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已經指出，文以載道是現實主義小說必備的特征，不過《月亮和六便士》的寓意卻沒有那麽容易被發現。那些誤將查爾斯·斯特裏克蘭當成小說主角的評論者，有的覺得毛姆旨在闡明藝術創作和世俗生活的矛盾，有的認為小說揭示了唯有藝術才能真正永恒的道理，甚至還有人在羅列了斯特裏克蘭這個角色的種種“不足”之後，又自作多情地替毛姆開脫，宣稱“《月亮和六便士》的教訓是天才不可能用筆墨來形容”。如果沒有遭受蒙蔽，能夠避免過於流暢的閱讀體驗引發的粗心大意，仔細到小說中尋找作者精心設置的伏筆，我們將會發現，這個“德育故事”所要講述的，其實是一個和毛姆一樣老派的道理。
要明白這個道理是什麽，首先必須厘清整部小說的結構和基調。《月亮和六便士》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開篇到第十七章，主要講述敘事者在倫敦生活時所了解到的斯特裏克蘭；第二部分從第十八章到第四十四章，描繪了敘事者客居巴黎後和斯特裏克蘭的交往；第三部分從第四十五章到結束，著墨於敘事者遊曆塔希提期間所聽到的關於斯特裏克蘭死前幾年的情況。無論在哪個部分，敘事者都占據了絕對核心的位置，斯特裏克蘭自始至終從未直接登場，他的生平事跡和內心活動完全由“我”通過轉述、觀察、推測和解釋來呈現。換言之，小說的主角是而且隻能是第一人稱的敘事者。
這個敘事者的聲音，亦即小說的基調，是謹慎而克製的。我們可以看到，每當敘事者對某個人、某件事形成觀點或者判斷，他都會緊接著自我反省，甚至於說出“我所做的猜測都是毫無根據的”這樣的話來。《月亮和六便士》反複證明了這種謹慎和克製的必要性。比如在小說的開頭，敘事者在沒有見過斯特裏克蘭以前，根據露絲·沃特福德的轉述，錯誤地“把他想像成弱不禁風、其貌不揚的樣子”，見麵後才發現“實際上他長得魁梧雄壯，手和腳都很大，晚禮服穿在他身上有點滑稽”。至於斯特裏克蘭太太，敘事者在第四章認為她“算是心地最純良的”，到第十五章卻發現這個貌似溫柔體貼的女子“竟然如此陰險歹毒”。又比如在第二十三章，敘事者覺得德克·斯特羅夫及其妻子的家庭生活“宛如悠揚的牧歌，別具一種獨特之美”，而他們之間不可彌補的裂痕要直到第四十一章才真相大白。當然最大的反差來自斯特裏克蘭這個角色：他外貌粗野、言行粗俗，相處多年的連襟把他當作不折不扣的惡棍，塔希提的白人視其為遊手好閑的混混，甚至連他自己的子女，在聽完他慘死的情狀之後，也認為其罪有應得；但他其實是個值得同情的偉大藝術家，為世人留下了許多別開生麵的傑作。
諸如此類的強烈反差不僅僅是為了增加閱讀的快感，它們更主要的功能是為小說最後一段揭示的寓意進行鋪墊。在《月亮和六便士》的結尾，毛姆寫道：
有句《聖經》上的話來到我嘴邊，但我沒有說出來，因為我知道神職人員認為俗人侵犯他們的領地是有點褻瀆上帝的。我的叔叔亨利做過二十七年惠特斯特布爾的教區牧師，要是遇到這種情況，他往往會說，魔鬼總是隨心所欲地引用經文。他記得從前一個先令就能買到十三隻上等的牡蠣。
熟悉《聖經》的讀者應該能夠猜得到，敘事者沒有說出口的經文，顯然便是《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那句“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又或者是《約翰福音》裏的“不要將表象作為判斷的根據”。《聖經》反複告誡凡人不能彼此論斷是有道理的，因為人和人的相互了解往往膚淺、局限而片麵，能夠做出公正的評判隻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假如這樣的上帝果真存在的話。
具體到《月亮和六便士》，艾美·斯特裏克蘭連同床共枕十七載的丈夫偷偷在倫敦學了兩年繪畫都不知情，所以會將決意為藝術獻身的查爾斯·斯特裏克蘭視為寡情薄幸的負心漢；羅伯特及其妹妹無從獲悉他們的父親內心承受了多少折磨和痛苦，對藝術更一竅不通，所以對斯特裏克蘭離家出走的行為恨之入骨，竟至於耳聞其悲慘下場以後完全無動於衷。小說中最有資格對其他人做出評判的當然是敘事者，但他是——用鮮花酒店老板緹亞蕾·約翰遜的話來說——“老成持重”的，無論對誰都是同情理解多於指責非難，哪怕是對他明明極其厭惡的艾美·斯特裏克蘭，也無非是善意諷刺了幾句而已。不要隨便評判別人這個來自《聖經》的古老道理遙遙呼應了毛姆在小說開頭“老古董”的自我定位。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月亮和六便士》是對當時那些差評師的回應，提醒他們不要急於言之鑿鑿地做出審判：既然乍看俗不可耐的查爾斯·斯特裏克蘭其實是個偉大的天才畫家，那麽同樣道理，貌似落入現實主義窠臼的《人性的枷鎖》及《月亮和六便士》，也可能是流芳後世的煌煌巨著。自1919年算起，將近一個世紀過去，至少從目前來看，光陰已經證明毛姆的謹慎和自信是正確的；從前種種針對這部小說的非議，連同那些非議者的名字，早被埋葬在舊紙堆裏，除了極少數文學史研究者，再也沒有人會去挖掘。
但不要隨便評判別人並不等於沒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毛姆借由《月亮和六便士》所亮出的觀點是精神優於物質、個體大於社會；而這種反世俗、反傳統的立場，正是幾代讀者為之潸然淚下的關鍵所在，因為普通讀者畢竟既不了解小說這種文學體裁的曆史演變，也不知道文壇的私人恩怨。
查爾斯·斯特裏克蘭毅然舍棄舒適的中等階層生活，甘願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艱苦日子，在世人看來已經非常難以理解；他甚至還決絕地拋下妻兒、背叛朋友，按照傳統的道德觀念更是十足的混蛋；但到最後，他卻是一個得到作者和讀者的同情、在藝術領域奏響凱歌的大英雄。在小說的第五十章，敘事者講述了兩名師出同門然而命運截然相反的醫生的軼事：醫術高超的亞伯拉罕聽從內心的召喚，丟下倫敦的優職厚祿，到亞曆山大港當了樸素的檢疫員；技藝稍遜的卡邁克爾則幸運地頂替了亞伯拉罕留下的空缺，成為趾高氣揚的社會名流。敘事者在講完這個與斯特裏克蘭的傳奇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故事之後，提出了兩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難道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讓你感到舒服的環境裏，讓你的內心得到安寧是糟踐自己嗎？難道成為年入上萬英鎊的外科醫生、娶得如花美眷就算是成功嗎？
這些拷問人生終極意義的難題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答案，小說的名字正好再現了兩者之間的對立。《月亮和六便士》這個書名來自1915年8月12日《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一篇持論較為公允的書評，該文作者稱《人性的枷鎖》的主角菲利普·卡雷“和許多年輕人一樣，為天上的月亮神魂顛倒，對腳下的六便士視而不見”。月亮象征著崇高的理想追求和美妙的精神境界，也象征著離開倫敦的斯特裏克蘭和遠赴埃及的亞伯拉罕所甘之如飴的清貧；六便士這種小麵額的硬幣代表著世俗的雞蟲得失與蠅頭小利，也代表著卡邁克爾所引以為傲的豪奢。月亮和六便士之間理應如何取舍，敘事者並無定論，隻是謹慎地說：
我想這取決於你如何看待生活的意義，取決於你認為你應該對社會做出什麽貢獻，應該對自己有什麽要求。
但千萬不要誤將毛姆當成亨利·戴維·梭羅的信徒，他其實並不反對、甚至非常講究物質的舒適。因為幼失怙恃，毛姆早年的生活雖然談不上艱難，卻也相當清苦。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在倫敦和朋友合租一套每周租金僅需一英鎊的兩室戶公寓，而且經常陷於入不敷出的窘境。1907年聲名鵲起以後，日進鬥金的他從此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經常在當年倫敦四大豪華酒店出沒，橫渡大西洋前往美國訪問時也非頭等艙不坐。三十六歲那年，他花八千英鎊（折合現在的人民幣約一千五百萬元）買下一座臨近海德公園的五層住宅，耗費巨資修葺一新，爾後聘請了廚師、女傭和管家，他的朋友休夫·瓦波爾參觀後豔羨地稱其為“最理想的寫作地點”。至於他晚年定居那座位於法國南部的海濱別墅，更是占地廣達九英畝、隨時可以欣賞地中海萬頃碧波的頂級豪宅。
這也是毛姆的小說非常難以準確理解的重要原因。有些作家文如其人，筆下抒發的是真實的胸臆；有些作家深藏不露，作品發出是杜撰的心聲。但毛姆總是遊刃有餘地在虛實之間來回切換，不經過細致考證和深入探求，你永遠不知道某段貌似簡單的文字，到底蘊藏著多少深意。比如小說第四十六章寫道：
仁慈的上帝指定世間某些男子必須過著單身的生活，但他們有些人由於自身的原因，或者由於他們無法抗拒的外部因素，竟然違背了這種旨意。世上再也沒有比這種結了婚的單身漢更值得同情的人。
這段文字看似慨歎尼科爾斯船長的不幸，但又何曾不是毛姆的顧影自憐。寫下這段文字的一年之前，也就是1917年5月，與同性戀人傑拉德·赫克斯頓攜手同遊的南太平洋之旅剛剛結束，毛姆屈服於良心的約束，勉強和離婚不久的西麗·貝納多共結連理。他們相識於1913年，有過幾次逢場作戲的露水姻緣。由於性情誌趣迥然有別，最初的相見恨晚慢慢變成了同床異夢。但西麗使計兩次懷上毛姆的孩子，執意生下他們的女兒麗莎，最後如願與前夫離婚，毛姆無奈之下隻得就範。這段未曾開始便注定要破裂的婚姻持續到1928年，男方以兩處倫敦豪宅、一輛勞斯萊斯轎車和每年三千英鎊贍養費的代價恢複了自由身。“仁慈的上帝指定世間某些男子必須過著單身的生活”這句話也是意味深長。如今在歐美蔚為風尚的同性婚姻對毛姆那一代人來說不啻天方夜譚；當年同性戀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著名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即因為龍陽之癖敗露而聲名掃地。嗜好斷袖的毛姆畢生如履薄冰，結婚時曾被西麗用這個把柄要挾過，難免會覺得單身是最好的選擇。
但將毛姆登峰造極的文字藝術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的，莫過於前麵已經引用過的一段文字，也就是《月亮和六便士》最後兩句話：
我的叔叔亨利做過二十七年惠特斯特布爾的教區牧師，要是遇到這種情況，他往往會說，魔鬼總是隨心所欲地引用經文。他記得從前一個先令就能買到十三隻上等的牡蠣。
我相信絕大多數讀者和我一樣，從未見過還有哪部小說的結尾如此突兀。說其突兀，既因為亨利叔叔這個人物在前文隻出現過一次，也因為這兩句話和上文貌似沒有任何關聯。我也相信，當你首次翻讀這部小說，一口氣看到最後這些文字時，很有可能會像我最初一樣熱淚盈眶，然而又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此感動。秘密便埋藏在毛姆非常高明的小說技藝裏。
1884年，毛姆的父親在巴黎亡故，年僅十歲的他隨即被其叔父亨利·毛姆接到惠特斯特布爾。惠特斯特布爾是倫敦東南肯特郡出產各種海鮮的小鎮，全盛時每年輸送往倫敦的牡蠣超過六千萬隻，因而有“牡蠣之都”（oysteropolis）的美譽。維多利亞時代初期的牡蠣很廉價，一打隻賣四便士，是貧困工人階級補充蛋白質的重要來源。但1875年以後，產量下降促使其價格逐漸上升，每個售價漲至大約一便士。在毛姆撰寫《月亮和六便士》的1918年，倫敦市場的牡蠣零售價是每個四便士。“一個先令就能買到十三隻上等牡蠣的日子”，就是1875年到1885年之間那段歲月。
亨利·毛姆早在1897年去世，在1918年“懷念”那段日子的隻可能是作者本人。因而這個突如其來的結尾有著兩層重要的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呼應開篇；那十年恰恰是維多利亞文學如日中天的巔峰期，這段文字再次強調了毛姆對現實主義的珍重和堅持，從而為整部充滿懷舊氣息的小說劃上了完美的句號。第二層含義則是順應上文；前麵幾段文字描繪了艾美·斯特裏克蘭及其子女的天性是多麽的涼薄，作者在同情斯特裏克蘭缺乏家人關愛之餘，不禁感懷自己的身世也幾乎同樣孤苦；他懷念一個先令就能買十三隻上等牡蠣的日子，是因為當時他的父母尚在人世，那是他畢生中唯一享受到家庭幸福的光陰。也就是說，毛姆成功地將懷舊和淒涼灌注在這個奇峰突起的結尾裏。最令人讚歎不已的是，它和上文的結合極其巧妙，以至於敏感的讀者縱然不知究竟，也會深深受到感染。
從出版至今，《月亮和六便士》以其精彩的故事和出色的技巧感染了讀者將近百年；而毛姆當初的預言早已實現，曾經高舉火炬的現代主義勇士終究拱手讓出了他們的位子，他們的信條和現實主義一樣，也變成了曆史的陳跡。我想起在1940年，評論界普遍認為毛姆頂多算是個出色的通俗作家，西奧多·斯賓塞曾經說過：“毛姆能否永垂不朽，取決於批評家和公眾之間哪個是對的。”在七十五年後的今天，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親愛的讀者，你覺得呢？
李繼宏
2015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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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這個道理是什麽，首先必須厘清整部小說的結構和基調。《月亮和六便士》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開篇到第十七章，主要講述敘事者在倫敦生活時所了解到的斯特裏克蘭；第二部分從第十八章到第四十四章，描繪了敘事者客居巴黎後和斯特裏克蘭的交往；第三部分從第四十五章到結束，著墨於敘事者遊曆塔希提期間所聽到的關於斯特裏克蘭死前幾年的情況。無論在哪個部分，敘事者都占據了絕對核心的位置，斯特裏克蘭自始至終從未直接登場，他的生平事跡和內心活動完全由“我”通過轉述、觀察、推測和解釋來呈現。換言之，小說的主角是而且隻能是第一人稱的敘事者。
這個敘事者的聲音，亦即小說的基調，是謹慎而克製的。我們可以看到，每當敘事者對某個人、某件事形成觀點或者判斷，他都會緊接著自我反省，甚至於說出“我所做的猜測都是毫無根據的”這樣的話來。《月亮和六便士》反複證明了這種謹慎和克製的必要性。比如在小說的開頭，敘事者在沒有見過斯特裏克蘭以前，根據露絲·沃特福德的轉述，錯誤地“把他想像成弱不禁風、其貌不揚的樣子”，見麵後才發現“實際上他長得魁梧雄壯，手和腳都很大，晚禮服穿在他身上有點滑稽”。至於斯特裏克蘭太太，敘事者在第四章認為她“算是心地最純良的”，到第十五章卻發現這個貌似溫柔體貼的女子“竟然如此陰險歹毒”。又比如在第二十三章，敘事者覺得德克·斯特羅夫及其妻子的家庭生活“宛如悠揚的牧歌，別具一種獨特之美”，而他們之間不可彌補的裂痕要直到第四十一章才真相大白。當然最大的反差來自斯特裏克蘭這個角色：他外貌粗野、言行粗俗，相處多年的連襟把他當作不折不扣的惡棍，塔希提的白人視其為遊手好閑的混混，甚至連他自己的子女，在聽完他慘死的情狀之後，也認為其罪有應得；但他其實是個值得同情的偉大藝術家，為世人留下了許多別開生麵的傑作。
諸如此類的強烈反差不僅僅是為了增加閱讀的快感，它們更主要的功能是為小說最後一段揭示的寓意進行鋪墊。在《月亮和六便士》的結尾，毛姆寫道：
有句《聖經》上的話來到我嘴邊，但我沒有說出來，因為我知道神職人員認為俗人侵犯他們的領地是有點褻瀆上帝的。我的叔叔亨利做過二十七年惠特斯特布爾的教區牧師，要是遇到這種情況，他往往會說，魔鬼總是隨心所欲地引用經文。他記得從前一個先令就能買到十三隻上等的牡蠣。
熟悉《聖經》的讀者應該能夠猜得到，敘事者沒有說出口的經文，顯然便是《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那句“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又或者是《約翰福音》裏的“不要將表象作為判斷的根據”。《聖經》反複告誡凡人不能彼此論斷是有道理的，因為人和人的相互了解往往膚淺、局限而片麵，能夠做出公正的評判隻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假如這樣的上帝果真存在的話。
具體到《月亮和六便士》，艾美·斯特裏克蘭連同床共枕十七載的丈夫偷偷在倫敦學了兩年繪畫都不知情，所以會將決意為藝術獻身的查爾斯·斯特裏克蘭視為寡情薄幸的負心漢；羅伯特及其妹妹無從獲悉他們的父親內心承受了多少折磨和痛苦，對藝術更一竅不通，所以對斯特裏克蘭離家出走的行為恨之入骨，竟至於耳聞其悲慘下場以後完全無動於衷。小說中最有資格對其他人做出評判的當然是敘事者，但他是——用鮮花酒店老板緹亞蕾·約翰遜的話來說——“老成持重”的，無論對誰都是同情理解多於指責非難，哪怕是對他明明極其厭惡的艾美·斯特裏克蘭，也無非是善意諷刺了幾句而已。不要隨便評判別人這個來自《聖經》的古老道理遙遙呼應了毛姆在小說開頭“老古董”的自我定位。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月亮和六便士》是對當時那些差評師的回應，提醒他們不要急於言之鑿鑿地做出審判：既然乍看俗不可耐的查爾斯·斯特裏克蘭其實是個偉大的天才畫家，那麽同樣道理，貌似落入現實主義窠臼的《人性的枷鎖》及《月亮和六便士》，也可能是流芳後世的煌煌巨著。自1919年算起，將近一個世紀過去，至少從目前來看，光陰已經證明毛姆的謹慎和自信是正確的；從前種種針對這部小說的非議，連同那些非議者的名字，早被埋葬在舊紙堆裏，除了極少數文學史研究者，再也沒有人會去挖掘。
但不要隨便評判別人並不等於沒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毛姆借由《月亮和六便士》所亮出的觀點是精神優於物質、個體大於社會；而這種反世俗、反傳統的立場，正是幾代讀者為之潸然淚下的關鍵所在，因為普通讀者畢竟既不了解小說這種文學體裁的曆史演變，也不知道文壇的私人恩怨。
查爾斯·斯特裏克蘭毅然舍棄舒適的中等階層生活，甘願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艱苦日子，在世人看來已經非常難以理解；他甚至還決絕地拋下妻兒、背叛朋友，按照傳統的道德觀念更是十足的混蛋；但到最後，他卻是一個得到作者和讀者的同情、在藝術領域奏響凱歌的大英雄。在小說的第五十章，敘事者講述了兩名師出同門然而命運截然相反的醫生的軼事：醫術高超的亞伯拉罕聽從內心的召喚，丟下倫敦的優職厚祿，到亞曆山大港當了樸素的檢疫員；技藝稍遜的卡邁克爾則幸運地頂替了亞伯拉罕留下的空缺，成為趾高氣揚的社會名流。敘事者在講完這個與斯特裏克蘭的傳奇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故事之後，提出了兩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難道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讓你感到舒服的環境裏，讓你的內心得到安寧是糟踐自己嗎？難道成為年入上萬英鎊的外科醫生、娶得如花美眷就算是成功嗎？
這些拷問人生終極意義的難題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答案，小說的名字正好再現了兩者之間的對立。《月亮和六便士》這個書名來自1915年8月12日《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一篇持論較為公允的書評，該文作者稱《人性的枷鎖》的主角菲利普·卡雷“和許多年輕人一樣，為天上的月亮神魂顛倒，對腳下的六便士視而不見”。月亮象征著崇高的理想追求和美妙的精神境界，也象征著離開倫敦的斯特裏克蘭和遠赴埃及的亞伯拉罕所甘之如飴的清貧；六便士這種小麵額的硬幣代表著世俗的雞蟲得失與蠅頭小利，也代表著卡邁克爾所引以為傲的豪奢。月亮和六便士之間理應如何取舍，敘事者並無定論，隻是謹慎地說：
我想這取決於你如何看待生活的意義，取決於你認為你應該對社會做出什麽貢獻，應該對自己有什麽要求。
但千萬不要誤將毛姆當成亨利·戴維·梭羅的信徒，他其實並不反對、甚至非常講究物質的舒適。因為幼失怙恃，毛姆早年的生活雖然談不上艱難，卻也相當清苦。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在倫敦和朋友合租一套每周租金僅需一英鎊的兩室戶公寓，而且經常陷於入不敷出的窘境。1907年聲名鵲起以後，日進鬥金的他從此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經常在當年倫敦四大豪華酒店出沒，橫渡大西洋前往美國訪問時也非頭等艙不坐。三十六歲那年，他花八千英鎊（折合現在的人民幣約一千五百萬元）買下一座臨近海德公園的五層住宅，耗費巨資修葺一新，爾後聘請了廚師、女傭和管家，他的朋友休夫·瓦波爾參觀後豔羨地稱其為“最理想的寫作地點”。至於他晚年定居那座位於法國南部的海濱別墅，更是占地廣達九英畝、隨時可以欣賞地中海萬頃碧波的頂級豪宅。
這也是毛姆的小說非常難以準確理解的重要原因。有些作家文如其人，筆下抒發的是真實的胸臆；有些作家深藏不露，作品發出是杜撰的心聲。但毛姆總是遊刃有餘地在虛實之間來回切換，不經過細致考證和深入探求，你永遠不知道某段貌似簡單的文字，到底蘊藏著多少深意。比如小說第四十六章寫道：
仁慈的上帝指定世間某些男子必須過著單身的生活，但他們有些人由於自身的原因，或者由於他們無法抗拒的外部因素，竟然違背了這種旨意。世上再也沒有比這種結了婚的單身漢更值得同情的人。
這段文字看似慨歎尼科爾斯船長的不幸，但又何曾不是毛姆的顧影自憐。寫下這段文字的一年之前，也就是1917年5月，與同性戀人傑拉德·赫克斯頓攜手同遊的南太平洋之旅剛剛結束，毛姆屈服於良心的約束，勉強和離婚不久的西麗·貝納多共結連理。他們相識於1913年，有過幾次逢場作戲的露水姻緣。由於性情誌趣迥然有別，最初的相見恨晚慢慢變成了同床異夢。但西麗使計兩次懷上毛姆的孩子，執意生下他們的女兒麗莎，最後如願與前夫離婚，毛姆無奈之下隻得就範。這段未曾開始便注定要破裂的婚姻持續到1928年，男方以兩處倫敦豪宅、一輛勞斯萊斯轎車和每年三千英鎊贍養費的代價恢複了自由身。“仁慈的上帝指定世間某些男子必須過著單身的生活”這句話也是意味深長。如今在歐美蔚為風尚的同性婚姻對毛姆那一代人來說不啻天方夜譚；當年同性戀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著名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即因為龍陽之癖敗露而聲名掃地。嗜好斷袖的毛姆畢生如履薄冰，結婚時曾被西麗用這個把柄要挾過，難免會覺得單身是最好的選擇。
但將毛姆登峰造極的文字藝術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的，莫過於前麵已經引用過的一段文字，也就是《月亮和六便士》最後兩句話：
我的叔叔亨利做過二十七年惠特斯特布爾的教區牧師，要是遇到這種情況，他往往會說，魔鬼總是隨心所欲地引用經文。他記得從前一個先令就能買到十三隻上等的牡蠣。
我相信絕大多數讀者和我一樣，從未見過還有哪部小說的結尾如此突兀。說其突兀，既因為亨利叔叔這個人物在前文隻出現過一次，也因為這兩句話和上文貌似沒有任何關聯。我也相信，當你首次翻讀這部小說，一口氣看到最後這些文字時，很有可能會像我最初一樣熱淚盈眶，然而又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此感動。秘密便埋藏在毛姆非常高明的小說技藝裏。
1884年，毛姆的父親在巴黎亡故，年僅十歲的他隨即被其叔父亨利·毛姆接到惠特斯特布爾。惠特斯特布爾是倫敦東南肯特郡出產各種海鮮的小鎮，全盛時每年輸送往倫敦的牡蠣超過六千萬隻，因而有“牡蠣之都”（oysteropolis）的美譽。維多利亞時代初期的牡蠣很廉價，一打隻賣四便士，是貧困工人階級補充蛋白質的重要來源。但1875年以後，產量下降促使其價格逐漸上升，每個售價漲至大約一便士。在毛姆撰寫《月亮和六便士》的1918年，倫敦市場的牡蠣零售價是每個四便士。“一個先令就能買到十三隻上等牡蠣的日子”，就是1875年到1885年之間那段歲月。
亨利·毛姆早在1897年去世，在1918年“懷念”那段日子的隻可能是作者本人。因而這個突如其來的結尾有著兩層重要的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呼應開篇；那十年恰恰是維多利亞文學如日中天的巔峰期，這段文字再次強調了毛姆對現實主義的珍重和堅持，從而為整部充滿懷舊氣息的小說劃上了完美的句號。第二層含義則是順應上文；前麵幾段文字描繪了艾美·斯特裏克蘭及其子女的天性是多麽的涼薄，作者在同情斯特裏克蘭缺乏家人關愛之餘，不禁感懷自己的身世也幾乎同樣孤苦；他懷念一個先令就能買十三隻上等牡蠣的日子，是因為當時他的父母尚在人世，那是他畢生中唯一享受到家庭幸福的光陰。也就是說，毛姆成功地將懷舊和淒涼灌注在這個奇峰突起的結尾裏。最令人讚歎不已的是，它和上文的結合極其巧妙，以至於敏感的讀者縱然不知究竟，也會深深受到感染。
從出版至今，《月亮和六便士》以其精彩的故事和出色的技巧感染了讀者將近百年；而毛姆當初的預言早已實現，曾經高舉火炬的現代主義勇士終究拱手讓出了他們的位子，他們的信條和現實主義一樣，也變成了曆史的陳跡。我想起在1940年，評論界普遍認為毛姆頂多算是個出色的通俗作家，西奧多·斯賓塞曾經說過：“毛姆能否永垂不朽，取決於批評家和公眾之間哪個是對的。”在七十五年後的今天，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親愛的讀者，你覺得呢？
李繼宏
2015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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