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童貫、朱勔、李彥、王黼、梁師成、高俅,以及蔡京的二子蔡攸、蔡絛,這些趙佶時期把持朝政的奸賊全部被貶謫,在半年左右的時間裏又相繼被賜死、病死或者仇殺。


    其中蔡京、王黼、梁師成和蔡京的第二個兒子蔡絛跟齊軍沒有過於直接的衝突,盧俊義就沒有難為這些人。而童貫平了方臘、王慶、田虎,跟這三個巨寇的殘部將領仇怨似海深,他還曾預謀殺害姚平仲、韓世忠;朱勔在蘇州應奉局巧取豪奪,魚肉東南,造孽甚重;李彥在主持西城括田所時對梁山泊一帶橫征暴斂,強搶良田,危害甚多;高俅不僅曾斷送王進、林衝、楊誌、史文恭等人的前途,而且還在討伐摩尼教時多做殺虐;蔡攸在征討王慶時殺良冒功、奸殺擄掠,無惡不作。盧俊義自然不能輕易讓他們死掉,趙桓派人殺掉的隻是替身。


    盧俊義派人從俘虜、奴隸中選出跟童貫、高俅等人相貌酷似的,再化妝打扮好,然後派出精銳特工將這些被藥物控製好的替身,前去那些奸人所在地,在趙桓的欽差趕來之前“移花接木”,將換好的真人押回山東。趙桓的欽差見到那些奸人的相貌二話不說,就派人將其斬首,即便他們發現已經被人掉包,也隻會懷疑是趙佶使詐,而不會懷疑到齊國。其中高俅的替身幹脆就在回汴梁的路上落水而亡。


    童貫、朱勔、李彥、高俅、蔡攸,包括蔡京的女婿梁中書,這些惡人,盡被跟他們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齊軍將領們一人割下一塊肉淩遲處死。這淩遲執行徹徹底底地實踐了盧俊義當初給這些將領們許下的諾言,即“利用完這些貪官後就替你們報仇雪恨。”


    當然給這童貫、朱勔這些人實施淩遲之刑是在東京汴梁貌似平靜以後,趙宋小朝廷給各地發文拒絕地方勤王時,盧俊義才將這六人爆出,讓將士們發泄掉心中的怨恨。


    而這一段時間,盧俊義還是先將六賊派專人看押起來,坐看趙桓的表演。


    靖康元年正月初一,趙桓下詔書讓中外臣僚庶民敢言朝政得失。


    但正月初二,完顏宗望所率領的東路軍攻陷浚州,把守黃河北岸的宦官梁方平日日聚眾飲酒,不做防備,等到金兵大至,就倉皇敗下陣來。黃河南岸的何灌守軍一見到金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觸而潰,燒斷橋梁後望風而逃,黃河防線竟然沒有一兵一卒防守。金兵從容不迫地渡過所謂的黃河天險,直向宋朝的首都東京殺來。


    當天,不知梁方平大敗的趙桓正式下詔書,準備仿效先祖宋真宗當年在遼國入寇時到澶州禦駕親征退敵而簽訂“澶淵之盟”的故事,自己也玩一把禦駕親征。他任命吳敏為親征行營副使,集結兵馬於殿前,擺出一副欲與江山社稷共存亡的姿態,妄圖挽狂瀾於既倒。 但是,靖康元年正月初三,東路的入侵金軍突破黃河天險已經渡河的消息傳到了宮中,趙佶一見大事不好,便南逃去了,一些王公大臣也都紛紛收拾行囊準備潛逃,一時間城內人心惶惶。


    趙桓一看老爹跑了,自己也跑肯定不能了。本來靠著黃河天險,禦駕親征說不準還可以碰碰運氣打敗金軍,但是現在天險變通途了,親征的事情斷然不敢再繼續了。


    正月初四,天剛一放亮,趙桓就在宮中緊急召集百官議事,商討是戰是和。


    金兵占領燕京以後,趙佶曾經派遣給事中李鄴出使金軍陣前,請求議和,碰了一鼻子的灰回來了。這個小子被嚇破膽了,逢人就渲染“賊強我弱”,稱金國軍隊“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總之是金兵無所不能,跟天兵天將差不多。本來朝廷上遍布膽小如鼠的人,聽了這些話,更是覺得金人不可戰勝,早早投降或者逃跑為妙。宋人喜歡起外號,這個長敵人之氣、滅自己威風的李鄴被時人稱為“六如給事”。


    宋朝大部分君臣的想法也是如此,以太宰白時中、李邦彥為代表的主和方代表了大多數的意見。他們想效仿唐玄宗“安史之亂”時避禍四川,避敵鋒芒,把首都遷移到襄陽,這裏易守難攻,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並且是難於征服的地方。這個遷都的主張得到了準備逃跑而又不好意思逃跑的趙桓的讚同。但是以兵部侍郎王棣為代表的少數派不同意這個做法。


    王棣的來頭不小,他養父是王雱,王雱的父親就是鼎鼎大名的荊國公拗相公王安石。王安石有兩個兒子,王雱和王滂,其中王雱無子,從家族中承繼一個養子,是為王棣;王滂則有一子名為王桐,官承事郎龍圖閣直學士,王桐現有一子,名為王鈺,恩授承事郎。


    盧俊義知道了王棣、王桐後,大罵後世那些史學家,尤其是宋末那班史學家。那些混蛋因王安石的變法觸及到他們的利益便放肆地汙蔑荊國公,謊稱王安石因變法搞得斷子絕孫,甚至謊稱王雱體弱多病早死,兒媳年輕守寡,王安石扒灰,而民間以訛傳訛,甚是缺德。


    不可否認,荊國公在變法時任用了一幹小人,如呂惠卿、曾布、蔡京之流,而且上下官僚沆瀣一氣,致使變法功敗垂成,但仔細推敲變法內容,發現如若變法成功,趙宋朝廷便又可穩固百年。至於北宋亡於“王安石變法”之說,實乃荒誕無稽卑鄙無恥之言。那些持有這種混蛋之說的人完全沒看過荊國公變法的內容,盧俊義在齊國推行的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參考王安石變法。齊國言論自由,但侮辱王安石這樣被盧俊義衷心尊敬的聖賢,必受割舌和終生勞役之刑,言論法裏規定可以議論變法得失,但不準進行人身攻擊,尤其是不準對賢人。


    趙佶一朝,蔡京這類的變法新黨執政,如同後世部分官僚一般,荊國公的富民強國良法在蔡京手裏成了禍國殃民、貪汙腐敗的牟利工具。同時也因蔡京等人標榜是荊國公門生弟子,對荊國公後人甚是照顧,雖然王棣、王桐二人並不依附他們,也獲得了相襯的提拔。王桐現任禮部侍郎,而王棣曉暢兵事,被任命為兵部侍郎。趙桓上任後見這二人並不依附蔡京,就讓他們保留原職,繼續留任。


    在宮中會議上,王棣看到趙桓願意遷都到襄陽,準備逃跑,立即質問趙桓:“道君皇帝以天下托付給陛下,陛下今天準備舍東京而去,有違太上皇之托呀。”趙桓被問得啞口無言,無以應對。宰相白時中見皇上被窘,立即質問王棣:“京城能夠守得住嗎?”王棣立即回敬道:“天下的城池,有哪一座能比得上京城那樣堅固?況且祖先的宗廟社稷都在京城,還有上百萬的臣民,我們怎麽能夠丟下不管嗎?我們可以逃跑,但是天下的人心散了,今後我們如何收拾消散的人心。現在我們的權宜之計就是激勵鼓舞我們的將士,安慰我們的百姓,號召大家和我們一起堅守東京。另外勤王之師也將於近日到達,逃跑是下策,堅守才是上策。”


    趙桓聽王棣這樣一說,也大為感動,覺得如果現在逃跑的話,上愧對天地下愧對趙宋列祖列宗,便問王棣:“依你的意見,誰可以帶兵抵抗呢?”王棣便以退為進地說:“白時中、李邦彥雖然是一介書生,在領兵打仗上不是行家,但是他們位高權重,可以率領將士們抗禦敵寇,這正是他們報效國家的時候。”


    白時中、李邦彥原本就是膽小如鼠的人,忽然聽說王棣推薦他們負責守城禦敵,頓時惱羞成怒,立即質問王棣:“你也是一介書生,你怎麽就不能領兵出戰呢?”


    王棣一聽,知道對方已經中了自己的激將計,立即慷慨陳詞道:“如果陛下認為臣可以擔當此任,臣願以死相報,隻是人微言輕,不足以使軍隊和老百姓信服。”王棣的這些話結結實實地擊中了逃跑派的要害,位高權重的人怕死不願臨危受命,要靠人微言輕的人擔當抗敵大任,這在趙桓眼裏看得是一清二楚。趙桓當即任命王棣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以同知樞密院李棁為副手,聶山為隨軍轉運使,委以全權指揮軍隊抗擊金兵,保衛京城。


    在宋王朝岌岌可危的時刻,滿朝的文武大臣竟然找不出一個英勇善戰的將領來擔當重任,隻能找出平時文文弱弱的書生來領兵打仗,不能不說是北宋初年以來“崇文抑武”政策的失敗。後世對於那時的書生“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表現很是不以為然,指責書生對國家天下一點都沒有用,平常講道德、講學問,正襟危坐談心性,到了國家有大難的時候——“臨危一死報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過話說回來,書生能夠做到這一點已經很不容易了,平時高官厚祿的人遇見危險一走了之的多了去了,甚至很多無恥下流的還去做了投降派。憑著書生意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也是很值得敬佩的。


    不單單是王棣,原來曆史上,南宋的虞允文、文天祥,明朝的於謙、張煌言、孫承宗都是書生,但他們比大部分武將德、功、行不知高尚了多少倍。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就有拚命硬幹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們是中國的脊梁。曆史證明,王棣這樣的人就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www.qidian.com,章節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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