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文在全球範圍內所做的丟雜誌、丟鋼筆和丟信封實驗顯示，人口密度和生活節奏並不是唯一影響助人為樂的因素。你關心別人，還是隻顧自己？有些心理學家認為人們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會受文化背景的影響。研究人員發現，有些社區和國家信奉“個人主義”價值觀。這些社會特別強調個人的需求和權利，而不太重視有益於群體的回饋活動。與此相反的是集體主義價值觀，人們會把自己當成更大群體（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某個組織或整個社會）的一分子，所以傾向於為大局著想。萊文的研究結果中有確鑿的證據顯示，高度個人主義的社會（比如美國、英國和瑞士）遠沒有集體主義社會（比如印度尼西亞、敘利亞和中國）那麽樂於助人。其他一些研究表明，這種效應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當研究人員讓四歲的孩子為自己的玩具娃娃編故事時，印度尼西亞的小朋友編的故事中會有更多友善的角色，但美國、德國和瑞典的孩子編的故事並非如此。
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所做的戲劇性研究最能夠證明關愛型社會帶給人們的影響。和斯坦利·米爾格蘭姆（做過服從權威、小世界、丟信封和電視暴力實驗）一樣，津巴多也做過一係列早已經受過時間考驗的實驗，其中最為著名的或許就是現在已臭名昭著的“監獄”實驗。在實驗中，津巴多讓隨機分組的大學生分別扮演監獄的看守和犯人，並讓看守以極其殘暴的方式對待犯人。進行此類備受關注的實驗並不是津巴多和米爾格蘭姆唯一的共同之處。他們在小時候都就讀於紐約市布朗克斯區的詹姆士·門羅高中，甚至有幾堂課還做過同桌。和米爾格蘭姆一樣，津巴多也對研究助人為樂的心理很感興趣。
他對該領域最大的貢獻就是探索了社區對反社會行為的影響。津巴多把一輛二手車的發動機蓋打開，並在未鎖車門的情況下把它停在了紐約大學對麵的大街上，然後躲到一邊偷偷地用攝像機記錄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一切。僅僅10分鍾後，一輛剛巧經過的汽車停了下來，一家人從車上走了下來。母親飛快地拿走了車內所有值錢的東西，父親則用鋼鋸把散熱器拆了下來，與此同時，他們的孩子正在翻騰汽車的後備廂。大約15分鍾後，又有兩個人用千斤頂把汽車支起來，然後拆走了所有的輪胎。在接下來的幾小時裏，又有很多人停下來洗劫了這輛破車，直到最後隻剩下一堆廢銅爛鐵為止。要知道，這些反社會的行為可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兩天之內，津巴多就偷偷拍下了20多起破壞事件（大部分都是中產階級白人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幹的），車子被洗掠的程度可謂慘不忍睹，最後津巴多不得不叫了兩輛卡車才把那堆廢銅爛鐵從街上拉走。
隨後，津巴多又把一輛類似的汽車（發動機蓋也是打開的）停在了位於加州帕洛阿爾托的斯坦福大學對麵的一條街上，據說住在該區域的人具有很強的社區意識。結果證明，這裏發生的情況和紐約市截然不同。在長達一周的時間裏，這輛車沒有受到任何人的破壞。在下雨的時候，還有一名路人好心地把汽車的發動機蓋給蓋好了，以便可以保護裏麵的發動機。當津巴多最終去把車子開走時，竟然還有三個人報警說有人偷了一輛被遺棄的汽車。
那麽，一個人如何才能樹立社會責任感呢？你如何才能讓人們不再僅僅關注自己的需求，不再隻考慮自己，而是轉而把自己當成更大社區的一分子呢？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喬納森·弗裏德曼和斯科特·弗雷澤給我們帶來的一個好消息，他們的研究工作顯示，要做到這一點其實並不需要大費周折。
在研究的第一部分，一名研究人員裝扮成了誌願者。他們到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居民區挨家挨戶拜訪，詢問人們是不是介意在自家的花園裏放一個提倡限製車速的告示牌。不過有一個小小的問題，那就是這個告示牌實在是太大了，如果放在花園裏，那整座房子和整個花園的美感就全部給破壞了。為了讓人們清楚直觀地了解這一點，研究人員會給人們看一張照片，在某個人的花園裏立著一塊巨大而醜陋的告示牌，上麵寫著“小心駕駛”。告示牌在照片上看起來非常顯眼，不僅遮住了大半個房子，而且還擋住了門前出入的通道。結果可想而知，並沒有多少人願意幫這個忙，當然這也沒什麽可奇怪的。
在實驗的第二階段，研究人員去了另外一個社區，而且提出了幾乎完全相同的問題。不過，這一次出現的告示牌要比上一次小多了。事實上，告示牌的麵積僅為3平方英寸（約19平方厘米），上麵的文字也改成了“做一名安全的駕駛員”。看起來這隻是一個很小的請求，所以幾乎每個人都說可以幫忙。兩周後，研究人員又回來了，這一次，他希望能把告示牌換成大個兒的。結果顯示，76%的人竟然也同意了把那麽醜陋的告示牌擺在自家的花園裏。
為什麽會有如此巨大的差別呢？弗裏德曼和弗雷澤認為，同意接受第一個小告示牌已經對居民看待自己的態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突然之間，他們就變成了樂於伸出援手的人。他們是良好的公民，是樂意為了顧全大局而犧牲小我的人。因此，當麵對一個巨大而醜陋的告示牌時，他們最終很可能會做出接受的決定。這是一個教導人們如何成功合作的典型案例。先從小處著手，就能夠更容易地說服人們完成更大的事。
2006年8月22日下午1點，我站在了都柏林市中心的郵政總局外麵。這幢宏偉的建築物正麵有六根巨大的石柱。我小心翼翼地沿著人行道滾著測距輪，結果發現第一根柱子和第五根柱子之間的間隔剛好是60英尺。我依靠在第五根柱子上，裝作是一名盡情享受夏日陽光的遊客。事實上，我的左手中藏著一個秒表，而我正在偷偷地觀察從這幢建築前麵走過的行人。我尋找的目標是從對麵獨自走過來的人。每當有人走過第一根柱子時，我就會飛快地按下秒表開始計時。幾秒後，他們就會經過60英尺的步行從我麵前走過，此時我會停止計時。然後我會偷偷地看一眼秒表，並在一個筆記本上記下每個人走完這段路程所花的時間，我幾乎每次外出旅行的時候都會隨身攜帶這個破舊的筆記本。當然，我並不是那一天唯一做出這種奇怪舉動的人，與此同時，還有一大群研究人員正在全球32個國家做著完全相同的試驗。
在本書的一開始，我描述了自己所做的第一個搞怪實驗。那是在1985年，研究的對象是剛在火車站碰麵的人，我當時也偷偷地拿著一個秒表，讓人們估計從我做自我介紹開始已經過去了多少時間。21年後，我又做了最近的這次實驗。和火車站的實驗一樣，這次的實驗也會涉及毫不知情的路人和藏起來的秒表。然而，跟我此前所做的研究不同的是，這可不是一次小規模實驗。
英國文化協會的辦公室遍布全球各地，每一個辦公室都會通過多種多樣的藝術、教育、科學、技術和體育活動向世界推介英國。2005年下半年，我建議英國文化協會和我攜手做一個大規模的跨文化實驗，探究一下全球各地的生活節奏有何不同。我們采取的是羅伯特·萊文的創新研究方式（參見第6章），實驗的目的是測量全球各地的人在21世紀的步行速度，並與萊文在20世紀90年代得出的實驗結果進行對比，從而發現人們是不是比以前走得更快了。
就在我站在都柏林郵政總局大樓外麵的同一天，我們的研究團隊已經帶著秒表、卷尺和鋼筆進入了全球各地諸多城市的市中心。和萊文采取的實驗方式一樣，他們也會在繁忙的大街上找一條寬闊的人行道，而且也要確保人行道是平坦的、沒有任何障礙物，而且並不是特別擁擠，這樣的話，人們就可以盡情在上麵闊步前行了。在當地時間上午11點半和下午2點之間，他們會記下35名男士和35名女士走過一條60英尺的人行道所花的時間。觀察的對象僅限於獨自走在路上的成年人，而且把所有邊走邊打手機的人和提著很多購物袋的人全部排除在外。
從巴黎到布拉格，從新加坡到斯德哥爾摩，研究人員從32個國家和地區各選了一個主要大城市，並測量了每一個城市的生活節奏。這次實驗涵蓋了很多萊文曾經造訪過的城市，另外又加了幾個他在1994年的研究中未涉及的城市。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城市的生活節奏排行榜具體如下：就在同一天，我們也派出人員去英國的各大城市進行測量。結果顯示，倫敦人的步伐是最快的，走過60英尺的人行道平均花費的時間為12.17秒。接下來就是貝爾法斯特人，平均所需時間為12.98秒。排在第三名的是愛丁堡人，平均時間為13.29秒。步伐最慢的是加的夫人,他們的平均時間竟然是16.81秒。這些數字的差距看起來可能不是很明顯，但如果算一下累加值就會令人大吃一驚了。約翰奧格羅茨是位於蘇格蘭最北端的一個小村莊，也就是英國的天涯，蘭茲角位於英格蘭西南端,也就是英國的海角，兩者之間的距離為874英裏（約1407千米）。如果讓一名倫敦人從英國的天涯走到海角，大概需要11天，如果換成加的夫人，所需的時間差不多就是15天了。
通過對比，我們的實驗和萊文的實驗都涉及了16個城市，我們已經能夠確定人們的生活節奏是不是已經加快了。我之所以去愛爾蘭，就是因為萊文的實驗顯示都柏林人的步伐是全世界最快的，穿過60英尺的人行道隻需要11.13秒。我在2006年的實驗中得出的結果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具體為11.03秒。在萊文給出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其他一些城市也基本沒有出現步伐顯著加快的現象，包括東京、紐約、倫敦和巴黎。那麽，在萊文的榜單上排在最後幾名的城市是否也一樣呢？1994年，布加勒斯特人走完60英尺的人行道平均需要16.72秒，到了2006年，他們已經將這個時間降到了14.36秒。維也納人所需的平均時間也減少了2秒，從原來的14.08秒降到了12.06秒。索非亞、布拉格、華沙和斯德哥爾摩也出現了步伐加快的現象。不過，變化最大的當屬廣州和新加坡。平均而言，這兩個城市的人在2006年所需的時間都比1994年少了4秒，這意味著他們生活節奏要比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快了4倍。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16個國家的平均步行速度是在13.76秒內走完60英尺。到了2006年，所需的時間就降到了12.49秒。我們的步行速度測量結果顯示，全球各地的人都走得越來越快了。
這種巨大的變化僅僅花費了10年時間。如果照這樣的速度走下去，到了2021年，人們走完60英尺的距離基本上就不花什麽時間了。如果推算到2040年，他們在動身前幾秒就已經到達了目的地。依據米爾格蘭姆的“感覺超負荷”理論（參見第6章），我們得出的研究結果意味著生活在這些城市的人會變得更不樂於助人了，他們會更關心與自身利益相關的事情，而且彼此之間的孤立感會變得比以前更為強烈。考慮到這些因素在創造關愛型社區中的重要性，有些人可能會說全球各地城市居民的步伐已經超過了所在地的生活節奏。這是一種頗令人擔憂的想法，最近一次的《世界城市狀況》報告得出結論說，有史以來第一次，城市居民的數量超過了鄉村居民。
在都柏林完成測量實驗後，我合上了自己的筆記本，離開了郵政總局（以每秒鍾5.45英尺約1.7米的速度），並開始回顧自己在過去的21年裏對生活中的古怪處所做的各種探究。我的研究範圍也可謂涉獵廣泛，我測試過一個國家的說謊技巧，也對搭訕語和交友廣告中的心理進行過解密，除此之外，這些研究工作也帶給了我很多美好而難忘的回憶，其中包括在鬧鬼的房間裏待上幾個晚上，在搞笑俱樂部裏做不搞笑的即興表演，讓我的博士研究生穿上超大號的小雞服裝，看4歲的孩子在股票市場上一展身手，感受60英尺長的熾熱炭火堆所散發的熱量（在這個實驗中我們沒有測試火行者的速度，不過我估計他們的速度肯定會讓都柏林人望塵莫及）。然而，沒有什麽科學實驗是在真空中獨立存在的，很多大膽探索人類行為未知麵的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而這為我所從事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研究人員為了自己所從事的科學事業吃盡了苦頭，他們曾偷偷地藏在超市和保齡球館裏，他們曾對殺人犯的屍體進行過電擊，他們曾在紅綠燈前刻意阻礙交通，他們也曾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翻閱數百萬人的死亡記錄。這些怪誕心理學家讓我們得以深入認識心理學的諸多領域，其中包括欺騙、迷信和助人為樂心理。這些研究也已幫助我們揭開了日常生活中所蘊含的秘密心理，顯示出我們的日常生活事實上是多麽令人著迷。正如阿瑟·柯南道爾在《血字研究》中所說的：“毫無疑問，生活比人們的大腦所能夠想象的一切還要更為奇特。”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裏，有一小群高度敬業的人一直在研究像你一樣的人。你的生活是一種極為奇特的現象，直到今天，他們所做的工作不過是觸及了這個奇特現象的冰山一角。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有助於將怪誕心理學從冷門學科變為主流學科，而且對不尋常現象的研究能夠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我也希望這個領域的學者們可以進行更多既有趣又特別的研究，比如說，他們可以去探索金發女郎是不是真的更為有趣，我們為什麽會做白日夢，人們的個性和他們使用的手機鈴聲之間有什麽關係，為什麽有些人比別人更受歡迎，會口技的人是否具有多重性格，穿校服是否真的會扼殺孩子們的創意，以及為什麽我們會喜極而泣，等等。總而言之，我夢想著未來的世界裏充滿了探究生活中稀奇古怪層麵的研究人員。下一次再有人在大街上攔住你問幾點了，或者你的車子前麵有輛車在綠燈亮起後還遲遲沒動，或者你發現地上有一張20英鎊的鈔票，那就要小心了。事情可能沒有你想象的那麽簡單。
化解遍布全球的“宴會枯燥症”
調查顯示，87%的人都患有“宴會枯燥症”——擔心在晚宴上隻能聊一些非常無聊的話題。為了幫助大家從這種擔憂中解脫出來，我最近舉辦了一係列“實驗性”的晚宴。在開吃之前，我邀請的每一位賓客都必須對一長串的問題描述進行評估，這些描述全部來自於本書中提到的那些實驗和研究。評估的打分標準從1（隨便吧）到5（真的嗎？什麽時候出簡裝版啊）不等。隨後我會對人們給出的分數進行匯總和分析，並以此找出那些即便是在最無聊的宴會上也能讓大家熱烈討論的話題。
以下就是排在前十名的話題，讓我們從最後一名慢慢說起。
第十名：研究人員請人們用幾個詞語描述大學教授或足球流氓，隨後研究人員會請每名參與者回答棋盤遊戲中隨機給出的題目。結果顯示，描述大學教授的參與者答對問題的比例要高得多。
第九名：女性的征友廣告如果讓男性來寫會吸引更多的人積極回應，但男性的征友廣告如果換成女性來寫則不會有這種效果。
第八名：蒙娜麗莎的微笑之所以那麽神秘，是因為達·芬奇的畫法所致，如果你看著她的眼睛，她的笑容就會非常明顯，而且非常迷人，但如果你看著她的嘴，效果就沒有那麽明顯了。
第七名：與其他人相比，貨車女駕駛員更有可能在購買的物品超過十件時仍使用快速結賬通道，也更有可能超速駕車和在禁止停車的地方胡亂停車。（結果顯示這個話題非常受女性的青睞。）第六名：有些看起來很詭異的體驗，比如感覺到有神秘的東西存在，事實上都是風吹過打開的窗戶時產生的低頻聲波所致。（這是男性評分最高的話題。）第五名：含有/k/音的單詞特別容易惹人發笑，比如duck（鴨子）、quack（鴨子的叫聲，嘎嘎）和krusty the clown（小醜科瑞斯特）。
第四名：夏季出生的人要比冬季出生的人更幸運一些，出生時的溫度差異讓夏季出生的人更積極樂觀，而且也更能把握住身邊的機會。
排在第三名的話題跟謊言研究有關。
鑒別謊言的最佳方法就是去聆聽而不是去觀看，說謊者通常說的話不多，不會給出太多的細節，而且使用表示“我”的單詞i的頻率遠遠低於說真話的人。
摘得亞軍的話題依然跟欺騙有關，具體而言是關於虛假微笑的。
真心的笑容和虛假的笑容之間最大的差異都寫在了人的眼睛上：當人們露出真心的笑容時，眼睛周圍的皮膚會形成皺紋；但當人們假笑時，眼睛周圍的皮膚依然是平平的。
榮登冠軍寶座的話題是一個跟穿毛衣以及狗屎相關的奇怪事實。
人們寧願穿沾有狗屎而且沒有洗過的毛衣，也不想穿殺人狂魔穿過且已經幹洗過的毛衣。
下一次再去參加晚宴的時候，你就可以準備幾個已經經過科學驗證的事實，然後在現場跟大家進行有趣的討論。
隻要聯合起來，我們就能夠消除“宴會枯燥症”。
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所做的戲劇性研究最能夠證明關愛型社會帶給人們的影響。和斯坦利·米爾格蘭姆（做過服從權威、小世界、丟信封和電視暴力實驗）一樣，津巴多也做過一係列早已經受過時間考驗的實驗，其中最為著名的或許就是現在已臭名昭著的“監獄”實驗。在實驗中，津巴多讓隨機分組的大學生分別扮演監獄的看守和犯人，並讓看守以極其殘暴的方式對待犯人。進行此類備受關注的實驗並不是津巴多和米爾格蘭姆唯一的共同之處。他們在小時候都就讀於紐約市布朗克斯區的詹姆士·門羅高中，甚至有幾堂課還做過同桌。和米爾格蘭姆一樣，津巴多也對研究助人為樂的心理很感興趣。
他對該領域最大的貢獻就是探索了社區對反社會行為的影響。津巴多把一輛二手車的發動機蓋打開，並在未鎖車門的情況下把它停在了紐約大學對麵的大街上，然後躲到一邊偷偷地用攝像機記錄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一切。僅僅10分鍾後，一輛剛巧經過的汽車停了下來，一家人從車上走了下來。母親飛快地拿走了車內所有值錢的東西，父親則用鋼鋸把散熱器拆了下來，與此同時，他們的孩子正在翻騰汽車的後備廂。大約15分鍾後，又有兩個人用千斤頂把汽車支起來，然後拆走了所有的輪胎。在接下來的幾小時裏，又有很多人停下來洗劫了這輛破車，直到最後隻剩下一堆廢銅爛鐵為止。要知道，這些反社會的行為可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兩天之內，津巴多就偷偷拍下了20多起破壞事件（大部分都是中產階級白人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幹的），車子被洗掠的程度可謂慘不忍睹，最後津巴多不得不叫了兩輛卡車才把那堆廢銅爛鐵從街上拉走。
隨後，津巴多又把一輛類似的汽車（發動機蓋也是打開的）停在了位於加州帕洛阿爾托的斯坦福大學對麵的一條街上，據說住在該區域的人具有很強的社區意識。結果證明，這裏發生的情況和紐約市截然不同。在長達一周的時間裏，這輛車沒有受到任何人的破壞。在下雨的時候，還有一名路人好心地把汽車的發動機蓋給蓋好了，以便可以保護裏麵的發動機。當津巴多最終去把車子開走時，竟然還有三個人報警說有人偷了一輛被遺棄的汽車。
那麽，一個人如何才能樹立社會責任感呢？你如何才能讓人們不再僅僅關注自己的需求，不再隻考慮自己，而是轉而把自己當成更大社區的一分子呢？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喬納森·弗裏德曼和斯科特·弗雷澤給我們帶來的一個好消息，他們的研究工作顯示，要做到這一點其實並不需要大費周折。
在研究的第一部分，一名研究人員裝扮成了誌願者。他們到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居民區挨家挨戶拜訪，詢問人們是不是介意在自家的花園裏放一個提倡限製車速的告示牌。不過有一個小小的問題，那就是這個告示牌實在是太大了，如果放在花園裏，那整座房子和整個花園的美感就全部給破壞了。為了讓人們清楚直觀地了解這一點，研究人員會給人們看一張照片，在某個人的花園裏立著一塊巨大而醜陋的告示牌，上麵寫著“小心駕駛”。告示牌在照片上看起來非常顯眼，不僅遮住了大半個房子，而且還擋住了門前出入的通道。結果可想而知，並沒有多少人願意幫這個忙，當然這也沒什麽可奇怪的。
在實驗的第二階段，研究人員去了另外一個社區，而且提出了幾乎完全相同的問題。不過，這一次出現的告示牌要比上一次小多了。事實上，告示牌的麵積僅為3平方英寸（約19平方厘米），上麵的文字也改成了“做一名安全的駕駛員”。看起來這隻是一個很小的請求，所以幾乎每個人都說可以幫忙。兩周後，研究人員又回來了，這一次，他希望能把告示牌換成大個兒的。結果顯示，76%的人竟然也同意了把那麽醜陋的告示牌擺在自家的花園裏。
為什麽會有如此巨大的差別呢？弗裏德曼和弗雷澤認為，同意接受第一個小告示牌已經對居民看待自己的態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突然之間，他們就變成了樂於伸出援手的人。他們是良好的公民，是樂意為了顧全大局而犧牲小我的人。因此，當麵對一個巨大而醜陋的告示牌時，他們最終很可能會做出接受的決定。這是一個教導人們如何成功合作的典型案例。先從小處著手，就能夠更容易地說服人們完成更大的事。
2006年8月22日下午1點，我站在了都柏林市中心的郵政總局外麵。這幢宏偉的建築物正麵有六根巨大的石柱。我小心翼翼地沿著人行道滾著測距輪，結果發現第一根柱子和第五根柱子之間的間隔剛好是60英尺。我依靠在第五根柱子上，裝作是一名盡情享受夏日陽光的遊客。事實上，我的左手中藏著一個秒表，而我正在偷偷地觀察從這幢建築前麵走過的行人。我尋找的目標是從對麵獨自走過來的人。每當有人走過第一根柱子時，我就會飛快地按下秒表開始計時。幾秒後，他們就會經過60英尺的步行從我麵前走過，此時我會停止計時。然後我會偷偷地看一眼秒表，並在一個筆記本上記下每個人走完這段路程所花的時間，我幾乎每次外出旅行的時候都會隨身攜帶這個破舊的筆記本。當然，我並不是那一天唯一做出這種奇怪舉動的人，與此同時，還有一大群研究人員正在全球32個國家做著完全相同的試驗。
在本書的一開始，我描述了自己所做的第一個搞怪實驗。那是在1985年，研究的對象是剛在火車站碰麵的人，我當時也偷偷地拿著一個秒表，讓人們估計從我做自我介紹開始已經過去了多少時間。21年後，我又做了最近的這次實驗。和火車站的實驗一樣，這次的實驗也會涉及毫不知情的路人和藏起來的秒表。然而，跟我此前所做的研究不同的是，這可不是一次小規模實驗。
英國文化協會的辦公室遍布全球各地，每一個辦公室都會通過多種多樣的藝術、教育、科學、技術和體育活動向世界推介英國。2005年下半年，我建議英國文化協會和我攜手做一個大規模的跨文化實驗，探究一下全球各地的生活節奏有何不同。我們采取的是羅伯特·萊文的創新研究方式（參見第6章），實驗的目的是測量全球各地的人在21世紀的步行速度，並與萊文在20世紀90年代得出的實驗結果進行對比，從而發現人們是不是比以前走得更快了。
就在我站在都柏林郵政總局大樓外麵的同一天，我們的研究團隊已經帶著秒表、卷尺和鋼筆進入了全球各地諸多城市的市中心。和萊文采取的實驗方式一樣，他們也會在繁忙的大街上找一條寬闊的人行道，而且也要確保人行道是平坦的、沒有任何障礙物，而且並不是特別擁擠，這樣的話，人們就可以盡情在上麵闊步前行了。在當地時間上午11點半和下午2點之間，他們會記下35名男士和35名女士走過一條60英尺的人行道所花的時間。觀察的對象僅限於獨自走在路上的成年人，而且把所有邊走邊打手機的人和提著很多購物袋的人全部排除在外。
從巴黎到布拉格，從新加坡到斯德哥爾摩，研究人員從32個國家和地區各選了一個主要大城市，並測量了每一個城市的生活節奏。這次實驗涵蓋了很多萊文曾經造訪過的城市，另外又加了幾個他在1994年的研究中未涉及的城市。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城市的生活節奏排行榜具體如下：就在同一天，我們也派出人員去英國的各大城市進行測量。結果顯示，倫敦人的步伐是最快的，走過60英尺的人行道平均花費的時間為12.17秒。接下來就是貝爾法斯特人，平均所需時間為12.98秒。排在第三名的是愛丁堡人，平均時間為13.29秒。步伐最慢的是加的夫人,他們的平均時間竟然是16.81秒。這些數字的差距看起來可能不是很明顯，但如果算一下累加值就會令人大吃一驚了。約翰奧格羅茨是位於蘇格蘭最北端的一個小村莊，也就是英國的天涯，蘭茲角位於英格蘭西南端,也就是英國的海角，兩者之間的距離為874英裏（約1407千米）。如果讓一名倫敦人從英國的天涯走到海角，大概需要11天，如果換成加的夫人，所需的時間差不多就是15天了。
通過對比，我們的實驗和萊文的實驗都涉及了16個城市，我們已經能夠確定人們的生活節奏是不是已經加快了。我之所以去愛爾蘭，就是因為萊文的實驗顯示都柏林人的步伐是全世界最快的，穿過60英尺的人行道隻需要11.13秒。我在2006年的實驗中得出的結果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具體為11.03秒。在萊文給出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其他一些城市也基本沒有出現步伐顯著加快的現象，包括東京、紐約、倫敦和巴黎。那麽，在萊文的榜單上排在最後幾名的城市是否也一樣呢？1994年，布加勒斯特人走完60英尺的人行道平均需要16.72秒，到了2006年，他們已經將這個時間降到了14.36秒。維也納人所需的平均時間也減少了2秒，從原來的14.08秒降到了12.06秒。索非亞、布拉格、華沙和斯德哥爾摩也出現了步伐加快的現象。不過，變化最大的當屬廣州和新加坡。平均而言，這兩個城市的人在2006年所需的時間都比1994年少了4秒，這意味著他們生活節奏要比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快了4倍。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16個國家的平均步行速度是在13.76秒內走完60英尺。到了2006年，所需的時間就降到了12.49秒。我們的步行速度測量結果顯示，全球各地的人都走得越來越快了。
這種巨大的變化僅僅花費了10年時間。如果照這樣的速度走下去，到了2021年，人們走完60英尺的距離基本上就不花什麽時間了。如果推算到2040年，他們在動身前幾秒就已經到達了目的地。依據米爾格蘭姆的“感覺超負荷”理論（參見第6章），我們得出的研究結果意味著生活在這些城市的人會變得更不樂於助人了，他們會更關心與自身利益相關的事情，而且彼此之間的孤立感會變得比以前更為強烈。考慮到這些因素在創造關愛型社區中的重要性，有些人可能會說全球各地城市居民的步伐已經超過了所在地的生活節奏。這是一種頗令人擔憂的想法，最近一次的《世界城市狀況》報告得出結論說，有史以來第一次，城市居民的數量超過了鄉村居民。
在都柏林完成測量實驗後，我合上了自己的筆記本，離開了郵政總局（以每秒鍾5.45英尺約1.7米的速度），並開始回顧自己在過去的21年裏對生活中的古怪處所做的各種探究。我的研究範圍也可謂涉獵廣泛，我測試過一個國家的說謊技巧，也對搭訕語和交友廣告中的心理進行過解密，除此之外，這些研究工作也帶給了我很多美好而難忘的回憶，其中包括在鬧鬼的房間裏待上幾個晚上，在搞笑俱樂部裏做不搞笑的即興表演，讓我的博士研究生穿上超大號的小雞服裝，看4歲的孩子在股票市場上一展身手，感受60英尺長的熾熱炭火堆所散發的熱量（在這個實驗中我們沒有測試火行者的速度，不過我估計他們的速度肯定會讓都柏林人望塵莫及）。然而，沒有什麽科學實驗是在真空中獨立存在的，很多大膽探索人類行為未知麵的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而這為我所從事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研究人員為了自己所從事的科學事業吃盡了苦頭，他們曾偷偷地藏在超市和保齡球館裏，他們曾對殺人犯的屍體進行過電擊，他們曾在紅綠燈前刻意阻礙交通，他們也曾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翻閱數百萬人的死亡記錄。這些怪誕心理學家讓我們得以深入認識心理學的諸多領域，其中包括欺騙、迷信和助人為樂心理。這些研究也已幫助我們揭開了日常生活中所蘊含的秘密心理，顯示出我們的日常生活事實上是多麽令人著迷。正如阿瑟·柯南道爾在《血字研究》中所說的：“毫無疑問，生活比人們的大腦所能夠想象的一切還要更為奇特。”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裏，有一小群高度敬業的人一直在研究像你一樣的人。你的生活是一種極為奇特的現象，直到今天，他們所做的工作不過是觸及了這個奇特現象的冰山一角。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有助於將怪誕心理學從冷門學科變為主流學科，而且對不尋常現象的研究能夠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我也希望這個領域的學者們可以進行更多既有趣又特別的研究，比如說，他們可以去探索金發女郎是不是真的更為有趣，我們為什麽會做白日夢，人們的個性和他們使用的手機鈴聲之間有什麽關係，為什麽有些人比別人更受歡迎，會口技的人是否具有多重性格，穿校服是否真的會扼殺孩子們的創意，以及為什麽我們會喜極而泣，等等。總而言之，我夢想著未來的世界裏充滿了探究生活中稀奇古怪層麵的研究人員。下一次再有人在大街上攔住你問幾點了，或者你的車子前麵有輛車在綠燈亮起後還遲遲沒動，或者你發現地上有一張20英鎊的鈔票，那就要小心了。事情可能沒有你想象的那麽簡單。
化解遍布全球的“宴會枯燥症”
調查顯示，87%的人都患有“宴會枯燥症”——擔心在晚宴上隻能聊一些非常無聊的話題。為了幫助大家從這種擔憂中解脫出來，我最近舉辦了一係列“實驗性”的晚宴。在開吃之前，我邀請的每一位賓客都必須對一長串的問題描述進行評估，這些描述全部來自於本書中提到的那些實驗和研究。評估的打分標準從1（隨便吧）到5（真的嗎？什麽時候出簡裝版啊）不等。隨後我會對人們給出的分數進行匯總和分析，並以此找出那些即便是在最無聊的宴會上也能讓大家熱烈討論的話題。
以下就是排在前十名的話題，讓我們從最後一名慢慢說起。
第十名：研究人員請人們用幾個詞語描述大學教授或足球流氓，隨後研究人員會請每名參與者回答棋盤遊戲中隨機給出的題目。結果顯示，描述大學教授的參與者答對問題的比例要高得多。
第九名：女性的征友廣告如果讓男性來寫會吸引更多的人積極回應，但男性的征友廣告如果換成女性來寫則不會有這種效果。
第八名：蒙娜麗莎的微笑之所以那麽神秘，是因為達·芬奇的畫法所致，如果你看著她的眼睛，她的笑容就會非常明顯，而且非常迷人，但如果你看著她的嘴，效果就沒有那麽明顯了。
第七名：與其他人相比，貨車女駕駛員更有可能在購買的物品超過十件時仍使用快速結賬通道，也更有可能超速駕車和在禁止停車的地方胡亂停車。（結果顯示這個話題非常受女性的青睞。）第六名：有些看起來很詭異的體驗，比如感覺到有神秘的東西存在，事實上都是風吹過打開的窗戶時產生的低頻聲波所致。（這是男性評分最高的話題。）第五名：含有/k/音的單詞特別容易惹人發笑，比如duck（鴨子）、quack（鴨子的叫聲，嘎嘎）和krusty the clown（小醜科瑞斯特）。
第四名：夏季出生的人要比冬季出生的人更幸運一些，出生時的溫度差異讓夏季出生的人更積極樂觀，而且也更能把握住身邊的機會。
排在第三名的話題跟謊言研究有關。
鑒別謊言的最佳方法就是去聆聽而不是去觀看，說謊者通常說的話不多，不會給出太多的細節，而且使用表示“我”的單詞i的頻率遠遠低於說真話的人。
摘得亞軍的話題依然跟欺騙有關，具體而言是關於虛假微笑的。
真心的笑容和虛假的笑容之間最大的差異都寫在了人的眼睛上：當人們露出真心的笑容時，眼睛周圍的皮膚會形成皺紋；但當人們假笑時，眼睛周圍的皮膚依然是平平的。
榮登冠軍寶座的話題是一個跟穿毛衣以及狗屎相關的奇怪事實。
人們寧願穿沾有狗屎而且沒有洗過的毛衣，也不想穿殺人狂魔穿過且已經幹洗過的毛衣。
下一次再去參加晚宴的時候，你就可以準備幾個已經經過科學驗證的事實，然後在現場跟大家進行有趣的討論。
隻要聯合起來，我們就能夠消除“宴會枯燥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