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裏已經沒有什麽東西可吃了。過去的三天裏，格羅特先生天天都從林間空手而歸，我們隻能吃些雞蛋和土豆充饑。情況糟透了，格羅特先生決定殺掉一隻雞，還開始打山羊的主意。這些天，他回家的時候都不愛吭聲，不和孩子們說話。孩子們嚷嚷著撲向他，抱住他的腿，他卻像趕蒼蠅一樣把他們趕開。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能感覺到他在審視我。他的臉上有種古怪的表情，好像肚子裏正在打什麽算盤。他終於開口了：“你脖子上是個什麽東西？”他打的主意真是再清楚不過了。
“這東西不值錢。”我說。
“看上去像銀的，”他的眼神一直盯在我的項鏈上，“變色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是錫的。”
“給我瞧瞧。”
格羅特先生湊近了些，用髒兮兮的手指碰了碰吊墜上那顆凸起的心和緊握的雙手：“是什麽東西？異教符號嗎？”
我不知道“異教”是什麽意思，但聽上去透著邪氣，“也許吧。”“誰給你的？”
“我的祖母。”這是我第一次跟他提起我的家庭，這種感覺讓我難受。要是能收回剛才那句話就好了，“這東西對她來說一文不值，當初她正想把它扔了。”
他皺了皺眉頭：“看上去確實很怪，說不定賣都賣不掉。”
格羅特先生一天到晚跟我搭話，無論我在拔雞毛，煎土豆，還是抱著一個孩子坐在客廳的火堆旁。他跟我談起他的家庭：十六歲時，他哥哥在一場爭吵中殺死了他的父親，於是他離家出走再也沒有回去。他就是在那時遇見格羅特太太的，他倆十八歲時哈羅德就出生了。他們直到有了這一屋孩子以後才真正結婚。他隻想要捕魚狩獵，他說，可是他得養活這些孩子。說實話，這些孩子他一個也不想要，而且他怕總有一天被這些孩子逼瘋，到時候說不定他真會傷害他們。
時間一天天過去，天氣慢慢暖和起來了。格羅特先生開始坐在門廊前削東西，一直待到深夜，身邊擺著一瓶威士忌。他總會叫我跟他一起坐，在黑暗中跟我說一些我不想知道的事情。他和格羅特太太已經幾乎不說一句話了，他說。她討厭談話，但她喜歡做愛。可他不願意碰她，她懶得把自己收拾幹淨，身邊還總有孩子。他說：“我原本應該娶一個像你這樣的姑娘，多蘿西。你不會這樣纏著我的，對嗎？”他喜歡我的紅頭發。他對我說：“有人說，要想跟自己過不去的話，就找個紅發女郎吧。”他吻過的第一個女孩就是滿頭紅發，但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說，在他還年輕帥氣的時候。
“是不是挺驚訝？我也曾是翩翩少年呢，你知道的，我現在也不過二十四歲。”
他說，他從未愛過他的妻子。
叫我傑拉德，他說。
我知道格羅特先生不該跟我說這些。我才十歲。
格羅特家的孩子一個個像受傷的小狗般嗚咽不停，湊在一起互相慰藉。他們不像普通孩子一樣蹦跳著玩耍，倒是整天拖著綠幽幽、黏糊糊的鼻涕，眼睛裏汪著兩泡眼淚。我像隻披著硬甲的甲蟲一樣在房間裏穿行，無論格羅特太太尖酸刻薄的毒舌、哈羅德的怨氣，還是小傑拉德的哭叫（這孩子太想要人抱抱他了，恐怕一生也無法心滿意足），通通都傷不到我。我眼見著梅布爾變成了一個陰沉沉的女孩，她太清楚這個糟糕的家是如何拖累她、虐待她、拋棄她。我清楚活在這樣的家裏，孩子們怎麽會變成這樣，但我難以去愛他們。他們的不幸隻會讓我更加意識到自己的不幸。我用盡全力保持整潔，保證每天早起出門上學。
一個暴雨傾盆的夜裏，我饑腸轆轆地躺在床墊上，身下的彈簧隔著薄薄的套子硌著我，雨水滴在我的臉上。我想起有一次在艾格尼絲·波琳號上，天也下著雨，所有人都暈船不止。為了分散孩子們的注意力，爸爸教我們閉上眼睛，在腦海裏描繪出完美的一天。那是三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才七歲，但想象中那完美的一天卻還曆曆在目。那是個星期天的下午，我正要去城郊，到祖母那棟舒適的小屋去看望她。我翻過石牆，穿過草地，向祖母家走去，風中的野草仿佛海浪般波濤起伏。我聞見好聞的泥煤煙味，聽著烏鶇的吟唱。遠遠地，我望見祖母家的茅草屋頂，刷成白色的牆壁，一盆盆在窗台上盛放的紅色天竺葵。祖母那輛經久耐用的黑色自行車靠在門裏，不遠處的樹籬上掛著一串串深藍色的黑莓和黑刺李。
走進祖母家，烤箱裏正烤著一隻鵝，黑白相間的小狗蒙蒂在桌子下等骨頭吃。祖父要麽拿著自製的魚竿去河裏釣鱒魚了，要麽就去野地裏打鬆雞或鷓鴣了。就剩下我和祖母兩人，一起在家待上好幾個小時。
祖母正在做大黃餡餅，用一根大擀麵杖來回擀著麵團，又往黃色的麵團上撒些麵粉，攤薄放在餡餅碟裏。時不時，她會抽兩口阿夫頓香煙，輕煙在她的頭頂嫋嫋不絕。祖母會給我吃一顆圓形糖果，她把糖藏在圍裙兜裏，跟半打煙屁股放在一塊兒，那種滋味我永遠也忘不了。黃色香煙盒上印著羅伯特·彭斯的一首詩，祖母喜歡伴著一首古老的愛爾蘭曲調唱起它：可愛的阿夫頓河，請你輕輕流過翠綠的山川；輕輕地流吧，我來唱首歌把你頌讚。
我坐在一個三條腿的凳子上，聽著烤鵝在烤箱裏嗞嗞作響。祖母把麵團搓成條形，沿著餡餅碟的邊緣圍上一圈，剩餘的便在中央打個十字，再刷上一層攪勻的蛋液，用叉子在麵餅上叉些小孔，最後撒上糖霜。等到餡餅進了烤爐，我倆來到被祖母叫作“好地方”的前廳，開始享用隻屬於我們倆的下午茶：加了好多糖、濃濃的紅茶，熱乎乎的切片葡萄幹麵包。祖母從玻璃櫃裏的玫瑰瓷器中挑出兩隻茶杯，還有配套的茶碟和小盤子，小心地放在一張上過漿的亞麻餐具墊上。午後的陽光透過窗邊的愛爾蘭蕾絲窗簾映照著祖母的麵孔，讓她的輪廓添了幾分柔和。
坐在帶椅墊的椅子上，我能看見祖母的搖椅前放著木頭擱腳凳，上麵罩著繡花罩子，還能看見一個小書架，放的大多是禱告書和詩歌。我看見祖母一邊倒茶，一邊輕聲哼唱，看見她有力的雙手、溫柔的微笑，看見她對我的愛。
此時此刻，躺在這張潮濕酸臭的墊子上輾轉反側，我竭力去想那完美的一天，可惜美好的回憶也勾起了悲涼的思緒。在臥室裏呻吟不已的格羅特太太，其實跟我媽媽沒什麽兩樣。她們都不堪重負，難以為繼，要麽天性軟弱，要麽不知所措，嫁的丈夫都那麽固執自私，她們便靠著整天昏睡聊以度日。媽媽指望著我做飯、做清潔，照顧梅茜和雙胞胎弟弟，向我倒苦水。當我堅持說情況會好轉的時候，她卻說我太天真。“你不知道，”她會說，“你根本不知道麻煩在哪兒。”有一次，就在火災前不久，我聽見媽媽蜷在床上哭，黑暗中我進了屋，想要哄哄她。當我伸出手臂抱住她，她卻猛地躍起，把我趕開。“你根本就不關心我，”她厲聲道，“別裝了，你不過是想要你的晚餐吃。”
我不禁往後縮，臉頰像被扇了一耳光一樣燙。在那一刻，有些事已經不複原樣了。我不再信任她，我對她的哭泣無動於衷。從那以後，她罵我鐵石心腸，罵我冷酷無情。也許我的確如此。
六月初，我們通通長了虱子，就連隻有幾根頭發的內蒂也一樣。我還記得當初輪船上的虱子。當時媽媽生怕我們染上，每天都會檢查每個人的頭發。當聽說其他船艙裏的人長了虱子，她還把我們關起來不準出門。“這是世界上最難治的頑疾。”她告訴我們，她在金瓦拉女子寄宿學校念書的時候，有一回很多人長虱子，每個女孩都被剃光了頭。媽媽對她那一頭漆黑濃密的長發頗為得意，才不肯再剪掉一次呢。然而那次在船上，我們卻依然沒能逃過。
傑拉德不停地撓頭，我把他的頭發撥開，發現裏麵全是虱子。另外兩個孩子的頭上也有。沙發、椅子，甚至格羅特太太，這屋裏每樣東西說不定都爬著虱子。我明白接下來會是什麽樣的苦日子：休學、剃頭、一小時又一小時地幹活兒、洗床單……那一刻，我真想逃走。
格羅特太太跟寶寶一起躺在床上，靠著兩個髒枕頭，被子一直拉到下巴。我進屋的時候，她就那麽盯著我，一雙眼睛深深地陷進眼眶。
“孩子們都長了虱子。”
她噘了噘嘴：“你呢？”
“既然他們都得了，我也有可能得。”
她似乎尋思了一會兒，接著說：“是你把蟲子帶進來的。”
我的臉紅了：“不，夫人，我不這麽認為。”
“它們總是誰帶進來的吧。”她說。
“我覺得……”我開口說道，但實在難以啟齒，“我覺得您可能得查一下這張床，也查一下您自己的頭發。”
“就是你帶來的！”她邊說邊掀開被子，“你跑到這裏來，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好像你比我們誰都強……”
她的睡衣在肚子上皺成一團。我看到她大腿間毛茸茸、黑黝黝的一叢，趕緊尷尬地轉過身。
“你敢走！”她尖叫起來，一把抓起哇哇大哭的內蒂夾在胳膊下，用另一隻手指著床說，“先把床單用開水燙了，然後用梳子給孩子們清理頭發。我早就警告過傑拉德，不能把個流浪兒帶到家裏來，天曉得她去過哪裏。”
接下來的五個小時比我想象中更淒涼：我燒了一罐又一罐開水，倒進一個大盆裏，同時還得提防著，免得燙傷孩子們；把所有能找到的毯子、床單、衣服放進熱水裏，用堿皂費力刷洗，再把它們塞進手動絞擰機。我幾乎轉不動機器的手柄，手臂陣陣疼痛。
格羅特先生回到家，跟待在客廳沙發上的妻子說了會兒話。他們的隻言片語飄到了我的耳邊：“垃圾”“寄生蟲”“肮髒的愛爾蘭人”。過了一會兒，格羅特先生走進廚房門，發現我跪在地上，正用力扳動絞擰機的手柄。“上帝啊！”他邊說邊開始幫忙。
格羅特先生也認為床墊上可能有虱子。他覺得我們隻要把床墊拽到門廊上，澆上開水，就能滅蟲。“我真有點想也這麽收拾那些小孩。”他說。我知道，他這話可不僅僅是玩笑。他拿著刮胡刀飛快地給四個孩子剃了頭。盡管我已經用盡全力扶住他們的頭，孩子們還是扭來扭去，因此頭上到處是刮胡刀留下的劃痕和血口子。他們的模樣讓我想起一戰後返家士兵的照片：禿著頭，眼神空洞。格羅特先生在每個孩子的頭上擦上堿水，小孩們的尖叫哭喊此起彼伏。格羅特太太就坐在沙發上看著。
“威爾瑪，輪到你了。”他轉身麵對著她，手裏拿著刮胡刀。
“不。”
“至少讓我查一下吧。”
“去查那個女孩，就是她帶來的。”格羅特太太扭過頭，望著沙發後背。
格羅特先生示意我過去。我解開梳得緊緊的發辮，蹲在他麵前，他輕輕地理著我的頭發。他的呼吸吹上我的脖子，手指輕撫我的頭皮，讓我感覺很古怪。過了一會兒，他手裏捏到了什麽東西。“嗯，你頭發裏也有蟲卵。”
在所有兄弟姐妹中，隻有我一個人長著紅頭發。我曾經問過爸爸，這頭紅發是從哪裏來的，他開玩笑說，一定是生鏽了。爸爸的頭發就是黑色的——他說是多年辛勞中熏黑的，但他年輕的時候，頭發的顏色卻更偏赤褐色。他說，跟你的頭發不一樣，你的頭發那麽明麗，就像金瓦拉的落日，像秋日的紅葉，像戈爾韋郡那家飯店櫥窗裏的錦鯉。
格羅特先生不願意把我的頭發剃光，他說，那簡直是犯罪。他用拳頭繞起我的頭發，從頸背處一刀削落。一綹綹發絲滑落到地上，他又把我剩下的頭發剪到差不多兩英寸長。
接下來四天裏，我困在這間苦不堪言的屋子中，又是生火又是燒水。孩子們照舊礙手礙腳，哭鬧不休。格羅特太太帶著長滿虱子的頭發又躺回潮乎乎的床單和發黴的床墊上。而我對眼前的一切無能為力，毫無辦法。
“我們很想你，多蘿西！”回學校的那天，拉森小姐對我說，“哇，新發型啊！”
我摸摸頭頂上豎起的短發。拉森小姐知道我為什麽要剪短頭發。當天從校車上下來，我遞給她一張便條，便條裏寫得清清楚楚，但她一個字也沒有提。“其實吧，”她說，“你看上去像個摩登女郎。你知道摩登女郎是什麽嗎？”
我搖搖頭。
“就是那些大都市裏的姑娘，剪短了頭發，出門跳舞，總之隨心所欲。”她衝我友好地笑笑，“誰知道，多蘿西，說不定將來你就是她們中的一員呢。”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能感覺到他在審視我。他的臉上有種古怪的表情，好像肚子裏正在打什麽算盤。他終於開口了：“你脖子上是個什麽東西？”他打的主意真是再清楚不過了。
“這東西不值錢。”我說。
“看上去像銀的，”他的眼神一直盯在我的項鏈上，“變色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是錫的。”
“給我瞧瞧。”
格羅特先生湊近了些，用髒兮兮的手指碰了碰吊墜上那顆凸起的心和緊握的雙手：“是什麽東西？異教符號嗎？”
我不知道“異教”是什麽意思，但聽上去透著邪氣，“也許吧。”“誰給你的？”
“我的祖母。”這是我第一次跟他提起我的家庭，這種感覺讓我難受。要是能收回剛才那句話就好了，“這東西對她來說一文不值，當初她正想把它扔了。”
他皺了皺眉頭：“看上去確實很怪，說不定賣都賣不掉。”
格羅特先生一天到晚跟我搭話，無論我在拔雞毛，煎土豆，還是抱著一個孩子坐在客廳的火堆旁。他跟我談起他的家庭：十六歲時，他哥哥在一場爭吵中殺死了他的父親，於是他離家出走再也沒有回去。他就是在那時遇見格羅特太太的，他倆十八歲時哈羅德就出生了。他們直到有了這一屋孩子以後才真正結婚。他隻想要捕魚狩獵，他說，可是他得養活這些孩子。說實話，這些孩子他一個也不想要，而且他怕總有一天被這些孩子逼瘋，到時候說不定他真會傷害他們。
時間一天天過去，天氣慢慢暖和起來了。格羅特先生開始坐在門廊前削東西，一直待到深夜，身邊擺著一瓶威士忌。他總會叫我跟他一起坐，在黑暗中跟我說一些我不想知道的事情。他和格羅特太太已經幾乎不說一句話了，他說。她討厭談話，但她喜歡做愛。可他不願意碰她，她懶得把自己收拾幹淨，身邊還總有孩子。他說：“我原本應該娶一個像你這樣的姑娘，多蘿西。你不會這樣纏著我的，對嗎？”他喜歡我的紅頭發。他對我說：“有人說，要想跟自己過不去的話，就找個紅發女郎吧。”他吻過的第一個女孩就是滿頭紅發，但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說，在他還年輕帥氣的時候。
“是不是挺驚訝？我也曾是翩翩少年呢，你知道的，我現在也不過二十四歲。”
他說，他從未愛過他的妻子。
叫我傑拉德，他說。
我知道格羅特先生不該跟我說這些。我才十歲。
格羅特家的孩子一個個像受傷的小狗般嗚咽不停，湊在一起互相慰藉。他們不像普通孩子一樣蹦跳著玩耍，倒是整天拖著綠幽幽、黏糊糊的鼻涕，眼睛裏汪著兩泡眼淚。我像隻披著硬甲的甲蟲一樣在房間裏穿行，無論格羅特太太尖酸刻薄的毒舌、哈羅德的怨氣，還是小傑拉德的哭叫（這孩子太想要人抱抱他了，恐怕一生也無法心滿意足），通通都傷不到我。我眼見著梅布爾變成了一個陰沉沉的女孩，她太清楚這個糟糕的家是如何拖累她、虐待她、拋棄她。我清楚活在這樣的家裏，孩子們怎麽會變成這樣，但我難以去愛他們。他們的不幸隻會讓我更加意識到自己的不幸。我用盡全力保持整潔，保證每天早起出門上學。
一個暴雨傾盆的夜裏，我饑腸轆轆地躺在床墊上，身下的彈簧隔著薄薄的套子硌著我，雨水滴在我的臉上。我想起有一次在艾格尼絲·波琳號上，天也下著雨，所有人都暈船不止。為了分散孩子們的注意力，爸爸教我們閉上眼睛，在腦海裏描繪出完美的一天。那是三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才七歲，但想象中那完美的一天卻還曆曆在目。那是個星期天的下午，我正要去城郊，到祖母那棟舒適的小屋去看望她。我翻過石牆，穿過草地，向祖母家走去，風中的野草仿佛海浪般波濤起伏。我聞見好聞的泥煤煙味，聽著烏鶇的吟唱。遠遠地，我望見祖母家的茅草屋頂，刷成白色的牆壁，一盆盆在窗台上盛放的紅色天竺葵。祖母那輛經久耐用的黑色自行車靠在門裏，不遠處的樹籬上掛著一串串深藍色的黑莓和黑刺李。
走進祖母家，烤箱裏正烤著一隻鵝，黑白相間的小狗蒙蒂在桌子下等骨頭吃。祖父要麽拿著自製的魚竿去河裏釣鱒魚了，要麽就去野地裏打鬆雞或鷓鴣了。就剩下我和祖母兩人，一起在家待上好幾個小時。
祖母正在做大黃餡餅，用一根大擀麵杖來回擀著麵團，又往黃色的麵團上撒些麵粉，攤薄放在餡餅碟裏。時不時，她會抽兩口阿夫頓香煙，輕煙在她的頭頂嫋嫋不絕。祖母會給我吃一顆圓形糖果，她把糖藏在圍裙兜裏，跟半打煙屁股放在一塊兒，那種滋味我永遠也忘不了。黃色香煙盒上印著羅伯特·彭斯的一首詩，祖母喜歡伴著一首古老的愛爾蘭曲調唱起它：可愛的阿夫頓河，請你輕輕流過翠綠的山川；輕輕地流吧，我來唱首歌把你頌讚。
我坐在一個三條腿的凳子上，聽著烤鵝在烤箱裏嗞嗞作響。祖母把麵團搓成條形，沿著餡餅碟的邊緣圍上一圈，剩餘的便在中央打個十字，再刷上一層攪勻的蛋液，用叉子在麵餅上叉些小孔，最後撒上糖霜。等到餡餅進了烤爐，我倆來到被祖母叫作“好地方”的前廳，開始享用隻屬於我們倆的下午茶：加了好多糖、濃濃的紅茶，熱乎乎的切片葡萄幹麵包。祖母從玻璃櫃裏的玫瑰瓷器中挑出兩隻茶杯，還有配套的茶碟和小盤子，小心地放在一張上過漿的亞麻餐具墊上。午後的陽光透過窗邊的愛爾蘭蕾絲窗簾映照著祖母的麵孔，讓她的輪廓添了幾分柔和。
坐在帶椅墊的椅子上，我能看見祖母的搖椅前放著木頭擱腳凳，上麵罩著繡花罩子，還能看見一個小書架，放的大多是禱告書和詩歌。我看見祖母一邊倒茶，一邊輕聲哼唱，看見她有力的雙手、溫柔的微笑，看見她對我的愛。
此時此刻，躺在這張潮濕酸臭的墊子上輾轉反側，我竭力去想那完美的一天，可惜美好的回憶也勾起了悲涼的思緒。在臥室裏呻吟不已的格羅特太太，其實跟我媽媽沒什麽兩樣。她們都不堪重負，難以為繼，要麽天性軟弱，要麽不知所措，嫁的丈夫都那麽固執自私，她們便靠著整天昏睡聊以度日。媽媽指望著我做飯、做清潔，照顧梅茜和雙胞胎弟弟，向我倒苦水。當我堅持說情況會好轉的時候，她卻說我太天真。“你不知道，”她會說，“你根本不知道麻煩在哪兒。”有一次，就在火災前不久，我聽見媽媽蜷在床上哭，黑暗中我進了屋，想要哄哄她。當我伸出手臂抱住她，她卻猛地躍起，把我趕開。“你根本就不關心我，”她厲聲道，“別裝了，你不過是想要你的晚餐吃。”
我不禁往後縮，臉頰像被扇了一耳光一樣燙。在那一刻，有些事已經不複原樣了。我不再信任她，我對她的哭泣無動於衷。從那以後，她罵我鐵石心腸，罵我冷酷無情。也許我的確如此。
六月初，我們通通長了虱子，就連隻有幾根頭發的內蒂也一樣。我還記得當初輪船上的虱子。當時媽媽生怕我們染上，每天都會檢查每個人的頭發。當聽說其他船艙裏的人長了虱子，她還把我們關起來不準出門。“這是世界上最難治的頑疾。”她告訴我們，她在金瓦拉女子寄宿學校念書的時候，有一回很多人長虱子，每個女孩都被剃光了頭。媽媽對她那一頭漆黑濃密的長發頗為得意，才不肯再剪掉一次呢。然而那次在船上，我們卻依然沒能逃過。
傑拉德不停地撓頭，我把他的頭發撥開，發現裏麵全是虱子。另外兩個孩子的頭上也有。沙發、椅子，甚至格羅特太太，這屋裏每樣東西說不定都爬著虱子。我明白接下來會是什麽樣的苦日子：休學、剃頭、一小時又一小時地幹活兒、洗床單……那一刻，我真想逃走。
格羅特太太跟寶寶一起躺在床上，靠著兩個髒枕頭，被子一直拉到下巴。我進屋的時候，她就那麽盯著我，一雙眼睛深深地陷進眼眶。
“孩子們都長了虱子。”
她噘了噘嘴：“你呢？”
“既然他們都得了，我也有可能得。”
她似乎尋思了一會兒，接著說：“是你把蟲子帶進來的。”
我的臉紅了：“不，夫人，我不這麽認為。”
“它們總是誰帶進來的吧。”她說。
“我覺得……”我開口說道，但實在難以啟齒，“我覺得您可能得查一下這張床，也查一下您自己的頭發。”
“就是你帶來的！”她邊說邊掀開被子，“你跑到這裏來，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好像你比我們誰都強……”
她的睡衣在肚子上皺成一團。我看到她大腿間毛茸茸、黑黝黝的一叢，趕緊尷尬地轉過身。
“你敢走！”她尖叫起來，一把抓起哇哇大哭的內蒂夾在胳膊下，用另一隻手指著床說，“先把床單用開水燙了，然後用梳子給孩子們清理頭發。我早就警告過傑拉德，不能把個流浪兒帶到家裏來，天曉得她去過哪裏。”
接下來的五個小時比我想象中更淒涼：我燒了一罐又一罐開水，倒進一個大盆裏，同時還得提防著，免得燙傷孩子們；把所有能找到的毯子、床單、衣服放進熱水裏，用堿皂費力刷洗，再把它們塞進手動絞擰機。我幾乎轉不動機器的手柄，手臂陣陣疼痛。
格羅特先生回到家，跟待在客廳沙發上的妻子說了會兒話。他們的隻言片語飄到了我的耳邊：“垃圾”“寄生蟲”“肮髒的愛爾蘭人”。過了一會兒，格羅特先生走進廚房門，發現我跪在地上，正用力扳動絞擰機的手柄。“上帝啊！”他邊說邊開始幫忙。
格羅特先生也認為床墊上可能有虱子。他覺得我們隻要把床墊拽到門廊上，澆上開水，就能滅蟲。“我真有點想也這麽收拾那些小孩。”他說。我知道，他這話可不僅僅是玩笑。他拿著刮胡刀飛快地給四個孩子剃了頭。盡管我已經用盡全力扶住他們的頭，孩子們還是扭來扭去，因此頭上到處是刮胡刀留下的劃痕和血口子。他們的模樣讓我想起一戰後返家士兵的照片：禿著頭，眼神空洞。格羅特先生在每個孩子的頭上擦上堿水，小孩們的尖叫哭喊此起彼伏。格羅特太太就坐在沙發上看著。
“威爾瑪，輪到你了。”他轉身麵對著她，手裏拿著刮胡刀。
“不。”
“至少讓我查一下吧。”
“去查那個女孩，就是她帶來的。”格羅特太太扭過頭，望著沙發後背。
格羅特先生示意我過去。我解開梳得緊緊的發辮，蹲在他麵前，他輕輕地理著我的頭發。他的呼吸吹上我的脖子，手指輕撫我的頭皮，讓我感覺很古怪。過了一會兒，他手裏捏到了什麽東西。“嗯，你頭發裏也有蟲卵。”
在所有兄弟姐妹中，隻有我一個人長著紅頭發。我曾經問過爸爸，這頭紅發是從哪裏來的，他開玩笑說，一定是生鏽了。爸爸的頭發就是黑色的——他說是多年辛勞中熏黑的，但他年輕的時候，頭發的顏色卻更偏赤褐色。他說，跟你的頭發不一樣，你的頭發那麽明麗，就像金瓦拉的落日，像秋日的紅葉，像戈爾韋郡那家飯店櫥窗裏的錦鯉。
格羅特先生不願意把我的頭發剃光，他說，那簡直是犯罪。他用拳頭繞起我的頭發，從頸背處一刀削落。一綹綹發絲滑落到地上，他又把我剩下的頭發剪到差不多兩英寸長。
接下來四天裏，我困在這間苦不堪言的屋子中，又是生火又是燒水。孩子們照舊礙手礙腳，哭鬧不休。格羅特太太帶著長滿虱子的頭發又躺回潮乎乎的床單和發黴的床墊上。而我對眼前的一切無能為力，毫無辦法。
“我們很想你，多蘿西！”回學校的那天，拉森小姐對我說，“哇，新發型啊！”
我摸摸頭頂上豎起的短發。拉森小姐知道我為什麽要剪短頭發。當天從校車上下來，我遞給她一張便條，便條裏寫得清清楚楚，但她一個字也沒有提。“其實吧，”她說，“你看上去像個摩登女郎。你知道摩登女郎是什麽嗎？”
我搖搖頭。
“就是那些大都市裏的姑娘，剪短了頭發，出門跳舞，總之隨心所欲。”她衝我友好地笑笑，“誰知道，多蘿西，說不定將來你就是她們中的一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