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不敢正視，對於同一件事，人的認知會有怎樣的改觀，尤其是早年的經曆，隨著歲月的沉澱會呈現出何種不同的表露。當我在八十年代初到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求學時，我開始接觸到康德的絕對主義，康德將一個行為的道德價值定性為行為的意圖而非行為的結果。我到現在還對我初讀《純粹理性批判》時的亢奮記憶猶新，我從紐約州立圖書館接到這本不知是否被多少影響了美國進程的曆史人物摩挲過的這本書時，我想到了我人生前三十年的無知和蠢鈍，我所服膺的少年時代的所有價值，各種聲嘶力竭呐喊中的主義與口號，鋪天蓋地的宣傳標語，不過是絕對主義的一種而已，這益發加深了我對於道德的一種懷疑。
當西方物質文明的刺激感消退之後，尤其是當我在康涅狄格州一所會計事務所百無聊賴地工作多年後，我又深為休謨的不可知論所折服，人充其量隻能就其經驗範圍內擁有感知力，而終有一些事物，是不可以智力測度的。美國的上流階層隻要運用金錢的手段，便可以顛倒黑白，窮人卻因為一丁點的過錯便可以被投入無底囚牢，而我所從事的恰是這種為金錢所擺布的靈魂的淪滅。道德本身的對錯，已經不再是事物本身價值的否定，更有超脫這種理性判斷的未知左右著我們的決斷，就像這之間的悖論無限延伸，便是我們的人間世。
誘發我這一思考的，是我不久前與故人的一次重逢。那是一次我做夢也想不到的邂逅，我因要替我的一個雇主整理卷宗，故而必須驅使穿過整個紐約市北區來到華爾街。我的雇主，也就是尼克爾森先生，他是一家名為亞羅的大信托公司的ceo，西裝革履，說話簡潔幹脆，知天命之年，卻頭發花白，歲月顯然在他的臉上留下了太多的刻痕，顯示他這三十年來經曆的一切起落沉落。他現在是被聯邦調查局鎖定，因為他被競爭對手控告偷稅漏稅。資本主義社會裏唯一的信條就是金錢，而資本主義政府運作的命脈就是稅款。生而為中國人，我們很難想象一個政府會關門倒閉，美國曆史上多次政府因債台高築而關門大吉之事發生。我需要做的，就是配合他把多達五千萬美金的贓款洗白，令聯邦調查局查不出任何紕漏，這樣我和我的同事可以拿到五十萬美金的酬勞。
美國法律雖然嚴密，但總有漏洞可循，似乎這也是我們行業內不公開的秘密，我們可以把再多的錢，通過各種渠道，變成合法的收益，或者是虛構幾個自然人，在虛無縹緲中存在，而卻擁有數不盡的錢財。這其間的技巧因涉及商業道德，細節我不能多言，雖然昧著良心，但並不違法。浸淫日久，我也甚為嫻熟。趨利的本性使人對於商業道德的誠信，永遠高於對世俗道德的忠誠。
我在整理尼克爾森先生財務往來時，發現一個叫張國昌的名字，他有一筆三百萬美金的匯兌到亞羅公司。這是典型的移民伎倆，隻要你匯兌三百萬美金作抵押，亞羅公司可以給你搞定在美國的一切，包括房產、戶籍、醫療、教育。否則尼克爾森先生也不可能有那麽多來不不明的黑錢。裏麵附有一張張國昌的個人照片，盡管二十年過去了，從青春少年到人至中年，我依舊能夠辨認出就是他，在他的左眉心有一顆黑痣。
改革開放前時代的人，名字很難離得開時代的烙印。1949年的主流是建國，1950年代初的則是援朝，1950年代末期的則改為是國昌，我則稍有不同，和國梁之類的名字類似，父親給我取名叫我嘉木，稍有私心存焉，希望我能成為棟梁之才。
尼克爾森先生對我的工作甚為滿意，當聯邦調查局來查驗賬目時，所有的資金流向全是合乎法律的正當渠道。
“繆先生，做的不錯。”尼克爾森先生簽了一張五十萬美金的支票。
合作愉快。”我欣然地接過了支票，“尼克爾森先生，我在翻閱資料時，遇見了我一個多年失散聯係的好友的名字，您可否幫我找到他的住址？”
我胡亂編了一堆我與張國昌的因緣，我們父母是故交，我倆又是發小，同窗十載……但是我特別不願意提及我與他真正的關係，
尼克爾森先生馬上拿起電話機，詢問秘書此事，很快我就獲知了張國昌的住址。
我馬不停蹄地駕車疾馳了三個小時，確切來說是兩個小時三刻鍾後，我就出現在了緬因州的一個普通小鎮上。
按照門牌號應該是這家無疑，紅色的鄉間別墅，圍著一圈低矮的木質柵欄，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子帶著孩子在草坪上做遊戲。
“請問。”我的聲音似乎打破了這裏的一切，我也為我的冒失感到歉意。
女子回過身來，衝著我微微一笑。她眉目清秀，楚楚動人，看來張國昌定是發了一筆橫財，要知道在九十年代的中國，三百萬美金可是一個天文數字。
”請問，這裏是張國昌先生家嗎？您是張太太對嗎？我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叫繆嘉木，當年和他一起在長白山林場插隊過。”我迫不及待地告知她我和張國昌的交情是可以讓我這麽冒昧來打攪的。
張太太臉上劃過一絲冷眼，眉頭微鎖，審視了我一眼，然而很快她就換做了笑臉，道：“既然是國昌的老朋友，那就請進吧，他有事外出，大約要再過一個鍾點才能夠回來。”
我推開了柵欄門，笑著說孩子很可愛。整個屋子的陳設都是極其考究的法式古典風格，造價不菲，我在美國這麽多年也不過租賃度日。
“繆先生，我剛才把你的到來和國昌說了，他說頂多半個鍾點就能夠回來。”張太太端上一杯沏好的咖啡放在我麵前。
“國昌很少和我提及他在長白山林場的事情，我也是從我婆婆那裏知道一二。繆先生，您能不能和我多講一些當時的故事。”張太太睜大了眼睛望著我。
當西方物質文明的刺激感消退之後，尤其是當我在康涅狄格州一所會計事務所百無聊賴地工作多年後，我又深為休謨的不可知論所折服，人充其量隻能就其經驗範圍內擁有感知力，而終有一些事物，是不可以智力測度的。美國的上流階層隻要運用金錢的手段，便可以顛倒黑白，窮人卻因為一丁點的過錯便可以被投入無底囚牢，而我所從事的恰是這種為金錢所擺布的靈魂的淪滅。道德本身的對錯，已經不再是事物本身價值的否定，更有超脫這種理性判斷的未知左右著我們的決斷，就像這之間的悖論無限延伸，便是我們的人間世。
誘發我這一思考的，是我不久前與故人的一次重逢。那是一次我做夢也想不到的邂逅，我因要替我的一個雇主整理卷宗，故而必須驅使穿過整個紐約市北區來到華爾街。我的雇主，也就是尼克爾森先生，他是一家名為亞羅的大信托公司的ceo，西裝革履，說話簡潔幹脆，知天命之年，卻頭發花白，歲月顯然在他的臉上留下了太多的刻痕，顯示他這三十年來經曆的一切起落沉落。他現在是被聯邦調查局鎖定，因為他被競爭對手控告偷稅漏稅。資本主義社會裏唯一的信條就是金錢，而資本主義政府運作的命脈就是稅款。生而為中國人，我們很難想象一個政府會關門倒閉，美國曆史上多次政府因債台高築而關門大吉之事發生。我需要做的，就是配合他把多達五千萬美金的贓款洗白，令聯邦調查局查不出任何紕漏，這樣我和我的同事可以拿到五十萬美金的酬勞。
美國法律雖然嚴密，但總有漏洞可循，似乎這也是我們行業內不公開的秘密，我們可以把再多的錢，通過各種渠道，變成合法的收益，或者是虛構幾個自然人，在虛無縹緲中存在，而卻擁有數不盡的錢財。這其間的技巧因涉及商業道德，細節我不能多言，雖然昧著良心，但並不違法。浸淫日久，我也甚為嫻熟。趨利的本性使人對於商業道德的誠信，永遠高於對世俗道德的忠誠。
我在整理尼克爾森先生財務往來時，發現一個叫張國昌的名字，他有一筆三百萬美金的匯兌到亞羅公司。這是典型的移民伎倆，隻要你匯兌三百萬美金作抵押，亞羅公司可以給你搞定在美國的一切，包括房產、戶籍、醫療、教育。否則尼克爾森先生也不可能有那麽多來不不明的黑錢。裏麵附有一張張國昌的個人照片，盡管二十年過去了，從青春少年到人至中年，我依舊能夠辨認出就是他，在他的左眉心有一顆黑痣。
改革開放前時代的人，名字很難離得開時代的烙印。1949年的主流是建國，1950年代初的則是援朝，1950年代末期的則改為是國昌，我則稍有不同，和國梁之類的名字類似，父親給我取名叫我嘉木，稍有私心存焉，希望我能成為棟梁之才。
尼克爾森先生對我的工作甚為滿意，當聯邦調查局來查驗賬目時，所有的資金流向全是合乎法律的正當渠道。
“繆先生，做的不錯。”尼克爾森先生簽了一張五十萬美金的支票。
合作愉快。”我欣然地接過了支票，“尼克爾森先生，我在翻閱資料時，遇見了我一個多年失散聯係的好友的名字，您可否幫我找到他的住址？”
我胡亂編了一堆我與張國昌的因緣，我們父母是故交，我倆又是發小，同窗十載……但是我特別不願意提及我與他真正的關係，
尼克爾森先生馬上拿起電話機，詢問秘書此事，很快我就獲知了張國昌的住址。
我馬不停蹄地駕車疾馳了三個小時，確切來說是兩個小時三刻鍾後，我就出現在了緬因州的一個普通小鎮上。
按照門牌號應該是這家無疑，紅色的鄉間別墅，圍著一圈低矮的木質柵欄，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子帶著孩子在草坪上做遊戲。
“請問。”我的聲音似乎打破了這裏的一切，我也為我的冒失感到歉意。
女子回過身來，衝著我微微一笑。她眉目清秀，楚楚動人，看來張國昌定是發了一筆橫財，要知道在九十年代的中國，三百萬美金可是一個天文數字。
”請問，這裏是張國昌先生家嗎？您是張太太對嗎？我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叫繆嘉木，當年和他一起在長白山林場插隊過。”我迫不及待地告知她我和張國昌的交情是可以讓我這麽冒昧來打攪的。
張太太臉上劃過一絲冷眼，眉頭微鎖，審視了我一眼，然而很快她就換做了笑臉，道：“既然是國昌的老朋友，那就請進吧，他有事外出，大約要再過一個鍾點才能夠回來。”
我推開了柵欄門，笑著說孩子很可愛。整個屋子的陳設都是極其考究的法式古典風格，造價不菲，我在美國這麽多年也不過租賃度日。
“繆先生，我剛才把你的到來和國昌說了，他說頂多半個鍾點就能夠回來。”張太太端上一杯沏好的咖啡放在我麵前。
“國昌很少和我提及他在長白山林場的事情，我也是從我婆婆那裏知道一二。繆先生，您能不能和我多講一些當時的故事。”張太太睜大了眼睛望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