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月22日，南麵六秩有餘的維多利亞女王以八十一歲遐齡溘然長逝，其子威爾士親王當了多年王儲，終於得登大寶，如願加冕為愛德華七世；這意味著持續六十四載的維多利亞時代正式落下帷幕，以現實主義為主要風格的維多利亞文學，也已走到窮途末路的尾聲。
1837年之前的喬治時代是浪漫主義文學的鼎盛期，在這百餘年間，雖然出現過亨利·菲爾丁、瑪麗·雪萊和簡·奧斯丁等少數名留青史的小說巨匠，但絕大多數享有盛譽的文學家，如羅伯特·伯恩斯、威廉·華茲華斯、薩繆爾·泰勒·科勒律治、約翰·濟慈、喬治·戈登·拜倫和珀西·比希·雪萊等，無不以詩歌名世。小說很少受到當時文人的認真對待，甚至在有些作者心目中也無非是茶餘飯後的消遣而已。現在恐怕很少有讀者知道，像《弗蘭肯斯坦》這樣在後世有巨大影響的作品，原本竟然是幾個朋友無聊打賭的產物：1816年，珀西·雪萊夫婦和他們的好友拜倫及約翰·珀裏多利約定各自寫一個恐怖故事，看誰寫得最為成功，於是年方十八歲的瑪麗·雪萊在無意間變成了現代科幻小說的鼻祖。
及至維多利亞女王登基，詩歌的地位依舊崇高，但就社會影響而言，卻漸漸不如小說重要。19世紀叱吒風雲的文壇巨子，是查爾斯·狄更斯、威廉·薩克雷、喬治·艾略特、托馬斯·哈代、勃朗蒂三姐妹和喬治·吉辛等小說家。而提及小說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流行，則不得不先談大不列顛帝國的勃興。
肇始自18世紀中期的工業革命經過數十載演變，到19世紀30年代已然大功告成。蒸汽動力的廣泛應用帶動紡織、冶金、采礦、化工等行業迅猛發展，工廠和煤礦如雨後春筍般在英格蘭各地冒出來，大量勞動力從傳統的農牧業轉移到新興的工商業，許多小鎮化身為城市，城市間日益增長的人員與貨物流通促成了鐵路的誕生，後者反過來又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孤懸海外的英格蘭因而得以在人類曆史上率先邁過工業化門檻，其國力急劇增長到足以在國際上笑傲群雄的地步，最明顯的象征莫過於1851年5月1日在白金漢宮門外不遠處海德公園揭幕的萬國工業博覽會。這場有第一次世界博覽會美譽的盛典為期五個多月，讓六百餘萬名觀眾見識了包括絕世巨鑽“光之山”在內的超過一萬三千件新奇玩意；展品來自大不列顛帝國本土和海外殖民地，以及四十四個歐洲和美洲國家，大有“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氣派。
國泰民安的盛世給維多利亞文學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客觀條件，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是人口數量的暴增和識字率的猛漲。1831年，全英人口不足2403萬，到1901年已飆升至4522萬。至於識字率方麵，1840年，英國隻有67%的男人和51%的女人能夠在結婚登記時簽署自己名字；旨在推動基礎教育的《教育法案》於1870年實施，僅僅三十年後，英國成年男女的識字率分別高達97.2%和96.8%。這意味著維多利亞時代潛在的文學圖書消費者比先前的喬治時代多出了兩倍有餘。
還有個幾乎同樣重要的因素是流通圖書館的興起。直到維多利亞時代中期，圖書仍然非常昂貴，三卷本小說的定價為31先令6便士（約11.5克黃金），是中下等階層負擔不起的奢侈品，他們想看書隻能去教會圖書館或者私人圖書館查閱。19世紀中期，少數精明的生意人從中發現商機，創辦了流通圖書館，提供收費的圖書外借服務，其中的翹楚有穆迪圖書館（mudie，s library）和威廉·亨利·史密斯父子公司（w.h.smith&son）等。以穆迪圖書館為例，讀者隻需繳納一幾尼的年費，即可每次借閱一本圖書。這些流通圖書館降低了人們閱讀的代價，並拓寬了各種圖書的銷路。
迅速發展的印刷術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1814年，弗裏德裏希·柯尼希和安德烈斯·鮑爾成功說服倫敦《泰晤士報》購入兩台他們發明的滾筒印刷機，自此揭開工業印刷的序幕。兩位德國工程師隨後改良了這種蒸汽驅動的新型印刷機器，新增雙麵同時印刷的功能，極大地提高印刷效率之餘，亦大幅拉低了生產成本。雖然圖書定價並沒有因為工業印刷普及而立竿見影地降下來，要直到1885年，新出版小說的價格才銳減到每部6先令，但另一種重要的文學載體卻應運而生，那就是雜誌。
得益於極低的生產成本，兼且沒有官方審查製度，維多利亞時期的雜誌層出不窮，某些年份新辦刊物多達百餘種，影響力較大的有《玉米山》（cornhill）、《回音》（echo）、《嘉言》（good words）等數十家。為了吸引讀者持續購買，絕大部分雜誌設置了固定的小說連載欄目。像查爾斯·狄更斯的《艱難時世》（hard times）和《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等代表作，最初均以連載的形式在雜誌上出現。狄更斯還曾先後編輯出版過兩份重要刊物：《家長裏短》（household words）和《春夏秋冬》（all the year round）。這些雜誌大多內容豐富，價格便宜。比如著名的《每周一刊》（once a week），每期十八至二十頁，配有五到七幅木刻插圖，售價僅為三便士；《家長裏短》低至兩便士，《春夏秋冬》的聖誕節特刊也不過四便士。由於定價低，維多利亞時代雜誌擁有的讀者群之廣大，完全是前人所不敢想象的。例如《春夏秋冬》在1859年4月30日上市，主辦方事先在英國各地散發三十萬份傳單和海報，預告即將連載狄更斯最新力作《雙城記》，於是創刊號熱銷十二萬五千冊，爾後獲得讀者持續追捧，以至於到當年7月，狄更斯不無得意地在給朋友的信中宣稱，他非但已經償清籌辦雜誌拆借的本息，銀行裏還多了五百英鎊的盈餘。
在上述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維多利亞時代的英語文學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詩歌的藝術繼續發展，阿爾弗雷德·丁尼森、羅伯特·勃朗寧和馬修·阿諾德等傑出詩人引領風騷數十年。英語文學史爛熟於胸的讀者或許還記得，諸如科勒律治、濟慈和拜倫之流的前朝墨客，也是在這個時代才登上聲譽的巔峰。但正如前文指出的，此時小說已經上升為最主要的文學體裁，其社會影響遠非詩歌所能望其項背。狄更斯的封筆之作《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共分19卷出版，第1卷在1864年5月推出時，短短三天便賣出了三萬冊；喬治·雷諾德茲（george w.m.reynolds）的《軍嫂》（the soldier''s wife）前兩卷在出版當天各賣了六萬冊；最驚人的莫過於來自大西洋彼岸的《湯姆叔叔的小屋》，這部聲討黑奴製度的作品在1852年至1853年間湧現了四十個版本，僅在英國及其海外殖民地便售出了一百五十萬冊之巨。
這裏麵的原因並不難理解。新增的閱讀人口絕大部分是中下等階層，限於家庭出身、生活環境、知識水平和審美趣味，他們偏愛的當然不是需要深厚學養和仔細推敲方能理解和欣賞的詩歌，輕鬆易讀、可以滿足好奇心的小說，尤其那些有關犯罪和暴力的小說，才是他們首選的讀物。而主要購買力量來自中下等階層的市場環境，則反過來決定或者說至少影響了維多利亞小說的主要特征。
維多利亞小說的主要特征有如下幾個：首先，就人物角色而言，主角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皇親國戚或者雄霸一方的貴族士紳，而是奔波勞碌的販夫走卒或者命運多舛的鄉間農夫；其次，在背景設定方麵，故事通常不再發生於古代或者某個虛構的空間，而是同時代某個真實存在的地方，尤其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會倫敦；再者，敘事情節不再追求聳人聽聞或怪誕離奇，而是偏重入情入理，對各種器物的描寫也細致入微，旨在讓讀者覺得和現實生活所去不遠；最後，維多利亞小說往往帶有強烈的文以載道、匡扶道德的色彩，那些作者熱衷於告訴讀者，男主角或女主角也許出身貧寒，曆經挫折，但終將得到圓滿的結局，而這一切歸根到底是因為其擁有高尚的情操和正直的人品，又或者是因為其對上帝有著虔誠的信仰。當時及後世的評論家將無數維多利亞小說所共同呈現出來的這些特征統稱為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小說狂飆突進數十載，至19世紀末期已然疲態畢現，慢慢走進了庸俗的死胡同。這主要是因為，相對於早期荒誕不經的哥特小說（如《弗蘭肯斯坦》）、天馬行空的演義小說（如《艾凡赫》）和桑間濮上的愛情小說（如《傲慢與偏見》），描繪引車賣漿者流生活的故事無疑有著革命性的突破，但這種促使其大獲成功、備受歡迎的新穎手法，經過眾多良莠不齊的作家反複運用長達半個世紀之後，變成了多少有點惹人生厭的陳腔濫調。當維多利亞女王在世紀之交退出曆史的舞台，查爾斯·狄更斯、威廉·薩克雷和喬治·艾略特等現實主義先驅久已魂歸道山，後繼中堅如托馬斯·哈代和喬治·吉辛也邁入了風燭殘年，此時英國文壇可謂山雨欲來，一場現代主義的革命正在蓄勢待發。
現代主義文學包含了眾多不同的風格和流派，很難扼要地對其進行界定，但簡單地說，正如現實主義是對浪漫主義的背棄，它也是對前者的反叛。總之在多數出生於19世紀70年代以後的英國文人看來，內在世界高於外在世界，意識活動高於故事情節；至於讓前輩作家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禮教觀念，尤其是各種嚴厲的性禁忌，因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所向披靡，更成為這些作家爭先恐後想要打破的桎梏。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炮火正酣的時候，現代主義運動在大西洋兩岸已經蔚為大觀，諸如多蘿西·理查德森（dorothy richardson）的《尖尖的屋頂》（pointed roofs）、戴維·赫伯特·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遠渡重洋》（the voyage out）和詹姆士·喬伊斯的《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之類新式小說均已付梓刊行。
和上述作家比起來，當時在英國本土和美國享有盛譽的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有點像是異類。出生於1874年的毛姆年齡和他們約略相當，文學旨趣卻大相徑庭，更接近正統的現實主義。他早期的作品，從《蘭貝斯的麗莎》（lisa ofmbeth），到《主教的圍裙》（the bishop''s apron），再到帶有些許荒唐色彩的《通靈術士》（the magician），都是典型的維多利亞小說。不過這些小說銷量平平無奇，社會反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毛姆在一戰塵埃落定前極高的知名度完全來自其成功的劇作。
自1897年處女作《蘭貝斯的麗莎》麵世後，這位棄醫從文的作家一直堅定不移地走在繆斯的道路上，隨後十年出版了五部長篇小說和一部短篇小說集。然而長年累月的辛勞始終沒有換來豐衣足食的回報，微薄的版稅僅能勉強維係捉襟見肘的日子。對由衷熱愛文學的創作者來說，經濟的困窘或可一笑置之，心血長久無人問津卻會造成致命的信心動搖，至少毛姆的情況便是如此。1907年，他心灰意冷之餘決定重操舊業，準備返回聖托馬斯醫院進修，以便能夠當上一名遠洋輪船的隨船醫生，詎料突然蒙受命運女神遲來的眷顧：那部已經被十七個戲院經理拒絕過的劇本《弗裏德裏克夫人》dy frederick），因為機緣巧合，居然得以在倫敦著名的皇宮大戲院（royal court theatre）上演！
這部喜劇情節出人意料，對白詼諧有趣，10月26日首演過後轟動全城，各大媒體好評如潮，想要一睹為快的觀眾紛紛湧入戲院，竟至於其連續上演了四百二十二場之多。翌年，倫敦西區的戲院見證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奇跡：第一次出現某個劇作家有四部作品同時在演的盛況，而且除了《弗裏德裏克夫人》以外，其他三部的票房也很驚人，分別演出了四十八、兩百七十二和三百二十一場。毛姆因此搖身變為炙手可熱的名人，極具影響的《幽默畫報》（punch）不失時機地刊登了一幅漫畫，畫上是愁容滿麵的莎士比亞，妒忌地盯著一麵牆壁，牆上貼滿了毛姆四部劇作的宣傳海報。
時來運轉的毛姆從此過上優渥的生活，但說起來也好玩，盡管備受觀眾群推崇和出版商看重，然而在他名聞遐邇以後，部分宵小之輩卻熱衷於用花樣百出的刻毒言語來攻擊其作品。這大部分是因為他這人口無遮攔，說過許多讓某些人聽起來如芒刺在背的話。比如他曾經公開宣稱：“創作劇本的難度向來被誇大，我自己腦裏總是有六七部作品，隻要想到合適的主題，我立刻便能將其分解成幾個場景，每一幕都會呈現在我麵前，所以我寫完一部戲以後，可以毫不費力地立刻另起爐灶。”諸如此類的言論得罪了許多喜歡故作高深的同行，其中不少人專門在報刊上撰文對毛姆進行撻伐。各種接踵而來的惡意抨擊給毛姆造成了持久的困擾，以至於他到晚年依然無法釋懷，在1938年出版的回憶錄《總結》（the summing up）中仍不忘為自己辯護。
1837年之前的喬治時代是浪漫主義文學的鼎盛期，在這百餘年間，雖然出現過亨利·菲爾丁、瑪麗·雪萊和簡·奧斯丁等少數名留青史的小說巨匠，但絕大多數享有盛譽的文學家，如羅伯特·伯恩斯、威廉·華茲華斯、薩繆爾·泰勒·科勒律治、約翰·濟慈、喬治·戈登·拜倫和珀西·比希·雪萊等，無不以詩歌名世。小說很少受到當時文人的認真對待，甚至在有些作者心目中也無非是茶餘飯後的消遣而已。現在恐怕很少有讀者知道，像《弗蘭肯斯坦》這樣在後世有巨大影響的作品，原本竟然是幾個朋友無聊打賭的產物：1816年，珀西·雪萊夫婦和他們的好友拜倫及約翰·珀裏多利約定各自寫一個恐怖故事，看誰寫得最為成功，於是年方十八歲的瑪麗·雪萊在無意間變成了現代科幻小說的鼻祖。
及至維多利亞女王登基，詩歌的地位依舊崇高，但就社會影響而言，卻漸漸不如小說重要。19世紀叱吒風雲的文壇巨子，是查爾斯·狄更斯、威廉·薩克雷、喬治·艾略特、托馬斯·哈代、勃朗蒂三姐妹和喬治·吉辛等小說家。而提及小說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流行，則不得不先談大不列顛帝國的勃興。
肇始自18世紀中期的工業革命經過數十載演變，到19世紀30年代已然大功告成。蒸汽動力的廣泛應用帶動紡織、冶金、采礦、化工等行業迅猛發展，工廠和煤礦如雨後春筍般在英格蘭各地冒出來，大量勞動力從傳統的農牧業轉移到新興的工商業，許多小鎮化身為城市，城市間日益增長的人員與貨物流通促成了鐵路的誕生，後者反過來又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孤懸海外的英格蘭因而得以在人類曆史上率先邁過工業化門檻，其國力急劇增長到足以在國際上笑傲群雄的地步，最明顯的象征莫過於1851年5月1日在白金漢宮門外不遠處海德公園揭幕的萬國工業博覽會。這場有第一次世界博覽會美譽的盛典為期五個多月，讓六百餘萬名觀眾見識了包括絕世巨鑽“光之山”在內的超過一萬三千件新奇玩意；展品來自大不列顛帝國本土和海外殖民地，以及四十四個歐洲和美洲國家，大有“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氣派。
國泰民安的盛世給維多利亞文學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客觀條件，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是人口數量的暴增和識字率的猛漲。1831年，全英人口不足2403萬，到1901年已飆升至4522萬。至於識字率方麵，1840年，英國隻有67%的男人和51%的女人能夠在結婚登記時簽署自己名字；旨在推動基礎教育的《教育法案》於1870年實施，僅僅三十年後，英國成年男女的識字率分別高達97.2%和96.8%。這意味著維多利亞時代潛在的文學圖書消費者比先前的喬治時代多出了兩倍有餘。
還有個幾乎同樣重要的因素是流通圖書館的興起。直到維多利亞時代中期，圖書仍然非常昂貴，三卷本小說的定價為31先令6便士（約11.5克黃金），是中下等階層負擔不起的奢侈品，他們想看書隻能去教會圖書館或者私人圖書館查閱。19世紀中期，少數精明的生意人從中發現商機，創辦了流通圖書館，提供收費的圖書外借服務，其中的翹楚有穆迪圖書館（mudie，s library）和威廉·亨利·史密斯父子公司（w.h.smith&son）等。以穆迪圖書館為例，讀者隻需繳納一幾尼的年費，即可每次借閱一本圖書。這些流通圖書館降低了人們閱讀的代價，並拓寬了各種圖書的銷路。
迅速發展的印刷術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1814年，弗裏德裏希·柯尼希和安德烈斯·鮑爾成功說服倫敦《泰晤士報》購入兩台他們發明的滾筒印刷機，自此揭開工業印刷的序幕。兩位德國工程師隨後改良了這種蒸汽驅動的新型印刷機器，新增雙麵同時印刷的功能，極大地提高印刷效率之餘，亦大幅拉低了生產成本。雖然圖書定價並沒有因為工業印刷普及而立竿見影地降下來，要直到1885年，新出版小說的價格才銳減到每部6先令，但另一種重要的文學載體卻應運而生，那就是雜誌。
得益於極低的生產成本，兼且沒有官方審查製度，維多利亞時期的雜誌層出不窮，某些年份新辦刊物多達百餘種，影響力較大的有《玉米山》（cornhill）、《回音》（echo）、《嘉言》（good words）等數十家。為了吸引讀者持續購買，絕大部分雜誌設置了固定的小說連載欄目。像查爾斯·狄更斯的《艱難時世》（hard times）和《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等代表作，最初均以連載的形式在雜誌上出現。狄更斯還曾先後編輯出版過兩份重要刊物：《家長裏短》（household words）和《春夏秋冬》（all the year round）。這些雜誌大多內容豐富，價格便宜。比如著名的《每周一刊》（once a week），每期十八至二十頁，配有五到七幅木刻插圖，售價僅為三便士；《家長裏短》低至兩便士，《春夏秋冬》的聖誕節特刊也不過四便士。由於定價低，維多利亞時代雜誌擁有的讀者群之廣大，完全是前人所不敢想象的。例如《春夏秋冬》在1859年4月30日上市，主辦方事先在英國各地散發三十萬份傳單和海報，預告即將連載狄更斯最新力作《雙城記》，於是創刊號熱銷十二萬五千冊，爾後獲得讀者持續追捧，以至於到當年7月，狄更斯不無得意地在給朋友的信中宣稱，他非但已經償清籌辦雜誌拆借的本息，銀行裏還多了五百英鎊的盈餘。
在上述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維多利亞時代的英語文學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詩歌的藝術繼續發展，阿爾弗雷德·丁尼森、羅伯特·勃朗寧和馬修·阿諾德等傑出詩人引領風騷數十年。英語文學史爛熟於胸的讀者或許還記得，諸如科勒律治、濟慈和拜倫之流的前朝墨客，也是在這個時代才登上聲譽的巔峰。但正如前文指出的，此時小說已經上升為最主要的文學體裁，其社會影響遠非詩歌所能望其項背。狄更斯的封筆之作《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共分19卷出版，第1卷在1864年5月推出時，短短三天便賣出了三萬冊；喬治·雷諾德茲（george w.m.reynolds）的《軍嫂》（the soldier''s wife）前兩卷在出版當天各賣了六萬冊；最驚人的莫過於來自大西洋彼岸的《湯姆叔叔的小屋》，這部聲討黑奴製度的作品在1852年至1853年間湧現了四十個版本，僅在英國及其海外殖民地便售出了一百五十萬冊之巨。
這裏麵的原因並不難理解。新增的閱讀人口絕大部分是中下等階層，限於家庭出身、生活環境、知識水平和審美趣味，他們偏愛的當然不是需要深厚學養和仔細推敲方能理解和欣賞的詩歌，輕鬆易讀、可以滿足好奇心的小說，尤其那些有關犯罪和暴力的小說，才是他們首選的讀物。而主要購買力量來自中下等階層的市場環境，則反過來決定或者說至少影響了維多利亞小說的主要特征。
維多利亞小說的主要特征有如下幾個：首先，就人物角色而言，主角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皇親國戚或者雄霸一方的貴族士紳，而是奔波勞碌的販夫走卒或者命運多舛的鄉間農夫；其次，在背景設定方麵，故事通常不再發生於古代或者某個虛構的空間，而是同時代某個真實存在的地方，尤其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會倫敦；再者，敘事情節不再追求聳人聽聞或怪誕離奇，而是偏重入情入理，對各種器物的描寫也細致入微，旨在讓讀者覺得和現實生活所去不遠；最後，維多利亞小說往往帶有強烈的文以載道、匡扶道德的色彩，那些作者熱衷於告訴讀者，男主角或女主角也許出身貧寒，曆經挫折，但終將得到圓滿的結局，而這一切歸根到底是因為其擁有高尚的情操和正直的人品，又或者是因為其對上帝有著虔誠的信仰。當時及後世的評論家將無數維多利亞小說所共同呈現出來的這些特征統稱為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小說狂飆突進數十載，至19世紀末期已然疲態畢現，慢慢走進了庸俗的死胡同。這主要是因為，相對於早期荒誕不經的哥特小說（如《弗蘭肯斯坦》）、天馬行空的演義小說（如《艾凡赫》）和桑間濮上的愛情小說（如《傲慢與偏見》），描繪引車賣漿者流生活的故事無疑有著革命性的突破，但這種促使其大獲成功、備受歡迎的新穎手法，經過眾多良莠不齊的作家反複運用長達半個世紀之後，變成了多少有點惹人生厭的陳腔濫調。當維多利亞女王在世紀之交退出曆史的舞台，查爾斯·狄更斯、威廉·薩克雷和喬治·艾略特等現實主義先驅久已魂歸道山，後繼中堅如托馬斯·哈代和喬治·吉辛也邁入了風燭殘年，此時英國文壇可謂山雨欲來，一場現代主義的革命正在蓄勢待發。
現代主義文學包含了眾多不同的風格和流派，很難扼要地對其進行界定，但簡單地說，正如現實主義是對浪漫主義的背棄，它也是對前者的反叛。總之在多數出生於19世紀70年代以後的英國文人看來，內在世界高於外在世界，意識活動高於故事情節；至於讓前輩作家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禮教觀念，尤其是各種嚴厲的性禁忌，因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所向披靡，更成為這些作家爭先恐後想要打破的桎梏。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炮火正酣的時候，現代主義運動在大西洋兩岸已經蔚為大觀，諸如多蘿西·理查德森（dorothy richardson）的《尖尖的屋頂》（pointed roofs）、戴維·赫伯特·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遠渡重洋》（the voyage out）和詹姆士·喬伊斯的《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之類新式小說均已付梓刊行。
和上述作家比起來，當時在英國本土和美國享有盛譽的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有點像是異類。出生於1874年的毛姆年齡和他們約略相當，文學旨趣卻大相徑庭，更接近正統的現實主義。他早期的作品，從《蘭貝斯的麗莎》（lisa ofmbeth），到《主教的圍裙》（the bishop''s apron），再到帶有些許荒唐色彩的《通靈術士》（the magician），都是典型的維多利亞小說。不過這些小說銷量平平無奇，社會反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毛姆在一戰塵埃落定前極高的知名度完全來自其成功的劇作。
自1897年處女作《蘭貝斯的麗莎》麵世後，這位棄醫從文的作家一直堅定不移地走在繆斯的道路上，隨後十年出版了五部長篇小說和一部短篇小說集。然而長年累月的辛勞始終沒有換來豐衣足食的回報，微薄的版稅僅能勉強維係捉襟見肘的日子。對由衷熱愛文學的創作者來說，經濟的困窘或可一笑置之，心血長久無人問津卻會造成致命的信心動搖，至少毛姆的情況便是如此。1907年，他心灰意冷之餘決定重操舊業，準備返回聖托馬斯醫院進修，以便能夠當上一名遠洋輪船的隨船醫生，詎料突然蒙受命運女神遲來的眷顧：那部已經被十七個戲院經理拒絕過的劇本《弗裏德裏克夫人》dy frederick），因為機緣巧合，居然得以在倫敦著名的皇宮大戲院（royal court theatre）上演！
這部喜劇情節出人意料，對白詼諧有趣，10月26日首演過後轟動全城，各大媒體好評如潮，想要一睹為快的觀眾紛紛湧入戲院，竟至於其連續上演了四百二十二場之多。翌年，倫敦西區的戲院見證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奇跡：第一次出現某個劇作家有四部作品同時在演的盛況，而且除了《弗裏德裏克夫人》以外，其他三部的票房也很驚人，分別演出了四十八、兩百七十二和三百二十一場。毛姆因此搖身變為炙手可熱的名人，極具影響的《幽默畫報》（punch）不失時機地刊登了一幅漫畫，畫上是愁容滿麵的莎士比亞，妒忌地盯著一麵牆壁，牆上貼滿了毛姆四部劇作的宣傳海報。
時來運轉的毛姆從此過上優渥的生活，但說起來也好玩，盡管備受觀眾群推崇和出版商看重，然而在他名聞遐邇以後，部分宵小之輩卻熱衷於用花樣百出的刻毒言語來攻擊其作品。這大部分是因為他這人口無遮攔，說過許多讓某些人聽起來如芒刺在背的話。比如他曾經公開宣稱：“創作劇本的難度向來被誇大，我自己腦裏總是有六七部作品，隻要想到合適的主題，我立刻便能將其分解成幾個場景，每一幕都會呈現在我麵前，所以我寫完一部戲以後，可以毫不費力地立刻另起爐灶。”諸如此類的言論得罪了許多喜歡故作高深的同行，其中不少人專門在報刊上撰文對毛姆進行撻伐。各種接踵而來的惡意抨擊給毛姆造成了持久的困擾，以至於他到晚年依然無法釋懷，在1938年出版的回憶錄《總結》（the summing up）中仍不忘為自己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