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細回顧趙宋朝廷的曆史，就會明白這是一個讓占據輿論高度的官僚階層給浮誇起來的朝代。古代所謂的輿論，就是文人官僚的筆。滿清貴族的屠刀逼著讓漢人文官喪失了血性，數不清的文字獄讓紀曉嵐等人嚇破了膽，除了鑽進舊紙堆裏尋章摘句，剩下的就是為了功名利祿協助滿清狗皇帝篡改曆史，以四庫全書為甚。而在趙宋，則是朝廷利誘著文人官僚們放棄所謂為國為民的正義立場，隻為趙宋朝廷和他所豢養的龐大官僚集團，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歌功頌德、搖旗呐喊或者粉飾諉過。但是孔雀開屏之時也會露出那個無法掩飾的醜陋的屁股。滿清後期的數千個不平等條約、數億兩白銀賠款和數百萬公裏割讓領土，是那些漢奸文人怎麽也抹殺不了的醜屁股。趙宋時期萎靡的對外戰爭和頻繁的財政危機是白紙黑字無法篡改的，敗於遼、敗於金又敗於蒙古，它的版圖日漸縮小和兩度亡國是不爭的事實。
看看趙宋朝廷現在的實際情況。冗員、冗費、冗兵，這三冗帶來的沉重負擔，到了北宋末年這個喪亂之際的亡國時候，居然一點改善的跡象也沒有。王安石改革，立意甚好，卻以慘敗告終，最後落得個新舊黨爭，徒然消耗了宋朝國力。趙宋厚顏無恥搜刮來的收入，百分之九十用在奉養那些百無一用的貪腐官僚（宗澤、李綱等人如非亂世安能揚名，看他們在朝廷受排擠的樣子，就知道趙宋朝廷的主流官員是什麽鬼樣子）和屢戰屢敗遇到遼人慘敗遇到金人更是不堪一擊的殘廢軍隊。自宋真宗以下，宋室就開始積貧積弱，財政幾次麵臨破產的危機。在仁宗慶曆年間，國家就腐敗到了難以支持的地步。浪費、貪汙、隱田、優厚的官俸，使得宋朝的士大夫享受著前所未有的頂級待遇，而宋朝稅收之重，卻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朝的優禮士大夫政策，使得它可以征稅的耕地年年減少，巨額的稅收落在了佃戶和中小自耕農身上，至於商稅也是盤剝中小商販。宋朝的職業雇傭兵政策，使得它需要負擔一百多萬職業軍人的一切費用，這樣龐大的開支，隻能用更大力度的壓榨來支付。盧俊義在山東、河北到處所見，便是自耕農被壓的喘不過氣來，中小商人被壓的接近破產。
盧俊義曾幼稚地想廢除趙宋朝廷施加在普通百姓頭上的苛捐雜稅，隻用漢唐時期的基本稅製來收稅。結果這個身在北宋末年，想要利用天下之財，為天下所有漢人打下一個萬年基業的盧俊義悲哀地發現，古代的基本稅收跟後世比起來實在是太低了，低到根本無力支撐持久的戰爭，低到根本無法借用整個國力去擴大中華的版圖。
古代中國是沒有西方納稅的概念，漢唐之前整體稅收的比例是很低的，征收率隻有百分之五左右，極大地低於國家管理所必需的征收率，這不是征稅過高而是嚴重的征稅不足。這樣的結果就是造成中間的食利階層（貪官汙吏）的擴張，原本輕稅的好處不能被老百姓所享受，而為食利階層提供了搜刮空間，而國家反而征稅不足，不足以應付一個國家的危機，這樣的情況最明顯的就是在明末的時候，皇帝為了幾百萬兩軍餉導致了滅國的大禍，而進城的流寇卻輕易的在首都搜刮了幾千萬兩的白銀，征稅不足也是危及國家的生存。
一個國家的強大，不僅僅是財富，更重要的就是國家調集財富的能力，二戰前的德國、日本在這方麵有特別之處，也是他們在二戰初期的優勢所在。而古代的中國，尤其是每個王朝最後階段，由於幾百年的積累，整體的財富還是很多，但是國家卻無法把這些財富集中起來成為國家力量，以至於籌措不起足夠的軍費。中國古代一直宣稱聖君的輕稅富民，結果就是普遍稅收率不高，國家集中財富進行戰爭的能力不足。
而且這宋代的稅收管理是很有問題的，每個縣的錢穀師爺幾乎是世襲的，記錄有本縣的土地和人口，但是隨著開荒和人口的遷移，這些師爺的賬簿也是與實際差別很大，同時各個縣的師爺們都有意的少記，以便自己截流稅款，導致記載的與實際的差別極大，是幾倍的差別。王安石等人搞變革和土地重新丈量，不但斷送這些惡吏的財路，而且會使以往的問題浮出水麵，那樣的政治波瀾是超過政治體製改革的，但是這樣的改革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不過，古代中國的稅收與現代世界接軌的隻有一個地方，就是長江三角洲。古代俸祿由貨幣和糧食組成，而古代糧食主要來自淞滬太地區，在淞滬這個地區征收的糧食，正好有大運河可以運送到北方，而北方糧食產量低，征集糧食困難，而在長江三角洲以外的江南地區，丘陵的地貌也使糧食的征收和運送困難，所以古代主要的國家儲備和俸祿均來自長江三角洲，這些地方的皇糧稅收有時候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是老百姓一樣可以很好的生活，而且還成為了中國最富裕的地區。而這個百分之三十的征收率，也接近了日後世界的平均水平。
後世的世界平均水平為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0%，而後世中國的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0%。不過在其他發達國家，民眾收入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普遍在54%至65%之間，加上政府財政收入占40%左右，兩者相加差不多是100%。中國的情況有點奇怪，政府財政收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約為30%，百姓收入總額占生產總值的比重卻在22%左右，兩者相加隻有52%，剩下48%大致有以下幾部分：一是政府收費、罰沒等形成的預算外收入，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又轉化為“小金庫”。二是壟斷國企的業績、利潤連年飄紅，卻並不向國家分紅，收入都留在企業的腰包裏，國企創造的財富既沒有轉化為政府財政收入，也沒有轉化為百姓收入。三是尋租性腐敗、地下經濟腐敗、稅收流失性腐敗、公共投資與公共支出性腐敗所造成的各類經濟損失平均每年占生產總值的13.2%至16.8%，即很大一塊國民收入是以腐敗、灰色收入的方式流進了個人腰包，而這是不會被統計成政府收入或百姓收入的。如此算來，後世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隻有兩成是百姓收入，有八成都被官僚階層耗用了。其實宋朝時的財政狀況跟後世沒有太大差別，儒教下的科舉官員們在現實可以找到對應的階層。
有些二百五經濟學家誇大宋朝的經濟實力，他們認定北宋的稅率隻有2.5%,用宋哲宗時期歲入一億貫，除以2.5%，然後又虛誇一貫錢的購買力為後世的880元，然後除以他臆測的九千萬人口，竟然得出北宋哲宗時期人均生產總值為三萬九千元人民幣。二百五，典型的二百五，雖然宋朝的生產力在清朝及其以前的整個封建社會的所有朝代裏可算首屈一指，但跟現代的中國相比，無論各行各業的生產力都差距甚遠，有三千多元就很不錯了。
宋朝表麵的稅率可能隻有2.5%，但那隻是基本的兩稅稅率。但真實的稅率應該是所有的苛捐雜稅加起來後的稅率，至少在20%-30%。宋朝所有官僚及其附庸的收入，包括哪些貪汙腐敗及其他灰色收入、強占的田產收入，估計占宋朝所有產值的50%。
為了確保能夠利用天下之財來將擴張中華子民的生存空間，盧俊義毅然決然做了重大稅製改革。改革的重點一是確定稅率，二是限製官僚階層對其他平民百姓的侵利。
對農業征收實物賦稅，地主和其所屬佃戶的田賦合起來由地主上交實物15%收成，自耕農交租20%收成，民屯自備種子耕牛者隻需交租30%否則是40%，軍屯都是軍隊提供種子和耕牛，收租70%歸軍糧，30%歸私人，但軍屯三年後可以轉給親人。一年兩次收成，就收取兩次農業賦稅。由各甲、保、社、鎮層層收攏後，再由民兵護送押運到縣、州點收。每家每戶的畝數、收成和交上的糧租都登記造冊。除了實物賦稅外，其他一切雜稅勞役免除。
對工商礦業和第三服務業等均收取營業稅和利稅，營業稅僅為利潤收入的5%，然後按照暴利的程度收取不同的利稅，從5%到50%不止，如青樓、賭場之類的並不禁止，隻征收約50%的重稅（上下浮動），一個季度一收。進口的奢侈品征收諸如200%的重稅，進口戰略商品征收10%的商稅，出口的奢侈品如絲綢、陶瓷、茶葉等征收中檔商稅，對出口的糧食、食鹽等征收重稅。另外對於年收入超過一百貫、一千貫、一萬貫的個人分別征收5%、10%、20%的個人所得稅。
嚴格推行方田均稅法，核實土地，按土地的多少、好壞平均賦稅，使官僚和地主不能隱瞞土地、逃避賦稅，同時嚴格推行已經建立的保甲法和募役法，原先不服役的官僚、地主豪紳等要交納役錢，從而限製官僚地主的特權，增加了政府收入。每三年改換一批稅吏，有貪汙、私藏小金庫的稅吏部門，整個部門全部革職，所有人連同家人勞改或斬首。
稅製改革後，全部人家都會接到文本通告，上麵詳細列舉了趙宋領地下的各種苛捐雜稅，然後算出趙宋領地的稅率，然後再列出梁山領地內的稅率，屯民們是沒問題，地主、自耕農、商人也可以選擇接受趙宋的稅製，但凡是接受趙宋稅製的家庭以後不能參軍、不能參加科舉、不能享受家中有人做官和參軍後的免稅，不能享受梁山政權的一係列公益福利。(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www.qidian.com，章節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未完待續）
看看趙宋朝廷現在的實際情況。冗員、冗費、冗兵，這三冗帶來的沉重負擔，到了北宋末年這個喪亂之際的亡國時候，居然一點改善的跡象也沒有。王安石改革，立意甚好，卻以慘敗告終，最後落得個新舊黨爭，徒然消耗了宋朝國力。趙宋厚顏無恥搜刮來的收入，百分之九十用在奉養那些百無一用的貪腐官僚（宗澤、李綱等人如非亂世安能揚名，看他們在朝廷受排擠的樣子，就知道趙宋朝廷的主流官員是什麽鬼樣子）和屢戰屢敗遇到遼人慘敗遇到金人更是不堪一擊的殘廢軍隊。自宋真宗以下，宋室就開始積貧積弱，財政幾次麵臨破產的危機。在仁宗慶曆年間，國家就腐敗到了難以支持的地步。浪費、貪汙、隱田、優厚的官俸，使得宋朝的士大夫享受著前所未有的頂級待遇，而宋朝稅收之重，卻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朝的優禮士大夫政策，使得它可以征稅的耕地年年減少，巨額的稅收落在了佃戶和中小自耕農身上，至於商稅也是盤剝中小商販。宋朝的職業雇傭兵政策，使得它需要負擔一百多萬職業軍人的一切費用，這樣龐大的開支，隻能用更大力度的壓榨來支付。盧俊義在山東、河北到處所見，便是自耕農被壓的喘不過氣來，中小商人被壓的接近破產。
盧俊義曾幼稚地想廢除趙宋朝廷施加在普通百姓頭上的苛捐雜稅，隻用漢唐時期的基本稅製來收稅。結果這個身在北宋末年，想要利用天下之財，為天下所有漢人打下一個萬年基業的盧俊義悲哀地發現，古代的基本稅收跟後世比起來實在是太低了，低到根本無力支撐持久的戰爭，低到根本無法借用整個國力去擴大中華的版圖。
古代中國是沒有西方納稅的概念，漢唐之前整體稅收的比例是很低的，征收率隻有百分之五左右，極大地低於國家管理所必需的征收率，這不是征稅過高而是嚴重的征稅不足。這樣的結果就是造成中間的食利階層（貪官汙吏）的擴張，原本輕稅的好處不能被老百姓所享受，而為食利階層提供了搜刮空間，而國家反而征稅不足，不足以應付一個國家的危機，這樣的情況最明顯的就是在明末的時候，皇帝為了幾百萬兩軍餉導致了滅國的大禍，而進城的流寇卻輕易的在首都搜刮了幾千萬兩的白銀，征稅不足也是危及國家的生存。
一個國家的強大，不僅僅是財富，更重要的就是國家調集財富的能力，二戰前的德國、日本在這方麵有特別之處，也是他們在二戰初期的優勢所在。而古代的中國，尤其是每個王朝最後階段，由於幾百年的積累，整體的財富還是很多，但是國家卻無法把這些財富集中起來成為國家力量，以至於籌措不起足夠的軍費。中國古代一直宣稱聖君的輕稅富民，結果就是普遍稅收率不高，國家集中財富進行戰爭的能力不足。
而且這宋代的稅收管理是很有問題的，每個縣的錢穀師爺幾乎是世襲的，記錄有本縣的土地和人口，但是隨著開荒和人口的遷移，這些師爺的賬簿也是與實際差別很大，同時各個縣的師爺們都有意的少記，以便自己截流稅款，導致記載的與實際的差別極大，是幾倍的差別。王安石等人搞變革和土地重新丈量，不但斷送這些惡吏的財路，而且會使以往的問題浮出水麵，那樣的政治波瀾是超過政治體製改革的，但是這樣的改革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不過，古代中國的稅收與現代世界接軌的隻有一個地方，就是長江三角洲。古代俸祿由貨幣和糧食組成，而古代糧食主要來自淞滬太地區，在淞滬這個地區征收的糧食，正好有大運河可以運送到北方，而北方糧食產量低，征集糧食困難，而在長江三角洲以外的江南地區，丘陵的地貌也使糧食的征收和運送困難，所以古代主要的國家儲備和俸祿均來自長江三角洲，這些地方的皇糧稅收有時候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是老百姓一樣可以很好的生活，而且還成為了中國最富裕的地區。而這個百分之三十的征收率，也接近了日後世界的平均水平。
後世的世界平均水平為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0%，而後世中國的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0%。不過在其他發達國家，民眾收入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普遍在54%至65%之間，加上政府財政收入占40%左右，兩者相加差不多是100%。中國的情況有點奇怪，政府財政收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約為30%，百姓收入總額占生產總值的比重卻在22%左右，兩者相加隻有52%，剩下48%大致有以下幾部分：一是政府收費、罰沒等形成的預算外收入，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又轉化為“小金庫”。二是壟斷國企的業績、利潤連年飄紅，卻並不向國家分紅，收入都留在企業的腰包裏，國企創造的財富既沒有轉化為政府財政收入，也沒有轉化為百姓收入。三是尋租性腐敗、地下經濟腐敗、稅收流失性腐敗、公共投資與公共支出性腐敗所造成的各類經濟損失平均每年占生產總值的13.2%至16.8%，即很大一塊國民收入是以腐敗、灰色收入的方式流進了個人腰包，而這是不會被統計成政府收入或百姓收入的。如此算來，後世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隻有兩成是百姓收入，有八成都被官僚階層耗用了。其實宋朝時的財政狀況跟後世沒有太大差別，儒教下的科舉官員們在現實可以找到對應的階層。
有些二百五經濟學家誇大宋朝的經濟實力，他們認定北宋的稅率隻有2.5%,用宋哲宗時期歲入一億貫，除以2.5%，然後又虛誇一貫錢的購買力為後世的880元，然後除以他臆測的九千萬人口，竟然得出北宋哲宗時期人均生產總值為三萬九千元人民幣。二百五，典型的二百五，雖然宋朝的生產力在清朝及其以前的整個封建社會的所有朝代裏可算首屈一指，但跟現代的中國相比，無論各行各業的生產力都差距甚遠，有三千多元就很不錯了。
宋朝表麵的稅率可能隻有2.5%，但那隻是基本的兩稅稅率。但真實的稅率應該是所有的苛捐雜稅加起來後的稅率，至少在20%-30%。宋朝所有官僚及其附庸的收入，包括哪些貪汙腐敗及其他灰色收入、強占的田產收入，估計占宋朝所有產值的50%。
為了確保能夠利用天下之財來將擴張中華子民的生存空間，盧俊義毅然決然做了重大稅製改革。改革的重點一是確定稅率，二是限製官僚階層對其他平民百姓的侵利。
對農業征收實物賦稅，地主和其所屬佃戶的田賦合起來由地主上交實物15%收成，自耕農交租20%收成，民屯自備種子耕牛者隻需交租30%否則是40%，軍屯都是軍隊提供種子和耕牛，收租70%歸軍糧，30%歸私人，但軍屯三年後可以轉給親人。一年兩次收成，就收取兩次農業賦稅。由各甲、保、社、鎮層層收攏後，再由民兵護送押運到縣、州點收。每家每戶的畝數、收成和交上的糧租都登記造冊。除了實物賦稅外，其他一切雜稅勞役免除。
對工商礦業和第三服務業等均收取營業稅和利稅，營業稅僅為利潤收入的5%，然後按照暴利的程度收取不同的利稅，從5%到50%不止，如青樓、賭場之類的並不禁止，隻征收約50%的重稅（上下浮動），一個季度一收。進口的奢侈品征收諸如200%的重稅，進口戰略商品征收10%的商稅，出口的奢侈品如絲綢、陶瓷、茶葉等征收中檔商稅，對出口的糧食、食鹽等征收重稅。另外對於年收入超過一百貫、一千貫、一萬貫的個人分別征收5%、10%、20%的個人所得稅。
嚴格推行方田均稅法，核實土地，按土地的多少、好壞平均賦稅，使官僚和地主不能隱瞞土地、逃避賦稅，同時嚴格推行已經建立的保甲法和募役法，原先不服役的官僚、地主豪紳等要交納役錢，從而限製官僚地主的特權，增加了政府收入。每三年改換一批稅吏，有貪汙、私藏小金庫的稅吏部門，整個部門全部革職，所有人連同家人勞改或斬首。
稅製改革後，全部人家都會接到文本通告，上麵詳細列舉了趙宋領地下的各種苛捐雜稅，然後算出趙宋領地的稅率，然後再列出梁山領地內的稅率，屯民們是沒問題，地主、自耕農、商人也可以選擇接受趙宋的稅製，但凡是接受趙宋稅製的家庭以後不能參軍、不能參加科舉、不能享受家中有人做官和參軍後的免稅，不能享受梁山政權的一係列公益福利。(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www.qidian.com，章節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