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經常會對這個世界產生奇思異想，原因就在於他們經曆了一些看似詭異的事情。巧合讓同時發生的事情看起來不僅別有寓意，而且絕不僅僅是湊巧那麽簡單。最為著名的巧合事件當屬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和亞伯拉罕·林肯之死了。林肯是在福特劇院被刺殺的，而肯尼迪則是在乘坐一輛林肯轎車出遊時遭到了暗算，這輛林肯車剛好是福特汽車公司生產的。林肯於1846年當選為國會議員，肯尼迪當選則是在1946年。林肯在1860年當選總統，而肯尼迪在1960年當選。兩位總統的姓氏都包含七個英文字母，而且兩次刺殺行動都發生在周五。在他們死後，繼任的總統都叫約翰遜。安德魯·約翰遜生於1809年，而林登·約翰遜是在1909年出生的。
當然了，這些驚人的巧合並非隻有美國總統才會遇到，大部分人的生活中偶爾也會出現這種奇妙的現象。20世紀20年代，三個互不相識的人一起乘坐火車穿越秘魯。由於坐在同一節車廂內，他們開始做自我介紹。結果發現，第一個人的姓氏是賓哈姆，第二個人的姓氏是鮑威爾，而第三個人的姓氏竟然恰巧是賓哈姆-鮑威爾。另一件驚人的巧合於1953年發生在倫敦的沙威酒店，也就是幸運黑貓卡斯帕所在的地方。為了報道伊麗莎白二世的加冕大典，電視台記者埃夫·庫普西內特住進了酒店。他打開了自己房間的一個抽屜，結果發現裏麵有自己的朋友哈利·漢寧的東西，漢寧是著名的哈林花式籃球隊的經理人。僅僅兩天後，庫普西內特就接到了漢寧寄來的一封信，信中說他正住在巴黎的莫裏斯酒店，結果在自己房間的抽屜裏發現了庫普西內特的一條領帶。麵對如此奇怪的巧合，很多人可能會問：“出現這種情況的概率又能有多少呢？”然後他們就不再深究了。不過，有些學者卻不會就此止步不前，比如斯坦福的數學家佩爾西·戴康尼斯。
拉斯維加斯的賭場曾邀請戴康尼斯前往，以判斷他們的洗牌機是否真的會隨機洗牌（當然不會如此）。他還曾利用高速攝像機每秒拍攝一萬幀影像，以便對人拋出的硬幣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硬幣在下落的時候會稍微偏向一開始出現的那一麵）。他甚至還說服了哈佛的一個技術團隊去創造一台能夠完美實現隨機拋硬幣的機器。此外，他還就巧合的數學和心理學撰寫過非常重要的學術論文，說正是某些鮮為人知的統計法則讓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意外成真，其中之一就是大數法則。
在英國，幾乎每周都會出現一次非常驚人的巧合，我們都知道，如果說這種事情僅僅是運氣使然那簡直無法令人相信。事實上，發生這種事情的概率極低，低到隻有一千五百萬分之一。這個驚人的巧合就是有人中了頭彩。這種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為什麽每周都會發生呢？原因就在於有太多的人購買彩票了。很多巧合也都是在同樣的情況下出現的。全世界有數百萬人過著複雜的生活，因此，如果偶爾有人中了頭彩或者經曆了怎麽看都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那也沒什麽可大驚小怪的。雖然人們忍不住會想這可能是上帝發出的某種信號，或者人與人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的感應，但事實上所有此類的事件都僅僅是一次偶然。阿瑟·柯南道爾在《藍寶石案》中對此做了完美的詮釋：在極為龐雜的一大群人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行動和反應，事件的各種組合都有可能發生，許多小問題的出現看起來可能會既令人震驚又超乎尋常。
同樣的規則也適用於那些看似隱藏特定信息的神奇回文，或對於人或事簡潔而巧妙的描述。“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對字母進行重新排列後剛好是“repulsed and ignorant arse”（令人厭惡的、無知的飯桶）；“president clinton of the usa”（美國總統克林頓）則可以重新排列為“to copte he finds interns”（他找實習生交歡）。我最喜歡的回文是字謎創作者考瑞·卡爾霍恩發現的，也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裏麵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究竟哪樣更高貴，去忍受那狂暴的命運無情的摧殘，還是挺身去反抗那無邊的煩惱，把它掃一個幹淨。）重新組合後的句子剛好是整出悲劇的完美概括:“in one of the bard’s best-thought-of tragedies，our insistent hero，hamlet，queries on two fronts about how life turns rotten. ”（在莎士比亞最著名的悲劇中，我們那無比堅定的英雄哈姆雷特對人生腐化的兩個方向發出了質問。）上述這些例子雖然看起來令人驚訝，但卻並不是什麽魔法。說到底這不過是大數法則使然罷了。文字有那麽多種組合方式，劇本和圖書中的文字又那麽多，所以偶爾出現一些奇妙的回文也就不足為奇了。或許更為奇怪的是竟然有一些人願意投入大量的時間來尋找此類回文。
雖然很多巧合都可以用大數法則加以解釋，但有時候也涉及更為深奧的心理學。199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人們最常碰到的巧合是“小世界”現象，比如兩個陌生人在派對上偶遇，結果卻發現他們有共同認識的熟人。大約70%的人聲稱有過此類經曆，其中20%的人說他們經常碰到這種情況。20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蘭姆對這種現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米爾格蘭姆是一個傑出的人物，曾做過一些聞名於世的心理學實驗。從1960年底開始，米爾格蘭姆就展開了一係列研究，探索普通人會不會僅僅因為實驗者要求他們那麽做就將痛苦和折磨施於他人。在實驗中，實驗者要求參與者對另外一名參與者（事實上是一名假裝受到了電擊的演員） 進行電壓越來越大的電擊。如果參與者稍有遲疑，實驗者就會用“請繼續”和“實驗要求你繼續”之類的話鼓勵他們持續電擊另一名參與者。米爾格蘭姆的研究結果顯示，大約有60%的參與者會因為有身著白大褂的實驗者要求他們那麽做而對不幸的受害者施予可能致命的電擊。米爾格蘭姆的電擊實驗非常有名，以至於每一本入門級的心理學教科書中都會收錄，而且成為對流行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少數行為研究之一。20世紀70年代中期，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放了電擊實驗的戲劇，威廉·夏特納扮演了米爾格蘭姆這個角色。1986年，音樂家彼得·加布裏埃爾寫了一首名為《讓做什麽就做什麽》（《米爾格蘭姆的37人》）的歌曲，指的就是在米爾格蘭姆的一次實驗中，40名參與者中有37人完全聽從了實驗者的指令。然而，並不為眾人所知的是，他的電擊實驗激發了一係列同樣令人震驚的後續研究。謝裏登教授和金教授擔心參與者可能已經知道電擊的受害者是一名演員，所以在20世紀70年代重新做了一遍這個實驗，用小狗取代了演員來接受實實在在的電擊。實驗結果被寫成了題為《以真實受害者進行服從權威實驗》的報告，報告中指出，隻有略多於50%的男性對小狗施予了最大電量的電擊，但即便麵臨致命電壓也毫不手軟的女性竟然高達100%。
在其學術生涯中，米爾格蘭姆不斷設計和執行非同尋常且發人深省的實驗。事實上，他因此類的研究工作而變得聞名遐邇，以至於當他在1963年11月22日衝進同事上課的演講廳宣布肯尼迪遇刺的消息時，大部分學生還以為這隻是米爾格蘭姆的另一個搞怪實驗。
米爾格蘭姆的理論研究一向是在麻省理工學院進行的，後來他決定以實際的方式了解“小世界”現象背後的真相。他給住在內布拉斯加州的198個人分別寄了一封信，請他們確保幫忙把這封信轉給“目標收件人”：一位在波士頓工作、住在馬薩諸塞州沙倫的股票經紀人。不過，在轉寄的過程中有一個特殊要求。那就是參與者不能直接將這封信寄給股票經紀人；他們隻能把這封信寄給他們覺得有可能認識那位股票經紀人的熟人。隨後的每一位收信人都得到了同樣的指示，而且都隻能把這封信轉寄給自己非常熟悉的人。
那麽，到底需要經過多少個人才能與完全陌生的人取得聯係呢？美國已經有數億人口，但研究發現，要讓第一個發件人與目標收件人取得聯係隻需要六個人，這一點的確令人驚訝。這意味著素昧平生的兩個人之間僅隔六度之遙。這個結果也暗示，當今社會的聯係要比我們想象的緊密多了，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麽僅憑口耳相傳就可以迅速傳播笑話、八卦新聞和流行時尚。此外，通過研究每個完整關係鏈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米爾格蘭姆就能夠大致了解20世紀60年美國社會的結構。人們更有可能將信件轉寄給同性熟人而非異性，而且大部分的傳遞是通過朋友和熟人進行的，而不是親戚。米爾格蘭姆的發現並不僅僅適用於社會係統，同時也能夠詮釋其他各種不同的網絡，其中包括供電網絡、疾病的傳播、互聯網上的信息傳遞以及大腦神經網絡的運轉等。
1995年，在論及米爾格蘭姆的實驗時，數學家約翰·艾倫·保羅斯寫道：雖然還不清楚該如何通過研究證實這一點，但據我猜測，在過去的50年裏，任何兩個人之間的平均連接數已經減少了。盡管世界人口的總數量在不斷上升，但隨著通信技術的不斷進步，這個數字還將進一步縮小。
米爾格蘭姆的傳遞信件實驗所具有的意義是如此重大，再加上保羅斯對於世界必將變得越來越小的猜測，竟然沒有任何研究人員想要重做米爾格蘭姆的實驗，這一點的確非常奇怪。鑒於此，我和同事艾瑪·格林寧在2003年決定與《每日電訊報》的科學編輯羅傑·海菲德以及切爾滕納姆科學節合作，鄭重考慮這個議題。我們決定在英國率先再現米爾格蘭姆的經典搞怪實驗，並對兩種說法進行驗證。首先，我們是否會得出與米爾格蘭姆一樣的連接數？或者正如保羅斯所猜測的那樣，連接數會變得更少呢？其次，有沒有可能借助這個現象來解釋我在研究幸運兒和不幸之人時遇到的另一個奇怪現象？幸運兒號稱他們會經常遇到一些機緣巧合，這些巧合無疑為他們的生活帶來了莫大的幫助。比如說，他們會在派對上撞見某人，然後會發現原來彼此有共同的熟人，並最終通過這些聯係結為夫妻或者成了生意上的夥伴。或者，在他們需要幫助時，看起來似乎總認識某個人，而這個人認識的另一個人恰巧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相反，不幸的人很少提到自己有類似的經曆。我們想要知道，幸運的人會不會有更多“小世界”經曆，因為他們認識很多人，所以會在不經意間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小世界並因生活在其中而為自己帶來了好運。
我在《每日電訊報》上刊登了一篇短文，誠摯地邀請有意參與“小世界”實驗的讀者和我聯係。隨後，100名誌願者收到了包裹，裏麵還有實驗的說明材料以及一套明信片和信封。實驗說明解釋了實驗的目的是確保包裹能夠設想轉交給特定的“目標收件人”。
我們所選的“目標收件人”不再是波士頓的股票經紀人了，而是換成了27歲的卡蒂·史密斯，一名在切爾滕納姆科學節上負責活動組織的年輕人。和米爾格蘭姆最初實驗的要求一樣，所有參與本次實驗的誌願者和後續的收件人都隻能把包裹轉寄給自己熟悉的人。所有誌願者和後續收件人都必須將一張明信片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能夠追蹤包裹在國內的移動情況。
結果顯示，包裹從最初的誌願者到卡蒂隻需要經過四個人連接，比米爾格蘭姆的實驗結果少了兩個人。實驗中的某些關係鏈很好地闡釋了貌似陌生的人們之間是如何很好地聯係在一起的。比如說，有一位最初的誌願者是紡織品代理商，名叫貝瑞。貝瑞住在斯托克波特，所以並不認識卡蒂·史密斯，這或許沒有什麽好奇怪的。貝瑞把包裹寄給了自己的朋友帕特，因為她就住在切爾滕納姆跑馬場附近。帕特也不認識卡蒂。她把包裹寄給了自己的朋友大衛，沒想到大衛碰巧就是切爾滕納姆科學節的負責人。這下好了，大衛當然認識卡蒂，所以直接就把包裹交給了她，從而完成了整個鏈條的傳遞工作。
我們是第一次在英國複製米爾格蘭姆的實驗。包裹到達目標收件人所需的平均連接數減少了，這或許是因為英國的人際關係比美國更為密切的緣故。但另一方麵，這證明了我們感興趣的某種可能性，證明了在過去的40年裏世界的確變得越來越小了。或許，正是由於電子通信的普及、電話網絡的增加和更為頻繁的旅行，我們所有人都比以前更為接近了。從社交層麵上來說，或許科技真的讓世界變小了。
全球變小的可能證據看起來都是合情合理的，不過我們是否發現了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幸運兒的人脈更廣，因而生活在比其他人更小的世界裏呢？為了找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求每一名最初的誌願者在參與實驗之前評估自己的幸運程度。有38名誌願者沒有把包裹寄給任何人，因此他們收到的包裹最終也未能送到卡蒂的手中。有趣的是，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在此前都把自己評估為不幸之人。我們想要找出這種奇怪行為背後的秘密。為了確保能夠參與實驗，這些誌願者已經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但為什麽在實驗剛一開始的時候就放棄了呢？我們寫信問他們為什麽沒有寄出包裹。他們的答複蘊含著非常明顯的信息——大部分人說他們想不出有什麽熟人可以幫忙把包裹寄給卡蒂。因此說，看起來從一開始幸運的人就比不幸的人認識更多潛在的收件人，所以轉寄包裹的成功率也就大大提高了。這個結果充分證明了幸運兒所處的世界的確比不幸的人更小，反過來，這也進一步增大了他們在生活其中的小世界裏經曆“幸運”巧遇的可能性。
當然了，這些驚人的巧合並非隻有美國總統才會遇到，大部分人的生活中偶爾也會出現這種奇妙的現象。20世紀20年代，三個互不相識的人一起乘坐火車穿越秘魯。由於坐在同一節車廂內，他們開始做自我介紹。結果發現，第一個人的姓氏是賓哈姆，第二個人的姓氏是鮑威爾，而第三個人的姓氏竟然恰巧是賓哈姆-鮑威爾。另一件驚人的巧合於1953年發生在倫敦的沙威酒店，也就是幸運黑貓卡斯帕所在的地方。為了報道伊麗莎白二世的加冕大典，電視台記者埃夫·庫普西內特住進了酒店。他打開了自己房間的一個抽屜，結果發現裏麵有自己的朋友哈利·漢寧的東西，漢寧是著名的哈林花式籃球隊的經理人。僅僅兩天後，庫普西內特就接到了漢寧寄來的一封信，信中說他正住在巴黎的莫裏斯酒店，結果在自己房間的抽屜裏發現了庫普西內特的一條領帶。麵對如此奇怪的巧合，很多人可能會問：“出現這種情況的概率又能有多少呢？”然後他們就不再深究了。不過，有些學者卻不會就此止步不前，比如斯坦福的數學家佩爾西·戴康尼斯。
拉斯維加斯的賭場曾邀請戴康尼斯前往，以判斷他們的洗牌機是否真的會隨機洗牌（當然不會如此）。他還曾利用高速攝像機每秒拍攝一萬幀影像，以便對人拋出的硬幣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硬幣在下落的時候會稍微偏向一開始出現的那一麵）。他甚至還說服了哈佛的一個技術團隊去創造一台能夠完美實現隨機拋硬幣的機器。此外，他還就巧合的數學和心理學撰寫過非常重要的學術論文，說正是某些鮮為人知的統計法則讓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意外成真，其中之一就是大數法則。
在英國，幾乎每周都會出現一次非常驚人的巧合，我們都知道，如果說這種事情僅僅是運氣使然那簡直無法令人相信。事實上，發生這種事情的概率極低，低到隻有一千五百萬分之一。這個驚人的巧合就是有人中了頭彩。這種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為什麽每周都會發生呢？原因就在於有太多的人購買彩票了。很多巧合也都是在同樣的情況下出現的。全世界有數百萬人過著複雜的生活，因此，如果偶爾有人中了頭彩或者經曆了怎麽看都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那也沒什麽可大驚小怪的。雖然人們忍不住會想這可能是上帝發出的某種信號，或者人與人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的感應，但事實上所有此類的事件都僅僅是一次偶然。阿瑟·柯南道爾在《藍寶石案》中對此做了完美的詮釋：在極為龐雜的一大群人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行動和反應，事件的各種組合都有可能發生，許多小問題的出現看起來可能會既令人震驚又超乎尋常。
同樣的規則也適用於那些看似隱藏特定信息的神奇回文，或對於人或事簡潔而巧妙的描述。“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對字母進行重新排列後剛好是“repulsed and ignorant arse”（令人厭惡的、無知的飯桶）；“president clinton of the usa”（美國總統克林頓）則可以重新排列為“to copte he finds interns”（他找實習生交歡）。我最喜歡的回文是字謎創作者考瑞·卡爾霍恩發現的，也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裏麵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究竟哪樣更高貴，去忍受那狂暴的命運無情的摧殘，還是挺身去反抗那無邊的煩惱，把它掃一個幹淨。）重新組合後的句子剛好是整出悲劇的完美概括:“in one of the bard’s best-thought-of tragedies，our insistent hero，hamlet，queries on two fronts about how life turns rotten. ”（在莎士比亞最著名的悲劇中，我們那無比堅定的英雄哈姆雷特對人生腐化的兩個方向發出了質問。）上述這些例子雖然看起來令人驚訝，但卻並不是什麽魔法。說到底這不過是大數法則使然罷了。文字有那麽多種組合方式，劇本和圖書中的文字又那麽多，所以偶爾出現一些奇妙的回文也就不足為奇了。或許更為奇怪的是竟然有一些人願意投入大量的時間來尋找此類回文。
雖然很多巧合都可以用大數法則加以解釋，但有時候也涉及更為深奧的心理學。199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人們最常碰到的巧合是“小世界”現象，比如兩個陌生人在派對上偶遇，結果卻發現他們有共同認識的熟人。大約70%的人聲稱有過此類經曆，其中20%的人說他們經常碰到這種情況。20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蘭姆對這種現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米爾格蘭姆是一個傑出的人物，曾做過一些聞名於世的心理學實驗。從1960年底開始，米爾格蘭姆就展開了一係列研究，探索普通人會不會僅僅因為實驗者要求他們那麽做就將痛苦和折磨施於他人。在實驗中，實驗者要求參與者對另外一名參與者（事實上是一名假裝受到了電擊的演員） 進行電壓越來越大的電擊。如果參與者稍有遲疑，實驗者就會用“請繼續”和“實驗要求你繼續”之類的話鼓勵他們持續電擊另一名參與者。米爾格蘭姆的研究結果顯示，大約有60%的參與者會因為有身著白大褂的實驗者要求他們那麽做而對不幸的受害者施予可能致命的電擊。米爾格蘭姆的電擊實驗非常有名，以至於每一本入門級的心理學教科書中都會收錄，而且成為對流行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少數行為研究之一。20世紀70年代中期，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放了電擊實驗的戲劇，威廉·夏特納扮演了米爾格蘭姆這個角色。1986年，音樂家彼得·加布裏埃爾寫了一首名為《讓做什麽就做什麽》（《米爾格蘭姆的37人》）的歌曲，指的就是在米爾格蘭姆的一次實驗中，40名參與者中有37人完全聽從了實驗者的指令。然而，並不為眾人所知的是，他的電擊實驗激發了一係列同樣令人震驚的後續研究。謝裏登教授和金教授擔心參與者可能已經知道電擊的受害者是一名演員，所以在20世紀70年代重新做了一遍這個實驗，用小狗取代了演員來接受實實在在的電擊。實驗結果被寫成了題為《以真實受害者進行服從權威實驗》的報告，報告中指出，隻有略多於50%的男性對小狗施予了最大電量的電擊，但即便麵臨致命電壓也毫不手軟的女性竟然高達100%。
在其學術生涯中，米爾格蘭姆不斷設計和執行非同尋常且發人深省的實驗。事實上，他因此類的研究工作而變得聞名遐邇，以至於當他在1963年11月22日衝進同事上課的演講廳宣布肯尼迪遇刺的消息時，大部分學生還以為這隻是米爾格蘭姆的另一個搞怪實驗。
米爾格蘭姆的理論研究一向是在麻省理工學院進行的，後來他決定以實際的方式了解“小世界”現象背後的真相。他給住在內布拉斯加州的198個人分別寄了一封信，請他們確保幫忙把這封信轉給“目標收件人”：一位在波士頓工作、住在馬薩諸塞州沙倫的股票經紀人。不過，在轉寄的過程中有一個特殊要求。那就是參與者不能直接將這封信寄給股票經紀人；他們隻能把這封信寄給他們覺得有可能認識那位股票經紀人的熟人。隨後的每一位收信人都得到了同樣的指示，而且都隻能把這封信轉寄給自己非常熟悉的人。
那麽，到底需要經過多少個人才能與完全陌生的人取得聯係呢？美國已經有數億人口，但研究發現，要讓第一個發件人與目標收件人取得聯係隻需要六個人，這一點的確令人驚訝。這意味著素昧平生的兩個人之間僅隔六度之遙。這個結果也暗示，當今社會的聯係要比我們想象的緊密多了，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麽僅憑口耳相傳就可以迅速傳播笑話、八卦新聞和流行時尚。此外，通過研究每個完整關係鏈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米爾格蘭姆就能夠大致了解20世紀60年美國社會的結構。人們更有可能將信件轉寄給同性熟人而非異性，而且大部分的傳遞是通過朋友和熟人進行的，而不是親戚。米爾格蘭姆的發現並不僅僅適用於社會係統，同時也能夠詮釋其他各種不同的網絡，其中包括供電網絡、疾病的傳播、互聯網上的信息傳遞以及大腦神經網絡的運轉等。
1995年，在論及米爾格蘭姆的實驗時，數學家約翰·艾倫·保羅斯寫道：雖然還不清楚該如何通過研究證實這一點，但據我猜測，在過去的50年裏，任何兩個人之間的平均連接數已經減少了。盡管世界人口的總數量在不斷上升，但隨著通信技術的不斷進步，這個數字還將進一步縮小。
米爾格蘭姆的傳遞信件實驗所具有的意義是如此重大，再加上保羅斯對於世界必將變得越來越小的猜測，竟然沒有任何研究人員想要重做米爾格蘭姆的實驗，這一點的確非常奇怪。鑒於此，我和同事艾瑪·格林寧在2003年決定與《每日電訊報》的科學編輯羅傑·海菲德以及切爾滕納姆科學節合作，鄭重考慮這個議題。我們決定在英國率先再現米爾格蘭姆的經典搞怪實驗，並對兩種說法進行驗證。首先，我們是否會得出與米爾格蘭姆一樣的連接數？或者正如保羅斯所猜測的那樣，連接數會變得更少呢？其次，有沒有可能借助這個現象來解釋我在研究幸運兒和不幸之人時遇到的另一個奇怪現象？幸運兒號稱他們會經常遇到一些機緣巧合，這些巧合無疑為他們的生活帶來了莫大的幫助。比如說，他們會在派對上撞見某人，然後會發現原來彼此有共同的熟人，並最終通過這些聯係結為夫妻或者成了生意上的夥伴。或者，在他們需要幫助時，看起來似乎總認識某個人，而這個人認識的另一個人恰巧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相反，不幸的人很少提到自己有類似的經曆。我們想要知道，幸運的人會不會有更多“小世界”經曆，因為他們認識很多人，所以會在不經意間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小世界並因生活在其中而為自己帶來了好運。
我在《每日電訊報》上刊登了一篇短文，誠摯地邀請有意參與“小世界”實驗的讀者和我聯係。隨後，100名誌願者收到了包裹，裏麵還有實驗的說明材料以及一套明信片和信封。實驗說明解釋了實驗的目的是確保包裹能夠設想轉交給特定的“目標收件人”。
我們所選的“目標收件人”不再是波士頓的股票經紀人了，而是換成了27歲的卡蒂·史密斯，一名在切爾滕納姆科學節上負責活動組織的年輕人。和米爾格蘭姆最初實驗的要求一樣，所有參與本次實驗的誌願者和後續的收件人都隻能把包裹轉寄給自己熟悉的人。所有誌願者和後續收件人都必須將一張明信片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能夠追蹤包裹在國內的移動情況。
結果顯示，包裹從最初的誌願者到卡蒂隻需要經過四個人連接，比米爾格蘭姆的實驗結果少了兩個人。實驗中的某些關係鏈很好地闡釋了貌似陌生的人們之間是如何很好地聯係在一起的。比如說，有一位最初的誌願者是紡織品代理商，名叫貝瑞。貝瑞住在斯托克波特，所以並不認識卡蒂·史密斯，這或許沒有什麽好奇怪的。貝瑞把包裹寄給了自己的朋友帕特，因為她就住在切爾滕納姆跑馬場附近。帕特也不認識卡蒂。她把包裹寄給了自己的朋友大衛，沒想到大衛碰巧就是切爾滕納姆科學節的負責人。這下好了，大衛當然認識卡蒂，所以直接就把包裹交給了她，從而完成了整個鏈條的傳遞工作。
我們是第一次在英國複製米爾格蘭姆的實驗。包裹到達目標收件人所需的平均連接數減少了，這或許是因為英國的人際關係比美國更為密切的緣故。但另一方麵，這證明了我們感興趣的某種可能性，證明了在過去的40年裏世界的確變得越來越小了。或許，正是由於電子通信的普及、電話網絡的增加和更為頻繁的旅行，我們所有人都比以前更為接近了。從社交層麵上來說，或許科技真的讓世界變小了。
全球變小的可能證據看起來都是合情合理的，不過我們是否發現了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幸運兒的人脈更廣，因而生活在比其他人更小的世界裏呢？為了找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求每一名最初的誌願者在參與實驗之前評估自己的幸運程度。有38名誌願者沒有把包裹寄給任何人，因此他們收到的包裹最終也未能送到卡蒂的手中。有趣的是，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在此前都把自己評估為不幸之人。我們想要找出這種奇怪行為背後的秘密。為了確保能夠參與實驗，這些誌願者已經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但為什麽在實驗剛一開始的時候就放棄了呢？我們寫信問他們為什麽沒有寄出包裹。他們的答複蘊含著非常明顯的信息——大部分人說他們想不出有什麽熟人可以幫忙把包裹寄給卡蒂。因此說，看起來從一開始幸運的人就比不幸的人認識更多潛在的收件人，所以轉寄包裹的成功率也就大大提高了。這個結果充分證明了幸運兒所處的世界的確比不幸的人更小，反過來，這也進一步增大了他們在生活其中的小世界裏經曆“幸運”巧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