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曾委托我研究金融占星學的權威科學團體英國科學促進會又找到了我。為期一年的全國性科學慶祝活動急需一個大型的實驗項目作為亮點，而且該項目還必須能夠吸引公眾的注意力。他們問我對此是否有興趣，如果我來做的話，這次會選什麽項目來試驗。
我苦苦思索許久，也沒有想出什麽好的點子。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重播的《蒙蒂·派森之飛行的馬戲團》，於是開始考慮是否有可能真正去尋找全球最爆笑的笑話。我知道這個項目有紮實的科學基礎，因為許多全球最偉大的思想家都針對幽默寫過大量的文章，其中就包括弗洛伊德、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事實上，哲學家路德維格·維特根斯坦特別著迷於這個主題，他甚至說過哲學界應該為笑話專門做一次全麵而詳盡的研究。隨後我發現，每當我提到這個想法的時候，都會在人群中引發熱烈的討論。有些人懷疑是否真的存在世界上最爆笑的笑話。另外一些人則覺得不可能通過科學的方式分析幽默。不過，幾乎所有人都非常熱心地把他們最喜歡的笑話講給我聽。這個想法能夠以罕見的方式將科學性和公眾的興趣點結合起來，所以我感覺值得好好研究一番。
於是我擬定了一個基於互聯網的國際性研究項目方案提交給了英國科學促進會，並將其命名為“笑話實驗室”。我將會設立一個網站，該網站分為兩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人們可以在線輸入他們最喜歡的笑話，然後提交至檔案庫。在第二部分，人們需要先回答幾個與個人信息有關的簡單問題（比如性別、年齡和國籍等），然後評估從檔案庫中隨機選出的一些笑話到底有多好笑。在為期一年的時間裏，我們將能夠逐漸建立一個龐大的檔案庫，而且能夠采集到全球各地網民對不同笑話的評分。有了這些數據，我們就能夠以科學的方法找出讓不同的人發笑的因素，以及到底哪一個笑話能夠讓全世界都樂開懷。英國科學促進會對我提交的方案表示認可，於是“笑話實驗室”一路綠燈地順利上線了。
這個項目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得說服全球各地成千上萬的人訪問我們的網站並積極參與其中。為了擴大影響，我和英國促進會在發布“笑話實驗室”之際拍了一張引人注目的照片。這張照片基於據說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笑話（後麵我們會用科學的方式證明這個笑話其實一點兒都不好笑）拍攝：“小雞為什麽要過馬路？為了到對麵去。”2001年9月，我穿著白大褂站在馬路中間，手裏拿著一個有紙夾的寫字板。站在我旁邊的是一個身穿超大號小雞服裝的學生。好幾家全國性報紙的攝影記者排在我們麵前猛拍照片。當時的場景我依然記憶猶新，其中一名記者抬起頭來大聲喊道：“裝扮成科學家的家夥能站到左邊去嗎？”我大聲回答他說：“我就是科學家。”然後有點兒窘迫地看了看站在我旁邊的巨型小雞。在接下來的12個月裏，我經常會遇到這種超現實的情形。
網站的發布非常順利，“笑話實驗室”很快就上了全球各地的報紙和雜誌。網站正式上線後的幾個小時內，我們就收到了500多個笑話和1萬多個評分。隨後我們遇到了一個嚴峻的問題。很多笑話看起來有點兒粗俗，事實上，我這麽說還是太委婉了，那些笑話完全可以用猥褻下流來形容。其中有一個笑話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個低俗的笑話中出現了兩名修女、一大串香蕉、一頭大象和小野洋子。我們根本無法知道誰會訪問我們的網站並給檔案庫中的笑話打分，所以不能允許此類的笑話入庫。網站上線的第一天我們就積壓了300多個來不及處理的笑話，很顯然我們需要有專人對這些笑話進行審查。我的研究助理艾瑪·格林寧把我們從這個困境中拯救了出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艾瑪每天都仔細閱讀網民提交的每一則笑話，並把那些不適合全家人共賞的笑話攔在檔案庫之外。不過，艾瑪也會時常感到比較鬱悶，因為她會一再地看到同一則笑話，其中有一則低俗的笑話竟然被提交了300多次。不過，她也因此有了一個額外的收獲，那就是擁有了世界上最大的下流笑話庫。
網民對笑話的評分共分五個級別，從“不太好笑”到“非常好笑”。為了簡化分析過程，我們將評分為四級和五級的笑話全部歸類為“是的，這個笑話很好笑”，然後再把所有歸入此類的笑話按評分人數的多少進行排列。如果某則笑話的確不是那麽好笑，很可能就隻有1%—2%的人將其評為四級或五級。相反，那些真正令人捧腹的笑話肯定會吸引更多的人給出高分。到第一周結束的時候，我們查閱了其中一些排名領先的笑話。其中的大部分笑話都非常糟糕，所以並沒有太多的人給出較高的評分。即便是排在前幾位的笑話，將其評為四級或五級的人數也未達到50%。大約25%—35%的參與者認為下麵這幾則笑話比較好笑，所以它們成了第一周排行榜的前四名：一位老師心情不好，所以決定拿她班上的小朋友出氣，於是說：“覺得自己很笨的學生，起立！”過了幾秒鍾，隻有一個小朋友慢慢地站了起來。這位老師看著這個孩子問道：“你覺得自己很笨嗎？”
“沒有……”小朋友回答說，“……我隻是不願意看到你一個人站在那裏。”
你聽說過有人因為在30分鍾內完成了拚圖而沾沾自喜嗎，原因就在於包裝盒上寫著“五到六年”？（譯者注：其實是“五歲到六歲”的意思。）得克薩斯人：你打哪兒來？
哈佛大學研究生：我來自一個講話不會以介詞結尾的地方（譯者注：得克薩斯人的問題是以介詞from結尾的）。
得克薩斯人：好吧。你打哪兒來，蠢貨？
一個白癡沿著河往前走，然後發現河對麵有另外一個白癡。第一個白癡衝第二個白癡喊道：“我怎麽才能到對麵去？”第二個白癡馬上回答說：“你已經在對麵了！”
名列前茅的這幾則笑話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讓讀者產生了一種優越感。這種感覺的出現是因為笑話裏的人看起來都很愚蠢（比如拚圖的人）、會對一種顯而易見的情景產生誤解（比如河對麵的白癡）、嘲諷另一個狂妄自大的人（比如得克薩斯人回複哈佛大學研究生的話）或者讓掌握權力的人看起來很可笑（比如老師和小朋友）。關於喜劇和悲劇的區別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如果是你掉進了沒蓋蓋子的下水管道檢修孔，那就是喜劇。不過，如果掉進去的是我……”我的這些發現剛好為這種說法提供了實驗上的支持性證據。
當人們感到有優越感時就會發笑，這一點可不是我們首先發現的。大約在公元前400年，古希臘學者柏拉圖在其名著《理想國》中就提到了這種理論。“優越性”理論的支持者認為，笑源自於露齒的動作，就像是“古代叢林決鬥中勝利者的吼聲”。正是由於笑與動物性和原始性有關，所以柏拉圖不太愛笑。他認為取笑別人的不幸是錯誤的，而開懷大笑是一時失控的表現，會讓我們看起來有失人樣。事實上，這位現代哲學之父非常擔心笑對道德品行的潛在破壞，所以建議人們盡量少看喜劇，而且永遠不要演這類低俗的戲劇。
古希臘思想家亞裏士多德後來寫的文章也呼應了柏拉圖的觀點。遺憾的是，我們隻能間接地從一些參考資料中看到亞裏士多德對笑的看法，因為他的原始論述早已年久失傳（翁貝托·埃科所著《玫瑰的名字》的核心思想就來自亞裏士多德）。亞裏士多德認為，很多成功的小醜和喜劇演員就是通過為我們營造出一種優越感而把我們逗笑的。支持這種理論的證據是很容易找到的。在中世紀，侏儒和駝背的人給大家帶來了很多的歡笑。在維多利亞時代，人們會取笑精神病院的患者和畸形秀中的怪胎。1976年的一項研究表明，當要求人們用幾個形容詞來描述喜劇演員時，他們通常會想到“肥胖的”“畸形的”和“愚蠢的”等詞。
“優越性”理論也可以用來解釋我們為什麽會取笑某個群體。英國人向來喜歡講愛爾蘭人的笑話，美國人喜歡取笑波蘭人，加拿大人總拿紐芬蘭人開涮，法國人總愛嘲諷比利時人，而德國人調侃的對象是本國的奧斯特弗裏斯蘭人。在任何一種情況下，都是一群人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另外一群人的痛苦之上。
1934年，伍爾夫教授和他的同事們發表了“優越性”理論的首個實驗研究成果。研究人員分別請猶太人和非猶太人評估各種笑話的可笑程度。為了盡量控製笑話的呈現方式，研究人員把所有的笑話印在了一條長140英尺（約43米）寬4英寸（約10厘米）的布上，然後以固定的速度把長長的布條從實驗室牆上的開孔裏穿過，確保每位參與者一次隻能看到笑話中的一個單詞。每則笑話的結尾處都會印上一個星號。隻要一看到星號，參與者就必須喊出他們覺得剛看到的笑話有多好笑。笑話的好笑級別介於-2 （非常無趣） 和+4 （非常幽默）之間。正如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所預測的那樣，非猶太人會覺得貶損猶太人的笑話更可笑一些，而猶太人更喜歡貶損非猶太人的笑話。實驗的另一部分是探索有關對照組——貶損蘇格蘭人的笑話對於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來說是不是一樣好笑。研究人員向參與者呈現了一係列貶損蘇格蘭人的笑話，比如下麵這則經典笑話：為什麽蘇格蘭人高爾夫打得那麽好？因為他們意識到了擊球的次數越少，球的損耗也就越少。結果驚奇地發現非猶太人比猶太人更覺得這則笑話好笑。開始的時候，研究人員在想是不是因為非猶太人更有幽默感，後來意識到選擇貶損蘇格蘭人的笑話作為對照組實在是不明智之舉。猶太人和蘇格蘭人都經常被人當作笑話中的“吝嗇鬼”，這讓猶太人對蘇格蘭人產生了同情心理，所以他們會覺得嘲諷蘇格蘭人的笑話並不好笑。很顯然，參與這種具有開創性的研究對於人們來說並非易事，有些參與者抱怨說，很多笑話他們早就聽過多次了，有一個人甚至表示，他寧可遭受電擊也不願意再聽什麽一句話幽默了。
如今，研究人員已在致力於克服這個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幫助擴充和優化了“優越性”理論。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笑話帶給人的優越感越強烈，人們就會笑得越開心。如果一名殘疾人踩到香蕉皮上滑倒了，大部分人都不會覺得好笑，但如果把殘疾人換成了交警，那幾乎每個人都會馬上笑出聲來。這個簡單的道理解釋了為什麽很多笑話都是拿當權人物開涮的，比如政客。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大衛·萊特曼的經典調皮話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路上塞車太嚴重了，我使勁兒擠過的空間竟然比克林頓對‘性’的定義還要窄”，或者法官和律師，“你把智商隻有10的律師稱作什麽？律師。那麽智商為15的律師呢？法官大人。”那些坐在權力寶座上的人通常並不明白這些笑話為什麽好笑，而且還會把它們當作對其權威性的真實威脅。希特勒就特別在意幽默的可能影響，並因此設立了“第三帝國笑話法庭”，以懲罰那些使用幽默不當的人，比如說把自己的寵物狗起名為“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的人。
有些研究人員認為，這類笑話可能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1997年，威爾士卡迪夫大學的心理學家格裏高裏·麥歐和他的同事們探討了優越性笑話會如何影響人們對嘲諷對象的感知。研究項目是在加拿大進行的，所以笑話中的“笑柄”基本上都是經常被加拿大人醜化為笨蛋的紐芬蘭人。在實驗開始前，研究人員把參與者隨機分為了兩組。每一組的人都被要求錄製一套笑話，研究人員宣稱實驗的目的是幫助確定聲音的質量，看不同的聲音會不會聽起來很好笑或很不好笑。其中一組人看到的笑話都不以紐芬蘭人為嘲諷對象（比如《宋飛正傳》裏麵的素材），而另一組人看到的則是取笑紐芬蘭人的笑話，比如下麵這則經典笑話：“我的一位紐芬蘭朋友聽說婦女每分鍾產下一個孩子時，他覺得是時候讓這位婦女停下來了。”隨後，研究人員讓每名參與者談一下他們覺得紐芬蘭人都有哪些性格特質。與剛剛看過《宋飛正傳》素材的人相比，看到貶損紐芬蘭人笑話的人會覺得紐芬蘭人更笨拙、更愚蠢、更沒腦子，反應也更遲鈍。
正如人們所擔心的那樣，其他研究工作發現，優越性笑話也會對人們的自我感知產生戲劇性的影響。德國布萊梅國際大學的傑恩斯·弗斯特最近對80名頭發顏色各不相同的女性進行了智力測驗。他讓半數參與者看了幾則嘲諷金發女郎比較弱智的笑話，然後對所有人進行智力測驗。結果發現，剛看過那幾則笑話的金發女郎在得分上要明顯低於那些未看到笑話的金發女郎，這意味著笑話能夠影響人們的自信和行為，從而導致笑話成真。
“笑話實驗室”上線後不久，我們就看到了“優越性”理論的影子，它是通過長久以來的性別之爭呈現出來的。25%的女性認為下麵的這則笑話非常好笑，但持同樣觀點的男性僅為10%。
丈夫站到了一個號稱可以測量運氣與體重的投幣式體重計上，投進去一枚硬幣。隨後他拿到了一張白色的小卡片，“聽聽這個，”他朝自己的妻子喊道，“卡片上說我精力充沛、足智多謀，是一個很棒的人。”“沒錯，”妻子點了點頭說，“別忘了，它也把你的體重搞錯了。”
男性和女性對這則笑話的評價之所以存在差異，一個很明顯的可能性就是被嘲諷的是一名男性，所以才會有更多的女性覺得好笑。然而，這或許並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釋。比如說，也可能是因為女性通常都會覺得笑話比較好笑。有人做過長達一年的研究，分析了1200個日常對話中出現的笑話，結果發現，當一名男性講一則笑話時，71%的女性都會被逗笑，如果換成一名女性去講，卻隻有39%的男性會笑出聲來。為了確定到底哪一種詮釋才是正確的，我們從笑話實驗室的檔案庫裏找出了一些取笑女性的笑話，比如下麵的這一則：一名在高速公路上開車的男人被警察攔了下來。警察問他：“你知道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在一英裏（約1.6千米）外就已經掉到車外了嗎？”這個男人的臉上露出了開心的笑容，同時回答說：“感謝上帝！我剛才還以為自己聾了！”
平均而言，15%的女性會覺得嘲諷女性的笑話好笑，但持同樣觀點的男性卻高達50%。這些笑話的評分充分說明，“優越性”理論的確可以解釋讓男性和女性發笑的東西有何不同。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男性和女性在幽默和笑話上沒有差別。研究發現，男性講的笑話要遠遠多於女性。有人做了一項研究，讓200名大學生記錄在一周內聽到的所有笑話，並注明講笑話者的性別。這些學生共記錄了604個笑話，其中60%都來自男性。講笑話的人在性別上的這種差異性在許多國家都可以看到，即便是剛開始學會講笑話的小孩子也出現了這種情況。
有些學者認為，這種差異性的存在可能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女性之所以回避笑話是因為她們擔心笑話可能與性或攻擊行為有關（“你會把雷區的猴子稱作什麽？狒狒”）。（譯者注：表示狒狒的英文單詞baboon和表示地雷爆炸聲響的單詞baboom發音類似。）其他一些學者則認為這種差異性根源於笑聲、笑話和地位的聯係。社會地位比較高的人講的笑話要多於社會地位相對較低的人。從傳統上來看，女性的社會地位相對較低，所以可能因此習慣了聽笑話，而不是自己講笑話。有趣的是，講笑話和社會地位的關係也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自我貶損的笑話，社會地位相對較低的人更有可能講這類笑話。研究人員對男性和女性專業搞笑演員的調查也驗證了這一觀點。12%的男性搞笑演員的手稿中含有自我貶損的幽默，而在女性的手稿中這個比例高達63%。
在項目進展到第三個月時，我們對采集的數據進行了首次深入分析。項目技術專家傑德·埃弗瑞特從網站上下載了1萬多條笑話和10萬多個評分，感謝熱心的網民讓我們知道他們對笑話可笑程度的看法。當時排在第一名的笑話被46%的參與者評為非常好笑。這則笑話是由來自英格蘭西北部黑澤市的傑夫·安南達帕提交的，與著名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和他的倒黴夥伴華生醫生有關：夏洛克·福爾摩斯和華生一起去露營。他們在滿天繁星下搭好了帳篷，然後就睡覺了。到了午夜時分，福爾摩斯把華生從睡夢中叫醒了，並且說道：“華生，抬頭瞧瞧天上的那些星星，告訴我你看到了什麽。”
華生回答說：“我看到了數百萬顆星星在閃爍。”
福爾摩斯又問道：“那麽你從中能夠得出什麽結論呢？”
華生回答說：“嗯，如果有數百萬顆星星，即便隻有很少幾顆有自己的行星，其中也很可能有與地球類似的星球。如果有些行星跟地球比較類似，那上麵就可能有生命存在。”
福爾摩斯說：“華生，你這個白癡，這意味著有人偷了我們的帳篷。”
這是典型的雙層式“優越性”理論。我們會笑華生沒有發現帳篷不見了，也會因福爾摩斯用那種自以為是的方式轉告華生這個信息而發笑。
兩千年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推測優越感在創造幽默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我們的研究成果不僅驗證了他的猜測，而且還顯示，即便是在21世紀，那種建立在別人不幸之上的動物性大吼依然存在。
我苦苦思索許久，也沒有想出什麽好的點子。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重播的《蒙蒂·派森之飛行的馬戲團》，於是開始考慮是否有可能真正去尋找全球最爆笑的笑話。我知道這個項目有紮實的科學基礎，因為許多全球最偉大的思想家都針對幽默寫過大量的文章，其中就包括弗洛伊德、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事實上，哲學家路德維格·維特根斯坦特別著迷於這個主題，他甚至說過哲學界應該為笑話專門做一次全麵而詳盡的研究。隨後我發現，每當我提到這個想法的時候，都會在人群中引發熱烈的討論。有些人懷疑是否真的存在世界上最爆笑的笑話。另外一些人則覺得不可能通過科學的方式分析幽默。不過，幾乎所有人都非常熱心地把他們最喜歡的笑話講給我聽。這個想法能夠以罕見的方式將科學性和公眾的興趣點結合起來，所以我感覺值得好好研究一番。
於是我擬定了一個基於互聯網的國際性研究項目方案提交給了英國科學促進會，並將其命名為“笑話實驗室”。我將會設立一個網站，該網站分為兩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人們可以在線輸入他們最喜歡的笑話，然後提交至檔案庫。在第二部分，人們需要先回答幾個與個人信息有關的簡單問題（比如性別、年齡和國籍等），然後評估從檔案庫中隨機選出的一些笑話到底有多好笑。在為期一年的時間裏，我們將能夠逐漸建立一個龐大的檔案庫，而且能夠采集到全球各地網民對不同笑話的評分。有了這些數據，我們就能夠以科學的方法找出讓不同的人發笑的因素，以及到底哪一個笑話能夠讓全世界都樂開懷。英國科學促進會對我提交的方案表示認可，於是“笑話實驗室”一路綠燈地順利上線了。
這個項目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得說服全球各地成千上萬的人訪問我們的網站並積極參與其中。為了擴大影響，我和英國促進會在發布“笑話實驗室”之際拍了一張引人注目的照片。這張照片基於據說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笑話（後麵我們會用科學的方式證明這個笑話其實一點兒都不好笑）拍攝：“小雞為什麽要過馬路？為了到對麵去。”2001年9月，我穿著白大褂站在馬路中間，手裏拿著一個有紙夾的寫字板。站在我旁邊的是一個身穿超大號小雞服裝的學生。好幾家全國性報紙的攝影記者排在我們麵前猛拍照片。當時的場景我依然記憶猶新，其中一名記者抬起頭來大聲喊道：“裝扮成科學家的家夥能站到左邊去嗎？”我大聲回答他說：“我就是科學家。”然後有點兒窘迫地看了看站在我旁邊的巨型小雞。在接下來的12個月裏，我經常會遇到這種超現實的情形。
網站的發布非常順利，“笑話實驗室”很快就上了全球各地的報紙和雜誌。網站正式上線後的幾個小時內，我們就收到了500多個笑話和1萬多個評分。隨後我們遇到了一個嚴峻的問題。很多笑話看起來有點兒粗俗，事實上，我這麽說還是太委婉了，那些笑話完全可以用猥褻下流來形容。其中有一個笑話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個低俗的笑話中出現了兩名修女、一大串香蕉、一頭大象和小野洋子。我們根本無法知道誰會訪問我們的網站並給檔案庫中的笑話打分，所以不能允許此類的笑話入庫。網站上線的第一天我們就積壓了300多個來不及處理的笑話，很顯然我們需要有專人對這些笑話進行審查。我的研究助理艾瑪·格林寧把我們從這個困境中拯救了出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艾瑪每天都仔細閱讀網民提交的每一則笑話，並把那些不適合全家人共賞的笑話攔在檔案庫之外。不過，艾瑪也會時常感到比較鬱悶，因為她會一再地看到同一則笑話，其中有一則低俗的笑話竟然被提交了300多次。不過，她也因此有了一個額外的收獲，那就是擁有了世界上最大的下流笑話庫。
網民對笑話的評分共分五個級別，從“不太好笑”到“非常好笑”。為了簡化分析過程，我們將評分為四級和五級的笑話全部歸類為“是的，這個笑話很好笑”，然後再把所有歸入此類的笑話按評分人數的多少進行排列。如果某則笑話的確不是那麽好笑，很可能就隻有1%—2%的人將其評為四級或五級。相反，那些真正令人捧腹的笑話肯定會吸引更多的人給出高分。到第一周結束的時候，我們查閱了其中一些排名領先的笑話。其中的大部分笑話都非常糟糕，所以並沒有太多的人給出較高的評分。即便是排在前幾位的笑話，將其評為四級或五級的人數也未達到50%。大約25%—35%的參與者認為下麵這幾則笑話比較好笑，所以它們成了第一周排行榜的前四名：一位老師心情不好，所以決定拿她班上的小朋友出氣，於是說：“覺得自己很笨的學生，起立！”過了幾秒鍾，隻有一個小朋友慢慢地站了起來。這位老師看著這個孩子問道：“你覺得自己很笨嗎？”
“沒有……”小朋友回答說，“……我隻是不願意看到你一個人站在那裏。”
你聽說過有人因為在30分鍾內完成了拚圖而沾沾自喜嗎，原因就在於包裝盒上寫著“五到六年”？（譯者注：其實是“五歲到六歲”的意思。）得克薩斯人：你打哪兒來？
哈佛大學研究生：我來自一個講話不會以介詞結尾的地方（譯者注：得克薩斯人的問題是以介詞from結尾的）。
得克薩斯人：好吧。你打哪兒來，蠢貨？
一個白癡沿著河往前走，然後發現河對麵有另外一個白癡。第一個白癡衝第二個白癡喊道：“我怎麽才能到對麵去？”第二個白癡馬上回答說：“你已經在對麵了！”
名列前茅的這幾則笑話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讓讀者產生了一種優越感。這種感覺的出現是因為笑話裏的人看起來都很愚蠢（比如拚圖的人）、會對一種顯而易見的情景產生誤解（比如河對麵的白癡）、嘲諷另一個狂妄自大的人（比如得克薩斯人回複哈佛大學研究生的話）或者讓掌握權力的人看起來很可笑（比如老師和小朋友）。關於喜劇和悲劇的區別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如果是你掉進了沒蓋蓋子的下水管道檢修孔，那就是喜劇。不過，如果掉進去的是我……”我的這些發現剛好為這種說法提供了實驗上的支持性證據。
當人們感到有優越感時就會發笑，這一點可不是我們首先發現的。大約在公元前400年，古希臘學者柏拉圖在其名著《理想國》中就提到了這種理論。“優越性”理論的支持者認為，笑源自於露齒的動作，就像是“古代叢林決鬥中勝利者的吼聲”。正是由於笑與動物性和原始性有關，所以柏拉圖不太愛笑。他認為取笑別人的不幸是錯誤的，而開懷大笑是一時失控的表現，會讓我們看起來有失人樣。事實上，這位現代哲學之父非常擔心笑對道德品行的潛在破壞，所以建議人們盡量少看喜劇，而且永遠不要演這類低俗的戲劇。
古希臘思想家亞裏士多德後來寫的文章也呼應了柏拉圖的觀點。遺憾的是，我們隻能間接地從一些參考資料中看到亞裏士多德對笑的看法，因為他的原始論述早已年久失傳（翁貝托·埃科所著《玫瑰的名字》的核心思想就來自亞裏士多德）。亞裏士多德認為，很多成功的小醜和喜劇演員就是通過為我們營造出一種優越感而把我們逗笑的。支持這種理論的證據是很容易找到的。在中世紀，侏儒和駝背的人給大家帶來了很多的歡笑。在維多利亞時代，人們會取笑精神病院的患者和畸形秀中的怪胎。1976年的一項研究表明，當要求人們用幾個形容詞來描述喜劇演員時，他們通常會想到“肥胖的”“畸形的”和“愚蠢的”等詞。
“優越性”理論也可以用來解釋我們為什麽會取笑某個群體。英國人向來喜歡講愛爾蘭人的笑話，美國人喜歡取笑波蘭人，加拿大人總拿紐芬蘭人開涮，法國人總愛嘲諷比利時人，而德國人調侃的對象是本國的奧斯特弗裏斯蘭人。在任何一種情況下，都是一群人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另外一群人的痛苦之上。
1934年，伍爾夫教授和他的同事們發表了“優越性”理論的首個實驗研究成果。研究人員分別請猶太人和非猶太人評估各種笑話的可笑程度。為了盡量控製笑話的呈現方式，研究人員把所有的笑話印在了一條長140英尺（約43米）寬4英寸（約10厘米）的布上，然後以固定的速度把長長的布條從實驗室牆上的開孔裏穿過，確保每位參與者一次隻能看到笑話中的一個單詞。每則笑話的結尾處都會印上一個星號。隻要一看到星號，參與者就必須喊出他們覺得剛看到的笑話有多好笑。笑話的好笑級別介於-2 （非常無趣） 和+4 （非常幽默）之間。正如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所預測的那樣，非猶太人會覺得貶損猶太人的笑話更可笑一些，而猶太人更喜歡貶損非猶太人的笑話。實驗的另一部分是探索有關對照組——貶損蘇格蘭人的笑話對於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來說是不是一樣好笑。研究人員向參與者呈現了一係列貶損蘇格蘭人的笑話，比如下麵這則經典笑話：為什麽蘇格蘭人高爾夫打得那麽好？因為他們意識到了擊球的次數越少，球的損耗也就越少。結果驚奇地發現非猶太人比猶太人更覺得這則笑話好笑。開始的時候，研究人員在想是不是因為非猶太人更有幽默感，後來意識到選擇貶損蘇格蘭人的笑話作為對照組實在是不明智之舉。猶太人和蘇格蘭人都經常被人當作笑話中的“吝嗇鬼”，這讓猶太人對蘇格蘭人產生了同情心理，所以他們會覺得嘲諷蘇格蘭人的笑話並不好笑。很顯然，參與這種具有開創性的研究對於人們來說並非易事，有些參與者抱怨說，很多笑話他們早就聽過多次了，有一個人甚至表示，他寧可遭受電擊也不願意再聽什麽一句話幽默了。
如今，研究人員已在致力於克服這個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幫助擴充和優化了“優越性”理論。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笑話帶給人的優越感越強烈，人們就會笑得越開心。如果一名殘疾人踩到香蕉皮上滑倒了，大部分人都不會覺得好笑，但如果把殘疾人換成了交警，那幾乎每個人都會馬上笑出聲來。這個簡單的道理解釋了為什麽很多笑話都是拿當權人物開涮的，比如政客。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大衛·萊特曼的經典調皮話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路上塞車太嚴重了，我使勁兒擠過的空間竟然比克林頓對‘性’的定義還要窄”，或者法官和律師，“你把智商隻有10的律師稱作什麽？律師。那麽智商為15的律師呢？法官大人。”那些坐在權力寶座上的人通常並不明白這些笑話為什麽好笑，而且還會把它們當作對其權威性的真實威脅。希特勒就特別在意幽默的可能影響，並因此設立了“第三帝國笑話法庭”，以懲罰那些使用幽默不當的人，比如說把自己的寵物狗起名為“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的人。
有些研究人員認為，這類笑話可能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1997年，威爾士卡迪夫大學的心理學家格裏高裏·麥歐和他的同事們探討了優越性笑話會如何影響人們對嘲諷對象的感知。研究項目是在加拿大進行的，所以笑話中的“笑柄”基本上都是經常被加拿大人醜化為笨蛋的紐芬蘭人。在實驗開始前，研究人員把參與者隨機分為了兩組。每一組的人都被要求錄製一套笑話，研究人員宣稱實驗的目的是幫助確定聲音的質量，看不同的聲音會不會聽起來很好笑或很不好笑。其中一組人看到的笑話都不以紐芬蘭人為嘲諷對象（比如《宋飛正傳》裏麵的素材），而另一組人看到的則是取笑紐芬蘭人的笑話，比如下麵這則經典笑話：“我的一位紐芬蘭朋友聽說婦女每分鍾產下一個孩子時，他覺得是時候讓這位婦女停下來了。”隨後，研究人員讓每名參與者談一下他們覺得紐芬蘭人都有哪些性格特質。與剛剛看過《宋飛正傳》素材的人相比，看到貶損紐芬蘭人笑話的人會覺得紐芬蘭人更笨拙、更愚蠢、更沒腦子，反應也更遲鈍。
正如人們所擔心的那樣，其他研究工作發現，優越性笑話也會對人們的自我感知產生戲劇性的影響。德國布萊梅國際大學的傑恩斯·弗斯特最近對80名頭發顏色各不相同的女性進行了智力測驗。他讓半數參與者看了幾則嘲諷金發女郎比較弱智的笑話，然後對所有人進行智力測驗。結果發現，剛看過那幾則笑話的金發女郎在得分上要明顯低於那些未看到笑話的金發女郎，這意味著笑話能夠影響人們的自信和行為，從而導致笑話成真。
“笑話實驗室”上線後不久，我們就看到了“優越性”理論的影子，它是通過長久以來的性別之爭呈現出來的。25%的女性認為下麵的這則笑話非常好笑，但持同樣觀點的男性僅為10%。
丈夫站到了一個號稱可以測量運氣與體重的投幣式體重計上，投進去一枚硬幣。隨後他拿到了一張白色的小卡片，“聽聽這個，”他朝自己的妻子喊道，“卡片上說我精力充沛、足智多謀，是一個很棒的人。”“沒錯，”妻子點了點頭說，“別忘了，它也把你的體重搞錯了。”
男性和女性對這則笑話的評價之所以存在差異，一個很明顯的可能性就是被嘲諷的是一名男性，所以才會有更多的女性覺得好笑。然而，這或許並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釋。比如說，也可能是因為女性通常都會覺得笑話比較好笑。有人做過長達一年的研究，分析了1200個日常對話中出現的笑話，結果發現，當一名男性講一則笑話時，71%的女性都會被逗笑，如果換成一名女性去講，卻隻有39%的男性會笑出聲來。為了確定到底哪一種詮釋才是正確的，我們從笑話實驗室的檔案庫裏找出了一些取笑女性的笑話，比如下麵的這一則：一名在高速公路上開車的男人被警察攔了下來。警察問他：“你知道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在一英裏（約1.6千米）外就已經掉到車外了嗎？”這個男人的臉上露出了開心的笑容，同時回答說：“感謝上帝！我剛才還以為自己聾了！”
平均而言，15%的女性會覺得嘲諷女性的笑話好笑，但持同樣觀點的男性卻高達50%。這些笑話的評分充分說明，“優越性”理論的確可以解釋讓男性和女性發笑的東西有何不同。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男性和女性在幽默和笑話上沒有差別。研究發現，男性講的笑話要遠遠多於女性。有人做了一項研究，讓200名大學生記錄在一周內聽到的所有笑話，並注明講笑話者的性別。這些學生共記錄了604個笑話，其中60%都來自男性。講笑話的人在性別上的這種差異性在許多國家都可以看到，即便是剛開始學會講笑話的小孩子也出現了這種情況。
有些學者認為，這種差異性的存在可能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女性之所以回避笑話是因為她們擔心笑話可能與性或攻擊行為有關（“你會把雷區的猴子稱作什麽？狒狒”）。（譯者注：表示狒狒的英文單詞baboon和表示地雷爆炸聲響的單詞baboom發音類似。）其他一些學者則認為這種差異性根源於笑聲、笑話和地位的聯係。社會地位比較高的人講的笑話要多於社會地位相對較低的人。從傳統上來看，女性的社會地位相對較低，所以可能因此習慣了聽笑話，而不是自己講笑話。有趣的是，講笑話和社會地位的關係也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自我貶損的笑話，社會地位相對較低的人更有可能講這類笑話。研究人員對男性和女性專業搞笑演員的調查也驗證了這一觀點。12%的男性搞笑演員的手稿中含有自我貶損的幽默，而在女性的手稿中這個比例高達63%。
在項目進展到第三個月時，我們對采集的數據進行了首次深入分析。項目技術專家傑德·埃弗瑞特從網站上下載了1萬多條笑話和10萬多個評分，感謝熱心的網民讓我們知道他們對笑話可笑程度的看法。當時排在第一名的笑話被46%的參與者評為非常好笑。這則笑話是由來自英格蘭西北部黑澤市的傑夫·安南達帕提交的，與著名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和他的倒黴夥伴華生醫生有關：夏洛克·福爾摩斯和華生一起去露營。他們在滿天繁星下搭好了帳篷，然後就睡覺了。到了午夜時分，福爾摩斯把華生從睡夢中叫醒了，並且說道：“華生，抬頭瞧瞧天上的那些星星，告訴我你看到了什麽。”
華生回答說：“我看到了數百萬顆星星在閃爍。”
福爾摩斯又問道：“那麽你從中能夠得出什麽結論呢？”
華生回答說：“嗯，如果有數百萬顆星星，即便隻有很少幾顆有自己的行星，其中也很可能有與地球類似的星球。如果有些行星跟地球比較類似，那上麵就可能有生命存在。”
福爾摩斯說：“華生，你這個白癡，這意味著有人偷了我們的帳篷。”
這是典型的雙層式“優越性”理論。我們會笑華生沒有發現帳篷不見了，也會因福爾摩斯用那種自以為是的方式轉告華生這個信息而發笑。
兩千年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推測優越感在創造幽默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我們的研究成果不僅驗證了他的猜測，而且還顯示，即便是在21世紀，那種建立在別人不幸之上的動物性大吼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