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羅賓爵士和萊斯利·尼爾森的實驗是不是就意味著從人的肢體語言和麵部表情中無法看出欺騙的跡象呢？其實也不盡然。事實上，的確有辦法借助眼睛而不是耳朵識別欺騙的伎倆，隻不過你必須知道自己要看的是什麽。現在，就讓我們來考量一個最常見也是最經常被偽裝的非語言行為模式——人類的微笑。
我們每個人都會微笑，但很少有人知道這看似簡單的行為背後隱藏的複雜心理。你微笑的時候到底是因為自己很高興呢，還是想讓別人知道你很高興？這個貌似簡單的問題在研究人員中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些人認為微笑幾乎完全是由內心深處的幸福感所驅動的，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微笑是一種社交信號，目的是為了讓你周圍的人知道你的感受。為了平息這場爭辯，康奈爾大學的羅伯特·克勞特教授和羅伯特·喬斯頓教授決定對比一下人在兩種不同情況下的微笑次數，一種是獨樂樂，一種是眾樂樂。幾經思考，他們找到了一個絕佳的場所進行此項研究——保齡球館。他們認識到，在打保齡球的人把球拋向球道並打出高分的時候，他們通常都是獨樂樂。當轉過身麵對自己的同伴時，他們同樣也非常高興，隻不過此時變成了眾樂樂。
在幾次研究中，克勞特和他的同事們偷偷觀察了2000多名打保齡球的人。每一次，研究人員都會仔細記錄事件發生的整個過程，其中包括打保齡球的人的麵部表情、他們打出的分數以及他們麵對的是球道還是自己的朋友。在研究中，研究人員會悄悄地對著錄音機說出相關的信息（為了不引起懷疑，所有的信息都用代碼表示），以確保能夠精確記錄測量的結果。他們得出的結論顯示，在背對著同伴的時候，如果打出了高分，隻有4%的人會露出微笑。然而，一旦轉過身來麵對自己的朋友時，42%的人臉上都會出現燦爛的笑容。因此，有確鑿的證據顯示，我們微笑的時候並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自己高興，更多的時候是為了讓別人知道我們很高興。
和所有的社交信號一樣，微笑也是可以偽裝的。為了給人留下快樂的印象，人們通常會微笑，但其內心深處可能並不快樂。那麽真正的微笑和偽裝的笑容是一樣的嗎？或者是否有一些麵部信號可以對兩者加以區分呢？這個問題已經困擾了研究人員100多年。最近，我在藝術畫廊裏進行了一項非同尋常的實驗，這個問題也是實驗關注的焦點所在。
在上一章裏，我提到了新西蘭科學節曾好心地允許我進行第二次“天生幸運兒”實驗。在出發之前，我又給主辦者提出了一個建議，希望能在科學節上進行第二個實驗，旨在揭開虛假微笑的神秘麵紗。這個想法很容易實現。我想讓人們看幾組照片。每一組照片都是同一個人的兩張笑臉。其中有一張是真心的笑容，另一張則是偽裝的。公眾要做的就是找出其中的真心笑容。通過仔細對比同一組的兩張照片，就能夠知道偽裝的笑容是否含有一些足以泄密的信號。通過分析實驗的結果，就知道人們是否能夠利用這些信號。經過討論，我們想到一個點子，那就是把實驗場所設在一家畫廊裏。達尼丁公立藝術畫廊欣然同意主辦這次展覽，確保我們非同尋常的藝術科學展能夠與特納、庚斯博羅以及莫奈等大家的作品一起展出。
為了順利推進微笑實驗，我必須想辦法讓同一個人露出真心的微笑和偽裝的笑容。在實驗室裏，研究人員已經能夠通過不同的技巧激發出這兩種麵部表情。20世紀30年代，心理學家卡尼·蘭蒂斯想要拍攝人的一係列麵部表情，於是他讓誌願者欣賞爵士樂、讀《聖經》和翻閱色情圖片。（蘭蒂斯說：“在最後這種情況下，實驗者必須特別小心，自己不能笑，也不能表現出很拘謹的樣子。”）為了激發更極端的反應，蘭蒂斯還設計了另外兩種場景。一種是讓誌願者把手伸進放在三隻活青蛙的水桶裏。誌願者出現反應後，實驗者敦促他們繼續在水中摸索，接著往水裏導入高壓電，對誌願者進行強烈的電擊。不過，這還不算什麽，蘭蒂斯最令人瞠目結舌的實驗是遞給參與者一隻活生生的小白鼠和一把屠刀，然後要求他們把小白鼠的腦袋給砍下來。這也是在道德上最受爭議的一個實驗。大約有70%的人在實驗者的一再敦促下最終結束了小白鼠的生命，剩下的則是由實驗者代勞砍下了小白鼠的腦袋。蘭蒂斯指出，52%的人在砍下小白鼠腦袋的時候笑了，而74%的人在受到電擊時笑了。大部分的誌願者都是成人，但其中也包括一個13歲的男孩。這個小孩是大學醫院的患者，情緒不太穩定，而且還患有高血壓。（“孩子，今天在醫院過得怎麽樣？”）在微笑研究中，我要求每一名誌願者帶一隻獅子狗來，還有一把大刀，開個玩笑。事實上，我們所選擇的兩項任務都不具有爭議性。我們要求每個人都帶一名朋友過來。每當朋友引他們發笑時，我們就拍下一張照片，記錄下他們發自內心的笑容。隨後我們會讓他們設想遇到了自己特別不喜歡的某個人，但出於禮貌還強擠出一個笑容。其中的兩張照片如下。這一組照片和另外九組照片構成了展覽的基礎。
我並不是第一個在藝術畫廊研究微笑科學的學者。2003年，哈佛神經科學家瑪格麗特·利文斯通曾試圖以科學的方式揭開藝術史上最著名的微笑之謎。16世紀時，達·芬奇創作了名畫《蒙娜麗莎》。數百年來，藝術史學家一直對這幅畫深感不解。大部分的爭論都是圍繞她謎一樣的麵部表情展開的，有些學者認為這幅畫毫無疑問表現的是一張微笑的臉龐，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這是最為悲傷的表情之一。1852年，一位年輕的法國藝術家從巴黎一家賓館的四層窗口縱身躍下，並留下了一封遺書：“多年來，她的微笑把我折磨得幾近絕望。現在，我寧願選擇結束生命。”相對而言，利文斯通教授在研究這個謎題的時候采用了相對保守的方法。
多年來，人們留意到，如果你看著蒙娜麗莎的眼睛，她的微笑就會非常明顯，如果你直視她的嘴唇，那神秘的微笑就消失了。這顯然是這幅名畫之所以變得如此神奇的關鍵所在。隻是人們並不知道達·芬奇是如何製造出這種奇怪效果的。利文斯通教授發現，這種錯覺的出現是因為人類的眼睛在看世界的時候事實上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當人們直視某件事物的時候，光線會落在視網膜中心被稱為“中央窩”的地方。眼睛的這個部位擅長觀看比較明亮的物體，比如在陽光直射下的物體。相反，當人們從眼角看物體的時候，光線會落在視網膜的周邊，眼睛的這個部位擅長觀看比較昏暗的物體。利文斯通發現，達·芬奇的名畫正是利用視網膜的兩個不同部位看物體的不同方式愚弄了人們的雙眼。分析顯示，這位偉大的藝術家巧妙地利用了蒙娜麗莎顴骨的陰影，使得她的嘴唇看起來比臉的其他部位都更暗淡一些。當人們看她的眼睛時，使用的是視網膜的周邊視野，所以她的微笑看起來非常明顯。當人們直視她的嘴唇時，使用的是視網膜的中央窩視野，所以他們看到的是這幅畫較暗的區域，這就使得她的微笑看起來不那麽明顯了。
利文斯通並不是第一位對人類微笑的神秘感興趣的科學家。200年前，一小群來自歐洲的科學家針對同一主題展開了一係列奇怪的研究。
在19世紀初期，研究人員特想知道電力如何被用於深入研究人體的生理結構和生理狀況。有些研究非常可怕，常常是在公開場合電擊剛去世不久的人的屍體。該領域最知名的學者或許應該是意大利科學家喬凡尼·阿蒂尼。阿蒂尼最擅長的技巧就是讓殺人犯起死回生。在他的研究中有一個案例是眾所周知的，阿蒂尼曾專程前往倫敦讓一個名叫喬治·福斯特的殺人犯起死回生。福斯特的罪狀是把自己的妻兒在運河裏給溺死了，他因此被判在1803年1月18日執行絞刑。死後不久，福斯特的屍體就被轉移到了附近的一所房子裏。在最著名的英國科學家們的親眼目睹下，阿蒂尼開始向福斯特的屍體上導入各種不同的電壓。法院對此做的記錄如下（剛巧出現在了克魯克先生編輯的論文集中，而克魯克先生的名字還有另外一個意思，那就是“欺騙”）：第一次電擊的是臉部，已故罪犯的下巴開始顫抖，周邊的肌肉則出現了嚴重的扭曲，事實上有一隻眼睛竟然睜開了。在隨後的電擊過程中，他的右手舉了起來並開始握拳，雙腿和大腿也開始活動。對於一無所知的旁觀者來說，看起來這個可憐的家夥馬上就要起死回生了。
在接下來的描述中，法院記錄排除了複活的可能性，依據就是對福斯特執行絞刑時，為了減輕他的痛苦，讓他盡快有個了斷，他的幾個朋友曾在絞刑台下用力拉扯他的雙腿。記錄還指出，即使阿蒂尼真的讓福斯特獲得了第二次生命，他也得再次被押上絞刑台。依據法律規定，此類罪犯必須被“施以絞刑直至完全死去”。記錄還提到了當時的一位旁觀者帕斯先生，他是塞吉恩公司的一個執事，在觀看實驗時受到了嚴重的驚嚇，回家後不久就一命嗚呼了。這也使得福斯特成為在死後又害死一個人的少數罪犯之一。
阿蒂尼並不是唯一通過實驗研究電擊對人體肌肉有何影響的科學家。幾年後，一群蘇格蘭科學家對另一名殺人犯屍體進行了類似的電擊實驗，把那個人的臉扭曲成“可怕的表情”，還讓他的手指動了起來，好像“屍體在指向不同的旁觀者”一樣。這一次，實驗的結果同樣對很多旁觀者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其中一個人當場昏倒，還有幾個人因感到非常惡心而離開了現場。
這項研究為現代醫學工作中的電擊療法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對流行文化做出了兩大貢獻。電擊看起來可以讓人“起死回生”的概念為瑪麗·雪萊帶來了靈感，她因而創作了《科學怪人》。此外，英文中的“笑場”（corpsing）一詞也源自於死人臉上呈現的詭異笑容，這個詞表示演員在試圖做出嚴肅狀時突然發笑的情況。
阿蒂尼的工作也給法國科學家紀堯姆·杜胥內·德·波洛涅帶去了靈感，後者開發了一套更為複雜的係統，研究不同的麵部表情到底會牽涉到哪些肌肉。杜胥內並沒有拿剛剛受刑的殺人犯作為研究對象，而是采用了一種相對來說更為文明的做法，那就是拍攝活人臉部直接受到電擊時的表情。經過苦苦尋覓，杜胥內終於找到了一位願意讓自己的臉部經受持續而痛苦電擊的人。在1862年出版的《人類臉部表情機製》一書中，杜胥內對這位實驗對象的描述可談不上有何讚美之詞：我所挑選的主要實驗對象……是一位無牙的老者，他的臉部非常清瘦，五官雖然不能說很醜，但幾乎沒有任何特色。他的臉部表情與那無害的性格和有限的智慧搭配得可謂是完美之至。
此外，這個人還有另一個很棒的特質——他的臉部幾乎處於完全麻痹的狀態。這意味著杜胥內可以“……像麵對一具依然能夠做出反應的屍體一樣，對他的每一塊肌肉進行異常精準的刺激”（如圖所示）。
拍攝了數百張照片之後，杜胥內發現了虛假微笑的秘密。當麵頰受到電擊時，嘴巴兩側的大塊肌肉（顴大肌）會拉動嘴角上揚，從而形成笑容。隨後杜胥內給麵部消瘦的實驗對象講了一個笑話，他也露出了一個笑容。杜胥內將這兩種笑容進行了仔細對比後發現：真心的笑容並不僅僅涉及顴大肌的活動，同時還會關乎眼睛周圍的眼輪匝肌。當露出真心的微笑時，這些肌肉會繃緊，把臉頰往上拉，同時把眉毛往下拉，從而在眼角周圍產生微小的細紋。杜胥內發現眼部肌肉的收縮是無法隨心所欲加以控製的，“隻有內心的甜蜜感才能夠讓它們動起來”。
最近的研究也肯定了杜胥內的工作，我們在21世紀所拍攝的真笑和假笑照片也呈現出了同樣的效果。請再看一眼67頁上的兩幅照片。右邊的照片呈現的是虛假的笑容，顴大肌把嘴角往上拉起。研究人員最近把這種微笑命名為“泛美式”微笑，名稱源自於現已不存在的泛美航空公司空姐的虛假笑容。左側的圖片呈現的則是真心的笑容，同時牽動了顴大肌和眼睛周圍的眼輪匝肌。臉頰的上揚在鼻子兩側以及眼睛下方和旁邊產生了更為明顯的線條。此外，眉頭和眉頭下方的皮膚已向眼睛所在的方向移動，從而讓兩者之間的間距變得更為狹窄，並在眼睛的正上方擠出了一個“小袋”。在下側放大的照片中，更容易看到這些細微的改變。
在科學節期間，成百上千人參觀了達尼丁公立藝術畫廊並好心地參與了實驗。我們給每位參與者發了一份調查問卷，讓他們仔細觀看每一組照片，然後指出哪一個是真心的笑容。結果顯示大部分人無法分辨微笑的真假，即便是那些自認為對他人的情緒特別敏感的人，答對的概率也跟隨意猜測差不了多少。然而，如果他們知道該看什麽，答案就在他們的眼皮底下（隻要看看照片中那人鼻子的兩旁就可以了）。
參與研究的人們並沒有高超的技術去發現真心的笑容。然而，利用杜胥內開發的係統對兩者加以區分的能力卻讓心理學家得以深入探討情緒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最近，研究人員甚至開始關注人類幼年行為中一些看似無關的細節，他們想要知道這些細節是否有助於預測人們的長期成功和幸福。
肯塔基大學的心理學家黛伯拉·丹納針對200名修女做了一項研究，從而充分闡釋了這一概念。在加入美國聖母學院修女會之前，每位修女都必須寫一篇自傳。20世紀90年代初期，丹納對180篇自傳進行了分析，這些自傳都出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入會的修女之手。丹納計算了她們用於描述積極情緒的詞匯出現的頻率，比如“高興”“愛”和“滿足”等。統計結果令人驚訝，那些形容自己經曆過很多積極情緒的修女竟然比別人多活了10年之久。
類似的研究工作也顯示，從青年時代展露的杜胥內微笑就可以洞悉一個人的人生。20世紀50年代晚期，大約150名米爾斯女子大學的大四學生同意讓科學家長期研究她們的生活。在接下來的50年裏，這些女性持續為研究人員提供相關的個人資料，其中包括她們的健康、婚姻、家庭生活、職業和幸福等。幾年前，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達徹·肯特納和麗安·哈克查看了這些女性在20多歲時為大學畢業紀念冊拍攝的照片。幾乎所有的女孩子都麵帶笑容。然而，仔細觀察後，研究人員發現有一半的人露出的是虛假的泛美式微笑，另一半流露的則是發自內心的杜胥內微笑。隨後他們開始查看這些女性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提供的各種資料，結果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現象。與露出泛美式微笑的女性相比，那些展現杜胥內微笑的女性更有可能步入婚姻的殿堂，更有可能維係婚姻，在整個一生中生活得也更為幸福、安康。
一個多世紀前，眼睛周邊的細紋首次引起了杜胥內的注意，但這些細紋竟然可以預測一個人的終生成就和幸福。有趣的是，杜胥內比其他科學家更早地認識到了這一發現的重要性。在職業生涯結束之際，杜胥內總結了自己對於這一發現的感想：你不能太把微笑當回事，那笑可能是假笑。這種表情可以是一個簡單的禮節性的微笑，也可以是對背叛的一種掩飾。當我們內心感到悲傷時，嘴角就會浮現出這種笑容。
“孩子，別擔心，我們會一起降落的！”
說到日常的欺騙，謊言和虛假的微笑隻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
20世紀70年代中期，心理學家開始正視記憶的可塑性。心理學家伊麗莎白·洛夫特斯和她的同事們進行了一係列經典的實驗。他們讓參與者觀看車禍的幻燈片。每個人看到的都是一輛達特桑轎車沿著公路行駛，然後在路口轉彎時撞上了一名行人。觀看完畢後，研究人員開始偷偷地向參與者灌輸虛假的信息誤導他們。事實上，幻燈片中的路口有一個“停車”標誌，然而，研究人員想要神不知鬼不覺地誤導參與者以讓他們覺得看到的是另外一個標誌。所以他們向參與者提問，請他們說出駛過“讓車”標誌的汽車是什麽顏色的。隨後，研究人員讓參與者觀看兩個不同的幻燈片，其中一個路口有“停車”標誌，另一個有“讓車”標誌，他們需要指出之前看到的是哪一張幻燈片。大部分人都會很肯定地說他們看到的是帶有“讓車”標誌的幻燈片。這項研究後來激發出了大量類似的實驗。研究人員成功地說服了參與實驗的人，使他們將錘子記成了螺絲起子，將《服飾與美容》雜誌記成了《小姐》雜誌，將刮了胡子的男人記成了留胡子的男人，將米老鼠記成了米妮。
後來的研究顯示，同樣的概念還可以用來欺騙人們想起未曾發生過的事情。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的金伯利·韋德和她的同事們最近進行了一項研究，充分顯示了這種效果的強大力量。韋德請20個人說服自己的一名家庭成員參與實驗，實驗的幌子是研究人們為什麽會記得兒時發生過的事情。研究人員要求招募者暗中提供一張參與者兒時的照片。隨後研究人員對這張照片進行處理，捏造出參與者兒時搭乘熱氣球在空中遨遊的假照片。最後，研究人員請招募者再提供三張參與者的真實照片，這三張照片真實地記錄了參與者曾經曆過的一些童年趣事，比如生日聚會、海灘玩耍或者參觀動物園等。
在為期兩周的時間內，參與者會接受三次訪問。每次訪問的時候，研究人員都會給他們展示那三張真實的照片和那張動過手腳的照片，並鼓勵他們盡可能詳細地描述照片所記錄的每一次經曆。第一次訪問的時候，幾乎每個人對真實發生過的童年趣事都記得非常清楚，但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說他們也記得未曾發生過的熱氣球旅行，有些人甚至還能清楚地描述搭乘熱氣球的細節。隨後，研究人員要求所有的參與者回去後再好好回想一下。到了最後一次訪問的時候，有一半的人想起了虛構的熱氣球旅行，而且很多人都能夠描述這次旅行的細節了。有一名參與者在第一次接受訪問的時候明確表示從來沒有搭乘過熱氣球，但在第三次接受訪問的時候卻對這次並不存在的旅行做出了如下的描述：我很確定那是發生在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基本上你隻要花上10美元左右就能搭乘一次熱氣球，它能飛到20米左右的空中……那一天應該是周六，而且……我敢肯定當時媽媽正站在地麵上給我們拍照。
韋德實驗隻是眾多實驗中的一個，這些實驗顯示：通過操控人的記憶，就可以讓他們回憶起根本就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請一組參與者詳細描述小時候參觀迪士尼樂園並遇到兔八哥的經曆（兔八哥並不是迪士尼卡通人物，所以不可能出現在迪士尼樂園裏）。還有一項實驗是這樣的，研究人員訪問了一些潛在參與者的父母，詢問他們的子女小時候是否在購物中心走失過。隨後，研究人員仔細選出了一組沒有此類經曆的人，並設法說服了大部分人詳細描述了這一並不存在的可怕經曆。類似的研究還包括：讓人們相信曾因發高燒在醫院住了一晚，而且耳朵可能也受到了感染；曾在婚禮接待處不小心將一盆果汁潑在了新娘父母的身上；曾因消防灑水係統啟動而被迫從雜貨店疏散；曾因拉開了手刹而讓一輛轎車撞到了另一輛車上。研究工作顯示，人類記憶的可塑性要比我們所能夠想象的更為驚人。一旦某位權威人士指出我們有過某種經曆，多數人都會覺得很難否認，隨後就會用設想填補記憶中的空缺。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事實和虛構情節之間的界限就變得難以區分了，於是我們開始相信謊言。這種效果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至於有時候我們並不需要權威的聲音也能夠愚弄自己。有時候，我們甚至完全有能力把自己騙得團團轉。
1983年12月，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在國會榮譽勳章協會上發表演說。他決定講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他此前已經進過很多遍的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架b-17轟炸機受到了防空炮火的重創，裏根總統講述的就是這架轟炸機如何克服困難飛越英吉利海峽的故事。飛機下方的炮塔已被擊中，裏麵的炮兵已經受傷，炮塔的門也被卡住了，所以無法打開。飛機開始下降，指揮官要求機組人員跳傘。炮兵被困在了炮塔內，他知道自己就要跟著飛機墜毀了。最後一位離開飛機的人後來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景——指揮官坐在炮塔的旁邊，對著被嚇壞的炮兵說：“孩子，別擔心，我們會一起降落的！”
裏根解釋說正是這項英勇的壯舉讓指揮官在死後獲得了國會榮譽勳章。在結束這段感人肺腑的演講時，裏根指出，美國把最高的榮譽頒給“為了安撫難逃一死的孩子而甘願放棄自己生命的人”絕對是正確的。這是一個很棒的故事，不過卻存在一個小問題，這件事情根本就沒有發生過。記者們查看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頒發的434個國會榮譽勳章的記錄，並沒有發現這件事情或者任何類似的事件。最後，有人指出這個故事和廣為人知的戰爭電影《飛行之翼與祈禱者》中所描述的情節幾乎毫無二致。在電影的高潮部分，無線電操作員告訴飛行員飛機已遭受重創，他自己也受傷了，無法動彈。飛行員回答說：“我也不知道高度了，麥克。我們將共同麵對這一切！”
暗示的欺騙效果並不僅僅會讓世界上的領導人把虛構的故事當作事實。職業騙子也會使用同樣的技巧，並以此讓人們相信他們曾經曆過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我們每個人都會微笑，但很少有人知道這看似簡單的行為背後隱藏的複雜心理。你微笑的時候到底是因為自己很高興呢，還是想讓別人知道你很高興？這個貌似簡單的問題在研究人員中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些人認為微笑幾乎完全是由內心深處的幸福感所驅動的，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微笑是一種社交信號，目的是為了讓你周圍的人知道你的感受。為了平息這場爭辯，康奈爾大學的羅伯特·克勞特教授和羅伯特·喬斯頓教授決定對比一下人在兩種不同情況下的微笑次數，一種是獨樂樂，一種是眾樂樂。幾經思考，他們找到了一個絕佳的場所進行此項研究——保齡球館。他們認識到，在打保齡球的人把球拋向球道並打出高分的時候，他們通常都是獨樂樂。當轉過身麵對自己的同伴時，他們同樣也非常高興，隻不過此時變成了眾樂樂。
在幾次研究中，克勞特和他的同事們偷偷觀察了2000多名打保齡球的人。每一次，研究人員都會仔細記錄事件發生的整個過程，其中包括打保齡球的人的麵部表情、他們打出的分數以及他們麵對的是球道還是自己的朋友。在研究中，研究人員會悄悄地對著錄音機說出相關的信息（為了不引起懷疑，所有的信息都用代碼表示），以確保能夠精確記錄測量的結果。他們得出的結論顯示，在背對著同伴的時候，如果打出了高分，隻有4%的人會露出微笑。然而，一旦轉過身來麵對自己的朋友時，42%的人臉上都會出現燦爛的笑容。因此，有確鑿的證據顯示，我們微笑的時候並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自己高興，更多的時候是為了讓別人知道我們很高興。
和所有的社交信號一樣，微笑也是可以偽裝的。為了給人留下快樂的印象，人們通常會微笑，但其內心深處可能並不快樂。那麽真正的微笑和偽裝的笑容是一樣的嗎？或者是否有一些麵部信號可以對兩者加以區分呢？這個問題已經困擾了研究人員100多年。最近，我在藝術畫廊裏進行了一項非同尋常的實驗，這個問題也是實驗關注的焦點所在。
在上一章裏，我提到了新西蘭科學節曾好心地允許我進行第二次“天生幸運兒”實驗。在出發之前，我又給主辦者提出了一個建議，希望能在科學節上進行第二個實驗，旨在揭開虛假微笑的神秘麵紗。這個想法很容易實現。我想讓人們看幾組照片。每一組照片都是同一個人的兩張笑臉。其中有一張是真心的笑容，另一張則是偽裝的。公眾要做的就是找出其中的真心笑容。通過仔細對比同一組的兩張照片，就能夠知道偽裝的笑容是否含有一些足以泄密的信號。通過分析實驗的結果，就知道人們是否能夠利用這些信號。經過討論，我們想到一個點子，那就是把實驗場所設在一家畫廊裏。達尼丁公立藝術畫廊欣然同意主辦這次展覽，確保我們非同尋常的藝術科學展能夠與特納、庚斯博羅以及莫奈等大家的作品一起展出。
為了順利推進微笑實驗，我必須想辦法讓同一個人露出真心的微笑和偽裝的笑容。在實驗室裏，研究人員已經能夠通過不同的技巧激發出這兩種麵部表情。20世紀30年代，心理學家卡尼·蘭蒂斯想要拍攝人的一係列麵部表情，於是他讓誌願者欣賞爵士樂、讀《聖經》和翻閱色情圖片。（蘭蒂斯說：“在最後這種情況下，實驗者必須特別小心，自己不能笑，也不能表現出很拘謹的樣子。”）為了激發更極端的反應，蘭蒂斯還設計了另外兩種場景。一種是讓誌願者把手伸進放在三隻活青蛙的水桶裏。誌願者出現反應後，實驗者敦促他們繼續在水中摸索，接著往水裏導入高壓電，對誌願者進行強烈的電擊。不過，這還不算什麽，蘭蒂斯最令人瞠目結舌的實驗是遞給參與者一隻活生生的小白鼠和一把屠刀，然後要求他們把小白鼠的腦袋給砍下來。這也是在道德上最受爭議的一個實驗。大約有70%的人在實驗者的一再敦促下最終結束了小白鼠的生命，剩下的則是由實驗者代勞砍下了小白鼠的腦袋。蘭蒂斯指出，52%的人在砍下小白鼠腦袋的時候笑了，而74%的人在受到電擊時笑了。大部分的誌願者都是成人，但其中也包括一個13歲的男孩。這個小孩是大學醫院的患者，情緒不太穩定，而且還患有高血壓。（“孩子，今天在醫院過得怎麽樣？”）在微笑研究中，我要求每一名誌願者帶一隻獅子狗來，還有一把大刀，開個玩笑。事實上，我們所選擇的兩項任務都不具有爭議性。我們要求每個人都帶一名朋友過來。每當朋友引他們發笑時，我們就拍下一張照片，記錄下他們發自內心的笑容。隨後我們會讓他們設想遇到了自己特別不喜歡的某個人，但出於禮貌還強擠出一個笑容。其中的兩張照片如下。這一組照片和另外九組照片構成了展覽的基礎。
我並不是第一個在藝術畫廊研究微笑科學的學者。2003年，哈佛神經科學家瑪格麗特·利文斯通曾試圖以科學的方式揭開藝術史上最著名的微笑之謎。16世紀時，達·芬奇創作了名畫《蒙娜麗莎》。數百年來，藝術史學家一直對這幅畫深感不解。大部分的爭論都是圍繞她謎一樣的麵部表情展開的，有些學者認為這幅畫毫無疑問表現的是一張微笑的臉龐，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這是最為悲傷的表情之一。1852年，一位年輕的法國藝術家從巴黎一家賓館的四層窗口縱身躍下，並留下了一封遺書：“多年來，她的微笑把我折磨得幾近絕望。現在，我寧願選擇結束生命。”相對而言，利文斯通教授在研究這個謎題的時候采用了相對保守的方法。
多年來，人們留意到，如果你看著蒙娜麗莎的眼睛，她的微笑就會非常明顯，如果你直視她的嘴唇，那神秘的微笑就消失了。這顯然是這幅名畫之所以變得如此神奇的關鍵所在。隻是人們並不知道達·芬奇是如何製造出這種奇怪效果的。利文斯通教授發現，這種錯覺的出現是因為人類的眼睛在看世界的時候事實上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當人們直視某件事物的時候，光線會落在視網膜中心被稱為“中央窩”的地方。眼睛的這個部位擅長觀看比較明亮的物體，比如在陽光直射下的物體。相反，當人們從眼角看物體的時候，光線會落在視網膜的周邊，眼睛的這個部位擅長觀看比較昏暗的物體。利文斯通發現，達·芬奇的名畫正是利用視網膜的兩個不同部位看物體的不同方式愚弄了人們的雙眼。分析顯示，這位偉大的藝術家巧妙地利用了蒙娜麗莎顴骨的陰影，使得她的嘴唇看起來比臉的其他部位都更暗淡一些。當人們看她的眼睛時，使用的是視網膜的周邊視野，所以她的微笑看起來非常明顯。當人們直視她的嘴唇時，使用的是視網膜的中央窩視野，所以他們看到的是這幅畫較暗的區域，這就使得她的微笑看起來不那麽明顯了。
利文斯通並不是第一位對人類微笑的神秘感興趣的科學家。200年前，一小群來自歐洲的科學家針對同一主題展開了一係列奇怪的研究。
在19世紀初期，研究人員特想知道電力如何被用於深入研究人體的生理結構和生理狀況。有些研究非常可怕，常常是在公開場合電擊剛去世不久的人的屍體。該領域最知名的學者或許應該是意大利科學家喬凡尼·阿蒂尼。阿蒂尼最擅長的技巧就是讓殺人犯起死回生。在他的研究中有一個案例是眾所周知的，阿蒂尼曾專程前往倫敦讓一個名叫喬治·福斯特的殺人犯起死回生。福斯特的罪狀是把自己的妻兒在運河裏給溺死了，他因此被判在1803年1月18日執行絞刑。死後不久，福斯特的屍體就被轉移到了附近的一所房子裏。在最著名的英國科學家們的親眼目睹下，阿蒂尼開始向福斯特的屍體上導入各種不同的電壓。法院對此做的記錄如下（剛巧出現在了克魯克先生編輯的論文集中，而克魯克先生的名字還有另外一個意思，那就是“欺騙”）：第一次電擊的是臉部，已故罪犯的下巴開始顫抖，周邊的肌肉則出現了嚴重的扭曲，事實上有一隻眼睛竟然睜開了。在隨後的電擊過程中，他的右手舉了起來並開始握拳，雙腿和大腿也開始活動。對於一無所知的旁觀者來說，看起來這個可憐的家夥馬上就要起死回生了。
在接下來的描述中，法院記錄排除了複活的可能性，依據就是對福斯特執行絞刑時，為了減輕他的痛苦，讓他盡快有個了斷，他的幾個朋友曾在絞刑台下用力拉扯他的雙腿。記錄還指出，即使阿蒂尼真的讓福斯特獲得了第二次生命，他也得再次被押上絞刑台。依據法律規定，此類罪犯必須被“施以絞刑直至完全死去”。記錄還提到了當時的一位旁觀者帕斯先生，他是塞吉恩公司的一個執事，在觀看實驗時受到了嚴重的驚嚇，回家後不久就一命嗚呼了。這也使得福斯特成為在死後又害死一個人的少數罪犯之一。
阿蒂尼並不是唯一通過實驗研究電擊對人體肌肉有何影響的科學家。幾年後，一群蘇格蘭科學家對另一名殺人犯屍體進行了類似的電擊實驗，把那個人的臉扭曲成“可怕的表情”，還讓他的手指動了起來，好像“屍體在指向不同的旁觀者”一樣。這一次，實驗的結果同樣對很多旁觀者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其中一個人當場昏倒，還有幾個人因感到非常惡心而離開了現場。
這項研究為現代醫學工作中的電擊療法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對流行文化做出了兩大貢獻。電擊看起來可以讓人“起死回生”的概念為瑪麗·雪萊帶來了靈感，她因而創作了《科學怪人》。此外，英文中的“笑場”（corpsing）一詞也源自於死人臉上呈現的詭異笑容，這個詞表示演員在試圖做出嚴肅狀時突然發笑的情況。
阿蒂尼的工作也給法國科學家紀堯姆·杜胥內·德·波洛涅帶去了靈感，後者開發了一套更為複雜的係統，研究不同的麵部表情到底會牽涉到哪些肌肉。杜胥內並沒有拿剛剛受刑的殺人犯作為研究對象，而是采用了一種相對來說更為文明的做法，那就是拍攝活人臉部直接受到電擊時的表情。經過苦苦尋覓，杜胥內終於找到了一位願意讓自己的臉部經受持續而痛苦電擊的人。在1862年出版的《人類臉部表情機製》一書中，杜胥內對這位實驗對象的描述可談不上有何讚美之詞：我所挑選的主要實驗對象……是一位無牙的老者，他的臉部非常清瘦，五官雖然不能說很醜，但幾乎沒有任何特色。他的臉部表情與那無害的性格和有限的智慧搭配得可謂是完美之至。
此外，這個人還有另一個很棒的特質——他的臉部幾乎處於完全麻痹的狀態。這意味著杜胥內可以“……像麵對一具依然能夠做出反應的屍體一樣，對他的每一塊肌肉進行異常精準的刺激”（如圖所示）。
拍攝了數百張照片之後，杜胥內發現了虛假微笑的秘密。當麵頰受到電擊時，嘴巴兩側的大塊肌肉（顴大肌）會拉動嘴角上揚，從而形成笑容。隨後杜胥內給麵部消瘦的實驗對象講了一個笑話，他也露出了一個笑容。杜胥內將這兩種笑容進行了仔細對比後發現：真心的笑容並不僅僅涉及顴大肌的活動，同時還會關乎眼睛周圍的眼輪匝肌。當露出真心的微笑時，這些肌肉會繃緊，把臉頰往上拉，同時把眉毛往下拉，從而在眼角周圍產生微小的細紋。杜胥內發現眼部肌肉的收縮是無法隨心所欲加以控製的，“隻有內心的甜蜜感才能夠讓它們動起來”。
最近的研究也肯定了杜胥內的工作，我們在21世紀所拍攝的真笑和假笑照片也呈現出了同樣的效果。請再看一眼67頁上的兩幅照片。右邊的照片呈現的是虛假的笑容，顴大肌把嘴角往上拉起。研究人員最近把這種微笑命名為“泛美式”微笑，名稱源自於現已不存在的泛美航空公司空姐的虛假笑容。左側的圖片呈現的則是真心的笑容，同時牽動了顴大肌和眼睛周圍的眼輪匝肌。臉頰的上揚在鼻子兩側以及眼睛下方和旁邊產生了更為明顯的線條。此外，眉頭和眉頭下方的皮膚已向眼睛所在的方向移動，從而讓兩者之間的間距變得更為狹窄，並在眼睛的正上方擠出了一個“小袋”。在下側放大的照片中，更容易看到這些細微的改變。
在科學節期間，成百上千人參觀了達尼丁公立藝術畫廊並好心地參與了實驗。我們給每位參與者發了一份調查問卷，讓他們仔細觀看每一組照片，然後指出哪一個是真心的笑容。結果顯示大部分人無法分辨微笑的真假，即便是那些自認為對他人的情緒特別敏感的人，答對的概率也跟隨意猜測差不了多少。然而，如果他們知道該看什麽，答案就在他們的眼皮底下（隻要看看照片中那人鼻子的兩旁就可以了）。
參與研究的人們並沒有高超的技術去發現真心的笑容。然而，利用杜胥內開發的係統對兩者加以區分的能力卻讓心理學家得以深入探討情緒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最近，研究人員甚至開始關注人類幼年行為中一些看似無關的細節，他們想要知道這些細節是否有助於預測人們的長期成功和幸福。
肯塔基大學的心理學家黛伯拉·丹納針對200名修女做了一項研究，從而充分闡釋了這一概念。在加入美國聖母學院修女會之前，每位修女都必須寫一篇自傳。20世紀90年代初期，丹納對180篇自傳進行了分析，這些自傳都出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入會的修女之手。丹納計算了她們用於描述積極情緒的詞匯出現的頻率，比如“高興”“愛”和“滿足”等。統計結果令人驚訝，那些形容自己經曆過很多積極情緒的修女竟然比別人多活了10年之久。
類似的研究工作也顯示，從青年時代展露的杜胥內微笑就可以洞悉一個人的人生。20世紀50年代晚期，大約150名米爾斯女子大學的大四學生同意讓科學家長期研究她們的生活。在接下來的50年裏，這些女性持續為研究人員提供相關的個人資料，其中包括她們的健康、婚姻、家庭生活、職業和幸福等。幾年前，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達徹·肯特納和麗安·哈克查看了這些女性在20多歲時為大學畢業紀念冊拍攝的照片。幾乎所有的女孩子都麵帶笑容。然而，仔細觀察後，研究人員發現有一半的人露出的是虛假的泛美式微笑，另一半流露的則是發自內心的杜胥內微笑。隨後他們開始查看這些女性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提供的各種資料，結果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現象。與露出泛美式微笑的女性相比，那些展現杜胥內微笑的女性更有可能步入婚姻的殿堂，更有可能維係婚姻，在整個一生中生活得也更為幸福、安康。
一個多世紀前，眼睛周邊的細紋首次引起了杜胥內的注意，但這些細紋竟然可以預測一個人的終生成就和幸福。有趣的是，杜胥內比其他科學家更早地認識到了這一發現的重要性。在職業生涯結束之際，杜胥內總結了自己對於這一發現的感想：你不能太把微笑當回事，那笑可能是假笑。這種表情可以是一個簡單的禮節性的微笑，也可以是對背叛的一種掩飾。當我們內心感到悲傷時，嘴角就會浮現出這種笑容。
“孩子，別擔心，我們會一起降落的！”
說到日常的欺騙，謊言和虛假的微笑隻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
20世紀70年代中期，心理學家開始正視記憶的可塑性。心理學家伊麗莎白·洛夫特斯和她的同事們進行了一係列經典的實驗。他們讓參與者觀看車禍的幻燈片。每個人看到的都是一輛達特桑轎車沿著公路行駛，然後在路口轉彎時撞上了一名行人。觀看完畢後，研究人員開始偷偷地向參與者灌輸虛假的信息誤導他們。事實上，幻燈片中的路口有一個“停車”標誌，然而，研究人員想要神不知鬼不覺地誤導參與者以讓他們覺得看到的是另外一個標誌。所以他們向參與者提問，請他們說出駛過“讓車”標誌的汽車是什麽顏色的。隨後，研究人員讓參與者觀看兩個不同的幻燈片，其中一個路口有“停車”標誌，另一個有“讓車”標誌，他們需要指出之前看到的是哪一張幻燈片。大部分人都會很肯定地說他們看到的是帶有“讓車”標誌的幻燈片。這項研究後來激發出了大量類似的實驗。研究人員成功地說服了參與實驗的人，使他們將錘子記成了螺絲起子，將《服飾與美容》雜誌記成了《小姐》雜誌，將刮了胡子的男人記成了留胡子的男人，將米老鼠記成了米妮。
後來的研究顯示，同樣的概念還可以用來欺騙人們想起未曾發生過的事情。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的金伯利·韋德和她的同事們最近進行了一項研究，充分顯示了這種效果的強大力量。韋德請20個人說服自己的一名家庭成員參與實驗，實驗的幌子是研究人們為什麽會記得兒時發生過的事情。研究人員要求招募者暗中提供一張參與者兒時的照片。隨後研究人員對這張照片進行處理，捏造出參與者兒時搭乘熱氣球在空中遨遊的假照片。最後，研究人員請招募者再提供三張參與者的真實照片，這三張照片真實地記錄了參與者曾經曆過的一些童年趣事，比如生日聚會、海灘玩耍或者參觀動物園等。
在為期兩周的時間內，參與者會接受三次訪問。每次訪問的時候，研究人員都會給他們展示那三張真實的照片和那張動過手腳的照片，並鼓勵他們盡可能詳細地描述照片所記錄的每一次經曆。第一次訪問的時候，幾乎每個人對真實發生過的童年趣事都記得非常清楚，但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說他們也記得未曾發生過的熱氣球旅行，有些人甚至還能清楚地描述搭乘熱氣球的細節。隨後，研究人員要求所有的參與者回去後再好好回想一下。到了最後一次訪問的時候，有一半的人想起了虛構的熱氣球旅行，而且很多人都能夠描述這次旅行的細節了。有一名參與者在第一次接受訪問的時候明確表示從來沒有搭乘過熱氣球，但在第三次接受訪問的時候卻對這次並不存在的旅行做出了如下的描述：我很確定那是發生在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基本上你隻要花上10美元左右就能搭乘一次熱氣球，它能飛到20米左右的空中……那一天應該是周六，而且……我敢肯定當時媽媽正站在地麵上給我們拍照。
韋德實驗隻是眾多實驗中的一個，這些實驗顯示：通過操控人的記憶，就可以讓他們回憶起根本就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請一組參與者詳細描述小時候參觀迪士尼樂園並遇到兔八哥的經曆（兔八哥並不是迪士尼卡通人物，所以不可能出現在迪士尼樂園裏）。還有一項實驗是這樣的，研究人員訪問了一些潛在參與者的父母，詢問他們的子女小時候是否在購物中心走失過。隨後，研究人員仔細選出了一組沒有此類經曆的人，並設法說服了大部分人詳細描述了這一並不存在的可怕經曆。類似的研究還包括：讓人們相信曾因發高燒在醫院住了一晚，而且耳朵可能也受到了感染；曾在婚禮接待處不小心將一盆果汁潑在了新娘父母的身上；曾因消防灑水係統啟動而被迫從雜貨店疏散；曾因拉開了手刹而讓一輛轎車撞到了另一輛車上。研究工作顯示，人類記憶的可塑性要比我們所能夠想象的更為驚人。一旦某位權威人士指出我們有過某種經曆，多數人都會覺得很難否認，隨後就會用設想填補記憶中的空缺。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事實和虛構情節之間的界限就變得難以區分了，於是我們開始相信謊言。這種效果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至於有時候我們並不需要權威的聲音也能夠愚弄自己。有時候，我們甚至完全有能力把自己騙得團團轉。
1983年12月，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在國會榮譽勳章協會上發表演說。他決定講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他此前已經進過很多遍的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架b-17轟炸機受到了防空炮火的重創，裏根總統講述的就是這架轟炸機如何克服困難飛越英吉利海峽的故事。飛機下方的炮塔已被擊中，裏麵的炮兵已經受傷，炮塔的門也被卡住了，所以無法打開。飛機開始下降，指揮官要求機組人員跳傘。炮兵被困在了炮塔內，他知道自己就要跟著飛機墜毀了。最後一位離開飛機的人後來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景——指揮官坐在炮塔的旁邊，對著被嚇壞的炮兵說：“孩子，別擔心，我們會一起降落的！”
裏根解釋說正是這項英勇的壯舉讓指揮官在死後獲得了國會榮譽勳章。在結束這段感人肺腑的演講時，裏根指出，美國把最高的榮譽頒給“為了安撫難逃一死的孩子而甘願放棄自己生命的人”絕對是正確的。這是一個很棒的故事，不過卻存在一個小問題，這件事情根本就沒有發生過。記者們查看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頒發的434個國會榮譽勳章的記錄，並沒有發現這件事情或者任何類似的事件。最後，有人指出這個故事和廣為人知的戰爭電影《飛行之翼與祈禱者》中所描述的情節幾乎毫無二致。在電影的高潮部分，無線電操作員告訴飛行員飛機已遭受重創，他自己也受傷了，無法動彈。飛行員回答說：“我也不知道高度了，麥克。我們將共同麵對這一切！”
暗示的欺騙效果並不僅僅會讓世界上的領導人把虛構的故事當作事實。職業騙子也會使用同樣的技巧，並以此讓人們相信他們曾經曆過不可能發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