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我們看待他人的奇特因素並非隻有身高一項。
過去，我們的毛發可比現在要多。當我們還是猿人時，我們的臉上和身上都覆蓋著濃密的毛發。然而，經過上萬年的演化，我們的大部分毛發都已經退化了。至於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目前還存在較大的爭議。有些研究人員認為，那是因為我們逐漸離開了陰暗的森林，而冒險到溫熱的大草原上居住，所以不再需要那麽多的毛發保暖了。另外一些研究人員則認為，身體和臉部毛發的退化是為了降低滋生傳播疾病的虱子和寄生蟲的概率。可是，有些人選擇了逆轉進化，開始展現各種類型的臉部毛發——蓄須。然而，這麽做已經不知不覺改變了周圍人對他們的感知和看法。
1973年，心理學家羅伯特·佩萊格裏尼研究了臉部毛發對性格感知的影響。他設法找到了8個樂意為科學之名把滿臉胡子刮個一幹二淨的年輕人。佩萊格裏尼在理發師對他們的胡子下手之前給每個人拍了一張照片。接下來，在他們臉上隻剩下山羊胡子和八字須的時候又拍了一張，在隻剩下八字須的時候再拍一張，最後在胡子完全刮幹淨之後又拍了一張。佩萊格裏尼請隨機選出的幾組人評估不同照片中的人個性如何。結果發現胡須越多，人們越有可能用陽剛、成熟、優越、自信和勇敢等形容詞來描述照片中人的個性。佩萊格裏尼表示：“在每個刮淨胡子的男人體內，或許都有胡子尖叫著想要冒出來。如果是這樣的話，當前研究的結果就為這種需求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
佩萊格裏尼的研究可以說頗具深度，然而卻忘了問一個很重要的品質：誠實。如果他問了，可能就不會得出那麽積極正麵的結論了。最近的調查顯示，超過50%的西方民眾認為不留胡子的男士要比滿臉胡須的男人更為誠實可靠。很顯然，胡子會讓人跟動機不純、刻意遮掩和糟糕的衛生習慣聯係在一起。雖然留不留胡子跟誠實與否完全沒有關係，但關於胡子的刻板印象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高居前100名的人中沒有一個留胡子的，從1910年開始，在美國總統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中也沒有一個留胡子的，或許這正是原因所在。
心理學家已就臉部特征對個性和能力感知的影響做過諸多研究，有關胡子的研究隻是其中一個很細小的部分。
最近，普林斯頓大學的亞曆山大·托多洛夫和他的同事們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宣稱臉部特征在人們的政治生涯中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托多洛夫讓學生們觀看幾組黑白的頭部特寫照片，照片上的人分別是2000年、2002年和2004年美國參議員選舉中的勝出者和落選者。托多洛夫請學生們針對每組照片指出其中的哪一個人更能勝任參議員。雖然學生們隻是匆匆地掃了一眼這些照片，但他們的選擇跟實際選舉結果的吻合程度竟然高達70%。不僅如此，依據學生觀點的差異程度也能夠比較準確地預測到選舉結果。如果大部分的學生都覺得某組照片的某個人看起來最有能力，那麽這個人顯然就是在選舉中勝出的那一位。如果學生們的觀點存在較大的差異，那麽就不太可能準確地反映出實際的選舉結果了。
如果人們對於臉部特征的刻板印象能夠影響投票箱內的選票的話，那麽還有沒有臉部特征顯得至關重要的其他場景呢？比如說，這種對人臉特征刻板印象會不會影響到人們在法庭上如何給被告定罪呢？
那麽請問陪審團，這看起來像是冷血殺手的臉嗎？
在第二章裏，我描述了如何在羅賓·代伊爵士的幫助下做了我的第一個大眾傳媒心理學實驗，當時的目的就是探討撒謊的心理。三年後，我又回到同一間演播廳做了第二個實驗。這一次的實驗規模更大，而且也比第一個實驗複雜多了。這一次，我們想要看一看正義是否的確是盲目的。（譯者注：原文為justice is blind，本義為“正義不看人麵”，作者在這裏刻意將blind曲解為“盲目的”。）這項研究的靈感來源於我偶然看到的蓋瑞·拉爾森漫畫《遠征》。漫畫的場景是法庭，被告的辯護律師正在向陪審團慷慨陳詞。律師指著被告說：“那麽請問陪審團……這看起來像是冷血殺手的臉嗎？”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個西裝革履的人，不過這個人的臉並沒有出現，讀者看到的隻是一個典型的漫畫式笑臉：兩個黑點代表的是眼睛，一個凸向下方的半圓代表的是微笑時的嘴形。就像所有優秀的喜劇一樣，拉爾森的漫畫讓我發出了源自內心的笑聲，但隨後也讓我陷入了沉思。
陪審團要做的決定都是很嚴肅的，所以他們必須盡最大可能保持理性，這一點至關重要。我想如果通過實驗的方式來測驗一下這種所謂的理性肯定非常有趣。於是，在英國廣播公司的王牌科技類節目《明日世界》的直播中，我們請觀眾來扮演陪審團成員。我們會播放一段模擬審判的視頻，然後請觀眾確定視頻中的被告是否有罪。觀眾可以通過撥打兩個不同的電話號碼進行投票。
不過，電視觀眾並不知道，我們已經把全國分成了兩個大組。我們發現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是通過13個不同的發射器覆蓋全國的。通常來說，這些發射器傳輸的都是相同的信號，所以全國電視觀眾看到的節目也都是一樣的。然而，為了配合這次實驗，英國廣播公司專程為我們開了綠燈，讓這些發射器傳輸兩種不同的信號，從而將英國的電視觀眾一分為二，兩組觀眾看到的也就是兩種不同的節目。
被告被指控破門而入偷走了一台電腦，所有電視觀眾看到的犯罪證據都是一樣的。然而，兩組觀眾看到的被告是不同的。其中一個被告的臉部特征與人們通常想象的罪犯非常吻合——塌塌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窩。另外一個被告的臉部特征則給人以清白無辜的印象——嬰兒臉和清澈的藍眼睛。為了確保實驗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兩名被告穿的衣服是完全一樣的，坐在被告席上完全相同的位置，而且都麵無表情。
我們仔細擬定了法官的陳詞，說明了被告為何被指控犯有入室盜竊罪，然而，法庭上出示的證據和出庭的證人都不能確鑿地證明被告是否有罪。比如說，被告的妻子說他在案發時正在一家酒吧裏喝酒，但另一名證人說看到他在案發前30分鍾左右就離開了酒吧。案發現場的腳印跟被告的鞋子非常吻合，但很多人都有那個牌子的鞋子。
節目播出後，我們焦急地等在電話機前，不知道到底能接到多少電話。很顯然這個實驗在觀眾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做撒謊實驗時，我們接到了大約3萬個電話，但這一次，打進電話的觀眾人數至少是上次的兩倍。在判斷被告是否有罪時，公正、理性的觀眾隻會關注證據。然而，實驗結果證明，很多觀眾的判斷都受到了被告臉部特征的影響。大約40%的人認為塌鼻子、深眼窩的被告有罪；隻有29%的觀眾認為藍眼睛、娃娃臉的被告有罪。很多人忽視了犯罪證據的複雜性，單憑被告的臉部特征就草草做出了自己的決定。
也許有人會說，電視演播廳裏的模擬法庭相對而言具有非常明顯的人為痕跡，所以才會出現上述效應。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亞利桑那州梅西赫斯特學院的心理學家約翰·斯圖爾特曾花費數個小時在法庭上評估真實被告的吸引力。他發現，對於外貌英俊的男人，法院的量刑要遠遠輕於那些犯有同樣罪行，但長相不太有吸引力的人。
在《影響力》一書中，心理學家羅伯特·西奧迪尼將這項研究與一個極不尋常的實驗聯係在了一起，實驗的目的在於探討在監獄裏對病人施行整形手術的後果。20世紀60年代末，為了矯正臉部出現的損傷，紐約市監獄的一群犯人被施行了整形手術。研究人員發現，與沒有接受整形手術的犯人相比，整過形的人再次犯罪入獄的可能性要小很多。罪犯所接受的改造看起來並不能防止他們再次作案，比如教育和培訓。但外貌卻好像能夠解決這一切。實驗結果引起了一些社會政策製定者的注意，他們表示，社會上的刻板印象是導致一些人屢次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所在，而改變其外貌特征是一種阻止他們再次作案的有效方式。這種說法或許是有道理的。不過，西奧迪尼卻利用詹姆士·斯圖爾特獲取的數據對實驗結果做出了另外一種詮釋。整形手術對於罪犯是否會再次作案可能並沒有什麽影響，隻不過是外貌得到改善後意味著他們不太可能被投入監獄罷了。
過去，我們的毛發可比現在要多。當我們還是猿人時，我們的臉上和身上都覆蓋著濃密的毛發。然而，經過上萬年的演化，我們的大部分毛發都已經退化了。至於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目前還存在較大的爭議。有些研究人員認為，那是因為我們逐漸離開了陰暗的森林，而冒險到溫熱的大草原上居住，所以不再需要那麽多的毛發保暖了。另外一些研究人員則認為，身體和臉部毛發的退化是為了降低滋生傳播疾病的虱子和寄生蟲的概率。可是，有些人選擇了逆轉進化，開始展現各種類型的臉部毛發——蓄須。然而，這麽做已經不知不覺改變了周圍人對他們的感知和看法。
1973年，心理學家羅伯特·佩萊格裏尼研究了臉部毛發對性格感知的影響。他設法找到了8個樂意為科學之名把滿臉胡子刮個一幹二淨的年輕人。佩萊格裏尼在理發師對他們的胡子下手之前給每個人拍了一張照片。接下來，在他們臉上隻剩下山羊胡子和八字須的時候又拍了一張，在隻剩下八字須的時候再拍一張，最後在胡子完全刮幹淨之後又拍了一張。佩萊格裏尼請隨機選出的幾組人評估不同照片中的人個性如何。結果發現胡須越多，人們越有可能用陽剛、成熟、優越、自信和勇敢等形容詞來描述照片中人的個性。佩萊格裏尼表示：“在每個刮淨胡子的男人體內，或許都有胡子尖叫著想要冒出來。如果是這樣的話，當前研究的結果就為這種需求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
佩萊格裏尼的研究可以說頗具深度，然而卻忘了問一個很重要的品質：誠實。如果他問了，可能就不會得出那麽積極正麵的結論了。最近的調查顯示，超過50%的西方民眾認為不留胡子的男士要比滿臉胡須的男人更為誠實可靠。很顯然，胡子會讓人跟動機不純、刻意遮掩和糟糕的衛生習慣聯係在一起。雖然留不留胡子跟誠實與否完全沒有關係，但關於胡子的刻板印象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高居前100名的人中沒有一個留胡子的，從1910年開始，在美國總統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中也沒有一個留胡子的，或許這正是原因所在。
心理學家已就臉部特征對個性和能力感知的影響做過諸多研究，有關胡子的研究隻是其中一個很細小的部分。
最近，普林斯頓大學的亞曆山大·托多洛夫和他的同事們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宣稱臉部特征在人們的政治生涯中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托多洛夫讓學生們觀看幾組黑白的頭部特寫照片，照片上的人分別是2000年、2002年和2004年美國參議員選舉中的勝出者和落選者。托多洛夫請學生們針對每組照片指出其中的哪一個人更能勝任參議員。雖然學生們隻是匆匆地掃了一眼這些照片，但他們的選擇跟實際選舉結果的吻合程度竟然高達70%。不僅如此，依據學生觀點的差異程度也能夠比較準確地預測到選舉結果。如果大部分的學生都覺得某組照片的某個人看起來最有能力，那麽這個人顯然就是在選舉中勝出的那一位。如果學生們的觀點存在較大的差異，那麽就不太可能準確地反映出實際的選舉結果了。
如果人們對於臉部特征的刻板印象能夠影響投票箱內的選票的話，那麽還有沒有臉部特征顯得至關重要的其他場景呢？比如說，這種對人臉特征刻板印象會不會影響到人們在法庭上如何給被告定罪呢？
那麽請問陪審團，這看起來像是冷血殺手的臉嗎？
在第二章裏，我描述了如何在羅賓·代伊爵士的幫助下做了我的第一個大眾傳媒心理學實驗，當時的目的就是探討撒謊的心理。三年後，我又回到同一間演播廳做了第二個實驗。這一次的實驗規模更大，而且也比第一個實驗複雜多了。這一次，我們想要看一看正義是否的確是盲目的。（譯者注：原文為justice is blind，本義為“正義不看人麵”，作者在這裏刻意將blind曲解為“盲目的”。）這項研究的靈感來源於我偶然看到的蓋瑞·拉爾森漫畫《遠征》。漫畫的場景是法庭，被告的辯護律師正在向陪審團慷慨陳詞。律師指著被告說：“那麽請問陪審團……這看起來像是冷血殺手的臉嗎？”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個西裝革履的人，不過這個人的臉並沒有出現，讀者看到的隻是一個典型的漫畫式笑臉：兩個黑點代表的是眼睛，一個凸向下方的半圓代表的是微笑時的嘴形。就像所有優秀的喜劇一樣，拉爾森的漫畫讓我發出了源自內心的笑聲，但隨後也讓我陷入了沉思。
陪審團要做的決定都是很嚴肅的，所以他們必須盡最大可能保持理性，這一點至關重要。我想如果通過實驗的方式來測驗一下這種所謂的理性肯定非常有趣。於是，在英國廣播公司的王牌科技類節目《明日世界》的直播中，我們請觀眾來扮演陪審團成員。我們會播放一段模擬審判的視頻，然後請觀眾確定視頻中的被告是否有罪。觀眾可以通過撥打兩個不同的電話號碼進行投票。
不過，電視觀眾並不知道，我們已經把全國分成了兩個大組。我們發現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是通過13個不同的發射器覆蓋全國的。通常來說，這些發射器傳輸的都是相同的信號，所以全國電視觀眾看到的節目也都是一樣的。然而，為了配合這次實驗，英國廣播公司專程為我們開了綠燈，讓這些發射器傳輸兩種不同的信號，從而將英國的電視觀眾一分為二，兩組觀眾看到的也就是兩種不同的節目。
被告被指控破門而入偷走了一台電腦，所有電視觀眾看到的犯罪證據都是一樣的。然而，兩組觀眾看到的被告是不同的。其中一個被告的臉部特征與人們通常想象的罪犯非常吻合——塌塌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窩。另外一個被告的臉部特征則給人以清白無辜的印象——嬰兒臉和清澈的藍眼睛。為了確保實驗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兩名被告穿的衣服是完全一樣的，坐在被告席上完全相同的位置，而且都麵無表情。
我們仔細擬定了法官的陳詞，說明了被告為何被指控犯有入室盜竊罪，然而，法庭上出示的證據和出庭的證人都不能確鑿地證明被告是否有罪。比如說，被告的妻子說他在案發時正在一家酒吧裏喝酒，但另一名證人說看到他在案發前30分鍾左右就離開了酒吧。案發現場的腳印跟被告的鞋子非常吻合，但很多人都有那個牌子的鞋子。
節目播出後，我們焦急地等在電話機前，不知道到底能接到多少電話。很顯然這個實驗在觀眾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做撒謊實驗時，我們接到了大約3萬個電話，但這一次，打進電話的觀眾人數至少是上次的兩倍。在判斷被告是否有罪時，公正、理性的觀眾隻會關注證據。然而，實驗結果證明，很多觀眾的判斷都受到了被告臉部特征的影響。大約40%的人認為塌鼻子、深眼窩的被告有罪；隻有29%的觀眾認為藍眼睛、娃娃臉的被告有罪。很多人忽視了犯罪證據的複雜性，單憑被告的臉部特征就草草做出了自己的決定。
也許有人會說，電視演播廳裏的模擬法庭相對而言具有非常明顯的人為痕跡，所以才會出現上述效應。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亞利桑那州梅西赫斯特學院的心理學家約翰·斯圖爾特曾花費數個小時在法庭上評估真實被告的吸引力。他發現，對於外貌英俊的男人，法院的量刑要遠遠輕於那些犯有同樣罪行，但長相不太有吸引力的人。
在《影響力》一書中，心理學家羅伯特·西奧迪尼將這項研究與一個極不尋常的實驗聯係在了一起，實驗的目的在於探討在監獄裏對病人施行整形手術的後果。20世紀60年代末，為了矯正臉部出現的損傷，紐約市監獄的一群犯人被施行了整形手術。研究人員發現，與沒有接受整形手術的犯人相比，整過形的人再次犯罪入獄的可能性要小很多。罪犯所接受的改造看起來並不能防止他們再次作案，比如教育和培訓。但外貌卻好像能夠解決這一切。實驗結果引起了一些社會政策製定者的注意，他們表示，社會上的刻板印象是導致一些人屢次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所在，而改變其外貌特征是一種阻止他們再次作案的有效方式。這種說法或許是有道理的。不過，西奧迪尼卻利用詹姆士·斯圖爾特獲取的數據對實驗結果做出了另外一種詮釋。整形手術對於罪犯是否會再次作案可能並沒有什麽影響，隻不過是外貌得到改善後意味著他們不太可能被投入監獄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