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出任黨魁的吉田茂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寫道：“鯉魚一旦到了案板上，即便刀上身也不會畏縮。”以鯉魚自比，仿佛已經成了日本人約定俗成的一種習慣，之所以選擇鯉魚，可能是因為它的堅忍與對環境的適應性。大和民族根深蒂固的性格中，有許多令世界驚歎的東西，其麵對失敗，尤其是戰敗時，所表現出的那種堅忍便是其中之一，也正是這種異於其他民族的特性，才使日本民眾並非沉溺於戰敗的陰影無法自拔，反而是在美國設定的“魚缸”中讓自己長到盡可能的強大。
所謂的日本鯉魚，就是錦鯉，它與普通的魚最大的區別在於：它的體型是由生長的環境直接決定的。具體地說，如果你在小魚缸裏飼養它，它隻會長到兩三寸長；如果你把它放入大魚缸或者小池塘中，它就能長至六寸到一尺長；放進大一點的池塘，它能長到一尺半長；如果把它放進大湖之中，讓它不受限製地充分成長，有朝一日它可能會長達三尺。
基於錦鯉的這一特性，日本人經常以鯉魚自稱。每年的5月5日，日本男孩節那天，但凡有男孩的人家都要懸掛用布、綢或紙做的空心“鯉魚旗”。這其中的含義除了“鯉魚躍龍門”的美好祝願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達對躍龍門前堅忍的推崇。確實，所有的成就與輝煌都不能輕而易舉地獲得，此前必定有一個漫長的成長過程，甚至還可能是痛苦難耐的。
幾乎對所有的國家而言，舉全國之力進行的一場戰爭以失敗告終，無疑都會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一場巨大的災難，因為戰敗之後的恢複工程異常艱巨，此外還極有可能需要麵對戰勝國的占領。二戰後的日本，麵臨的就是這樣一種局麵。
值得慶幸的是，美國采取的是一種日本人可以接受的占領方式：保留已有的政府，由日本人負責本國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美國之所以實施這種管理方式，是出於自身的考慮，正如當時希德林將軍所說：“利用日本國政府這種占領方式所取得的好處是巨大的。如果沒有日本國政府可資利用，我們勢必要有直接運轉管理一個7000萬人口國家所必需的全部複雜機構。他們的語言、習慣、態度與我們都不同。通過淨化並利用日本國政府，我們節省了時間、人力和物力。換言之，我們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頓自己的國家，而我們隻是提供具體指導。”同時，卻也收獲了超乎想象的成果。
在美國人眼中，日本向來是一個怒目而視、睚眥必報的民族。麵對戰敗的挫折與美國占領的屈辱，日本民眾極有可能會對美國的占領表示出敵對的態度。但結果遠遠出乎美國人的預料，日本民眾坦然地接受了美國的管理，因為他們期望自身的改變。因而，在日本投降之後的第五天，在美軍尚未登陸時，東京的《每日新聞》便已刊登了這樣的評論：“這對最終解救日本是大有好處的。”
日本之所以會在這麽短的時間內產生如此巨大的轉變，皆源於他們對“尊重”的期望，就像戰敗後各家報紙的社論反複強調的那樣：“日本必須在世界各國中得到尊重。”可見，日本國民的責任就是要在新的基礎上贏得別人的尊重，這就是日本人的“政策”。美國研究家約翰·脫蘭在他的《日本帝國的衰亡》（上）中這樣描述日本人：“與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較模糊。在國際關係中，日本人講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則’。日本人似乎是沒有道德心的……他的邏輯就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隨機應變。不需要時，還可以疊起來裝在口袋裏。”
“尊重”的政策，對日本人而言，遠勝過“道德”的原則，因此，在采取某種行動方針而以失敗告終時，日本便視其為是“錯誤”的，他們不會固守“錯誤”的方針，而是迅速地將其拋棄，以另一種方式換取“尊重”。在他們的觀念中，“必須堅定地相信，軍事的失敗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是兩回事，應當把軍事失敗作為一種動力。……因為，隻有這種全民族失敗的慘重犧牲，才能使日本國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觀而如實地觀察事物。過去一切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都應通過坦率的分析而予以消除。……我們需要拿出勇氣來正視戰敗這一冷酷的現實。但我們必須對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
如此獨特的觀念，並不獨屬於少數人，東京、大阪等城市的街頭，甚至偏遠村落的普通百姓也有同樣的想法。因此，整個日本民族在戰敗之後，迅速地進行自我的滌除積垢，民眾們開始積極主動地努力改善不受“尊重”的環境。
一旦確立了新的方針，日本人便會用勇於逆流而上的鯉魚來要求自己，他們隱藏起個人的情緒、舍下自私的利益需求，忍耐新的生活方式向他們提出的一切挑戰。轉瞬間，曾經驕橫凶殘的日軍變成了“謙謙君子”，被戰勝國安排修路、修機場，他們也沒有絲毫的抵觸情緒，甚至願意為了無心之失而以自動挨餓的方式表達歉意。
此時，日本的民眾可以說是“脫胎換骨”了。他們像機器人一樣精準、刻板，一絲不苟；街上一塵不染，人流整齊有序，公共汽車分秒不差；日本從不停電，也不停水，即使是遇到了地震和海嘯，日本人也從來沒有表現出慌亂之態。他們像機器人一樣勤奮、刻苦，不知疲倦：晚上加班到八九點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即便是到了午夜時分，高聳的寫字樓裏仍有許多人在加班；他們永遠高漲的積極性和超強的責任心，有時執著到了令人厭煩的程度。
每個日本人都像機器人一樣，忠實地履行著自己職責，為了能獲得“尊重”而堅忍地為戰後的“重生”付出。擁有如此強大凝聚力的民族，本身就足以令別國動容，他們創造的奇跡更是令整個世界震驚。日本在戰後僅僅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便從二戰的戰敗國一躍成為了世界經濟的亞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甚至從1983年開始超過了美國。他們如願以償，得到了世界的“尊重”，不單是經濟實力上的，更多的是戰後恢複過程中的堅忍與努力。
所謂的日本鯉魚，就是錦鯉，它與普通的魚最大的區別在於：它的體型是由生長的環境直接決定的。具體地說，如果你在小魚缸裏飼養它，它隻會長到兩三寸長；如果你把它放入大魚缸或者小池塘中，它就能長至六寸到一尺長；放進大一點的池塘，它能長到一尺半長；如果把它放進大湖之中，讓它不受限製地充分成長，有朝一日它可能會長達三尺。
基於錦鯉的這一特性，日本人經常以鯉魚自稱。每年的5月5日，日本男孩節那天，但凡有男孩的人家都要懸掛用布、綢或紙做的空心“鯉魚旗”。這其中的含義除了“鯉魚躍龍門”的美好祝願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達對躍龍門前堅忍的推崇。確實，所有的成就與輝煌都不能輕而易舉地獲得，此前必定有一個漫長的成長過程，甚至還可能是痛苦難耐的。
幾乎對所有的國家而言，舉全國之力進行的一場戰爭以失敗告終，無疑都會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一場巨大的災難，因為戰敗之後的恢複工程異常艱巨，此外還極有可能需要麵對戰勝國的占領。二戰後的日本，麵臨的就是這樣一種局麵。
值得慶幸的是，美國采取的是一種日本人可以接受的占領方式：保留已有的政府，由日本人負責本國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美國之所以實施這種管理方式，是出於自身的考慮，正如當時希德林將軍所說：“利用日本國政府這種占領方式所取得的好處是巨大的。如果沒有日本國政府可資利用，我們勢必要有直接運轉管理一個7000萬人口國家所必需的全部複雜機構。他們的語言、習慣、態度與我們都不同。通過淨化並利用日本國政府，我們節省了時間、人力和物力。換言之，我們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頓自己的國家，而我們隻是提供具體指導。”同時，卻也收獲了超乎想象的成果。
在美國人眼中，日本向來是一個怒目而視、睚眥必報的民族。麵對戰敗的挫折與美國占領的屈辱，日本民眾極有可能會對美國的占領表示出敵對的態度。但結果遠遠出乎美國人的預料，日本民眾坦然地接受了美國的管理，因為他們期望自身的改變。因而，在日本投降之後的第五天，在美軍尚未登陸時，東京的《每日新聞》便已刊登了這樣的評論：“這對最終解救日本是大有好處的。”
日本之所以會在這麽短的時間內產生如此巨大的轉變，皆源於他們對“尊重”的期望，就像戰敗後各家報紙的社論反複強調的那樣：“日本必須在世界各國中得到尊重。”可見，日本國民的責任就是要在新的基礎上贏得別人的尊重，這就是日本人的“政策”。美國研究家約翰·脫蘭在他的《日本帝國的衰亡》（上）中這樣描述日本人：“與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較模糊。在國際關係中，日本人講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則’。日本人似乎是沒有道德心的……他的邏輯就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隨機應變。不需要時，還可以疊起來裝在口袋裏。”
“尊重”的政策，對日本人而言，遠勝過“道德”的原則，因此，在采取某種行動方針而以失敗告終時，日本便視其為是“錯誤”的，他們不會固守“錯誤”的方針，而是迅速地將其拋棄，以另一種方式換取“尊重”。在他們的觀念中，“必須堅定地相信，軍事的失敗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是兩回事，應當把軍事失敗作為一種動力。……因為，隻有這種全民族失敗的慘重犧牲，才能使日本國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觀而如實地觀察事物。過去一切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都應通過坦率的分析而予以消除。……我們需要拿出勇氣來正視戰敗這一冷酷的現實。但我們必須對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
如此獨特的觀念，並不獨屬於少數人，東京、大阪等城市的街頭，甚至偏遠村落的普通百姓也有同樣的想法。因此，整個日本民族在戰敗之後，迅速地進行自我的滌除積垢，民眾們開始積極主動地努力改善不受“尊重”的環境。
一旦確立了新的方針，日本人便會用勇於逆流而上的鯉魚來要求自己，他們隱藏起個人的情緒、舍下自私的利益需求，忍耐新的生活方式向他們提出的一切挑戰。轉瞬間，曾經驕橫凶殘的日軍變成了“謙謙君子”，被戰勝國安排修路、修機場，他們也沒有絲毫的抵觸情緒，甚至願意為了無心之失而以自動挨餓的方式表達歉意。
此時，日本的民眾可以說是“脫胎換骨”了。他們像機器人一樣精準、刻板，一絲不苟；街上一塵不染，人流整齊有序，公共汽車分秒不差；日本從不停電，也不停水，即使是遇到了地震和海嘯，日本人也從來沒有表現出慌亂之態。他們像機器人一樣勤奮、刻苦，不知疲倦：晚上加班到八九點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即便是到了午夜時分，高聳的寫字樓裏仍有許多人在加班；他們永遠高漲的積極性和超強的責任心，有時執著到了令人厭煩的程度。
每個日本人都像機器人一樣，忠實地履行著自己職責，為了能獲得“尊重”而堅忍地為戰後的“重生”付出。擁有如此強大凝聚力的民族，本身就足以令別國動容，他們創造的奇跡更是令整個世界震驚。日本在戰後僅僅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便從二戰的戰敗國一躍成為了世界經濟的亞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甚至從1983年開始超過了美國。他們如願以償，得到了世界的“尊重”，不單是經濟實力上的，更多的是戰後恢複過程中的堅忍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