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無誌向，柔弱無剛。沒有誌向的人生是盲目的人生。成功人士無一不是按照自己的誌向努力拚搏成就輝煌人生。
俗語說：為人有誌，前途有望。做人應先從立誌開始，誌向也是人生希望的開始。
人生的價值、意義和境界，在對誌向的追求過程中有了很好的體現。立誌的人和沒有誌向的人，在人生的各個方麵都大不相同。
然而，誌向並非出生就有，它是在後天的生活環境中確立的，尤其是在對現實生活的不滿足中形成的。每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現實生活的庸俗，但很多人看到了這一點，卻因為更多的原因失去改變現狀的勇氣和信心，更不能為改變自身的生存環境立下高遠的誌向。曾國藩與別人不同之處在於，他不僅僅看到生活庸俗、頹廢的一麵，還能因自己所處的環境而迅速覺醒過來，為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遠大誌向並堅定不移地去努力實現它。
曾國藩曾很有感觸地寫道：“《禮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我每一天都過著安逸、放縱的生活，在這種環境下人漸漸失去鬥誌，精神上也慢慢衰頹下來。正如那些草木，誌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番話可知，曾同藩也認為沒有誌向生活就了然無趣，人也會因此而墮落。人要有成，需先立誌。誌向是一個人給自己劃定的人生境界，它限製著自己人生的道路、生活的內容和成就的規模。由於立誌規模的不同，現實的人生也會不同。
曾國藩出身寒微，曾為了讀書四處籌錢。為了買到一部自己喜愛的書，把禦寒的衣物典在當鋪裏，從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在自己處境十分糟糕的情況下仍是如此自強自立。在他後來功成名就之時，做人更是不忘自強自立。在曾國藩的頭腦裏，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立”。在他看來，一個人能夠“自立”，方能於事業上真正有所成就。
曾國藩還認為，一個人整天沉溺於過度的自虐和自責裏並非積極的處世方法，其關鍵在於自身的覺悟，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到曾國藩由“悔”字訣而升華出來的修身智慧。
古語有雲：“富貴足以愚人，貧賤足以立誌。”也就是警示後人：富足安樂的環境可以讓人失去奮發自立的動力，從而消磨自身的鬥誌。相反貧困艱苦的環境卻可鍛煉一個人的心誌，使其在這種環境中覺醒，從而萌生改變現狀的動力。曾國藩處在安適、舒心的生活裏，仍念念不忘自立自強是值得後人敬佩和學習的。環境的好壞對於心境是有影響的，但是並非決定性作用。
人的一生應勤於思，善立誌，多想想自己要如何生活、如何奮鬥。即使某一天身先死了，也能為世界留下點什麽。正因為如此，人活在世上都應自強自立，努力追求那些旁人不敢追求的東西，努力去做旁人不敢做也無法做到的事情，有此自強自立之精神才能報效國家，興旺家業，才對得起自己。
所以，做人的第一根本就是樹立誌向，以此讓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讓自己振作起來，有了目標和方向，人生才不致陷入迷途。隻有遠大誌向才能不斷激勵著人們奮發向上，有所作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幹出一流的事業，但能幹出一流事業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誌是一個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業者，就必須要先立誌。
我們應該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開始時本來有相當水平，然而多年過去之後，他就是沒法與別人比，不是他的智力不如人，也不是條件不如人，而是隻懂得一味努力付出而不知道是為什麽在付出。沒有一個努力的方向，到頭來是“竹籃打水”空忙一場。
人無誌向，柔弱無剛。人一生如果沒有奮鬥的方向，便像沒有舵的船，隻會四處漂流，遇險也不懂避，遇激流也不慎行，終無所成。曾國藩說：“人行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
曾國藩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百般苦學，廣泛閱讀。尤其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閑散文職時，悉心鑽研曆代的典章製度和封建各朝治理國家的經驗。曾國藩讀書如此用功，絕非為了求得高官厚祿，對他而言讀書更多是為了“進德”、“修業”。
曾國藩與平常人一樣，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計較、目光短淺的時候。一次，他曾無情地鞭笞自己：“沒有人生誌向，生活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內心也就無法自由，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我對事情常常持有偏見，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會讓我想一個晚上，一遇到不順心的事情，就會沒精打采的。這正是我思慮過多的原因。生活沒有目標沒有方向，自己見識又膚淺，想得到心靈的寧靜與自由，簡直太難了。更何況想的都是粗陋的拙見。在與人交往時愛往小處計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無時間調整自己，長此以往，就是自己在耽誤自己啊。”
從這裏可見，曾國藩勇於麵對自己心靈中最晦暗的一麵，可以毫不掩飾地對待，反省也很徹底，現代有幾個人能夠做到呢？
曾國藩說，人要是立有誌向，也就能做聖人，做英雄。沒有什麽無法做到的事，也就無需求助於人，這就是強才自強。一個誌存高遠的人必定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曾國藩深信自己如深山中不為人知的巨木，終有一日將成為支撐國家的頂梁柱。他也確實實現了心中理想。
曾國藩的誌願，是和他的治學目的論緊密相關的。曾國藩剛到京師時，不免六神無主，心神不靜，他認為自己心神不靜是因為沒有誌向，後來他發奮立誌，改名為國藩，決心要成為國家之藩籬。他沒有怨天尤人而是發憤圖強，為自己的誌向不懈努力！每個人治學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躋身仕途，或想發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娛，或想著書立說以警後人。正如古書所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而曾國藩雖然是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得官位進而得以升遷的，但他對鉗製心智、殘害性情的科舉製度卻貶損有加。他主張治學的目的應在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在給諸弟的信中曾國藩說：“吾輩讀書，隻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述，以圖自衛其身。”
由此可見，曾國藩認為讀書對於國家，對於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報國為民；小可以修身養性，衛身謀食立足社會；可借此展現誌向，拚搏進取。三者相輔相成，並不矛盾。
當然，這裏的讀書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閱讀，而是上升為一種理念上的行為，是治學意義上的讀書了。一方麵，曾氏繼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觀點，認為讀書是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長知識才幹，使自己成為“賢士”、“君子”以至“聖人”，繼而秉承宋朝朱熹之學說，主張讀書要“明天理”；另一方麵又繼宋朝陳亮“經世致用”及北朝顏之推“謀生”之說，認為讀書大可；報國為民，小可修業謀生，以自衛其身。
曾國藩在為什麽讀書的問題上，是在繼承古代各種觀點的合理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了較為客觀切合實際的新的讀書觀。不為個人榮辱得失，不為功名利祿，不為一家之饑飽，而是為誌為國為民。因此他認為讀書又以報國為民為最終目的：“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
時至今日，也還不乏讀書為混文憑之人，讀書為混官做之人，讀書為裝飾臉麵之人，讀書於他們不過是一紙文憑，一塊功名利祿的敲門磚而已，是否有獲得全不重要。
為了這些俗物而去讀書的人，雖有所成，但隻會小；為報國為民而讀書者，雖路途遠，但必將成其大，立其功。把報國立誌與讀書相結合的人才是有建樹的人。
曾國藩不是偉人，他隻是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國與己的選擇中更多傾向於後者。他的進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別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夠提出讀書的最遠目的是報國為民，且能誌在於此行亦如此實屬不易。反觀現在，有誌向的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人少之又少。
俗語說：為人有誌，前途有望。做人應先從立誌開始，誌向也是人生希望的開始。
人生的價值、意義和境界，在對誌向的追求過程中有了很好的體現。立誌的人和沒有誌向的人，在人生的各個方麵都大不相同。
然而，誌向並非出生就有，它是在後天的生活環境中確立的，尤其是在對現實生活的不滿足中形成的。每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現實生活的庸俗，但很多人看到了這一點，卻因為更多的原因失去改變現狀的勇氣和信心，更不能為改變自身的生存環境立下高遠的誌向。曾國藩與別人不同之處在於，他不僅僅看到生活庸俗、頹廢的一麵，還能因自己所處的環境而迅速覺醒過來，為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遠大誌向並堅定不移地去努力實現它。
曾國藩曾很有感觸地寫道：“《禮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我每一天都過著安逸、放縱的生活，在這種環境下人漸漸失去鬥誌，精神上也慢慢衰頹下來。正如那些草木，誌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番話可知，曾同藩也認為沒有誌向生活就了然無趣，人也會因此而墮落。人要有成，需先立誌。誌向是一個人給自己劃定的人生境界，它限製著自己人生的道路、生活的內容和成就的規模。由於立誌規模的不同，現實的人生也會不同。
曾國藩出身寒微，曾為了讀書四處籌錢。為了買到一部自己喜愛的書，把禦寒的衣物典在當鋪裏，從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在自己處境十分糟糕的情況下仍是如此自強自立。在他後來功成名就之時，做人更是不忘自強自立。在曾國藩的頭腦裏，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立”。在他看來，一個人能夠“自立”，方能於事業上真正有所成就。
曾國藩還認為，一個人整天沉溺於過度的自虐和自責裏並非積極的處世方法，其關鍵在於自身的覺悟，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到曾國藩由“悔”字訣而升華出來的修身智慧。
古語有雲：“富貴足以愚人，貧賤足以立誌。”也就是警示後人：富足安樂的環境可以讓人失去奮發自立的動力，從而消磨自身的鬥誌。相反貧困艱苦的環境卻可鍛煉一個人的心誌，使其在這種環境中覺醒，從而萌生改變現狀的動力。曾國藩處在安適、舒心的生活裏，仍念念不忘自立自強是值得後人敬佩和學習的。環境的好壞對於心境是有影響的，但是並非決定性作用。
人的一生應勤於思，善立誌，多想想自己要如何生活、如何奮鬥。即使某一天身先死了，也能為世界留下點什麽。正因為如此，人活在世上都應自強自立，努力追求那些旁人不敢追求的東西，努力去做旁人不敢做也無法做到的事情，有此自強自立之精神才能報效國家，興旺家業，才對得起自己。
所以，做人的第一根本就是樹立誌向，以此讓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讓自己振作起來，有了目標和方向，人生才不致陷入迷途。隻有遠大誌向才能不斷激勵著人們奮發向上，有所作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幹出一流的事業，但能幹出一流事業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誌是一個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業者，就必須要先立誌。
我們應該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開始時本來有相當水平，然而多年過去之後，他就是沒法與別人比，不是他的智力不如人，也不是條件不如人，而是隻懂得一味努力付出而不知道是為什麽在付出。沒有一個努力的方向，到頭來是“竹籃打水”空忙一場。
人無誌向，柔弱無剛。人一生如果沒有奮鬥的方向，便像沒有舵的船，隻會四處漂流，遇險也不懂避，遇激流也不慎行，終無所成。曾國藩說：“人行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
曾國藩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百般苦學，廣泛閱讀。尤其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閑散文職時，悉心鑽研曆代的典章製度和封建各朝治理國家的經驗。曾國藩讀書如此用功，絕非為了求得高官厚祿，對他而言讀書更多是為了“進德”、“修業”。
曾國藩與平常人一樣，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計較、目光短淺的時候。一次，他曾無情地鞭笞自己：“沒有人生誌向，生活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內心也就無法自由，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我對事情常常持有偏見，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會讓我想一個晚上，一遇到不順心的事情，就會沒精打采的。這正是我思慮過多的原因。生活沒有目標沒有方向，自己見識又膚淺，想得到心靈的寧靜與自由，簡直太難了。更何況想的都是粗陋的拙見。在與人交往時愛往小處計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無時間調整自己，長此以往，就是自己在耽誤自己啊。”
從這裏可見，曾國藩勇於麵對自己心靈中最晦暗的一麵，可以毫不掩飾地對待，反省也很徹底，現代有幾個人能夠做到呢？
曾國藩說，人要是立有誌向，也就能做聖人，做英雄。沒有什麽無法做到的事，也就無需求助於人，這就是強才自強。一個誌存高遠的人必定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曾國藩深信自己如深山中不為人知的巨木，終有一日將成為支撐國家的頂梁柱。他也確實實現了心中理想。
曾國藩的誌願，是和他的治學目的論緊密相關的。曾國藩剛到京師時，不免六神無主，心神不靜，他認為自己心神不靜是因為沒有誌向，後來他發奮立誌，改名為國藩，決心要成為國家之藩籬。他沒有怨天尤人而是發憤圖強，為自己的誌向不懈努力！每個人治學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躋身仕途，或想發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娛，或想著書立說以警後人。正如古書所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而曾國藩雖然是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得官位進而得以升遷的，但他對鉗製心智、殘害性情的科舉製度卻貶損有加。他主張治學的目的應在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在給諸弟的信中曾國藩說：“吾輩讀書，隻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述，以圖自衛其身。”
由此可見，曾國藩認為讀書對於國家，對於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報國為民；小可以修身養性，衛身謀食立足社會；可借此展現誌向，拚搏進取。三者相輔相成，並不矛盾。
當然，這裏的讀書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閱讀，而是上升為一種理念上的行為，是治學意義上的讀書了。一方麵，曾氏繼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觀點，認為讀書是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長知識才幹，使自己成為“賢士”、“君子”以至“聖人”，繼而秉承宋朝朱熹之學說，主張讀書要“明天理”；另一方麵又繼宋朝陳亮“經世致用”及北朝顏之推“謀生”之說，認為讀書大可；報國為民，小可修業謀生，以自衛其身。
曾國藩在為什麽讀書的問題上，是在繼承古代各種觀點的合理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了較為客觀切合實際的新的讀書觀。不為個人榮辱得失，不為功名利祿，不為一家之饑飽，而是為誌為國為民。因此他認為讀書又以報國為民為最終目的：“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
時至今日，也還不乏讀書為混文憑之人，讀書為混官做之人，讀書為裝飾臉麵之人，讀書於他們不過是一紙文憑，一塊功名利祿的敲門磚而已，是否有獲得全不重要。
為了這些俗物而去讀書的人，雖有所成，但隻會小；為報國為民而讀書者，雖路途遠，但必將成其大，立其功。把報國立誌與讀書相結合的人才是有建樹的人。
曾國藩不是偉人，他隻是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國與己的選擇中更多傾向於後者。他的進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別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夠提出讀書的最遠目的是報國為民，且能誌在於此行亦如此實屬不易。反觀現在，有誌向的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人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