手段不僅沒有製止住社會的動亂，反而激起了更加強烈的反抗。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北魏統治者不得不改弦更張，尋找維持統治的其他策略。
鮮卑人原是以畜牧經濟為主的民族，一直過著遊牧生活。北魏統治中原以後，便逐漸轉向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定居生活，但其封建王朝的一整套國家機構、官吏設置還處於相當不成熟、不完善階段。魏孝文帝為了鞏固政權，決定首先改革吏治，從政府官吏抓起。
魏孝文帝在馮太後的支持下，改革吏治，取消了不論政績好壞均任職六年的規定，改為任期時間的長短要按政績好壞決定，不稱職的可以隨時罷免，成績顯著的可以繼續連任。這樣，就使各級官吏把政績的好壞，看成與自己仕途攸關的大事，迫使他們盡心守職，努力從政。公元484年，孝文帝開始推行“班祿”製，即所有官吏的俸祿一律由國家負責，不準官吏自行籌集。官吏的職責就是管理生產和民眾，國家按官吏職位的高低發放俸祿。為了杜絕貪贓枉法，在“班百官之祿”的同時，又製定了懲治貪汙的辦法：官吏凡貪汙絹滿一匹者或敢於枉法者，一經查出，一律處死。
在推行“班祿製”當年秋天，魏孝文帝派出檢查人員到全國各地巡察，考檢舉報違反規定的官吏，結果查出有四十多人貪贓。魏孝文帝得知以後，隨即下令，全部處死。通過這樣嚴厲的懲罰，整治了綱紀，北魏腐敗的吏治很快得到改善，各級官吏奉公守法，貪贓枉法之事大大減少。
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魏孝文帝、馮太後不顧地主豪強和守舊勢力的反對，決心限製豪強地主勢力，爭奪土地和農民。公元485年，孝文帝下達了均田令，並派大臣巡行各郡，會同各地官吏實行均田。均田製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豪強大族兼並土地。政府把無主荒地分給無地的農民，並肯定了農民對土地的占有、使用權，使農民有了安居樂業的基本條件，生產積極性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時又允許無地農民遷往他鄉，這也有利於荒地的開發，有利於耕地麵積的擴大。因此，均田製對於當時國家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均田製開始實行時，北魏還沒有建立鄉黨製度，而是實行以宗族為單位的宗主督護製，三五十家共立一個戶籍。大地主隱匿農戶的情況很多，還有的宗主把持地方政權，憑借權力，降低自己的戶等，使租稅徭役幾乎全落到那些沒有宗族庇護的農民身上，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這些都使生產的發展受到很大影響，同時使國家的稅租收入大大減少，因此，必須整理戶籍，清查隱附人口。
公元486年，大臣李衝建議實行三長製，代替宗主督護製。三長製實際上就是秦始皇創立的鄉、亭、裏、什、伍製的延續，這是漢族封建統治者實行已久的製度。三長製的內容是：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裏，五裏為一黨，鄰有鄰長，裏有裏長，黨有黨長。三長的主要責任是檢查戶口，征發徭役和兵役，征收賦稅等。廢除宗主督護製和實行三長製，是對世族豪強地主的一次沉重打擊。有許多大臣本身就是隱匿農戶的大地主，所以，他們紛紛起來反對李衝的建議。馮太後和魏孝文帝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堅決采納了李衝的建議。
在實行三長製的同時，魏孝文帝又頒布了新租調製，即一夫一妻的家庭，每年交納帛一匹、粟兩石。這種新的租稅征調製，既改變了租調負擔輕重不均的情況，又限製了宗主大族對奴婢和耕牛的占有數量，可以把大批農民直接掌握在政府手中。因為對農民來說，按戶所征的租稅比以往減少了許多。
由於整頓吏治，實行均田製、三長製，北魏的經濟有了很大恢複。各族人民辛勤勞動，開墾了大量荒地，農業生產有了很大發展，耕作技術也有很大提高。過去由於多年戰亂而引起的田園荒蕪、人煙稀少的景象很快得到改變。
北魏建國之初，定都於平城。平城地處西北邊塞，氣候寒冷，變化無常，春天黃沙滾滾，冬天白雪蓋地，加上交通不便、土地貧瘠，常常發生災荒。遇到災情嚴重之年，平城滿街都躺著餓死的人。京城尚且如此，荒涼的鄉村餓死的人就更多了。北魏統一北方以後，隨著形勢變化，政治、軍事、經濟中心開始逐步南移。平城作為都城，不僅其周邊的農業生產條件差，而且在這裏不易控製全國的局勢，加上平城是鮮卑貴族的舊地，舊的習俗濃厚，保守勢力很大，他們不願意接受漢族先進的經濟和文化，極力反對改革。這一切都嚴重影響著北魏政權的鞏固。魏孝文帝於491年親政之後，為改變上述狀況，又采取了一係列新的改革措施。
魏孝文帝經過深思熟慮，覺得遷都洛陽既能改變過去對中原遙控的形勢，又有利於控製整個國家，還可解脫一百多年來在平城形成的鮮卑貴族保守勢力的羈絆和幹擾，更有利於繼續進行改革。洛陽地處中原地區，四周土地肥沃，農業發達，交通十分便利，一直是漢族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曾是東漢、西晉的京城。魏孝文帝經過周密計劃，決定采取堅決措施，把都城遷至洛陽。
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立即采取一係列措施，全麵推行漢化政策，以生產力水平高、文化發達的漢族去影響和改變生產力低下、文化相對落後的鮮卑民族，讓鮮卑民族吸收漢族的長處，消除他們和漢族人民之間的差距，加強民族聯係。遷都洛陽的當年，魏孝文帝下令，禁止鮮卑貴族再穿胡服，一律改穿漢族服裝，從裝束上消除民族間的差異。
在政治製度上，他下詔廢除了鮮卑舊製，起用王肅，參照南朝漢族封建政權的製度和秦、漢王朝的政治製度，對官製、法律、禮儀、典章等方麵進行了全麵的修訂。
公元495年，魏孝文帝又下令禁止鮮卑貴族講鮮卑語，要求一律講漢語。第二年，魏孝文帝下詔改鮮卑族原有的姓氏為漢姓，並以漢族的門第等級為榜樣，定出相應的門第等級。魏孝文帝還設法使皇族和鮮卑貴族與漢族地主按照門第等級的高低實行對等聯姻，並以此為榮。這實際上是借聯姻把兩族統治階級的利益和命運拴在一起，以此來鞏固北魏王朝政權。
魏孝文帝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受到一些鮮卑貴族的反對，隨著改革的深入，對立情緒越來越大，他采取堅決措施，排除了鮮卑貴族的保守勢力，消除民族隔閡。
鮮卑人過去一直過著馬背生活，遊牧四方，剽悍善戰，但缺乏文化修養，多武將，少文臣，重“武略”，輕“文治”。魏孝文帝在進行一係列改革的過程中，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他任賢舉能，廣開才路，把一大批有才幹的人集中在自己的周圍。
北魏王朝雖然也按照漢族統治者的方法，建立了門閥製度，把鮮卑人和漢族地主按門第分為高低貴賤的等級，但魏孝文帝對西晉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一套等級製度並不是全盤接受。為了盡快選拔人才，魏孝文帝改變過去傳統的考核製度，規定三年一考就決定升降。對五品以上的官員，他有時親自進行考核。由於魏孝文帝禮賢下士，唯才是舉，一大批人才成為他進行改革、推行漢化政策的重要力量。
魏孝文帝是我國曆史上少數民族中少有的政治改革家，也是促使中華民族各民族間團結融合、繁榮昌盛的傑出的風雲人物。他在2歲時被立為皇太子，4歲登上皇位，24歲親政。他拋棄狹隘的民族偏見，實行一係列的改革，使中國的北方出現了一個比較安定的政治局麵，社會經濟、文化有了明顯好轉，促進了鮮卑族向封建社會的過渡。魏孝文帝的改革都是針對當時的弊政，有利於鞏固北魏的統治，並且對安定社會環境、推動經濟發展方麵是有進步意義的，比如班祿製、三長製、均田製等。而且這一係列改革，推動了北魏王朝政治和經濟的向前發展，促進了鮮卑族同漢族的融合，使得鮮卑族進一步漢化。因此，魏孝文帝可稱為是鮮卑驕子，是個開明君主，在各個民族融合、互學先進經驗、推動曆史發展方麵，作出過很大貢獻。
北魏建立後，社會依然動蕩不安，各地不斷爆發農民起義。471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之後，年齡尚小，馮太後執掌政權，她為鞏固北魏中央集權，在政治、經濟等方麵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公元492年，馮太後去世，孝文帝親政，他繼續進行馮太後的事業，大刀闊斧，銳意改革，終於使北魏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中華民族各民族間的關係有了重大的發展。
北魏的統治者鮮卑人在當時比漢族要落後。黃河流域是漢族封建統治根深蒂固的地區，也是漢族封建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鮮卑人進入中原以後，要統治一個比自己先進很多的民族，便采取了殘酷的鎮壓手段，租稅繁多，徭役苛重。但這樣的高壓手段不僅沒有製止住社會的動亂，反而激起了更加強烈的反抗。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北魏統治者不得不改弦更張，尋找維持統治的其他策略。
鮮卑人原是以畜牧經濟為主的民族，一直過著遊牧生活。北魏統治中原以後，便逐漸轉向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定居生活，但其封建王朝的一整套國家機構、官吏設置還處於相當不成熟、不完善階段。魏孝文帝為了鞏固政權，決定首先改革吏治，從政府官吏抓起。
魏孝文帝在馮太後的支持下，改革吏治，取消了不論政績好壞均任職六年的規定，改為任期時間的長短要按政績好壞決定，不稱職的可以隨時罷免，成績顯著的可以繼續連任。這樣，就使各級官吏把政績的好壞，看成與自己仕途攸關的大事，迫使他們盡心守職，努力從政。公元484年，孝文帝開始推行“班祿”製，即所有官吏的俸祿一律由國家負責，不準官吏自行籌集。官吏的職責就是管理生產和民眾，國家按官吏職位的高低發放俸祿。為了杜絕貪贓枉法，在“班百官之祿”的同時，又製定了懲治貪汙的辦法：官吏凡貪汙絹滿一匹者或敢於枉法者，一經查出，一律處死。
在推行“班祿製”當年秋天，魏孝文帝派出檢查人員到全國各地巡察，考檢舉報違反規定的官吏，結果查出有四十多人貪贓。魏孝文帝得知以後，隨即下令，全部處死。通過這樣嚴厲的懲罰，整治了綱紀，北魏腐敗的吏治很快得到改善，各級官吏奉公守法，貪贓枉法之事大大減少。
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魏孝文帝、馮太後不顧地主豪強和守舊勢力的反對，決心限製豪強地主勢力，爭奪土地和農民。公元485年，孝文帝下達了均田令，並派大臣巡行各郡，會同各地官吏實行均田。均田製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豪強大族兼並土地。政府把無主荒地分給無地的農民，並肯定了農民對土地的占有、使用權，使農民有了安居樂業的基本條件，生產積極性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時又允許無地農民遷往他鄉，這也有利於荒地的開發，有利於耕地麵積的擴大。因此，均田製對於當時國家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均田製開始實行時，北魏還沒有建立鄉黨製度，而是實行以宗族為單位的宗主督護製，三五十家共立一個戶籍。大地主隱匿農戶的情況很多，還有的宗主把持地方政權，憑借權力，降低自己的戶等，使租稅徭役幾乎全落到那些沒有宗族庇護的農民身上，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這些都使生產的發展受到很大影響，同時使國家的稅租收入大大減少，因此，必須整理戶籍，清查隱附人口。
公元486年，大臣李衝建議實行三長製，代替宗主督護製。三長製實際上就是秦始皇創立的鄉、亭、裏、什、伍製的延續，這是漢族封建統治者實行已久的製度。三長製的內容是：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裏，五裏為一黨，鄰有鄰長，裏有裏長，黨有黨長。三長的主要責任是檢查戶口，征發徭役和兵役，征收賦稅等。廢除宗主督護製和實行三長製，是對世族豪強地主的一次沉重打擊。有許多大臣本身就是隱匿農戶的大地主，所以，他們紛紛起來反對李衝的建議。馮太後和魏孝文帝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堅決采納了李衝的建議。
在實行三長製的同時，魏孝文帝又頒布了新租調製，即一夫一妻的家庭，每年交納帛一匹、粟兩石。這種新的租稅征調製，既改變了租調負擔輕重不均的情況，又限製了宗主大族對奴婢和耕牛的占有數量，可以把大批農民直接掌握在政府手中。因為對農民來說，按戶所征的租稅比以往減少了許多。
由於整頓吏治，實行均田製、三長製，北魏的經濟有了很大恢複。各族人民辛勤勞動，開墾了大量荒地，農業生產有了很大發展，耕作技術也有很大提高。過去由於多年戰亂而引起的田園荒蕪、人煙稀少的景象很快得到改變。
北魏建國之初，定都於平城。平城地處西北邊塞，氣候寒冷，變化無常，春天黃沙滾滾，冬天白雪蓋地，加上交通不便、土地貧瘠，常常發生災荒。遇到災情嚴重之年，平城滿街都躺著餓死的人。京城尚且如此，荒涼的鄉村餓死的人就更多了。北魏統一北方以後，隨著形勢變化，政治、軍事、經濟中心開始逐步南移。平城作為都城，不僅其周邊的農業生產條件差，而且在這裏不易控製全國的局勢，加上平城是鮮卑貴族的舊地，舊的習俗濃厚，保守勢力很大，他們不願意接受漢族先進的經濟和文化，極力反對改革。這一切都嚴重影響著北魏政權的鞏固。魏孝文帝於491年親政之後，為改變上述狀況，又采取了一係列新的改革措施。
魏孝文帝經過深思熟慮，覺得遷都洛陽既能改變過去對中原遙控的形勢，又有利於控製整個國家，還可解脫一百多年來在平城形成的鮮卑貴族保守勢力的羈絆和幹擾，更有利於繼續進行改革。洛陽地處中原地區，四周土地肥沃，農業發達，交通十分便利，一直是漢族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曾是東漢、西晉的京城。魏孝文帝經過周密計劃，決定采取堅決措施，把都城遷至洛陽。
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立即采取一係列措施，全麵推行漢化政策，以生產力水平高、文化發達的漢族去影響和改變生產力低下、文化相對落後的鮮卑民族，讓鮮卑民族吸收漢族的長處，消除他們和漢族人民之間的差距，加強民族聯係。遷都洛陽的當年，魏孝文帝下令，禁止鮮卑貴族再穿胡服，一律改穿漢族服裝，從裝束上消除民族間的差異。
在政治製度上，他下詔廢除了鮮卑舊製，起用王肅，參照南朝漢族封建政權的製度和秦、漢王朝的政治製度，對官製、法律、禮儀、典章等方麵進行了全麵的修訂。
公元495年，魏孝文帝又下令禁止鮮卑貴族講鮮卑語，要求一律講漢語。第二年，魏孝文帝下詔改鮮卑族原有的姓氏為漢姓，並以漢族的門第等級為榜樣，定出相應的門第等級。魏孝文帝還設法使皇族和鮮卑貴族與漢族地主按照門第等級的高低實行對等聯姻，並以此為榮。這實際上是借聯姻把兩族統治階級的利益和命運拴在一起，以此來鞏固北魏王朝政權。
魏孝文帝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受到一些鮮卑貴族的反對，隨著改革的深入，對立情緒越來越大，他采取堅決措施，排除了鮮卑貴族的保守勢力，消除民族隔閡。
鮮卑人過去一直過著馬背生活，遊牧四方，剽悍善戰，但缺乏文化修養，多武將，少文臣，重“武略”，輕“文治”。魏孝文帝在進行一係列改革的過程中，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他任賢舉能，廣開才路，把一大批有才幹的人集中在自己的周圍。
北魏王朝雖然也按照漢族統治者的方法，建立了門閥製度，把鮮卑人和漢族地主按門第分為高低貴賤的等級，但魏孝文帝對西晉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一套等級製度並不是全盤接受。為了盡快選拔人才，魏孝文帝改變過去傳統的考核製度，規定三年一考就決定升降。對五品以上的官員，他有時親自進行考核。由於魏孝文帝禮賢下士，唯才是舉，一大批人才成為他進行改革、推行漢化政策的重要力量。
魏孝文帝是我國曆史上少數民族中少有的政治改革家，也是促使中華民族各民族間團結融合、繁榮昌盛的傑出的風雲人物。他在2歲時被立為皇太子，4歲登上皇位，24歲親政。他拋棄狹隘的民族偏見，實行一係列的改革，使中國的北方出現了一個比較安定的政治局麵，社會經濟、文化有了明顯好轉，促進了鮮卑族向封建社會的過渡。魏孝文帝的改革都是針對當時的弊政，有利於鞏固北魏的統治，並且對安定社會環境、推動經濟發展方麵是有進步意義的，比如班祿製、三長製、均田製等。而且這一係列改革，推動了北魏王朝政治和經濟的向前發展，促進了鮮卑族同漢族的融合，使得鮮卑族進一步漢化。因此，魏孝文帝可稱為是鮮卑驕子，是個開明君主，在各個民族融合、互學先進經驗、推動曆史發展方麵，作出過很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