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心理學家芭芭拉·布坎南和詹姆士·布朗寧請一群人評判對1000多個名字的喜歡程度。結果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刻板印象。絕大多數的人都表示喜歡邁克爾、詹姆士和溫迪等名字，但特別不喜歡阿爾弗雷德、波希瓦和伊西多。我們或許會認為這些情緒上的反應並不會對人的一生造成多大的影響。可事實上，我們錯了。
20世紀60年代晚期，美國研究人員阿瑟·哈特曼、羅伯特·尼古拉和傑希·赫雷對名字不太常見的人產生了興趣，他們想要探討這些人是不是比名字常見的人更容易受到心理問題的困擾。他們對1萬多份精神病法院記錄進行了分析，發現有88個人的名字非常罕見，比如歐德、萊塞爾、威耶爾等。隨後他們又從記錄中找出了88個名字比較常見的人作為對照，這些人和第一組人在性別、年齡和出生日期上並無二致。結果發現，名字比較罕見的那些人更有可能被診斷出患有精神病。正如研究人員在報告中所述：“從降臨到人世的那一刻起，孩子的名字通常就成了一個既定的事實，而其未來的個性也必將衍生於此。”這並不是唯一記錄與眾不同的名字有何弊端的研究。相關的研究顯示，老師也傾向於給名字比較討人喜歡的孩子較高的作文成績；名字不討人喜歡的大學生更有可能在社交上受到孤立；姓氏碰巧帶有負麵含義的人——比如“short”（矮）、“little”（小）或者“bent”（彎）——更有可能萌生自卑感。美國精神病學家威廉·墨菲研究過幾個曆史病例，剛好可以驗證這最後一點。其中一個病例中的患者承認，當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為了防止陰莖在睡眠時勃起，他睡覺時總會戴一個下體彈力護身。然而，護身非但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反而讓他的陰莖出現了向下彎曲的變化。不幸的是，這名患者的姓碰巧是“bent”（彎曲），而且還有一個綽號“小火車頭”，這一切讓他常常想起兒時被陰莖問題困擾的情形，從而變得對性愛深感不安，以致出現了心因性陽痿。他也因此更覺得自己是一個無能的家夥。
1999年，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尼古拉斯·克裏斯頓費爾德、大衛·菲利普和勞拉·格琳發現了一些證據，這些證據顯示即便是姓名的首字母縮寫也會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研究團隊利用電子詞典找出了所有用三個字母組成的英語單詞。隨後他們對整個清單進行了分析，找出了其中特別正麵的詞匯，比如ace（能手）、hug（擁抱）、joy（高興），和特別負麵的詞匯，比如pig（豬）、bum（屁股）、die（死）。接著他們進入了加利福尼亞州死亡證明的電子數據庫，分別查看了首字母縮寫比較“正麵”和首字母縮寫比較“負麵”的人的死亡年齡。在排除了種族、死亡年份和社會經濟狀況等因素後，研究人員發現：具有“正麵”首字母縮寫的男士平均比一般人多活了四年半，而具有“負麵”首字母縮寫的男士則比一般人少活了三年左右。具有“正麵”首字母縮寫的女士平均壽命比一般人多了三年，但具有“負麵”首字母縮寫的女士卻沒有遭遇負麵效應。在探討這種效應背後的可能機製時，研究人員表示，首字母縮寫比較“負麵”的人可能對自己的評價不是很高，而且可能需要忍受周圍人的嘲笑以及其他一些負麵的反應。另外一個事實也佐證了這個觀點，那就是首字母縮寫比較“負麵”的人更有可能因自殺和意外等心理因素死亡。
不過，姓名比較罕見和首字母縮寫比較“負麵”的人也並不總是與猶豫和絕望相伴。另外一組研究人員率先對克裏斯頓費爾德的研究提出了質疑。在一篇名為《字母組合決定論》的文章中，來自波莫納學院的斯蒂利安·莫裏森和加利·史密斯對最初的實驗使用的統計方法提出了批評，他們使用了自認為更為複雜的分析方法，但並沒有得出同樣的結論。
此外，來自北卡羅來納州基爾福學院的心理學家理查德·澤亨哈夫特也主張，名字與眾不同還有幾個潛在的好處呢。他表示，名字比較常見的人最常抱怨的一件事就是有太多的人跟自己重名了。塞繆爾·高德溫也持同樣的觀點。當聽說一個朋友要給自己的兒子取名為“約翰”時，他馬上就表示反對：“為什麽要給他取名叫約翰？你也不看看，無論是姓湯姆的、迪克的，還是姓哈利的，他們都叫約翰！”澤亨哈夫特還指出，不同尋常的名字更容易讓別人記住，他還拿幾個著名的運動員做例子，說他們之所以那麽出名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個特別個性的名字，或者名字至少是原因之一。就像《紐約郵報》的體育新聞記者在談到奧克蘭運動家隊的投手維達·布魯時所說的：“美國人很快就記住了這個名字。維達·布魯！維達·布魯這個名字就像芭比·魯斯、泰·科布和萊夫迪格魯夫一樣順口，一樣好記。”
為了以更實際的方式探討不尋常名字的潛在正麵效應，澤亨哈夫特從《社交界名人錄》（被譽為“全國上流社會最佳指南”）中隨機選了2000個人，並找出了其中隻出現過一次的名字，列出了一個218人的清單。隨後，澤亨哈夫特又從同樣的2000人中隨機選出了218個人作為對照組，這些人的名字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接下來，他查閱了《名人錄》（該書收錄了“各個領域最為傑出的男女”名單），想看看這些名字常見或罕見的人是否也名列其中。在澤亨哈夫特選出的436個人中，共有30人出現在了《名人錄》裏，其中有23人來自於《社交界名人錄》中的“罕見名字”組，隻有7人來自於“常見名字”組。簡而言之，在特定的情況下，有一個不尋常的名字或許會對你的職業發展有利。
在有關名字對生活影響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的關注點並不僅僅局限於名字是否常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的布雷特·佩勒姆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做了一項著名的研究，結果顯示我們的名字或許會影響我們所選擇的居住城鎮、職業發展道路和結婚對象，甚至還有可能影響我們的政治傾向，比如支持哪個政黨。
佩勒姆查閱了美國人口普查的大量資料，結果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很多名叫佛羅倫斯的人住在佛羅裏達州，很多名叫喬治的人住在喬治亞州，在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亞州，也分別有很多名叫肯尼斯和維吉爾的人。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團隊查閱了6600萬美國人的社會安全死亡記錄，這些人都死在以“聖”字開頭的城市裏，比如聖安妮、聖路易斯等等。他們同樣看到了佩勒姆發現的奇特現象，有很多名叫海倫的人住在聖海倫市，很多查爾斯住在聖查爾斯市，很多托馬斯住在聖托馬斯市，諸如此類。進一步的分析發現，這種效應並不是因父母以出生地為孩子取名造成的，而是因為有很多人主動選擇了到含有他們名字的城市或城鎮定居。
那麽，同樣的效應是否會影響人們對結婚對象的選擇呢？人們會不會更有可能與姓氏首字母和自己相同的人結為夫妻呢？為了找出問題的答案，佩勒姆和他的同事們查閱了1823—1965年期間的1.5萬多份結婚記錄。結果出現了非常有趣的現象，姓氏首字母相同的夫妻在總數中所占的比例遠遠高於預期。研究人員擔心這種效應可能是同族婚配造成的結果（也就是說，特定族群的成員更有可能彼此結為夫妻，所以姓氏的首字母是相同的），於是重新做了一次研究，不過這次他們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了美國最常見的五種姓氏上：史密斯、約翰遜、威廉、瓊斯和布朗。首次研究中看到的現象再一次出現了，比如說，姓史密斯的人更有可能跟另外一個史密斯結婚，而不是瓊斯或威廉；而姓瓊斯的人也更有可能對另一個瓊斯說“我願意”，而不是布朗或約翰遜。
佩勒姆的研究並不僅限於人們的姓名與他們選擇的居住地點、死亡地點和結婚對象之間的關係。他還對姓名可能對職業選擇造成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研究人員在線搜索了美國牙醫（dentist）協會和美國律師wyer）協會的記錄，結果發現很多牙醫的姓氏都是以“den”三個字母開頭的，而不是w”。反過來，在律師當中，姓氏以w”三個字母開頭的比例要比“den”高得多。五金（hardware）和屋頂修繕（roofing）公司老板的資料也呈現出了類似的情況。研究團隊利用雅虎的網絡黃頁搜到了美國最大的20個城市裏所有的五金和屋頂修繕公司，並查看了這些公司老板的姓或名的首字母是不是“h”或“r”。結果顯示，五金公司老板的姓名更有可能以“h”打頭，比如說哈裏斯（harris）五金公司；而屋頂修繕公司老板的姓名更有可能以“r”打頭，比如說拉希德（rashid’s）屋頂修繕公司。在佩勒姆看來，這種效應甚至已經蔓延到了政治領域。在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姓氏以“b”打頭的選民特別喜歡把選票投給布什（bush），而姓氏以“g”打頭的選民更有可能支持戈爾（gore）。在一篇名為“為什麽蘇西會在海邊賣貝殼：隱藏的自我中心和人生的重大決策”（why susie sells seashells by the seashore：implicit egotism and major life decisions）的論文中，佩勒姆對研究結果進行了總結，他說我們或許不應該對這些效應大驚小怪，“那隻不過表示我們都會被自己最愛的那個人所吸引罷了”。
佩勒姆的研究的確非常有趣，但除此以外，也至少為困擾心理學家數十年的一種效應做出了解釋：為什麽一個人的姓氏的含義通常是和其所選擇的職業相匹配的？
1975年，紐約州立大學傑納蘇分校的勞倫斯·凱斯勒收集了一份200多人的名單，這些學者的研究領域都是跟他們的姓氏相關的。凱斯勒的名單中包括一位姓貝斯（bass，意為“低音”）的水底考古學家、一位姓布裏德洛夫（breedlove，意為“培養愛情”）的婚姻關係顧問、一位姓迪尤（due，意為“應付款”）的稅務專家、一位研究女性外陰疾病的姓海曼（hyman，與意為“處女膜”的hymen一詞非常接近）的醫生，以及一位研究親子教育壓力的姓馬姆帕沃爾（mumpower，意為“媽媽的力量”）的心理學家。20世紀90年代晚期，《新科學家》雜誌請讀者把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類似例子寄給雜誌社，結果收獲頗豐。讀者提供的名單中包括音樂教師彼特（beat，意為“拍子”）小姐和夏普（sharp，意為“升半音的”）先生；英國氣象局的工作人員弗勒德 （flood，意為“水災”）、福斯特（frost，意為“霜凍”）、桑德克利夫（thundercliffe，意為“雷崖”）和韋瑟羅爾（weatherall，意為“氣象”）；性愛顧問盧斯特（lust，意為“色欲”）；肺炎專家皮特·阿丘（atchoo，意為“打噴嚏的聲音”）；律師勞利斯wless，意為“無法無天的”）和林奇（lynch，意為“私刑”）；私人偵探懷爾和泰賓（wyre ＆ tapping，意為“竊聽電話”）；精神病院院長麥克納特（utt，意為“喧鬧的”）博士。在所有這些姓名中，我最喜歡的是 《學生海岸指南》 的作者約翰·費什 （fish，意為“魚”） 和蘇珊·費什。
佩勒姆的研究顯示，出現上述情況可能並不隻是巧合，而是因為有些人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朝跟他們的姓名相關的職業發展。作為一名姓懷斯曼（wiseman，意為“聰明人”）的心理學教授，我實在沒有資格去質疑這種理論。
20世紀60年代晚期，美國研究人員阿瑟·哈特曼、羅伯特·尼古拉和傑希·赫雷對名字不太常見的人產生了興趣，他們想要探討這些人是不是比名字常見的人更容易受到心理問題的困擾。他們對1萬多份精神病法院記錄進行了分析，發現有88個人的名字非常罕見，比如歐德、萊塞爾、威耶爾等。隨後他們又從記錄中找出了88個名字比較常見的人作為對照，這些人和第一組人在性別、年齡和出生日期上並無二致。結果發現，名字比較罕見的那些人更有可能被診斷出患有精神病。正如研究人員在報告中所述：“從降臨到人世的那一刻起，孩子的名字通常就成了一個既定的事實，而其未來的個性也必將衍生於此。”這並不是唯一記錄與眾不同的名字有何弊端的研究。相關的研究顯示，老師也傾向於給名字比較討人喜歡的孩子較高的作文成績；名字不討人喜歡的大學生更有可能在社交上受到孤立；姓氏碰巧帶有負麵含義的人——比如“short”（矮）、“little”（小）或者“bent”（彎）——更有可能萌生自卑感。美國精神病學家威廉·墨菲研究過幾個曆史病例，剛好可以驗證這最後一點。其中一個病例中的患者承認，當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為了防止陰莖在睡眠時勃起，他睡覺時總會戴一個下體彈力護身。然而，護身非但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反而讓他的陰莖出現了向下彎曲的變化。不幸的是，這名患者的姓碰巧是“bent”（彎曲），而且還有一個綽號“小火車頭”，這一切讓他常常想起兒時被陰莖問題困擾的情形，從而變得對性愛深感不安，以致出現了心因性陽痿。他也因此更覺得自己是一個無能的家夥。
1999年，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尼古拉斯·克裏斯頓費爾德、大衛·菲利普和勞拉·格琳發現了一些證據，這些證據顯示即便是姓名的首字母縮寫也會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研究團隊利用電子詞典找出了所有用三個字母組成的英語單詞。隨後他們對整個清單進行了分析，找出了其中特別正麵的詞匯，比如ace（能手）、hug（擁抱）、joy（高興），和特別負麵的詞匯，比如pig（豬）、bum（屁股）、die（死）。接著他們進入了加利福尼亞州死亡證明的電子數據庫，分別查看了首字母縮寫比較“正麵”和首字母縮寫比較“負麵”的人的死亡年齡。在排除了種族、死亡年份和社會經濟狀況等因素後，研究人員發現：具有“正麵”首字母縮寫的男士平均比一般人多活了四年半，而具有“負麵”首字母縮寫的男士則比一般人少活了三年左右。具有“正麵”首字母縮寫的女士平均壽命比一般人多了三年，但具有“負麵”首字母縮寫的女士卻沒有遭遇負麵效應。在探討這種效應背後的可能機製時，研究人員表示，首字母縮寫比較“負麵”的人可能對自己的評價不是很高，而且可能需要忍受周圍人的嘲笑以及其他一些負麵的反應。另外一個事實也佐證了這個觀點，那就是首字母縮寫比較“負麵”的人更有可能因自殺和意外等心理因素死亡。
不過，姓名比較罕見和首字母縮寫比較“負麵”的人也並不總是與猶豫和絕望相伴。另外一組研究人員率先對克裏斯頓費爾德的研究提出了質疑。在一篇名為《字母組合決定論》的文章中，來自波莫納學院的斯蒂利安·莫裏森和加利·史密斯對最初的實驗使用的統計方法提出了批評，他們使用了自認為更為複雜的分析方法，但並沒有得出同樣的結論。
此外，來自北卡羅來納州基爾福學院的心理學家理查德·澤亨哈夫特也主張，名字與眾不同還有幾個潛在的好處呢。他表示，名字比較常見的人最常抱怨的一件事就是有太多的人跟自己重名了。塞繆爾·高德溫也持同樣的觀點。當聽說一個朋友要給自己的兒子取名為“約翰”時，他馬上就表示反對：“為什麽要給他取名叫約翰？你也不看看，無論是姓湯姆的、迪克的，還是姓哈利的，他們都叫約翰！”澤亨哈夫特還指出，不同尋常的名字更容易讓別人記住，他還拿幾個著名的運動員做例子，說他們之所以那麽出名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個特別個性的名字，或者名字至少是原因之一。就像《紐約郵報》的體育新聞記者在談到奧克蘭運動家隊的投手維達·布魯時所說的：“美國人很快就記住了這個名字。維達·布魯！維達·布魯這個名字就像芭比·魯斯、泰·科布和萊夫迪格魯夫一樣順口，一樣好記。”
為了以更實際的方式探討不尋常名字的潛在正麵效應，澤亨哈夫特從《社交界名人錄》（被譽為“全國上流社會最佳指南”）中隨機選了2000個人，並找出了其中隻出現過一次的名字，列出了一個218人的清單。隨後，澤亨哈夫特又從同樣的2000人中隨機選出了218個人作為對照組，這些人的名字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接下來，他查閱了《名人錄》（該書收錄了“各個領域最為傑出的男女”名單），想看看這些名字常見或罕見的人是否也名列其中。在澤亨哈夫特選出的436個人中，共有30人出現在了《名人錄》裏，其中有23人來自於《社交界名人錄》中的“罕見名字”組，隻有7人來自於“常見名字”組。簡而言之，在特定的情況下，有一個不尋常的名字或許會對你的職業發展有利。
在有關名字對生活影響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的關注點並不僅僅局限於名字是否常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的布雷特·佩勒姆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做了一項著名的研究，結果顯示我們的名字或許會影響我們所選擇的居住城鎮、職業發展道路和結婚對象，甚至還有可能影響我們的政治傾向，比如支持哪個政黨。
佩勒姆查閱了美國人口普查的大量資料，結果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很多名叫佛羅倫斯的人住在佛羅裏達州，很多名叫喬治的人住在喬治亞州，在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亞州，也分別有很多名叫肯尼斯和維吉爾的人。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團隊查閱了6600萬美國人的社會安全死亡記錄，這些人都死在以“聖”字開頭的城市裏，比如聖安妮、聖路易斯等等。他們同樣看到了佩勒姆發現的奇特現象，有很多名叫海倫的人住在聖海倫市，很多查爾斯住在聖查爾斯市，很多托馬斯住在聖托馬斯市，諸如此類。進一步的分析發現，這種效應並不是因父母以出生地為孩子取名造成的，而是因為有很多人主動選擇了到含有他們名字的城市或城鎮定居。
那麽，同樣的效應是否會影響人們對結婚對象的選擇呢？人們會不會更有可能與姓氏首字母和自己相同的人結為夫妻呢？為了找出問題的答案，佩勒姆和他的同事們查閱了1823—1965年期間的1.5萬多份結婚記錄。結果出現了非常有趣的現象，姓氏首字母相同的夫妻在總數中所占的比例遠遠高於預期。研究人員擔心這種效應可能是同族婚配造成的結果（也就是說，特定族群的成員更有可能彼此結為夫妻，所以姓氏的首字母是相同的），於是重新做了一次研究，不過這次他們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了美國最常見的五種姓氏上：史密斯、約翰遜、威廉、瓊斯和布朗。首次研究中看到的現象再一次出現了，比如說，姓史密斯的人更有可能跟另外一個史密斯結婚，而不是瓊斯或威廉；而姓瓊斯的人也更有可能對另一個瓊斯說“我願意”，而不是布朗或約翰遜。
佩勒姆的研究並不僅限於人們的姓名與他們選擇的居住地點、死亡地點和結婚對象之間的關係。他還對姓名可能對職業選擇造成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研究人員在線搜索了美國牙醫（dentist）協會和美國律師wyer）協會的記錄，結果發現很多牙醫的姓氏都是以“den”三個字母開頭的，而不是w”。反過來，在律師當中，姓氏以w”三個字母開頭的比例要比“den”高得多。五金（hardware）和屋頂修繕（roofing）公司老板的資料也呈現出了類似的情況。研究團隊利用雅虎的網絡黃頁搜到了美國最大的20個城市裏所有的五金和屋頂修繕公司，並查看了這些公司老板的姓或名的首字母是不是“h”或“r”。結果顯示，五金公司老板的姓名更有可能以“h”打頭，比如說哈裏斯（harris）五金公司；而屋頂修繕公司老板的姓名更有可能以“r”打頭，比如說拉希德（rashid’s）屋頂修繕公司。在佩勒姆看來，這種效應甚至已經蔓延到了政治領域。在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姓氏以“b”打頭的選民特別喜歡把選票投給布什（bush），而姓氏以“g”打頭的選民更有可能支持戈爾（gore）。在一篇名為“為什麽蘇西會在海邊賣貝殼：隱藏的自我中心和人生的重大決策”（why susie sells seashells by the seashore：implicit egotism and major life decisions）的論文中，佩勒姆對研究結果進行了總結，他說我們或許不應該對這些效應大驚小怪，“那隻不過表示我們都會被自己最愛的那個人所吸引罷了”。
佩勒姆的研究的確非常有趣，但除此以外，也至少為困擾心理學家數十年的一種效應做出了解釋：為什麽一個人的姓氏的含義通常是和其所選擇的職業相匹配的？
1975年，紐約州立大學傑納蘇分校的勞倫斯·凱斯勒收集了一份200多人的名單，這些學者的研究領域都是跟他們的姓氏相關的。凱斯勒的名單中包括一位姓貝斯（bass，意為“低音”）的水底考古學家、一位姓布裏德洛夫（breedlove，意為“培養愛情”）的婚姻關係顧問、一位姓迪尤（due，意為“應付款”）的稅務專家、一位研究女性外陰疾病的姓海曼（hyman，與意為“處女膜”的hymen一詞非常接近）的醫生，以及一位研究親子教育壓力的姓馬姆帕沃爾（mumpower，意為“媽媽的力量”）的心理學家。20世紀90年代晚期，《新科學家》雜誌請讀者把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類似例子寄給雜誌社，結果收獲頗豐。讀者提供的名單中包括音樂教師彼特（beat，意為“拍子”）小姐和夏普（sharp，意為“升半音的”）先生；英國氣象局的工作人員弗勒德 （flood，意為“水災”）、福斯特（frost，意為“霜凍”）、桑德克利夫（thundercliffe，意為“雷崖”）和韋瑟羅爾（weatherall，意為“氣象”）；性愛顧問盧斯特（lust，意為“色欲”）；肺炎專家皮特·阿丘（atchoo，意為“打噴嚏的聲音”）；律師勞利斯wless，意為“無法無天的”）和林奇（lynch，意為“私刑”）；私人偵探懷爾和泰賓（wyre ＆ tapping，意為“竊聽電話”）；精神病院院長麥克納特（utt，意為“喧鬧的”）博士。在所有這些姓名中，我最喜歡的是 《學生海岸指南》 的作者約翰·費什 （fish，意為“魚”） 和蘇珊·費什。
佩勒姆的研究顯示，出現上述情況可能並不隻是巧合，而是因為有些人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朝跟他們的姓名相關的職業發展。作為一名姓懷斯曼（wiseman，意為“聰明人”）的心理學教授，我實在沒有資格去質疑這種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