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謹慎是良藥，常言所說的“防患於未然”。對於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領導的，魯莽行事是大忌，萬事小心為好。俗話說：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會招來禍端。與其以後招來麻煩，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謹慎從事，謹言慎行。英國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業談判中，由於談判人員一時大意將一重要的商業秘密泄露出去，幾乎導致該公司破產，這無疑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一般而言，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賢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會通達起來，但群眾基礎也很重要。雖然在隻對上負責的中國古代社會，群眾基礎不起決定作用，但僚屬的評價也事關一個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國藩涉世很深，觀人極廣，謹慎異常。他曾經這樣說：做官的人，比一般人辦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沒有想到，就已有人幫他把事辦好了。不僅他自己是這樣，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頤指氣使，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無限風光盡被占。這就叫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所以位高權重的人，就不能不對自己的行為特別小心，包括對自己家人的言語也應當格外謹慎。
由於他的處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為人，自然很多同鄉會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會有幾分棘手。曾國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銀錢則量力相助，辦事則竭力經營。”這是一種很智慧、很圓融、也不失體麵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這麽做，但有一條是不得違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幹預公事。
早在道光年間，他就囑咐家人，千萬不能到衙門裏說公事。如果闖入衙門，一方麵有失鄉紳的氣度，一方麵也使曾國藩蒙受羞辱；一方麵會使地方長官難堪，一方麵也會被地方長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願吃虧，千萬不可與他人尋釁爭訟，以免被地方長官懷疑為仗勢欺人。
曾國藩深知曆史上許多高官敗在身邊人手上，所以當他的叔父打著他父親和他的旗號去幹預地方公事後，他立即寫信予以製止。並講了一番此乃敗家誤國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為然，甚至有些氣憤，這時還是曾國藩的父親搬出”祖訓”來，曾國藩的叔父才收斂起來。
到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權勢更大了，也更加謹慎。他在給曾國荃的一封信中寫道：“捐務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絕不多說一句話為妙。大凡人官運極盛的時候，他們的子弟經手去辦公務也是格外順手，一唱百和，一和百應。然而閑言碎語也由此而起，怨恨誹謗也由此而生。所以我們兄弟應在極盛之時預先設想到衰落之時，在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先考慮到衰時百事拂逆之際。弟弟你以後到長沙、去衡州、回湘鄉應把不幹預公務作為第一重要的原則。這是為兄我閱曆極深之言，望弟千萬銘記在心。”
曾國藩是一個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閑言和怨謗。他和曾國荃同領一個軍隊，這是一種很特殊的關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曾國藩尤其謹慎。他對弟弟說，我出任地方官，如果僅帶一個親弟弟在身邊，那麽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壞事必專指九弟之過，不可不慎。如何處理這種關係呢？曾國藩寫了一副對聯與弟弟共勉：為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須回避；為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麵。
功與名，是曾國藩一生所執著地追求的。他說：“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同時，又說，“立德最難，也最空。故自周、漢以後，罕見以德傳世的。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嶽，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我輩勉力追求的隻是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馬上希望自己成為千古萬難攀躋之人。”他常說：“盡力在我，成功在天。”一個“盡”字，反映他對“三立”追求的熱烈、執著、堅韌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說“名利兩淡，寡欲清心”，“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這與“盡力在我”的執著追求顯然是矛盾的。
曾國藩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之一，叫“花未全開月未圓”。
因為月盈則虧，日中則昃，花全開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我蒙受祖先的蔭蔽，身居高位，與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謹慎遵守的隻有兩句話，是‘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可見，他求福求祿，隻是“不可享盡”，在享福中注意一個“儉”字；他要權要勢，隻是“不可使盡”，在用權中注意一個“當”字。他稱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開月未圓’7個字，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
辦法之二，叫“常存冰淵惴惴之心”。為人處世，必須常常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時時處處謹言慎行，三思而後行，才不致鑄成大錯，召來大禍。曾國藩總結說：“餘自經鹹豐八年一番磨練，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天命”，在曾國藩看來，是至高無上，而又不可知的東西。今天來認識“畏天命”，當指不要違背已被人們認識的和尚未被人們認識的自然規律。用曾國藩本人的話說，“畏天命”，則“不敢絲毫代天主張”；“畏人言，則不敢稍拂輿論；畏訓誡，則轉以小懲為進德之基”，這樣，才可以“於‘畏、慎’二字之中養出一種剛氣來。”
辦法之三，叫“天地間唯謙謹是載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若一麵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麵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
曾國藩的這番話，是他自己經過幾十年磨練之後的經驗之談。道光年間，他在北京做官，年輕氣盛，傲氣不小，“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鹹豐初年（1851年），在長沙辦團練時，也動則指摘別人，與巡撫等人意氣甚深；鹹豐五～六年間，在江西戰場上，他又與當地官員時有齟齬；鹹豐七～八年在家守製時，經過一年多的自省，他才開始認識自己辦事常不順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進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至今愧恥無已。”餘“性格向來倔強，不善於與地方官聯絡感情，經常意見不一。”“我生平執拗，道德上孤傲；說話不多，寫東西近乎訴訟。靜下心來默默省察過失，我處處獲罪於別人，原因不外乎兩個原因。”這種深刻的反省，使他進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場中的為人之道。曾國藩第二次墨絰（dié）從戎後，開始吸取以往的教訓了。
鹹豐八年（1858年）十二月給諸弟報告說：“我往年在外，與官場諸人難以相合，幾乎到了處處碰壁的地步，這次換了辦法，才稍稍安定了些。”鹹豐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寫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無恒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曾國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屬相當謙讓，即對於手中的權勢，也常常辭讓。自從鹹豐十年（1860年）六月實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後，曾國藩位漸高，名漸重，多次上奏請求減少一些自己的職權，或請求朝廷另簡大臣來江南會辦。
他對弟弟說：“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說：“我也不甘作庸碌無為之輩。近來閱曆變了，一味朝平平無奇處用功，這不是說我萎靡不振，而是由於我官位太高，名聲太重，不這樣做就危險。”這話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謂“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一味向平實處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開月未圓”的態勢。
總之，曾國藩一方麵執著追求功名富貴，一方麵又善於從“名利兩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講求謙讓退卻之術，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一般而言，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賢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會通達起來，但群眾基礎也很重要。雖然在隻對上負責的中國古代社會，群眾基礎不起決定作用，但僚屬的評價也事關一個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國藩涉世很深，觀人極廣，謹慎異常。他曾經這樣說：做官的人，比一般人辦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沒有想到，就已有人幫他把事辦好了。不僅他自己是這樣，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頤指氣使，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無限風光盡被占。這就叫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所以位高權重的人，就不能不對自己的行為特別小心，包括對自己家人的言語也應當格外謹慎。
由於他的處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為人，自然很多同鄉會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會有幾分棘手。曾國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銀錢則量力相助，辦事則竭力經營。”這是一種很智慧、很圓融、也不失體麵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這麽做，但有一條是不得違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幹預公事。
早在道光年間，他就囑咐家人，千萬不能到衙門裏說公事。如果闖入衙門，一方麵有失鄉紳的氣度，一方麵也使曾國藩蒙受羞辱；一方麵會使地方長官難堪，一方麵也會被地方長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願吃虧，千萬不可與他人尋釁爭訟，以免被地方長官懷疑為仗勢欺人。
曾國藩深知曆史上許多高官敗在身邊人手上，所以當他的叔父打著他父親和他的旗號去幹預地方公事後，他立即寫信予以製止。並講了一番此乃敗家誤國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為然，甚至有些氣憤，這時還是曾國藩的父親搬出”祖訓”來，曾國藩的叔父才收斂起來。
到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權勢更大了，也更加謹慎。他在給曾國荃的一封信中寫道：“捐務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絕不多說一句話為妙。大凡人官運極盛的時候，他們的子弟經手去辦公務也是格外順手，一唱百和，一和百應。然而閑言碎語也由此而起，怨恨誹謗也由此而生。所以我們兄弟應在極盛之時預先設想到衰落之時，在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先考慮到衰時百事拂逆之際。弟弟你以後到長沙、去衡州、回湘鄉應把不幹預公務作為第一重要的原則。這是為兄我閱曆極深之言，望弟千萬銘記在心。”
曾國藩是一個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閑言和怨謗。他和曾國荃同領一個軍隊，這是一種很特殊的關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曾國藩尤其謹慎。他對弟弟說，我出任地方官，如果僅帶一個親弟弟在身邊，那麽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壞事必專指九弟之過，不可不慎。如何處理這種關係呢？曾國藩寫了一副對聯與弟弟共勉：為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須回避；為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麵。
功與名，是曾國藩一生所執著地追求的。他說：“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同時，又說，“立德最難，也最空。故自周、漢以後，罕見以德傳世的。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嶽，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我輩勉力追求的隻是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馬上希望自己成為千古萬難攀躋之人。”他常說：“盡力在我，成功在天。”一個“盡”字，反映他對“三立”追求的熱烈、執著、堅韌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說“名利兩淡，寡欲清心”，“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這與“盡力在我”的執著追求顯然是矛盾的。
曾國藩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之一，叫“花未全開月未圓”。
因為月盈則虧，日中則昃，花全開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我蒙受祖先的蔭蔽，身居高位，與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謹慎遵守的隻有兩句話，是‘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可見，他求福求祿，隻是“不可享盡”，在享福中注意一個“儉”字；他要權要勢，隻是“不可使盡”，在用權中注意一個“當”字。他稱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開月未圓’7個字，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
辦法之二，叫“常存冰淵惴惴之心”。為人處世，必須常常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時時處處謹言慎行，三思而後行，才不致鑄成大錯，召來大禍。曾國藩總結說：“餘自經鹹豐八年一番磨練，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天命”，在曾國藩看來，是至高無上，而又不可知的東西。今天來認識“畏天命”，當指不要違背已被人們認識的和尚未被人們認識的自然規律。用曾國藩本人的話說，“畏天命”，則“不敢絲毫代天主張”；“畏人言，則不敢稍拂輿論；畏訓誡，則轉以小懲為進德之基”，這樣，才可以“於‘畏、慎’二字之中養出一種剛氣來。”
辦法之三，叫“天地間唯謙謹是載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若一麵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麵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
曾國藩的這番話，是他自己經過幾十年磨練之後的經驗之談。道光年間，他在北京做官，年輕氣盛，傲氣不小，“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鹹豐初年（1851年），在長沙辦團練時，也動則指摘別人，與巡撫等人意氣甚深；鹹豐五～六年間，在江西戰場上，他又與當地官員時有齟齬；鹹豐七～八年在家守製時，經過一年多的自省，他才開始認識自己辦事常不順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進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至今愧恥無已。”餘“性格向來倔強，不善於與地方官聯絡感情，經常意見不一。”“我生平執拗，道德上孤傲；說話不多，寫東西近乎訴訟。靜下心來默默省察過失，我處處獲罪於別人，原因不外乎兩個原因。”這種深刻的反省，使他進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場中的為人之道。曾國藩第二次墨絰（dié）從戎後，開始吸取以往的教訓了。
鹹豐八年（1858年）十二月給諸弟報告說：“我往年在外，與官場諸人難以相合，幾乎到了處處碰壁的地步，這次換了辦法，才稍稍安定了些。”鹹豐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寫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無恒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曾國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屬相當謙讓，即對於手中的權勢，也常常辭讓。自從鹹豐十年（1860年）六月實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後，曾國藩位漸高，名漸重，多次上奏請求減少一些自己的職權，或請求朝廷另簡大臣來江南會辦。
他對弟弟說：“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說：“我也不甘作庸碌無為之輩。近來閱曆變了，一味朝平平無奇處用功，這不是說我萎靡不振，而是由於我官位太高，名聲太重，不這樣做就危險。”這話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謂“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一味向平實處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開月未圓”的態勢。
總之，曾國藩一方麵執著追求功名富貴，一方麵又善於從“名利兩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講求謙讓退卻之術，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