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聲名大噪，仕途風順，十年七遷，這在當時確實少見。對於生長深山，出身“寒門”的曾國藩來說，真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然而，官身的富貴、聲名的榮耀，都沒能使他安逸下去，反而促使他銳意進取的精神更趨高漲。他相信自己終有一天，如同雲中展翅翱翔的孤風一樣不鳴則已，一鳴則引來九州的震動；如同生長在深山中的丈樹一樣，有朝一日成為國家大廈的棟梁。
曾國藩決心按照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正統士大：的基本人生信條，為維護封建的綱常倫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而大顯差手，實現其“匡時救世”的遠大抱負。
在曾國藩看來，人不論是在低微鄙陋之時，還是在飛黃騰達之中都要誌存高遠，礪誌不息。因而他首先主張立誌以成材。
他認為，立誌可以使人有所追求，生活有了方向，人才變得充實。
他自省說：自去年(1852年)十二月二十日後，我常常憂心忡忡，不能白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還是如此。我想這大概是誌向不能樹立時，人就容易放鬆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於沒有樹立方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見，檢點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滿，所以一點點小事，就會躊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順心，就會整天坐著不起來，這就是我憂心忡忡的原因啊。誌向沒樹立，見識又短淺，想求得心靈的安定，就不那麽容易得到了。現在已是正月了，這些天來，我常常夜不能寐，輾轉反側，思緒萬千，全是鄙夫之見。在應酬時我往往在小處計較，小計較引起小不快，又沒有時間加以調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盜入室啊!
曾國藩認為，有誌者事竟成。他說，人如果能立誌，那麽他就可以做聖人，做豪傑。還有什麽做不到的事情呢?他又何必要借助別人的力量呢?古書上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說，我想得到仁，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樣的人，於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讀，—心—意地去鑽研他們的學問，誰能夠阻止我成為孔孟那樣的人物呢?如果自己不立誌，即使天天與堯、舜、禹、湯這些聖人住在一起，那也隻能他們是他們，我還是我啊!
曾國藩認為人應該立大誌，他說：君子立誌，應有包容世間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懷，有內以聖人道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因此君子所憂慮的是德行不修煉，學問不精通。所以，當頑民得不到教化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蠻夷入侵中原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小人在位賢才受害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澤時，他們就深深憂慮；這真是所謂悲天憫人啊!所有這——切才是君子所要憂慮的，至於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貴賤和毀譽，君子從來就無暇顧及。曾國藩為他的六弟小試受挫，就抱怨命運不濟而大惑不解，說：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氣度太小，誌向不高遠啦!曾國藩的一生立下極為高遠的誌向，為了礪誌他曾給自己定下了一條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獲，隻問耕耘。”
為了磨礪誌向，曾國藩曾兩次改名。曾國藩乳名寬一，名子誠，字伯涵。進入弱冠之年，曾國藩自己改號“滌生”，他在日記中寫道：“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汙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抒發了曾國藩棄舊圖新，發奮自強的理想與信念。
曾國藩改號滌生，說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後，他舊事重提，說明他自律嚴格。曾國藩之所以能有所作為，就在於他能不停地磨礪自己的誌向，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種強烈的、熱切的洗心革麵的願望，他是自己卑瑣靈魂的嚴厲審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惡欲的無情拷問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軀的猛烈抨擊者，這使他得以潔身、保身、全身。他的功業，不在於他的道德，也不在於他的文章，而在於他對自己肉體和心靈的永無休止的洗滌和更新。
曾國藩在得到翰林的地位後，又一次改名以礪誌。
這時，他將名字子誠改為“國藩”。這時在他為自勵所作的五句箴言中，首先一句就是立誌，他要荷道以躬，要與之以言。就是要以一身，擔當中國的道統。在人生過程中，遭遇任何危險困難，隻要神定不懾，誰敢餘悔。曾國藩的倔強精神，於此概見。德業之進，全靠有恒，銖積寸累，自然成功。他的箴言，許多人都銘之座右，讀之思之行之，並覺受益無窮。
同時，為了能使自己真正成為國家之藩籬，他抓住機遇，努力讀書。許多人一人仕途，便將書本束之高閣，專在官場中去鬼混。可是他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後，還在拚命讀書。他曾自立課程十二條，悉力以赴。
一個做了高官的人，還要自己規定功課，按日施行，這種自律精神，不僅在今日很少見到；即在古人中，亦很難得。這種自強不息的努力，是曾國藩成功的基本條件。
然而，官身的富貴、聲名的榮耀，都沒能使他安逸下去，反而促使他銳意進取的精神更趨高漲。他相信自己終有一天，如同雲中展翅翱翔的孤風一樣不鳴則已，一鳴則引來九州的震動；如同生長在深山中的丈樹一樣，有朝一日成為國家大廈的棟梁。
曾國藩決心按照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正統士大：的基本人生信條，為維護封建的綱常倫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而大顯差手，實現其“匡時救世”的遠大抱負。
在曾國藩看來，人不論是在低微鄙陋之時，還是在飛黃騰達之中都要誌存高遠，礪誌不息。因而他首先主張立誌以成材。
他認為，立誌可以使人有所追求，生活有了方向，人才變得充實。
他自省說：自去年(1852年)十二月二十日後，我常常憂心忡忡，不能白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還是如此。我想這大概是誌向不能樹立時，人就容易放鬆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於沒有樹立方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見，檢點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滿，所以一點點小事，就會躊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順心，就會整天坐著不起來，這就是我憂心忡忡的原因啊。誌向沒樹立，見識又短淺，想求得心靈的安定，就不那麽容易得到了。現在已是正月了，這些天來，我常常夜不能寐，輾轉反側，思緒萬千，全是鄙夫之見。在應酬時我往往在小處計較，小計較引起小不快，又沒有時間加以調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盜入室啊!
曾國藩認為，有誌者事竟成。他說，人如果能立誌，那麽他就可以做聖人，做豪傑。還有什麽做不到的事情呢?他又何必要借助別人的力量呢?古書上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說，我想得到仁，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樣的人，於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讀，—心—意地去鑽研他們的學問，誰能夠阻止我成為孔孟那樣的人物呢?如果自己不立誌，即使天天與堯、舜、禹、湯這些聖人住在一起，那也隻能他們是他們，我還是我啊!
曾國藩認為人應該立大誌，他說：君子立誌，應有包容世間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懷，有內以聖人道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因此君子所憂慮的是德行不修煉，學問不精通。所以，當頑民得不到教化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蠻夷入侵中原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小人在位賢才受害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澤時，他們就深深憂慮；這真是所謂悲天憫人啊!所有這——切才是君子所要憂慮的，至於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貴賤和毀譽，君子從來就無暇顧及。曾國藩為他的六弟小試受挫，就抱怨命運不濟而大惑不解，說：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氣度太小，誌向不高遠啦!曾國藩的一生立下極為高遠的誌向，為了礪誌他曾給自己定下了一條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獲，隻問耕耘。”
為了磨礪誌向，曾國藩曾兩次改名。曾國藩乳名寬一，名子誠，字伯涵。進入弱冠之年，曾國藩自己改號“滌生”，他在日記中寫道：“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汙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抒發了曾國藩棄舊圖新，發奮自強的理想與信念。
曾國藩改號滌生，說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後，他舊事重提，說明他自律嚴格。曾國藩之所以能有所作為，就在於他能不停地磨礪自己的誌向，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種強烈的、熱切的洗心革麵的願望，他是自己卑瑣靈魂的嚴厲審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惡欲的無情拷問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軀的猛烈抨擊者，這使他得以潔身、保身、全身。他的功業，不在於他的道德，也不在於他的文章，而在於他對自己肉體和心靈的永無休止的洗滌和更新。
曾國藩在得到翰林的地位後，又一次改名以礪誌。
這時，他將名字子誠改為“國藩”。這時在他為自勵所作的五句箴言中，首先一句就是立誌，他要荷道以躬，要與之以言。就是要以一身，擔當中國的道統。在人生過程中，遭遇任何危險困難，隻要神定不懾，誰敢餘悔。曾國藩的倔強精神，於此概見。德業之進，全靠有恒，銖積寸累，自然成功。他的箴言，許多人都銘之座右，讀之思之行之，並覺受益無窮。
同時，為了能使自己真正成為國家之藩籬，他抓住機遇，努力讀書。許多人一人仕途，便將書本束之高閣，專在官場中去鬼混。可是他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後，還在拚命讀書。他曾自立課程十二條，悉力以赴。
一個做了高官的人，還要自己規定功課，按日施行，這種自律精神，不僅在今日很少見到；即在古人中，亦很難得。這種自強不息的努力，是曾國藩成功的基本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